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静观”中国：海外情势解析

第一部分 从西南中国跨（湄公）河入海：东南亚社会解读

第一章 亲密的边界：西南中国里的世界

不仅是我个人，许多人在孩童时期以及成年之后的个体记忆都与某种气味相连，但是直到非常晚近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有关感官的体认有可能成为一种“亲密边界”。它微妙地界定着某种人群和族群关系，甚至可以成为一种更为深层的认知分类栅格和符号。

从2004年到2009年，我在云南进行田野工作和生活的期间，接触到了人类学和民族学有关族群和跨文化、跨边境的多种讨论。其中在主题各异的研究和族群日常互动经验中，我逐渐体会到感官型知觉可能比那些基于文化表征、地理区域、体质人类学特征、语言学证据、政治管治考量、族群认同所标志的人群界限和族群划分更有解释力，因此我开始重新反思自己在西南的田野经历，对一些具有关联性的证据进行细致分析。我试图通过这种研究来暗示一种跨文化、跨族群、人类学研究的身体转向和认知转向。

一、族以味聚，人以觉分：感官王国的复杂元素

2011年4月我在和云南德宏当地景颇族朋友吃饭时，他在酒饭间隙教我用味觉来区分不同的民族。他告诉我当地人的顺口溜：辣山头（山头指景颇族）、酸摆夷（傣族）、苦傈僳（傈僳族，许多食物有苦凉特质）、臭崩龙（德昂族，德昂族喜欢吃臭臭的东西，某些食物具有臭豆腐的臭味）、甜汉人（汉族）。反思这些人种归类，其中有关味觉、嗅觉的感官线索往往具有更为重要的标志和边界意义，而非传统民族学分析中，有关种族和族群所代表的地理区域、文化特征、语言特征和人种学证据。

2008年到2009年，我在伦敦求学期间，觉察到有关边界的另一种“视觉分类”：有一次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咖啡馆，我和秘鲁的同学聊天，他提到南美文化与器物和云南对应物的相似性，尤其是一些和身体亲密的纺织品和日常织物，而且他认为我长得颇像印第安人。这个闲聊让我想起，近几年来，因为个人的颠沛流离，认识了很多人，与这些天南地北的朋友聊天时常从彼此的人种和国籍展开，我在伦敦密集的跨文化交往和之后的泰国田野中，被认为是如下“人种”：墨西哥混血、藏族人、佤族、傣族、纳西族、泰国人、越南人、蒙古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美国华裔、印度尼西亚人、阿拉伯人、穆斯林、缅甸人、缅北的克伦族人。

2004年到2008年，我以特稿记者的身份服务于某中国官方媒体，包括云南、西藏、四川等地在内的西南地区是我的主要采访和写作区域；而2006年开始的人类学博士研究，使我更为频繁地访问大理、西双版纳、滇池、德钦等民族区域。这一时期的味觉等感官经历和记忆最近引发了我的注意，我开始思考一种更为深层的跨边界认知线索。这段经历的另外独特性在于，因为作为一个外来人进入云南，我可以了解外省人、西南其他区域、云南族群内部、云南官场、中国主流媒体界、海外学术界等多元主体对云南、西南、我群、他者的各种描述和认知。除了文献阅读，很多认知的细节是在各种吃饭、聊天、喝酒的非正式、相对松弛的场景展开，因此多了一些“亲密性”。

2007年6—7月，我对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进行跨国边境互动的考察，主要是研究云南跨国边境人口的非正常流动和跨国犯罪。在抵达当地时，当地的政府向导首先将我带到一个当地最有特色的餐馆里，吃狗肉火锅和米线（以下描述可能给动物权益人士带来不安）。滚烫的火锅里煮着切成小块的狗肉，里面放着各种当地香料，在起锅之前，招待的主人向伙计要来一碗狗油，也就是切成小片的皮下脂肪，下锅之后迅速在浓汤表面形成一层清亮的油脂；随后，主人再在客人面前摆上一碗切碎的韭菜，将熬制的肉汤浇于其上。浓汤下肚之后，再把米线、辣椒等调料调制成第二碗辣油浮在表面的狗肉米线。这虽然是云南人待客的常见方式，但是已经涉及了划分边界的一个重要象征物——米线和狗肉。在云南与缅甸、越南、老挝、泰国（文化意义上的接壤，西双版纳为例）的接壤地带，基本上存在一个“米线味觉共和国”，作为一种中国饮食南北交汇的产物，“米线味觉共和国”联系了南亚、东南亚、中南半岛以及贵州肠旺粉味觉区、福建沙县米粉味觉区、广西桂林米粉味觉区、广东米粉味觉区等多元地带。这种从民俗上可上溯宋代的米缆，还在滇中玉溪、蒙自一带形成了定义云南味觉文化的重要象征物过桥米线。

