第二部分 从巴西丛林、南亚社会到非洲草原和南中国海：BANS新兴战略联合体研究

在这一部分提出的BANS框架设计是一种基于传播学、政治学、人类学视角的一种路径假设和推演，B代表巴西（Brazil）为核心的南美洲海岸线新型经济体，包括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A代表非洲（Africa）东海岸线为代表的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非洲海岸线国家集群。N代表以尼泊尔（Nepal）为核心的印度教印度洋海岸线国家，印度虽然是印度洋海岸线的核心国家，但是由于它与中国的内生抗衡特质，印度洋海岸线的跨国战略设计相反应该沿着海洋逆溯，从孟加拉湾的河流入海口，逐级上溯，沿着印度教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恒河一路向上，找到尼泊尔的源头，再寻找到发自喜马拉雅的河流渊薮，“以河带海”才是中国与印度互动的核心环节——与其说印度是个海洋国家，不如说是个圣河国家。S代表中国文化向海漫溯的海上三角洲地带——南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海岸线），这个海岸线在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海权论之前，属于一个贸易、文化交互、生活方式及宗教互动圈，它有着与现在基于能源、地缘政治、军事地理、国际海权势力的南中国海争端政治完全不同的肌理。

笔者试图通过这四条海岸线思维路径，探索一条此前较少讨论的中国海外和平崛起和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全新路径，并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来体会沿着巴西、非洲、尼泊尔、南海海岸线所展开的政治学、传播学、人类学细节，以及基于这些丰富细节背后的跨国传播和国际互动新思维。

通过捭阖不同的思维标尺，最终绕过一个禁令（Ban）式的发展魔咒，为中国寻求一个全新的跨国互动和国际战略生成模式。

第六章 海外治理与金砖方法论

——中国在金砖五国等新兴场域的未来战略刍议

不久前，金砖五国峰会在巴西召开之际，世界杯的娱乐并不能驱散当时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以及金砖五国各自面对的如下困局：乌克兰国际争端导致俄罗斯在欧洲大陆遭遇彻底异化和分化，加沙地带冲突升级、叙利亚的战乱、伊拉克的乱局呈现了局部放大的国际势力和统治秩序之争进入白热化，以南中国海冲突升级、马航失联、钓鱼岛争端为主线的东亚社会深度分裂和东南亚暗战迷局。

此外，印度政坛发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党式微之变，以此显示出印度社会积聚已久的深刻矛盾、民怨和变革之愿望；巴西因经济放缓、政治失范、社会分化、土著权益、外来资本环境和社会正义污点等多重问题所造成的政治、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南非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一步加剧分化，“非洲新秩序”建立过程中的各种力量较量和争斗，非洲社会生态环境、医疗卫生、族群政治、社会正义等问题已出现积重难返之势。

以上的格局和局势，提示中国在金砖五国架构中更应该从传统的以“金砖五国”为工具和策略的路径中转移出来，在满足自己在国际格局中主位意识提升的同时，还更应该从对象国和伙伴国的立场去寻找新的杠杆和战略共识，突出中国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和建设性。

金砖五国架构的格局、生态位和发展态势，包含着竞争、合作的多重复合博弈，彼此之间因为价值观、国家战略定位、宗教分歧、国内矛盾等方面的不同，很难在一个单一框架下进行合作，金砖五国在聚首时似乎在一个共同体和合作框架之下，但实际上这五国都各自举着牌看着各自的对手。

一、背景描述：中国海外存在的综合抗争语境分析

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国有关的符号、政府行动、文化事件、企业行为开始在国际语境中不断发生新变化，这种与高度发达的媒体网络以及海外知识生产网络有关的国际语境，是中国在海外生存必须认知的思维前提。许多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挫折，往往就事论事，国内知识界因为整体上与海外视野的隔膜，无法给中国的海外生存及时提供智力支持；而海外的实践主体总体而言，属于实战主义的经验主义者，且多为技术、管理、语言背景，对海外复杂的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传播学情势判断力有限。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海外的生存挑战，综合可判定为世界观、方法论的认知危机。伴随中国崛起和海外活动的抗争语境，往往是寻找中国海外存在哲学未来钥匙的最佳路径之一。

