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西非的伊斯兰主义

篇章设计及改写：周雷

研究提供：波士顿东北大学教授威廉·迈尔斯（William Miles）

研究协助：香港自然力研究院非洲研究计划

威廉·迈尔斯是一名研究非洲的资深专家，他的研究专长是大屠杀研究，曾经作为美国福布赖特学者前往尼日利亚、卢旺达、毛里求斯进行考察。在本期的非洲海外研究专题中，他为我们勾勒出西非伊斯兰主义的种种细节。对于中国在非的投资者和远行者来说，由于大多数在非洲的中国人多为汉族，他们对非洲的伊斯兰运动比较陌生，而此文的介绍将对这一问题的揭示起到一定作用。

一、理解西非的伊斯兰：本·拉登的出现

2002年，在华盛顿特区出席非洲研究协会圆桌会议之际，迈尔斯教授萌生了召集“西非伊斯兰主义”特别论坛的念头。其时恰逢2001年“9· 11”一周年，由美国主导的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打击箭在弦上，整装待发。在非洲亲身经历的“后9· 11体验”，平日里与其他同事的沟通交流，都让迈尔斯清楚地知道，整个非洲大陆，存在着这样一些圈子，在他们那里，本·拉登被视作一位民族英雄。不管当地人是否把本·拉登式的愤怒表达当作一种文化符号流行，还是一种严肃的政治斗争。有一个事实是，有一种极端主义已经在穆斯林世界中流传开来了，西非也不例外，它成为一种严峻的政治现实。

当时，几乎一夜之间，黑皮肤的非洲人被美国上上下下的知识分子和大小媒体重新审视，被当作了“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潜在辩护者，甚至遭到更为严重的质疑。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伊斯兰主义真实的现状到底如何？针对这一问题，迈尔斯决定围绕本·拉登和极端穆斯林和伊斯兰运动这一主题，对非洲社会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来给美国社会提供更为精确的异国风险描述，同时给国内的执政者提供对策建议。

迈尔斯的研究也提示中国的非洲研究者，其实围绕着抽象和宏大的国家战略，一线的研究者应该在非洲当地保持持续的田野观察和实地研究，围绕具体的关键词和社会事件，进行持续的挖掘。为国人提供中国在海外的长时、深度、前瞻、诊断型的专家意见。

二、伊斯兰主义的由来，非洲社会的“欧洲化”

由于对尼日利亚和尼日尔长期的研究，迈尔斯逐渐注意到在“9·11”之后，西非的伊斯兰主义活动也日渐加剧。2000年1月至2001年9月期间，在尼日利亚——这个非洲人口最为密集的国家有1/4的州采用伊斯兰法典作为其首要法律体系（两个月之后，至少4个州采纳了伊斯兰教法，如此一来，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内遵循《古兰经》法律州的比例攀升至1/3。）

在毗邻的尼日尔，暴乱废止了尼日尔政府1999年10月所批准的旨在反对性别歧视的联合国公约，2000年11月，宗教领袖对一场时装秀大加责难，认为这是世风日下，荒淫无度的最好明证。整个非洲大陆出现了持续的骚动和不安。除了非洲本身的社会问题和历史积习，是什么因素加剧了当地的动荡？

迈尔斯认识到，其实就算没有“9·11”，“西非伊斯兰与政治”也将呈现一种崭新局面，早在1984年前，迈尔斯所在的非洲研究协会在其自办刊物《非洲语言学者观点杂志》发表了一篇随笔（作者为苏莱曼·聂扬Sulayman Nyang），该作者对西非的伊斯兰运动作出了准确描述和判断。在这篇文章中，Sulayman Nyang指出，伊斯兰与西非国家之间存在三个显著的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伊斯兰教呈现出一种“外来宗教”的形态，由穿越撒哈拉的商旅们引入，并为本地精英所采纳；第二阶段则是此前对宗教持融合态度的信徒逐渐投向正统伊斯兰教的怀抱。在Nyang看来，第二阶段在圣战赎罪中达到巅峰，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豪萨的富拉尼酋长Usman dan Fodio以及西纳的班巴拉人领袖al-Hajj Umar领导各自族人所从事的征战。