追求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云南通过过桥米线以及麦当劳化的桥香园连锁，试图建构一种味觉意义上的现代化象征物，将过桥米线与考取功名的科举文化以及注重进补的男权文化结合，将烫品杂拌与西餐分食、素食主义等西方饮食营养学结合，发展成280元甚至更昂贵的豪华米线套餐并伴之“吉鑫宴舞”（昆明当地企业“创造”的一种消费蛮邦进贡、衣着暴露女性、夷地风物的饮食奇观），汤料和烫品也采用更为昂贵的食材，如珍稀菌类、虫草、海鲜，普通的“吞云吸风”式的进食过程甚至引入类似茶道的程序和杯碟设计，成为带有土风、蛮夷献贡、风物志、土司享宴特征的“米线道”、“米线全席”，使得过桥米线不仅是一种贩夫走卒的果腹之物，也成为一种在国宴、状元楼中消费的“皇家麦当劳”。“米线共和国”的“味觉国民”通过这一感官共识，通过状元、进士、举人等官宦科层文化的充分渲染，对其文化内涵的挖掘与附会，在官民互动和企业运作中，传递一种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信息。

一个主体/群体选择在什么地方待客或聚餐往往可以揭示主客彼此身份的理解（perception），同时因为食物和食物的呈现，多需要一种空间和材料作为媒介，因此也可以看出这种聚餐不是一个简单的摄取营养过程，而渗透着一种主体理性和客体投射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米线就是一种经典案例。它从日常性的西南饮食被提炼出来，并通过云南政府的边缘中心化运作，在各种南亚、东南亚、大湄公河次区域、泛亚等政治场合推出，成为一种味觉身份（gustotopic identity）和感官交往符码（social referencing code）。在作为调查记者工作的四年，我曾经多次参加云南当地政府的宴请晚会，东道主自豪且学究般地教授客人该如何把眼前二十余碟生食材，放进面盆大小的鸡汤锅里，同时通过讲授过桥米线各种食材繁复的准备过程，以及米线背后的科举故事（妻子为了照顾在外苦读、谋取功名丈夫的日常吃食，想出了先熬出滚烫鸡汤，然后加入米线的办法；这个故事进而被商业开发成秀才米线、举人米线、进士米线和状元米线）。

这种对于米线的自豪并不是一致对外的食物名片，即使在“族群内部”米线也被当作一种具有阶层性和身份性的食物使用。例如云南政治系统在组织各种团拜会、针对媒体的答谢会和表彰会上，也使用过桥米线来连缀酒席，同时辅以各种穿插于觥筹交错之间的歌舞和表演。

在云南省城，米线的“皇家化”是通过加入珍贵食材，甚至是鲍鱼等海鲜；而在云南地方，当地升格米线的方式则是通过加入山珍、野味、菌类等食材，将其从一种日常食物转化为待客食物。同时，云南围绕着这种地方特产，形成了特殊的族群食物，地方精心锤炼自己的特产，并非一种经济学考虑，当地的政府宣传部门往往以民族和文化标志的态度来打造本土的民族食物。

这一“味觉文化复兴”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过程对地方的“规整”和“消解”。以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这里的景颇族、傣族、阿昌族、德昂族、佤族等民族往往有一种以食用野菜为特征的地方饮食系统。这些带有苦凉、轻微毒性的凉菜和植物实际上有一定的医疗用途，对于解决西南地质、气候、水源等“瘴疠”因素可能对身体的损害有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大量经济作物的引入，许多传统的植物空间被蚕食，当地生活也伴随着一种饮食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他们开始食用许多与城市郊区类似的饮食，采用一种城市化的烹饪方式，一些产自城市的甜品开始大量进入农村。除了一些食材的特殊，有些城镇化的民族地区，其饮食基本上和城市化的饮食同质。这时候，能保持当地味觉民族和族群特质的就是这些根深蒂固的民族食物（ethno-food）和味觉共同体（republic of tastes或者gustatory autonomy）。

二、都市束缚的中国（Urban-bound China）：城市化语境下的味觉互动

当下，和中国其他地方类似，云南正进行着一场超级城市的建造革命，它带来了城市景观的巨变，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城市系统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在这场革命中，中国许多城市至少从视觉上着手，建造一种由代价高昂的地铁系统、密集高楼大厦、分化严重的人群聚居区等“城市零件”构成的巨型城市。从有形的城市外壳来分析，中国城市的建造逻辑体现的是一种“电子集成电路”思维，即每一种城市构件的营建更多考虑的是一种经济目的，中国城市也因此成为一种“经济体量效果集成器”，中国城市和城市化真正考虑柔软的、心理的、人类学细节的地方，就在于各个地方相对封闭、相对开放，亲密又排他的感官王国和味觉自治区。