2012年4月初，巴西Barreiras的Bahia发生无地农民运动，作为犯罪率高发的地区，当地无地和失地的农民，攻占市政府，同时强攻“无主”的大片土地，中国的重庆粮食集团的大豆种植和加工16亿美元的投资地就在这一区域。巴西的农民运动在当地叫做“无地农民运动”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Terra（MST），中国的投资走出去战略，开始被迫思考从“走出去”到“走下去”的转变。即使是南亚、东南亚等接壤和传统互动区，也需要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新范式。排除地域因素，中国应对走出去战略遭受挑战的核心议题是找到一个利益平衡和多元对话机制，避免海外巨额投资陷入“万家诉讼”和“媒体围剿”的联合抵制。

2012年3月1日，凤凰网报道：约100名缅甸籍人士，周四在泰国的缅甸大使馆示威，要求停止由中国主导的中缅油气管道建设工程。这则短新闻标注了简短的新闻背景：中缅油气管道是中国连接中东与非洲的输油气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30年，预计中国将投入超过290亿美元资金，2月在缅甸伊洛瓦底江的关键穿越工程已宣告成功。这类巨型项目，虽然工程速度突飞猛进，但是近年来时常因为政治、文化、宗教、民族等“软因素”原因，急转直下甚至陷入停顿，即使是“顶住压力”的竣工，多为海外投资的政治任务，项目“带病运转”，成为一个隐形的火药桶。这里面首先是传播和沟通机制不畅和低效的问题，当海外出现问题，国内各个层级的机构往往通过“内参模式”和闭门机制解决，国内的报道和传播没有进行积极有效的互动，错过了沟通的时机。2014年以来，缅甸多个发展和资源类项目均受到抵制，许多重大项目甚至因此逼停；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的“逼停中国”事件，不应该视为孤立事件，而是应该看到其中内在的语法和逻辑。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研究者，笔者在这种摩肩接踵的互动中最大的感受是，当许多传播、沟通、公关、讨论被低效传递，涉事内部人士噤若寒蝉不擅沟通时，直接受损的并不简单是一个企业和部门利益，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危机涉事者获得的是短暂和表面上的安静，事实上，它将各种抗议和政治抵抗的声浪压制进深层，于是未来敏感项目可能遭遇的对抗和抵制，一方面将出现更多的“红外政治”（像红外线一样，一种表面上看不见但内在激烈的抗争），另一方面，在中国“跨河入海”，进入国际生存空间时，发现自己的民族、族群、利益没有鲜活的、原生的且富有影响力的代言人。

金砖五国架构不仅是影响这五国，而更是通过国际协作和传播等因素，在许多国际区域体现，以东南亚和南亚区域来说，这一区域的印度、俄罗斯不容忽视。总体来看，许多发展和开发型项目的启动、日常维护和危机仲裁，不仅应通过大律所和咨询公司，还要通过专业且多元的基层方法，交由克伦族、克钦族、德昂族、景颇族来主持，而不是用当地方言翻译成英语，再翻译成北京话，成为完全的政治交换和博弈。有关能源安全、区域经济体、投资的生态友好、土著利益的保护和效益持续、投资方的多赢诉求、国际纠纷的协调和沟通等课题，需要的不仅是外交部层面的“照会和发言”，更多还需要务实、良善、宽容、聪敏的现实执行。唯有此，“走出去”才能“走下去”。

在笔者看来，这里所需的基于智库研究、传播建构、社区沟通的海外治理，超越一般意义营销和公关模式的知识结构、传播模式，是重新理解问题和解决对象的思维模式转型。一言以蔽之就是基于一线调查的原创观点集成，指向策略解决的现实视野，旨在达成知识融合和知识转化的公益动机，凭借知识结构优化的海外投资和政府间互动模式解决方案。海外治理比较适合企业在海外等复杂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投资行为设计和风险控制，国际组织对本土知识的理解和利用，政府机构评估自己目标和战略设计的可行性以及执行的效果控制，文化机构在异文化的意义传播和认知传达。