Nyang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第三阶段（也有可能是最后一个阶段）上。“西方文化被引入非洲，现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重峦叠嶂，共同织就的后殖民现代非洲社会覆盖在传统旧非洲以及非洲穆斯林文化基础之上”，这样的结构，换言之，即为“非洲政治社会欧洲化”。这种“欧洲化”，部分是冷战时期西非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也就是说：非洲马克思主义政治与输入的非洲资本主义之间角力的结果。

伴随着柏林墙和双子塔的相继倒塌，伊斯兰的势力及其影响迅速远播欧洲与美国之外，将整个非洲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形态彻底改换。非洲出现了许多实践伊斯兰政治的代表，例如加纳的Nkrumah、塞内加尔的Senghor、几内亚的Modibo Keita、马里的Sekou Toure、冈比亚的David/Dawda，但是仅仅关注这些典型案例已经不足以解释非洲伊斯兰运动的细节，因为当地的伊斯兰发展已经出现多重迷局。

三、多种“主义”的混生和“伊斯兰之春”

迈尔斯发现，与其在Nyang三阶段分析框架之外搭建第四阶段，还不如对非洲的伊斯兰主义进行重新观照，尤其是对其第二阶段进行深入研究。

因为伊斯兰主义者政治既是对宗教正统的刺激，又是对宗教正统的回应。在非洲，随着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发展主义的相继幻灭，并没有导致新的意识形态产生，而是唤醒了新一轮的圣战脉动——更带有全球化色彩的动向。

今天，即使在西非蛮荒孤绝之地，对更加广阔的外界穆斯林世界的了解也是与日俱增。与以往携家带口，漫山遍野的大篷车队相比，现在由国家组织的朝圣航班自然轻松无比，非洲人可以通过更为便利的方式了解远方的伊斯兰联系，感知作为一种世界信仰的伊斯兰真义，无论它是否远在沙特阿拉伯。

许多穆斯林国家，如伊朗、科威特、利比亚在西非积极活动。这些国家进行教育规划、卫星广播、清真寺建设，甚至直接武装反对派，这些不懈的努力增进了西非世界对穆斯林的感性认识。巴以冲突也以当地语言定期出现在短波广播之中。萨达姆·侯赛因以及伊拉克也渗入当地人的话题之中。伊斯兰不再是国家建设、现代化以及文明社会之后的锦上添花。伊斯兰变成了评判其他社会、现象和价值的一种标准和基石。

正是基于此种语境、基础以及视角，迈尔斯开始召集一个研究小组，选择4个非洲国家进行对比研究，就西方伊斯兰教崛起的一系列具有共性的相关问题加以阐述。

首先他们分析非洲当地对于基地组织的认知，当地对基地组织袭击美国的反应，以及该国专业人士对于伊斯兰主义者政治更为广阔而持续的思潮。国家的选取遵照两两配对原则，分别从地缘以及语言这两条线索，体现地区不同的历史传承。

彼此相邻、以英语为母语和以法语为母语的冈比亚和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和尼日尔。根据宗教信仰的人口统计结果，前三个国家样本穆斯林占据压倒性优势，而第三个国家尼日利亚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在2002年非洲研究协会召开之际，迈尔斯没想到，当他和一些研究非洲的同仁，以及非洲学者坐在一起开会的时候，自己的国家和英国已经组成“联军”，入侵并占领伊拉克（尼日尔被诬称为莫须有的萨达姆·侯赛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铀原料供应商，在伊拉克的“后占领时代”，西非世界对于外来力量针对伊斯兰的打击手足无措。美国对几内亚在安理会投票过程中，也使用了许多威逼利诱的手段）。