在中国机械化、电子化、数字化的城市化革命当中，城市从“味觉上”开始为一种国际化的“甜味味蕾”提供空间和时间，围绕星巴克、上岛咖啡、COSTA、麦当劳、肯德基等欧美“泛甜味饮食”进行城市空间的营造。在饮食上，中国的城市白领，除了偶尔接受西南菜系的酸辣刺激，开始学习一种以国际营养学知识武装的生活方式，佐以会所及健身中心的体能训练，从味觉上拥抱一种现代性和城市生活。

说到星巴克，2010年12月，我参与了一个国际咨询组织，与德国、希腊等地的生态学者一道，为云南的普洱市提供生态茶园的改良方案。其间我给当地的官员约300人分享与生态经济有关的国际传播问题。在讨论期间，我了解到云南普洱有两个令当地激动的发展机会：一个是用雀巢咖啡的条状手撕速溶咖啡的形式重新开发一种“普洱茶珍”，将多元形态的茶叶转化为标准化的粉状颗粒，以适应各种场合的快餐速溶消费；另一个是引入星巴克集团，为这个国际化品牌提供咖啡原材料，将生产于云南的咖啡豆供给在国内城市化过程中迅速扩张的星巴克咖啡。在当地的产业设计人员眼中，这种产业是革命性的变化，也是当地获得的一个经典全球化标志，但是伴随着这种后现代食品工业的勃兴，当地多元、丰富、个性化、家庭化、民族土风、特产式的生态图景将得到彻底改变，当地从生态意义上变成一个城市化“绿色产品”的生产车间。普洱这个城市的名字，原本是在2007年由思茅这一名字变化而来，当时为的是抓住中国城市阶层中兴起的普洱茶消费热潮，当地政府希望通过“正名”（普洱之源）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应。由此可见，西南的“味觉格局”，不仅是个生理性、个体性、文化性的咀嚼过程，而且与政治运作、经济诉求、国际化际遇等观念有关。“味觉”在西南表现出浓厚的行政性和管治性特征。我们因此应该分析谁定义了西南中国的味觉形态，谁是“味觉共和国”的脑中枢操纵者。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种城市生活中，需要大量甜味的饮食，如豆浆、油条、牛奶、蛋糕、豆沙包、发糕、饼干、冰激凌、麦当劳甜品、红豆粥、奶茶……因此，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在味蕾上，需要大量的糖。“甜汉人”在甜味的意义上，和所谓的“西方人”经常重合，可以看作“为西作伥”，很多对中国地方、本真、土著、本土产生统摄作用的物事，往往是通过穿着“汉服”的“西方人”模式进行的，在“甜汉人”这个身份衣服下，夹杂着各种不同的“现代和全球”灵魂，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西南客观成为中国这种城市化的糖能量提供基地。当然除了甘蔗的蔗糖，甜菜等植物所提供的糖原料也是来源之一。

2010年到2011年，我对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的甘蔗产区进行几次考察，发现了一个遥远少数民族村寨的农业经济与中国城市化的味觉联系。这里世代居住着多种跨境而居的民族，因为信息、文化、历史、经济、政治等意义上的相对弱势，他们在现代城市化过程中成为相对的弱者，某种程度上，在味觉等感官系统上得到相互对冲和抵消。

一方面，由于糖厂利润很高，当地存在一个“甜味联盟”，企业通过正常税赋，政府通过硬性摊派的方式，将甘蔗的种植面积尽可能扩大，以获得稳定低价的糖原料，政府因此也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和利税返还，所以一些并不适合种植甘蔗的区域也被统一换上了这种植物。

与大都市客居的“农民工”相对，这里的乡野开始出现城市化工厂的“工人农”，中国语境中，农民不再生活在被乡村土地束缚的中国（earthbound China）而是生活在被都市和感官束缚的中国（urban-bound and“tongue-tied”China）。澳洲坚果、香料烟草、核桃、甘蔗、大棚蔬菜，只要是城市化所需要的植物，这里都不惜代价提供，不管这种需求是否真正合理，这些通过行政命令和科学知识引入的植物带来了重要的生计和自然环境改变。