二、海外投资治理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和区域逐步扩大，如何保证海外的资源性、文化性、战略性投入的近期和中远期收益，巩固中国海外国民、海外资产、虚拟资产的安全，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尤其是中国在许多海外区域，如果不想完全克隆美国的军事、政治、文化霸权模式（更何况仍存在克隆的困难），中国反而更需要许多体现“巧实力”的思维和方略。

传统的政治治理情境下，对外投资、文化交流、政治互动基本上是通过国内政治体系的利益格局展开，由各自政策和项目管理的归口部门单线管理，造成了许多海外项目无法在危机时刻，第一时间集中最优质的资源进行应对。中国的海外活动往往具有连带影响和多米诺骨牌效应，例如环境类、资源类的投资，如果处置不当，会对政治、文化传播、民间交流、旅游、教育、国际协作等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从南苏丹、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乌克兰等案例就可以看出，由于当地政治情势的剧烈变动和突发事件的影响，它已经对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存在和海外利益产生了冲击。就连相对来说“软”一些的孔子学院文化项目，也因为一个统一、僵化、缺乏变通、重量轻质的原因，产生了难以为继的危机，近期芝加哥大学教授对孔子学院的大规模抵制就是明证。

具体到巴西的情境，中国公民、企业、文化单位在巴西的活动，虽然都从某个具体的角度切入，但是一旦进入多民族、多族群、政治势力派系林立、国际组织多元、利益冲突尖锐的巴西，它就和巴西内部的各种社会、政治、文化、经济议题混融在一起，甚至和巴西国内贩毒黑帮、各种底层“看不见人群”的社会利益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海外治理情境（overseas governance scenario）。

任何一个从属于外交部、海外涉外团体、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的传统条块分割都将使得海外的治理，尤其是投资治理陷入一个低效、低质的困境和循环。随着中国海外生产区域的逐渐扩大和利益互动深化，中国必须补上海外投资治理这一缺陷：在制度设计、人员管理、工作方式、人才引入、社会杠杠使用、知识工具等多方面进行革新，以最大限度保证中国国民的海外安全和合法利益，同时也保证中国各种正当海外战略的有效施行。

从中国在海外所遭到的抵制和挑战可以看出，中国的海外政务和海外商务时常被海外知识界和媒体界标签化，即任何一个企业行为时常标记为国家行为或隐形国家行为。在这一意义上，企业家实际上是商业外交主体（business diplomacy），但是企业家群体又没有自主解决自身海外困境的政治主导权、决策权、文化及大众传播权、跨国组织沟通权和外交综合素质，他们一般要通过层层汇报、统一口径、照令实施、事后冻结等方式统一与国内的对应治理部门挂钩，无法也不能进行第一时间的有效应对。

可以考虑整合对口企业和对口部门，协助成立中国海外投资治理平台，系统研究海外投资数据、突发事件、危机管理、风险控制、远景评估、信息转化、策略执行等，按照海外投资合规、首席风险评估官（Chief Security Officer）、海外跨文化传播、海外现场项目调研、非传统型外交等模块系统配置人员和资源，进行专门的赋能和授权。

关键之处还在于，中国应该和其他金砖国家率先尝试海外治理的国家协作架构和机制，不仅在政治和机构层面的粗线条合作，而是能够在民间社会、社会企业、学术研究、社区共建、冲突协调、危机应对、信息合作、外交架构等多方面形成“有机合作”。

在2011年11月的中非智库论坛中，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施琳提出了自己有关非洲研究的整体缺陷：非常欠缺关于非洲国家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当代非洲民族志研究，欠缺对于非洲各地区、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的细节的掌握、整体性认识与不同类型的比较分析，缺乏立足于第一手资料、非常细致、扎实的社会文化研究。她认为，这对于中非关系向更广阔和纵深的领域拓展是不利的，其他很多研究也难以真正深入下去，在制定和执行对非具体政策时也容易出现偏差，因为往往会撞到透明的“文化的墙”。因此，她建议国家应该适时加强对非洲的民族学、人类学基础调研，设立此类研究科研项目，比如说“当代非洲民族志与多样化发展经验比较研究”等，把我国对于非洲社会、民族和文化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非洲案例：如何超越“坦赞铁路”式的意识形态修辞和认知模式

