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弥山石窟洞窟形制和造像特点

【摘要】 石窟和造像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个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生活习俗、道德面貌，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须弥山石窟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地域性特征的石窟艺术。本文对须弥山石窟不同分期的洞窟形制和造像特点进行论述，进而分析指出须弥山石窟在我国石窟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 须弥山石窟；洞窟；形制；造像；分期

石窟和造像是佛教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然后沿着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布，在丝绸之路沿线形成灿若星辰的石窟艺术锦带。须弥山石窟的开凿，固然与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佛教的传布有关，更与固原重要的历史地理位置和繁荣发展的文化有关。须弥山石窟西承河西地区石窟的影响，东受来自中原地区石窟的影响，同时由于它地处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汇地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既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又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地域性特征的石窟艺术。本文将对须弥山石窟不同分期的洞窟形制和造像特点进行论述，并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须弥山石窟位于固原市西北55公里处，开创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各代大规模营造及宋、元、明、清各代修葺重妆，石窟艺术历时1500多年。现存洞窟162座，保存较为完好的造像350余躯。石窟群由南向北呈扇形分布于须弥山东麓的崖面上，依次分为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松树洼、黑石沟、三个窑等八个区域，占地面积近3平方公里。

一、北魏时期

北魏时期的洞窟分布在须弥山子孙宫的南面及中部，共有13个，占全部洞窟的百分之十，其中礼拜窟（支提窟）有4个。礼拜窟分中心柱窟和佛殿窟两种，均是僧尼礼拜、集会、说法的场所。僧房窟有9个，僧房窟是僧尼的住处，亦是僧尼持戒、坐禅修道的地方。窟内一般没有造像和装饰，仅有火炕或禅座，可容纳一人卧躺或坐禅。僧房窟分布在礼拜窟的周围。礼拜窟的规模不大，中小型居多。窟室为平面方形，窟门上方开有明窗，覆斗顶，壁面多不开龛。中心柱柱座较低，柱身分三层，每层中间以隔梁分开，柱四面皆开龛造像。此期的造像组合以一佛二菩萨为主，也有交脚弥勒、乘象、骑马、一佛二弟子的造像出现。造像较为消瘦，衣服下部的褶纹比较繁复。佛像造型多为高肉髻，面相清秀，长颈削肩的“秀骨清像”式，着褒衣钵博带装，衣纹作密集平行式阴线刻，大衣披覆龛下。菩萨头束高髻，细颈削肩，身着裙襦，披巾于腹前交叉。弟子身着袈裟，拱手而立。这种造像组合及造型特点在云冈石窟普遍可见。造像衣纹作粗糙的密集平行式阴线刻，具有“黄土高原”的特色。

二、西魏时期

须弥山西魏时期的洞窟共计25个，数量要比北魏多，但规模不大，布局分散，按照窟形和造像的变化，分为前后二期。

1．前期的洞窟共有19个，主要分布在子孙宫区东、西崖面上。礼拜窟有中心柱窟和佛殿窟两种。中心柱窟为中小型，主室方形，穹隆顶或覆斗顶，壁面不开龛或每面各开三龛，中心柱座基较低，柱身分层无隔梁，四面开龛。龛形以圆拱为主，少量尖拱龛。佛殿窟主室方形，穹隆顶，三壁三龛。造像组合仍以一佛二菩萨为主，造型、衣饰基本上与北魏相同，衣饰的阴线刻采用了等距离平行式，衣褶疏朗，显得柔软，显然继承了北魏时期的风格。

2．西魏后期的洞窟有6个，分布在子孙宫区东崖面的中部和北部，僧房窟的分布较为分散。礼拜窟主要为中心柱窟，主室方形，覆斗顶。窟内雕仿木结构，顶部四披分界处为斜枋，顶与壁端交接处有梁架。四壁设角柱，柱为圆形，斜枋、梁架作方形或八角形。三壁各开二帐形龛，造像组合仍为一佛二菩萨。佛像造型略宽，无消瘦之感。菩萨头戴花冠，上身袒，下着裙，披巾在膝部横一道，双肩垂挂璎珞，在体侧绕环。衣纹作直平阶梯形，线条简练、粗疏。西魏后期中心柱窟保存较好的仅第36窟，但中心柱已毁，余窟顶及地面凸起的部分残迹。从残迹看，中心柱较粗，可能不再分层。西魏第37窟亦属中心柱窟，但未完工。另外，在北魏时期开凿的第28窟顶壁面上凿有帐形龛和雕像，观其形式与风格应是西魏后期的作品。