在我所考察的景颇族和傣族村落，许多村民告诉我，村子里近些年来出现许多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水危机。很多家庭没有干净水源。以往的村落依靠山泉蓄积，然后通过管道输入家庭院落，但由于山区的植被不断摧毁，山泉开始减少，许多村落开始挖井。我揭开井盖发现，许多井连井壁都没有处理，是黄泥壁，已经深到10多米；但是经调查发现，在雨季期间，水面可以接近井口，直接可以从井中手提取水。环顾村落是连片的甘蔗地，都是在近些年引入的经济作物。

村民告诉我，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化肥，每年每亩的施用量大概250千克，此外是一年三四次的农药施用，由于经济作物的持续性和依赖性，植物和土地形成一种上瘾式的化肥需求关系，化肥和农药越用越多，不然甘蔗生长受影响。通过雨季和漫灌，这些农药和化肥开始渗入地下水系统，成为雨季涌上井口的饮用水，部分旱季年份，有些村民的井水已经喝起来有咸味。访谈中村医介绍，这一带出现大量的高血压、糖尿病、腹泻等病例，有些与用水卫生问题有关，有些则和生活方式改变，特别是城镇化造成的饮食习惯改变有关。

三、感官王国的内在结构：西南夷、宦官、第三亚欧大陆桥和越南妓女

行文至此，有关西南的身份区隔和亲密边界，读者至少可以看出两种“群己界限”模式：一种是我们所熟知的鸟瞰分析式（通过历时和客体观照模式），另一种则是感官王国模式，现象学主体外观模式——基于官能、发乎情、止于感受、易于感受、难以言传的个体感官集束（conclave of individual senses）。以下我将通过对比文献、史实、时事、世情逸事、田野考察等内容，来对这两种模式进行解释。

很大程度上，云南和昆明被中原意义的中国一直视为一个化外之区，这是一个西南夷建立的蛮夷帝国，在封闭、自为、自在的区域中缓慢移动的一块大陆。其中生活的人，似乎具备更强的部族、聚落、寨民、野夫的色彩。这种长时间历史向度之下的西南观其实已经成为某种认知模式，制约着外来者，也制约着生活在西南区域的本地人。对于古滇国日常生活细节最好的观照有一种途径，那就是观察晋宁石寨山的古滇国青铜博物馆，尤其是观察当地的出土日常器皿（以烹煮蒸为主的器皿）可能支持的某种“味觉模式”以及背后支撑的感官王国。结合对滇池周边大量出土的滇池海螺“贝丘遗址”的发现，我们可以还原一个以“海产品”（昆阳海）为主食之一的地方性饮食系统，辅以大量的动物性饮食。这种饮食或许就是与“弯列儿”式饮食有关（昆明的“陆地人”，把那些生活在滇池——古称古俄罗多海或昆阳海——周边的渔民和半耕半渔人群，蔑称为弯列儿，大意是弓腰驼背的土人）。滇池周边的动物性饮食来源，研究滇池的学者何明提出了一些可能证据：“滇池流域的低纬度、高海拔的地理特征和主要河流的南北走向，为热带季风顺沿河谷伸入提供了条件，从而形成明显的植被纬向变化，植物种类繁多，亚类多样。自然植被为滇青岗林、元江栲林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次生植被为云南松和华山松……‘滇’国时期，滇池流域的气候属于亚热带雨林气候，植被茂密，加之有水域广阔的滇池，为丰富多样的生物的生息繁衍提供了优裕的条件……石寨山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关生物图像约有40种，主要有虎、豹、熊、狼、野猪、狐狸、牛、羊、马、猪、鹿、兔、狗、猴、蛇、穿山甲、水獭、鹄、鹈鹕、鸳鸯、鹰、鹞、燕、鹦鹉、乌鸦、麻雀、枭、鸡、雉、鱼、虾、蛙、鼠、蜥蜴、孔雀、蜜蜂、甲虫等。”与此同时，成书早于李时珍《本草纲目》的《滇南本草》，其中所记载的滇池周边植物性资源，便是当地土著食疗饮食的基本来源，而这几种食物来源的组合，基本上构成“西南夷味觉共和国”的根基，即使现在到云南各地旅游，这些组合、经典食材、烹饪方式、进食方式仍然存在。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现有的昆明现代化模式，这里人的味蕾和感官发生了何种进化？西南的味觉格局（gustotopic schemata）存在何种内在构建规律？