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中，经常强调自己对非无私、援助、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并利用这些有一定宣传色彩的表述来进行国际传播和沟通，甚至用作国际政治的战略设计的基调。例如，中国政府时常进行如下表述：中国是负责任国际角色的大力实践者，中国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一贯以负责任态度建设性地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向非洲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迄今中国为非洲国家援建了上千个成套项目，建设铁路2000多千米，公路3000多千米，体育场42座，医院54座，派出了各类技术人员35万人次，培训非洲各类人员3万多名，向非洲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3.4万个，近期中国向遭遇大面积饥荒的非洲之角国家，提供了总额4.432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等。

但是在这些对非成就基础之上，我们应该反思，当我们对非洲坦诚相待，长时期以来我们在国内仍有大量社会问题的前提下，对非洲的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援助，为什么这些成就和诚意仍然没有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新殖民主义”指责？为什么在非洲社会也存在一些不满和责难？这些问题是否和我们的“非洲观、非洲知识”破碎支离，与现实脱节存在一定关联？

笔者认为，在所谓的中非智库建设过程中，其实至少存在三个维度，只有这些维度被综观，才可能实现中国摆脱长期在知识领域的“知识逆差”，为世界问题提供自己的观点、视角、方法和原创思想。

第一，以中非互动为例，中非智库研究应该是一个二价结构（dyadic），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不断寻找中国和非洲之间的相互关联，才能理解中国和非洲社会的真实差异，社会问题的呈现模式，所面临的全球化陷阱，在现代化实现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因此，中国和非洲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和研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非洲学”。我们的很多研究，往往是基于单一视角研究的程序跳转，硬生生从一个国家、语境、场景转换到另一个背景当中，难免出现问题。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如何汲取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向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国家迈进中所犯过的错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样，如果我们能理解非洲从封建、落后、殖民、后殖民语境中挣扎的阵痛和认知痉挛，了解他们的欲望、抱负、责任、眼光、憧憬，我们可以进行更好的沟通和交流。

第二，中非智库研究的第二维是寻找到一个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也就是要站在第三极看中国和非洲，刚才所说的是站在彼此的时间和空间相互观照，作“镜面观”。寻求一个国际语境和维度则是一种“第三只眼”和跨越观念。我们因此要非常仔细研究来自欧洲、美洲、亚洲各国对非洲的体察和认知，从他们的视野中还原出另一个中非议题和研究目录，并通过这个认知路径来指导以本国、本族、本谱系为主体的策略设计和方案实施。笔者在进行调查和写作过程中注意到香港自然力研究院正是在第二维做了一些工作，该研究院的非洲民族志精选和译介计划，将大批来自非洲、欧洲、美洲、亚洲的经典民族志和现代研究转译成中文，同时邀请有思想和观点的学者、策略家、分析师来分析这些数据，产生一个基于第三极的“金字塔”学术——看“他”如何研究“他”，“他”如何反应，通过这个研究的视觉循环来理解“我”这个主体的研究独特性和局限性。

第三，中非智库研究的第三维在于真正的原创性和中国本位，这不是一种学术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真正的反思性抱负，我们要通过中国这个研究地域，中国学者这个群体，中国经验作为一种反思路径。中文作为一种思索性语言，生产一种真正原创性，启发知识增长的原创力。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在知识界长期的“知识逆差”，大量西化、洋化、客体化、工具化的知识梳理和被动认知，解决缺乏原创能力和想象力而造成的现实问题。

笔者检索并研究了2008—2012年的中文主流媒体（新华社、中新社、《中国日报》、新浪网、光明网）在与非洲和“黑人”有关的各种报道，筛选了1500多篇文章进行细致分析，试图通过初步的内容分析来理解作为构建“黑人形象”的主要主体之一——中国的媒体在报道中所体现出来的视域和知识结构。从下图的内容（图1）可以看出，中国媒体自身的议程设置、报道程序、内在逻辑、知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受众的认知水平存在着密切关联，这也进而影响了中国政府在海外事务以及全球治理等问题上的开放性和政策想象力。