三、北周时期

须弥山北周的洞窟集中在圆光寺区陡峭的崖壁上，分上下二层。僧房窟分布在礼拜窟的周围，形成与礼拜窟整体组合的形制。礼拜窟主要为中心柱窟，规模较大。主室平面方形，覆斗顶，窟内雕仿木结构，有斜枋、梁架、角柱、栌斗。中心柱四面雕立柱，下有莲花柱础，上有栌斗承接中心柱顶部的梁架及窟顶的斜枋。中心柱不分层，四面各开一龛。窟内三壁各开三龛。龛以帐形为主，龛楣上浮雕帐褶、莲瓣、宝珠、璎珞等，两侧悬垂流苏，流苏上端一般衔在龙、凤、象的口中。少量为尖楣圆拱龛，龛楣上浮雕七佛。造像组合单铺以一佛二菩萨为主，但总体组合为三佛、七佛题材。造像与前期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改纤细飘逸“秀骨清像”之风，呈现出粗壮敦厚之感。佛像肉髻低平，面相浑圆，肩宽腹鼓，直平阶梯形衣纹，雄浑敦厚，庄严肃穆。菩萨头戴花冠，上身袒露，下着裙，颈饰项圈，双肩搭披巾，垂挂璎珞，璎珞多在体侧环绕，少量在腹部交于莲花壁饰，具有清丽婉约、刚中带柔的风范。

在北周石窟中有第45、46、47、48、51共五个中心柱窟，其中第45、46窟是须弥山石窟中雕饰最为精致、华丽的洞窟。北周时期在须弥山开凿的洞窟规模之宏大，造像气势之不凡，木构框架之精美，窟内雕饰之华丽，在各地石窟中当首屈一指。它是北周时代风格在石窟艺术方面的体现，后人把这种风格称为“长安模式”。

四、隋代

须弥山隋代洞窟中有两个中心柱窟，即第67、70窟。僧房窟附凿在中心柱窟侧旁。中心柱窟主室方形，窟内雕仿木结构，覆斗顶，北壁凿一龛，东、西壁各开三龛，中心柱四角的仿木结构简化，栌斗部位以莲花柱头代替。中心柱基座较高，柱身不分层，四面开龛。龛以帐形、尖拱、圆拱形为主，帐形龛雕饰简单。造像组合仍以一佛二菩萨为主，主龛内出现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隋代造像基本上继承了北周的风格，但也有所创新，逐渐形成了一种丰满圆润、作风写实的新风格。如菩萨的膝部微曲，使身体略呈“S”形，具有动感，不足之处是佛像头部较大，上身略长，有比例不够协调的感觉。

五、唐代

须弥山石窟唐代洞窟数量最多，根据他们在窟龛形制、题材内容、造型特点等方面的变化，分为三个时期。

1．一期约为高宗永隆元年至武周如意元年（680～692）。这一时期有两个大像窟和三个佛殿窟，共5个礼拜窟。顺序是先在大佛楼区凿第1窟及第5窟，然后在相国寺区中部凿佛殿窟。此期僧房窟数量较多，分布也较为集中。

第1窟为敞口龛。龛内北壁设一低坛，低坛上雕一药师，高4.85米。佛像螺发，面相浑圆，身着交领袈裟，左臂曲置胸前，手中似托一药钵状物，右手上举，作说法印，足下踏仰覆莲座。第5窟唐时称景云寺，在一个大龛内雕一身倚坐弥勒佛，佛像高达20.6米。佛像螺发，两耳垂肩，面相丰圆，眉毛细长，双目微微睁开，显得安详亲切。佛像身着覆搭双肩的袈裟，内着僧祗支，双手自然地平放于膝上，足下踏一莲座。佛殿窟有77、78、79窟。佛殿窟主室方形，覆斗顶或平顶，三壁起坛。造像整体组合为三佛题材，每个壁面一身主尊佛。单铺组合为一铺七身，即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或二天王）。佛像身材略显粗矮，着垂领大衣。菩萨头束高髻，圆环形项圈，上身斜披络腋，下着贴腿裙，络腋或在胸前翻出一带，披巾顺肩覆搭或在腹下膝上作二道横过，束腰覆莲座饰单圆莲瓣，身体呈浅“S”形扭曲。力士踩山形座，或持三叉戟。天王身着铠甲，下着袍，脚蹬靴单踩夜叉。天王、力士力度皆显不够。这一时期的造像，适应了当时现实社会的人们的审美习尚，即以丰满健壮、雍容华贵为美，但在造型上略有僵硬之感。