我在昆明生活了近四年，如果不说远，仅仅还原一座民国城池，我居住的地方叫篆塘，也就是滇池经大观楼连接到昆明护城河的码头区域。这里曾经停泊许多船只，有昆明周边的货品在此聚集。从这里可以登船上岸，也可以顺着护城河进入城墙围拢的昆明城。在我居住地方的一箭之隔，曾经有座堂皇的弥勒寺。那里生活的人以摆渡为生，是半农半渔的村民。有趣的是，现在弥勒寺仍然存在，但是大殿早已不存，已经成为一个深夹在城中村魔方似的建筑中的小构件，小小的红门挡着，只有一位老太太守着，时不时来添点烛火，里面供着小型的造像和挂符。距此二三百米之遥，就是昆明的新财富中心，金马碧鸡商业区。早期具有天象测量功能的金马碧鸡坊早已被拆毁，代之以琉璃焕彩钢筋混凝土的新构件。2013年，弥勒寺的城中村被彻底拆除，隐藏在缠绕街巷中的各种廉价、辛辣、刺激性饮食（平民饮食）也随之消失。

在篆塘路、新闻路一带，这里的统治性饮食为米线、秦妈火锅、狗肉、宣威杀猪菜、烤豆腐、傣味、个旧鸡脚、创库的老房子云南土菜；而公交一两站之隔的金马坊、顺城、南屏街一带，是一个西式餐店和传统云南食物的混合区，这里的星巴克入驻，一度还造成了当地的文化事件，当地人争相品尝现代化的味觉成果。原来的南屏街一带，为经典云南小吃的一条街，也就是靠佐料蘸水勾味的土豆、米线、烤豆腐、鱼肉的家常饮食，现在这条街为了升级，原来的街边饮食被酒吧、购物、步行街、台湾式小吃摊和饮食城模式所替换。昆明当地人所理解的昆明“夜生活”之都——昆都，则演绎了另一个经典版本的感官王国：色情嫖娼吧、酒水迪吧、荤话慢摇吧、扑克麻将茶社等社交场所，配合武汉精武鸭脖、壮阳药、补阳广东海鲜、粥疗、台湾式奶茶饮品区、浓烈烧烤大排档等。与之相比，传统的靠近滇池的填海造田地带，因为不断建起的高端“高尚楼盘”、高尔夫会所、精油spa、南亚风情园、滇池春天度假酒店、列侬溪谷等新兴城区，逐渐发展成为昆明版的新天地和上海衡山路酒吧区混合体。

艾芜曾这样写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昆明：昆明这座城市，躲在斜阳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汪曾祺和他的同伴，在翠湖的茶楼里喝酒，然后将算钱的盘子从后窗扔进九龙池。产生这种旅游文学、边疆闲适文化、云南十八怪土风的饮食系统和感官文化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这类具有标志意义的西南和昆明感官王国和“味觉共和国”早已作古，但是，西南夷的心理阴影和西南夷后人的硬气，以及“新夷民”的原籍文化暗示，这三股势力造成了许多昆明城市的“社会学地壳”的隆起、变化。宦官郑和以及他的海上传奇就是另外一个例证。这个伴随昆明都市化过程中的新造传奇，勾勒出了西南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试图攀附的味觉精神气质（gustotopic ethos）。

我去过晋宁——也就是郑和故里——多次，采访他的后人，寻访他的家族旧迹和纪念冢。郑和虽然海上事功非凡，但是在西南中国的晋宁，他仅仅是个符号，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社会沉淀和现实意义。

我一直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滇池这个当地人所说的昆阳海，一度生活着渔业为主的“海民”，他们是昆阳海上的航海者，而这些人在昆阳海上的生活，配合遥远的彝族本土部族神话，联通了一些古滇自然地理的神秘和不确定性。我甚至一度在滇池周边的村落寻找郑和的“海上文献”：一个滇池周边长大的人，最终率领世界最为浩大的船队远征，仿佛向外太空漫溯，伴随着一个不断强大的明朝帝国——一个极为完整的成人礼故事。有没有世情小说、话本、童谣、神话将这些东西写入，成为一个影响和塑造封闭西南的海上文献？

很显然，这种历史记忆结合上述三种西南夷心理，成为现在“新云南人”的某种思维模式：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在开放、融合、区域化、全球化的泛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太平洋区域，营造一个虚拟的出海口和海上之城，而郑和的事功，恰好契合了崛起的和平意象，同时也加载了家族、部族、区域史等重要心理模块，成为西南夷国际化和中心化的最理想方式。

我在昆明生活的几年，当地的政府一直试图用超级国际化架构来构建一个“西南观”。第三亚欧大陆桥，就是另一个明证。它虚拟构建着一条可以从深圳一直延续到阿姆斯特丹的大陆桥，穿越几片大陆，进入欧洲的核心，云南和西南因此成为核心而非边缘化的夷地。

通过这个心理架构，当地人应对的是民族/族群，能动性/压制性，我群/他者，汉/非汉，中央/地方，自我殖民/国家扩张，标准化/典籍化，汉化/夷化等二元分类，试图通过现实的时空维度，造成一个从西南直接过渡到国际核心的开敞空间。