当一个具有外来、大量、身份单一、陌生、侵略性、挑战秩序、牟利性、不驯顺的群体出现，中国的国内管理者和海外治理负责人某种程度上出现一种高度一致，开始将这种群体视为一种异族，“阿帕特黑特”（apartheid，常被译作种族隔离）文化心理开始显现。这种文化心理和中国的“蛮夷戎狄”外族传统四分法颇为相似——中国历史和文化叙述中，虽然曾出现多次民族融合和异族统治，中国仍然有着一种顽固的“中间族”民族想象体，与南方的蛮、东边的夷、西边的戎、北边的狄，以及无数用鬼、番、生、犬字旁所修饰的人群，他们多生活在“中间族”的经典区域的外围和边缘。从某种意义上说，依靠熟人社会、关系圈层、唐人街模式、中国海外经济特区的“走出去模式”，往往在海外建立了一个中国飞地，它虽然带来管理和效率的方便，但是实际上并不利于中国海外生存的长远格局。

西方学者在分析非洲的种族隔离制度时，将apart，理解成分离、隔绝、中断、区分，将heid理解成荷兰语语源的表示状态的名词性词汇，相当于英语中的hood。事实上，学者何卫认为，apartheid一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种族主义受到普遍谴责情况下作为种族主义的“口号”进入南非的政治词典中，apartheid又是世界上唯一存活的、在国家法律制度上得到肯定的制度化种族主义。20世纪60年代，为了规避来自外界的强烈批评，当时的非洲执政党祭司开始将“种族隔离”稀释和转化成“自主发展”（self-development）、“独立发展”（separate development）、“多元民主”（plural democracy）、“多民族主义”（multi-nationalism）。

现有对非洲这类海外新兴市场的应用研究中，鲜有中国学者从语义学、本体论、逻各斯中心主义、实证主义等角度去认知中国在海外的生存情境、潜忧、危险、突破路径，并通过海外商务和海外政务可理解和可执行的方式，让海外中国人吸纳。我们的海外研究往往停留在全球化、生产、地方、能动性、流动性、后现代、非流动性等思维框架之下，盲目去追逐和研究那些动态和流动，而忽视了一个事件和现象本身静止、内核性的实质。

正如一些非洲本土的政治家所言，中国如果只想要非洲的财富和资源，却不愿意非洲人在中国本土贸易、生活进而寻找个人的梦想和尊严，这是不现实的。来自非洲大陆的人群，当他们生活在中国，事实上成为一种桥梁，一种来自非洲大陆的“黑色素”，它需要切实的民族融入、宗教包容、社会管理创新、教育配套、生活方式兼容、跨文化交际模式和机制，才能造就健康的“广州国际化肌肤”和“中国国际肌肤”。

三、摆脱“中国公司”和“资源外交”的局限

国际社会经常将中国的对外经济和文化交往模式概括为中国公司（CHINA INC.）或“资源外交”，中国也因此至少在国际媒体上被定义为实用主义、重商主义、资源和物质导向，甚至是“新殖民主义者”。

中国的“走出去”国家战略实施了多年之后，确实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投资和国际交往模式。由于企业“船小好掉头”，企业如果能从海外“疯投”转变为海外“智投”，或许在解决企业自身处境的同时，也给挑战重重的中国式外交提供一些新思维。

要做到一种投资和海外交往的新模式转型，关键是两个因素：第一，从新角度认知海外环境和投资行为；第二，投资主体的知识构型和思维模式的转型。中国的海外投资或者政府外交，毫无疑问都具有既定的模式，这些模式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出现，有其自身道理，是中国在1949年以来苦心经营的结果，只不过世事变迁，主体变革，中国在思维、策略、战略层面的适应速度发生了问题。

很多国有企业投资，一般都使用的是跨国公司、咨询公司、资本市场、投资财金分析的策略模式，首先是企业老总见国外的政要和部长级别政府要员，获得政府重视和“政府批文”，再接着一轮的并购、融资、投资金融分析，海外的咨询公司、会计公司和风投公司将各种投资文案整理齐备。