2．二期约为武周如意元年至玄宗先天元年（692～712）。此期的礼拜窟有佛殿窟和涅槃窟两种，共计16个，即第80、82、83、71、72、69、86、87、88、89、75、76、52、53、54窟，它们集中在相国寺中部地区。僧房窟除集中开凿成片外，开始与佛殿窟成组布局。佛殿窟与一期相似，造像整体组合为三壁一佛，少数三壁二佛；单铺组合以一铺十一身为主，出现一铺十三身。佛像双肩较宽，略显丰满，着垂领大衣或通肩大衣。菩萨身体修长，发髻、服饰、座及姿态承一期风格，但出现花形项圈。天王、力士体格粗壮，颇具力感。力士未持三叉戟。坛基壁面出现了雕刻壸门的做法。涅槃窟仅第75窟一例，主室平面纵长方形，平顶，西壁设坛，坛上雕一涅槃像，头南脚北，右胁而卧，西壁壁面浮雕五身举哀像，北壁西侧第一身为跪哀，余皆立像，南壁因风化严重，仅显痕迹。这一窟形在国内尚不多见。

3．三期约为玄宗先天元年至代宗大历十四年（712～779）。此期除在相国寺东崖面继续开窟造像外，其开凿中心转向了相国寺西北的桃花洞区。僧房窟开凿在礼拜窟周围，与礼拜窟成组布局。礼拜窟有中心柱窟和佛殿窟两种，共计8个窟，即第62、62附2、64、105、105附1-4窟。佛殿窟基本上承前期形制，唯62窟为新形制。第62窟主室方形，穹隆顶，三壁开龛。西壁中间开一大龛，两侧各开一小龛。大龛内雕一倚坐佛二弟子二菩萨，小龛内各雕一身立式菩萨。南、北两侧壁前部各开一小龛，龛内雕一天王。后部各开一大龛，龛内为一铺三身像，主尊分别为倚坐菩萨和八臂半跏菩萨。第62窟的佛、菩萨、弟子皆有桃尖形项光，身体丰满。佛像高肉髻，身着垂领大衣。菩萨束高髻，圆环形项圈上连珠纹饰间隔分布，络腋皆在胸前打褶，披巾横过胸前位置以下移至近脚腕处，圆莲座或无座，身体多直立。力士高台座，天王持戟，脚踩双夜叉，雄健有力。

第105窟为中心柱窟，位于冲沟深处的山崖上，俗称桃花洞。此窟由前、后室组成。前室横长方形，南、北壁各开二个上、下分布的小龛。北壁上龛内雕二立像，下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在下龛的内外还饰有火焰纹头光和云纹彩绘。南壁上下龛内分别雕有一结跏趺坐佛和二立式菩萨。主室亦为横长方形，平顶。三壁开龛，单铺组合为一铺三身或一身立佛像。主室中心柱四面开龛，龛内分别雕弥勒佛、阿弥陀佛、地藏王菩萨和观音菩萨。

“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由盛而衰，广德元年（763），固原地区陷于吐蕃，须弥山石窟由此衰落。唐代以后，须弥山石窟再无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但作为崇仰佛教的石窟寺仍然是统治者关注的地方，更是佛教信徒们朝拜的地方，因而，金、明、清几代曾对须弥山石窟有过规模不等的改凿、装修、寺院建设。

六、结语

须弥山石窟与其他大型石窟相比，无论在规模、数量以及保存的完好程度上都有所不及。但是，须弥山石窟本身具有的独特性，使它在中国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举其要者：

1．各时期的洞窟分区开凿。须弥山石窟分布有其明显的特点，就是开凿者充分利用了须弥山优越的地质地貌，随山势迂回曲折，自南而北地开凿，自然地形成了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松树洼、三个窑和黑石沟八个区域。每个区的石窟时代都各有侧重，如子孙宫区的南部和中部主要以北魏、西魏时期的洞窟为主。圆光寺区及相国寺区以北周时期的洞窟为主，隋代洞窟也分布在这里。大佛楼区、相国寺区及桃花洞区主要是唐代的洞窟。松树洼、三个窑及黑石沟区除个别是北朝时期的洞窟外，多为隋唐时期的小窟。