在《清朝与早期现代世界的联系：18世纪中国的民族志和地图》（Q ing connections to the early modern world：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中，霍斯特德勒（Hostetler）提出了一种新观点，用以解释当时处在颓败中的清朝。他认为刻板印象中腐败、昏庸、无能、内守、僵化的清朝，“其实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力量的中心，直至18世纪末，一直和世界其他强力保持大量互动，并试图不为所控”（Hostetler，2000：661-62）。霍斯特德勒对于清朝的重新定位，首先是出于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费正清等人传统研究的不满足，他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浸淫了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的影响，将中国视为一种缺乏内在变革动力的静态文明（Hostetler，2000：628）。通过广泛征引当地官文文献、苗书、清朝地方志和地图，他认为这些文献都是通过亲身观察而记录下来的，并且具有明显的管治动机：“在静态的中国，有一种日益复杂的分类系统已经产生，对应的是强调测量、精度、客观描述的认知论”（Hostetler，2000：632-33）。

我认为，当我们将西南中国视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特殊对象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其实这种阐释观和认知论存在一种内置的“西南观”认知框架。从阐释学的意义上，西南中国不仅是一种“东方”田野区域，而是一个居于三维宇宙认知系统中的节点。作为一种历史特殊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西南观”应该视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象限中不断摆动的动态平衡，被跨当地（translocal）、超当地（suprelocal）、当地内域（intralocal）的操演性力量（performative）所控制，并呈现出独特的叙述程式（narrative expressivities）。

具体到“味觉共和国”的讨论，“西南观”的内在认知模式与最新的味觉自然科学发现不谋而合，那便是one taste，one cell class（某一个特定的味觉细胞只感受特定的味觉的编码规律，在本文语境，可以理解为“味觉背后存在细胞科层”“社会族群”也通过一群一味蕾的规律，衍生出城市形态意义上的“味觉共和国”和身份认同意义上的“味觉共同体”。不同族群、社会形态、发展形态的味觉图示也不断进行对话，形成一种动态且形态化的社会味觉图）。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一种新型技术首次绘制出了老鼠大脑中的“味觉地图”，揭示出脑部控制甜味、咸味、苦味、鲜味的感受区域。基于对不同味觉物质刺激下的小鼠脑部细胞反应观察的结果，研究人员在大脑中找到了“四个完全独立的热点区域”，囊括了细胞对甜味、苦味、咸味和鲜味的反应。这一研究成果于2011年9月2日在线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

要理解一个区域的“味觉共和国形态”（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细节），作为一个民族志书写者和人类学家，他/她必须要经由一个跨当地、超当地、当地内域的空间阈限，同时体验与之相对应的解释学层次和可能性，这种阈限式的状态（hermeneutic liminal states），主要涉及个体内部（intra-individual）、超个体（supre-individual）、跨个体（trans-individual）三个不同层次。通过这种认知模式，我们可以更好理解关于人类学西南文献的内在意义和生成程式，不管是西方人类学家还是东方本土学者生产的文本。在这种情境下的写文化过程是基于上述模式的三维宇宙认知阐释。当人类学家将自己空降到（parachuted）这个东方（oriental，不仅是地理和方位的东方，还是阐释学、宇宙观、认知论意义上的东方）田野时，他们开始分析西南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同时依照垂直和水平象限，将自己置于一种呈系统的认知框限和解释场域当中，即所谓的东/西田野语境当中（Western/Oriental scenarios），并在这个框架之下，研究如下关键词的场域意义（contextual meanings）：国族（nationalities）/族性（ethnos），能动性（agency）/压制（dominion），我们（us）/他者（them），汉（Han）/非汉（non-Han），中心（center）/边缘（margin），自我殖民（self-colonizing）/国族扩张（nationalistic expansion），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典籍化（codification），汉化（sinicization）/夷狄化（barbarize），经典（classics）/口语实践（verbal performance），仪式化的魂魄（ritualized souls）/野鬼（wild ghosts）等。通过这种关系上的疏离（dissociation）和距离上的解散（distantiation），人类学家可以不断超越物理性时空，扁平和抻拉边界性位置（topos）和场域（locales），并不断生成与时间密切相关的知识几何和阐释学意义的西南观。这里所说的topos属于特定时刻之特定物体，它有位置、地方、处所的含义，而不是空间。“西南观”的语境中，感官王国的定义模式在于，每个个体基于其感官和觉知去理解自己的位置和地方，而这些觉知的衍生规律，依照一觉一阶层（one cell，one taste class）的规律，不同的topos在产生之后，形成了某种形态学模式（topological pattern），这也就是感官王国的真义，也就是这个意义上topos不是共同背景，而是各物体的边界。