这些当然是必要且“高效率”的投资准备和市场进入模式，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是“火箭发射模式”，项目介入人往往在乎的是把企业“送上天”，但是没有解决后期的飞行轨道、弹道学轨迹、“落地姿势”的问题。很多企业进入海外投资之后，留在当地的一般多为技术、管理背景的高管，对当地的文化、宗教、政治、传媒、社会细节了解程度和学习能力相当有限，而这些“软因素”往往最终影响企业在海外的持续繁荣和发展。

（一）印度案例：经济互动背后的政治阴影和宗教隔阂

在笔者与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陈利君访谈时，他提到中国与南亚经济圈的现实互动：目前，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经济互补性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在资源、产业、商品和技术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在短期内不会消失。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要高于南亚、东南亚许多国家地区，特别是制造业，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使得中国的许多产品在这一区域都能找到市场。南亚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高，超过50%，与中国不同。其中印度被称为“世界办公室”，其信息产业特别是软件业发达。东南亚资源丰富，而中国资源短缺。这也使得双方经济存在互补性。再加上南亚、东南亚国家人口多、经济发展快，使得中国与其合作潜力巨大。同时因为南亚、东南亚是世界新兴市场，使世界许多跨国公司纷纷进入，加大了与中国的竞争力度。南亚、东南亚战略地位的重要，使得区域内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等竞争激烈，而且区域外的美国、日本、韩国等也纷纷进入，也加剧了竞争。在东南亚，美国是一个传统势力，近年又高调重返东南亚。日本有资金、技术，也在积极推进与东南亚的合作。印度也正在推行“东进”战略，东南亚也很感兴趣。印度“东进”着眼于战略，又谋求经济合作，也是中国的一个竞争对手。

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美中心教授艾大卫看来，中国和印度隐藏着深深的不信任和猜忌，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地缘政治、交通、军事力量对比有关。艾大卫认为，印度一度认为自己有着非常稳固的防线，喜马拉雅是永恒且不可逾越的屏障，丛林和印度洋也带来印度的安全感，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开发、军力竞争、经济扩张等因素，传统国界和安全壁垒已经不断被全球化要素的流动而吞噬和瓦解，印度已经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中国的存在和压力。

中国学者针对中国政府所关心的中国西南、边疆省份、民族地区、宗教地区、国际河流地区、能源地区、生态地区等主题的研究；同时对宗教、民族、历史、社会的民族志深描不仅有助于中国政府理解和解决回教问题、藏独问题、疆独问题、伊斯兰问题、佛教问题、基督教渗透等跨边界问题。同时还可以把这种解决冲突、争端、利益格局的经验运用到全球其他区域。研究全球其他地区的同类问题也可以为解决国内问题提供借鉴。

中国学者和官方媒体喜欢引用这些历史纽带信息：经云南过缅甸抵印度的“蜀身毒道”（又称为“西南丝绸之路”）至迟到公元前4世纪末就已开通。中国的丝绸、丝以及养蚕技术等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传入印度，印度的天文知识、医药知识，炼锌技术、铁器防锈处理技术等传入云南。抗战期间，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驼峰航线、中印输油管道相继开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贡献。

然而在现实的印度社会，这种中印互动的美好回忆只是一种“媒介植入事实”和“历史便宜记忆”（memory of convenience），它有时无法真正进入现实的治理和政策应对层面。真正关键的是活着的历史和延续的生活流，只有找到并针对这些要素进行回应，才是有效的国家战略和个体应对策略。

例如，在水的问题上，在中国最容易凸显的是其资源、生计、经济层面的价值，而在印度，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宗教问题。在印度教当中，水的概念是一种原初物质，它是一种涤除和跨越阈限的工具，在它身上体现一种整合性力量；水源和高山是印度教徒的精神原式，它具有无上的价值和意义。围绕这个问题的冲突，虽然表现为经济投资、水资源开发、城市化扩张、现代化进程，但是最为实质的问题是宗教问题，以及因此引发的对资源、环境、政治等连带效应。