当时，非洲许多国家首都接二连三的抗议活动导致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纷纷临时关闭，国务院劝说美国公民谨言慎行。小布什所标榜的“全球反恐战争”的确遍及世界，但是仔细分析非洲所呈现出的反应，这战争的结果并没有完全顺应了美国人的意图。考虑到原本可以用于非洲的美国外资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伊拉克重建，非洲和美国发生了疏离。

四、西非伊斯兰社会：来自美国研究界的反思

当时，毛里塔尼亚总统OuldTaya开始抓捕伊斯兰教徒。这起政变企图在西非范围内主要针对反原教旨主义者，系列政策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截至2003年秋季，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已经拨款625万美元用于支持效忠Taya的部队，以及乍得、马里和尼日尔的武装力量，因此华府指导的“泛萨赫勒计划”生根发芽开始启动。该项目将沿撒哈拉南部边境部署，以此促进安全以及情报工作的顺利进行。反恐政策关注极端伊斯兰教派，这使得西非地区被前所未有地纳入美国国家安全视野范围之内。

2003年，当迈尔斯在波士顿举行非洲专题会议期间，他所邀请的三位同侪学者提交了高质量的研究报告，拉尔夫·福金曼（Ralph Faulkingham）专门建议非洲研究协会设置特殊议题“西非伊斯兰主义”。

在此过程中，关于“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概念，美国学者之间无法达成共识。对于有些人而言，这些词汇特指穆斯林政治范围内无端杂乱的暴力以及宗教的极端表述；有些人则认为，这只不过是身为穆斯林所参与的政治活动。当时，迈尔斯提议，采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刊》就“政治伊斯兰”所提出的定义作为工作定义，即试图让政治按照伊斯兰教义加以规范、有组织的活动，或是作为一种系统思维过程的伊斯兰主义。

迈尔斯认为，伊斯兰主义涵盖很广，既包括温和派也包括极端派，在谱系的两端之间散布着无数中间派别。西非情况正是如此。在那里，为实现伊斯兰主义者的目标而不断高涨的政治风潮尚未脱离理性的范畴，没有对生命和财产大肆摧残。

1987年，帕特里克·瑞恩（Patrick Ryan）曾预言道：

如果逊尼派（改革者）的思想能够最终使穆斯林跨越不同教派国籍，在西非形成一股统一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像今天所呈现出的这般支离破碎，那么这股宗教力量对非伊斯兰世界产生的反抗——尤其对于世俗世界或者基督教世界——将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

与那些顷刻之间烟消云散的预测不同，在迈尔斯看来，就算是在西非，国家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伊斯兰主义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政治因素，在穆斯林占有人口极大比重的西非，不同国家的种族构成、殖民遗产、政治人物、政府法规等要素都不同，在这些因素基础上，每个人感受到的伊斯兰主义也不同。尤其是当我们考察具有相似宗教和人种特性并且彼此接壤的邻国之时，相对于其他全球化现象，我们能够更加清醒地审视国家这个维度。

五、对中国人进行非洲研究的提示

伊斯兰主义者政治在塞内加尔和冈比亚是否具有相似性？虽然略有不同，“北部尼日利亚”是尼日尔的伊斯兰主义真实的写照么？迈尔斯试图通过这些角度切入，系统比较西非伊斯兰世界的差异。

我们可从中看到，像迈尔斯这样的美国学者是如何通过具体的事件和研究关键词来替“国家思考”，判断不同国家针对美国的伊斯兰式回应，以及这些伊斯兰动向背后的丰富社会细节。

尤其值得玩味的是，美国的这批学者经常会跳出一个思维界限，通过将国家和异文化作为中介，来重新分析一个与美国有关的社会现象和事实，以产生特殊的研究“三棱镜”的效果。迈尔斯更为学界所熟知的研究是，通过在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了解他们作为客体身份，如何感知和理解发生在德国的大屠杀。

或许，我们要获得有关中国国内治理政策和海外政策的独特数据和中立判断，应该借助于媒体、社会运动、流行文化、甚至海外的排华现象，通过一个中介物来更为客观地分析中国在“中国世纪”可能遭遇到的各种危险和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