书写西南：垂直和水平的阐释学分析

个体依据感觉、感官、觉知的模式，像是从“感官洞穴”中（垂直过程），觉知一个外在的世界和异己分类，这是一种咀嚼过程，而不是静态分析和分类过程，即所谓的catalogue and reference。“中原人”素来嘲笑西南人“井底观天”“杞人忧天”“夜郎自大”，但正是这种“多感官认知牢笼”（multi-sensory dungeon），造就了“西南人”一种独特的边界感和主体王国感。对于感官王国的“国民”而言，他们觉察亲密和隔膜的方式是《吕氏春秋》式的：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水平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现代的西南地区为何如此醉心雕琢自己的味觉形象和感官形象，只有统治好个体/地方的感官，才能达到“治文化大省，如烹小鲜”的效果，而中国古训“民以食为天”，这在政治人类学意义上的初始，民众就将自己的味蕾和感官呈于天了，余下的事情变得简单，王者称王，首先要管理好各种藏于口腔的舌头，它们既静默又背反。

布鲁姆提到，当思考中国西南文献的必要性和内在动机时，需要关注三种背景：“中国发生的具体事实，处在西方、学术之外的世界，作为整体的学术世界和人类学世界，中国研究仅为其中的一部分”（Blum，2002：1297）。笔者认为，从以上分析我们应该这样看待缪格勒（Mueggler）《野鬼时代》背后的阐释学努力，他实际上研究的是一种精神地理，或者说思维的属地性（situatedness of mind），他关注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独特叙述程式和文类，通过使用Lolop'o，也就是他最主要的报告人的叙述，他将其转化为一种口语注释（verbal exegesis），而关于死者的仪式，则成为一种融合类（syncretic）并且具有时序的操演性文本（performance act），这时反对迷信的社会运动，则是一种潜意识的国家力量干涉，所有的这些力量共同构筑了一种基于西南的独特时间、空间、文本、表现方式（expressivity）的程式体系。

发生在云南和中国西南的国际化、全球化、宇宙化，以及同时进行的本土文明典籍化、人种学的“雅利安”式叙述或者文学的博尔赫斯式叙述尝试（将滇池建构成“滇中海”），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以西南独特时间、空间、文本、表现方式、口述、神话、压制的感官王国复活。

当我们再次思考西南观、西南社会文献、本土味蕾精神气质、“味觉共和国”之间的内在联系时，可以通过上述证据来理解西南观在不同场域中的呈现，及其内在构建规律。

以泛亚铁路和东南亚和南亚跨经济体国际大通道为例，我们将这一区域的政治管治格局和族群形态视为一个鲜活、具体、具有能动性的味蕾细胞（cell），每个味蕾（个体和集体意义）都试图实现自己的一种味觉表达和形态学铺陈。这种内生的味觉表达，从一开始就被外在力量构建，同时也和不同的味觉表达（gustotopic expressivities）形成互文，因而表现出特殊的味觉地图模式（gustotopic map）。泛亚铁路和国际大通道，作为一种“味觉记忆”，它首先联系的是法国殖民滇越铁路、早期现代化、西南联大式“文艺复兴”记忆，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性味觉现实”。

从地理具象来看，以红河边的河口为例，红河流到云南红河州形成了一条界河，过河是越南的老街和沙巴，河流的这边是中国河口。河口残留了许多知青农场，本地的主要经济依靠橡胶种植。因为滇越米轨铁路在这里进入越南，直接西贡，所以河口也是个国际贸易关口。随着云南对国际化和区域整合等概念的着迷，这里的米轨铁路将代之以泛亚铁路，具有百年历史的法国殖民时期滇越铁路，于是以另一种形式，塑造这个区域的政治地理和经济版图。在与河口当地的干部接触时（在其他地方也类似），他们让外来人理解本地国际性和独特性的重要方式就是去体味当地瑶族、汉族、赫蒙、苗族的饮食如何在中越互动、法国殖民、中越各自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背景中，形成的“味觉共和国”。

同时，河口对于云南人和部分外地人来说，其声名来自当地奇特而稍显嚣张的性产业。一座边贸城里集中了200多名越南妓女，一楼售卖的是各种越南农产品和手工品，二楼和三楼是多个小隔间，里面集中了大量“自愿”卖春的越南性工作者。价格极为低廉，20元一次。光顾这里的客人，不仅有当地人、昆明人，还有许多是外地人，甚至台湾人和日本人。