在与印度非暴力选择基金会研究团队座谈时，印度学者、智库专家、退休外交官以及海外藏人的团队不断强调的是水的精神价值、生态价值、族群认同价值，中国在与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互动时，关键需要在这些一级目录形成共识，才能开展真正具有远见和负责任的项目，否则极易成为当地社会和发展矛盾的替罪羊和斗争砝码。

在印度方面，当地学者、政客和智库尤其关注围绕水资源的中印暗战和明斗，印度民间和政府的水电开发设计达到168个水电大坝之多，总量5.7万兆瓦，如果这些水坝都被建成，将成为中印争坝的“死亡游戏”和“轮盘赌”。对此印度退休少将维诺德（Vinod Saighal）认为，中印因为政治方面的障碍使得许多针对喜马拉雅和雅鲁藏布-布拉马普特拉河的联合科考及可行性开发研究无法进行，而两国本应该建立一个基于长远共同利益的千年平衡：“要知道历史上，中国人眼里的印度就是西天，我们两国之间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情感和彼此认同，不应该在现代的发展至上时代变成零和博弈。”维诺德在印度的一次私人谈话中对笔者说道。

在一次由尼赫鲁大学、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印度非暴力选择基金会、斯德哥尔摩大学等多家机构的圆桌讨论中，独立智库自然力研究院和横断山研究会的负责人提出另一个超越零和博弈的知识融合计划。

该计划主要倡导针对喜马拉雅等山川河源地区及中下游地区进行跨学科联合科考，建立基于水话题的喜马拉雅顶尖高校水研究联盟，甚至在水源地建立实体型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同时通过独立、非党派、国际合作的方式，在水源地或中下游地带召开轮值“水峰会”，基于原创前沿科学研究，与民间机构、政府、企业、高校等共同制订全流域和跨经济区的水开发和生活方式知识解决方案。这是将水竞争和水资源短缺放到全球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危机的背景下考虑，而非简单关注一个具体族群、生态圈、文化带的存亡，探讨更为综合性和建设性的全息视角。对于因河流流经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生活方式、能源利用模式失当所造成的不必要水电需求，应该从需求、认知模式、经济形态和结构方面进行重新设计，甚至可以通过“国际水银行”的方式来管理水储蓄、水信贷、水融资、水发展等刚性社会需求。

在西藏的民间和印度的知识界，有一种关于水、资源、环境、人的表述颇具新意，笔者将其大意翻译为：世为容器，载万物以宏量，事人以宽仁，我辈当慎行以报之，因为器若不存，人将安在。

两度考察印度，笔者最深的体会是对于喜马拉雅、横断山、雅鲁藏布江等山川自然风物原生之地价值的认识，也意识到中印必须看到命运的远处，看到这些区域的人群基于水的福祉共同体（aqua-commonwealth）。

作为对地球气候影响起到关键作用的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地区，它仍然是人类认知非常有限的区域，这一区域在地质化学、冰川学、大气化学、生态学、地震学、人类学、地理学、古生物学等诸多领域的巨大潜在“知识能量”远没有发挥出来，但是就在这种诸多未知基础上，人类已经决定利用其他常规性河流建坝的知识，应用到异常复杂多变的喜马拉雅和雅鲁藏布区域。

当中国海外商务和海外政务能在进入国外时，通过更为开创性、知识性、战略性的角度去与当地关键人协同认知发展机会，领会发展的可能和路径，中国往往能获得更为长远的收益和心悦诚服的国际承认。

作为研究者，我们要关切这一事实：研究、投资、国家外交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紧密，但一般企业投资，往往急于找法律专家、政府官员直接谈，然后从资源角度看了现场，马上就以“走出去”的名义在一个地方设厂招工，很少有企业去研究非洲这一区域的投资历史、殖民历史、当地在海外殖民和后殖民系统中的地位、当地的矛盾构成、投资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发展列表、投资产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当地居民对外来企业的态度和需求、可能的风险全面评估、风险产生之后的利益维护机制、本土人协调斡旋机制等。

另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海外研究不仅“有用”，而且有重大的知识范式建立价值。关于国外社会的民族志既是人类学的学科核心，又是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实力的基础。受制于中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社会心态、集体意识等现实情况，中国研究者不便于到国外社会开展调查研究，国家和企业家的海外存在也受到威胁。关于全球社会的实地调查或者国外社会的民族志研究，显然已经是中国人类学界日益急迫的知识需求。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人和中国货已经扩散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在急速增加，中国的时间和空间框架都被全球化了。这个格局在中国孕育着对于外部世界的巨大的知识需求，在国际社会则孕育着让中国学者积极主动参与当代世界知识生产的需求；换句话说，中国需要全球知识，世界也需要中国观点和中国眼光。

四、结论：中国和“金砖”作为一种方法——金砖五国架构的新共识

从以上印度和非洲的主要案例展开可以看出，在金砖五国架构中，中国在两个维度具有绝对意义的独特性：在时间维度上，中国在较短时间实施了异常频密的变革，并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治理数据”；在空间维度上，中国不仅在国内异常分化的省份实施了快速和影响深远的建设实践，同时还因为资本的本能，进入海外生存的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

关键在于，中国取得的许多成就是以重大代价而换取的，这对于巴西、印度、南非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研究制定经济发展策略和对外战略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尤其在文化多元性、生态多样性、传统承续等方面，中国具有不可多得的样本、案例等“数据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应该正视自己惨痛经历和严峻现实，在打造中国模式的同时，也要分享和输出中国教训、中国经验、中国方法，并基于这些现实来共同设计、倡议、协同、创建新的区域价值观和共同远景。

对此，中国和海外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和研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海外情境的）“中国观”和金砖方法论。对于金砖其他国家来说，如何汲取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向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国家迈进中所犯过的错误，以及如何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深度危机所造成的全球危机，是放在它们面前的议题。同样，如果我们能理解非洲、巴西、印度等国从封建、落后、殖民、后殖民语境中挣扎的阵痛和认知痉挛，了解彼此的局限性、特殊性、优越性，我们可以进行更好的沟通、交流和协同。

金砖国家都需要找到一个第三极来看自身，并通过这个认知路径来指导以本国、本族、本谱系为主体的策略设计和方案实施，通过这个研究的视觉循环来理解“我”这个主体的研究独特性和局限性。海外绝非物质意义的矿产能源来源、粮食安全基地、国际市场、海外生存空间、国际博弈杠杆那么简单。

中国如果能真正言行一致体现出自己在方法论上的原创性、责任心和战略抱负，金砖国家的中国就不仅是一个投资杠杆、廉价劳动力、策略工具，而且是一种具有建构性的“中国观”和中国方法。中国不会被简单理解为一个具有“帝国心态”和“民族主义”特征的崛起威慑力，而是通过中国这个研究场域，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群体，凭借中国经验作为一种反思路径，中文作为一种思索性语言，金砖等海外因素为启思情境，生产一种真正原创性的知识增长。

在海外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国的海外投资和资本流向，一般都被国际社会认定为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有时在执行一种国家任务，尤其是当中国海外投资以海量的投资在国际咨询机构认定为高风险区域进行短期巨量投资时，更被认为是一种以企业为媒介的政治策略行为和文化传习行为，也就是香港独立智库自然力研究院所称的商业外交（business diplomacy）和企业文化涵化（entrepreneurial acculturation）概念。

当中国资本走向海外，围绕着国际社会、国际投资场域、中国海外政务、中国海外资本、国际媒体等主体的信息鸿沟、观念认同、专业程度有着巨大差异，中国海外投资如果仅仅依靠国家外交、遵守显在社会规则、漠视影子权力和“丛林语法”、单向度行政化的沟通策略，极容易陷入上述不同知识圈的灰色地带和陷阱区，不断酿错而不自知，知错但不知脱困方略。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区，例如东盟、南中国海、湄公河次区域、南亚次大陆等，还是在非洲、巴西、印度这些新兴经济和政治互动地带，中国尚没有有效生成合作远景的能力。这种远景指的是能够让合作对象国真正心悦诚服的区域合作框架、文化认同、远期利益达成机制，同时用负责任的投资和具有想象力的合作框架，实现包容增长，使世界更好理解中国。这种远景首先需要中国知识界、民众、企业界、政府真正以平视视角对他国进行系统的了解、认知、分析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