这座被当地人称为“三层楼”的国际妓院是另一个典型的“味觉共和国”症候表征，它让人看到各种社会学意义的细胞，如何通过味觉科层（one cell，one taste）表达出来的味觉之网，以及在这种味觉表达过程中，历史、记忆、现实、未来通过各种政治中枢所传达出的特殊味觉、听觉、嗅觉、触觉“口音”。

这座边贸城的三楼有多个国际组织进驻，为这里的性工作者提供各种健康服务，政府卫生部门对这里也有详细登记。对老板的采访让我了解到，这些越南小姐从事的是政府征税的营生，纳税的类别是娱乐业。

对于河口当地人来说，这些性生意让整个城市有人气的基础。每天有大量越南人用改装的超大板车把各种中国日常生活用品和水果，大到电器，小到卫生纸，整车整车往老街和越南南部输送。更多的性旅游和性观光游客，支撑了这里的宾馆住宿业和餐饮业，进而让这里升级的国际公路可以承载更多的物流、人流、信息流。

好大喜功的国际通道建设和国际化超级概念，让当地人忽略这片区域的真正内涵和历史独特性。事实上，河口另外一种价值在于百年滇越铁路的连接点，在这个历史关节点上，人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当地的瑶族文化、大围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民国革命遗产的意义。

一种被现有政治管治语言所统摄的味觉干扰，使得本地大量的味觉可能丢失或遮蔽了，在格局和形态意义上，中国西南是一个被政治术语、威权话语、国际际遇、味觉饕餮定义的味觉帝国，无论是个体、超个体、跨个体的味觉表达都要从属于一种味觉形态；但是在这种刚性、结构化、整饬的味觉结构中，涌动着的是各种多元、内生、个体化、群落化的味觉生态表达，依照“一群一觉、一（个）体一味、杂滋多味、沆瀣串味”逻辑表达的味觉混乱和视觉斑斓（城市形态、生活形态）。

最后我用一则感觉人类学式的觉知混声（fusion）来结尾，以形象化本文的感官王国讨论。

2007年夏，我在河口进行一项题为性旅游的政治象征的考察，我在热气腾腾的小城里汗流浃背，在弥散着各种味道的菜市场中穿行，沿路陈列的是各种供给本地居民和越南边民的小商品货铺，街巷墙壁随处可见中文和越南文书写的购买枪支、迷药的涂鸦，以及治疗各种性病的广告。进入妓院“三层楼”，楼下带着绿色越南式头盔的越南小贩兜售他手里的越南尼龙绳便携摇床，一楼卖性用品和越南特产的商贩从浸泡了各种动物生殖器的药酒陈列和各种形状的硅胶自慰器矩阵中，慵懒地打量进来的各种人群。一楼和二楼楼梯夹层狭小的空间，缩着一个卖越南特色凉粉的摊贩，机械性地兜售各种味道浓烈的凉拌粉。二楼以上，“回”字形的建筑，各色妓院小包间门口，都站着香水味道浓烈的妓女或老鸨，宣传自己小姐的姿色和性价比。在我进入其中一家，与妓院老板谈话的间隙，来了两个外地人，他们被越南小姐领进小隔间，拉上帘子，其间有轻微的声音，偶尔有震动传递到我坐的沙发。几分钟过后，越南姑娘用两只手指夹着一张钞票，递给老板，随后其中一个男子从隔间走出，喝了老板递上的一杯冰水，和在沙发上与我同坐的男子下楼。

第二天清晨，我从出租房出来到街上散步，走到河口连接老街的铁路大桥，从对面越南的山林里传来一阵无歌词的清唱，像是喇叭里发出的，持续了几个小时，幽怨而凄婉，让我想起前一天访谈隔间里越南妓女的眼神。

从法国历史记忆到2010年的现实，很遥远，有时令人绝望，隔着颤巍巍、行将废弃的米轨铁路，铺张设计的蒙自新城，区域国际大通道的硬体公路，庸俗城市化，还有跨国、跨文化、跨经济体的妓院三层楼。

黄昏时分的三层楼楼下，一群光着上身的本地人和外地人吞咽着热气腾腾的狗肉壮阳米线、越南米粉、烤腰子。我吃完米线后，走过几个街角进入一个由小商场改装成的大型网吧，和当地的年轻人一起上网，隔着几排的电脑桌，有人用外扩式喇叭播放色情电影，各种呻吟在大厅里扩散。这时候，河口边贸入口的多条街上，早市中越蔬果贸易被遗弃的水果堆，开始发酵，全城能闻到一股酸味。

这让我回到近年来一直思考的主题：城市化和全球化尝起来是什么味道？（what urbanization tastes li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