各个时期的洞窟分区开凿的特点在各地石窟中是少见的。一般石窟多连续开凿在一个崖面上。也许，因为各时期洞窟分区开凿的缘故，须弥山石窟少有后代改建前代洞窟的例子，各期洞窟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这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2．洞窟组合结构。北魏、西魏、北周时期，僧房窟主要开凿在礼拜窟的周围，形成组合开凿的体制。这种体制与新疆克孜尔石窟是相同的。它源于公元4世纪的克孜尔五佛堂寺院。在寺院中，有礼拜堂、讲堂、禅房、杂房等建筑，既方便僧人礼佛听经、参禅打坐，又照顾了僧人的生活起居。这种组合结构的优越性比较明显，故一直延续至唐代。

3.“人”字形的排水系统。须弥山石窟开凿在地质新生代早第三纪始新统的沉积岩上，山岩为中粗粒砂状结构，岩质疏松，容易遭受自然的侵蚀，特别经不起雨水的冲刷，严重时会导致洞窟的溃塌。古代的匠师们在凿窟之前就考虑到了这点，所以在须弥山石窟窟门上方崖面上，普遍凿有“人”字形的排水防护沟槽，并且在沟槽的下端凿有盛水功能的水窖窟。这样，雨水可以顺沟槽直接流向水窖窟，既避免了雨水对石窟的直接冲刷，又解决了僧人们的日常用水。环绕圆光寺窟群上部的排水沟槽长达20余米，是开窟造像时附带的一项独特而又艰巨的工程。

4．仿木结构洞窟。被称为“长安模式”的须弥山北周石窟，其特点之一就是几个主要洞窟，如第45、46、51等窟采用了仿木结构。包括斜枋、梁架、角柱、栌斗等等，其建筑之精工，雕刻之华丽，令人叫绝，这种仿木结构在中原石窟中未曾见过。中原石窟中的仿木结构一般是将龛做成屋顶形或在窟门外做窟檐，仅此而已。须弥山北周石窟仿木结构与此不同。它与麦积山第43窟，即西魏文帝乙弗后的瘗窟有些相似。麦积山第43窟后室盝顶竖长方形，雕出斜枋、梁架、角柱、极似柩室，中有享堂，外有拜廊，建筑精细，雕刻富丽。可见，北周的仿木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了西魏后期的做法，而且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北周的仿木结构洞窟为研究北周窟形特点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5．罕见的穹隆顶。须弥山石窟北魏时期的僧房窟中出现了穹隆顶，到西魏后期大范围地采用。这种在顶边留出一圆周窄平台，顶中间部分向上凿成宽大圆缓穹隆状的窟顶在中原石窟中未见过，是中亚和新疆石窟中常见的形制。公元4世纪，中亚的龟兹国流行禅教，其禅窟一般采用穹隆顶。中国与西域、印度的交流，主要通过龟兹国，这种穹隆顶的大量出现，或许与龟兹国的佛教传播有关。另外，北魏时，在北方，西北方继匈奴之后又出现了柔然（蠕蠕）和高车（敕敕）两支强悍的游牧民族，构成对北魏政权的主要威胁。经北魏政权的数度征讨，高车归附，高车人被陆续迁到漠南，河套地区成为他们的放牧之地。当时，固原是统治高车人的据点，穹隆顶的出现也许与民族迁徙、融入了草原文化的内涵有关。

6.“黄土高原”雕刻风格——密集平行线阴刻。固原与陇东、陕北同属黄土高原，这一带的石刻造像，在衣纹雕刻的技法方面有一新的表现，就是采用密集平行线阴刻。这种技法用刀力度大，直硬，刻线深，较粗糙，其效果是衣褶密集堆积，显得有厚度。如固原彭阳县出土的北魏石刻造像、陕西耀县药王山保存的石造像、陇东禅佛寺所存石塔残件上的雕像、陕西宜君县花石岩三个窟的造像衣纹均采用了密集平行式阴线刻，这种技法称之为“黄土高原”风格。固原须弥山石窟第24窟内的造像衣纹大量运用了这一技法，而且极为流畅、成熟，故称其为“黄土高原”风格的典型。

7．僧房窟和中心柱窟。在须弥山石窟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僧房窟多、中心柱窟多。

僧房窟多，考其石窟的时代，大多是北魏、西魏、北周时期的，这与当时的政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北魏末年，政局不稳，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政权，转移人们对朝廷的反抗，大力推崇、宣扬佛教，于是，国内信佛者甚众。一些佛教徒出于虔诚，出家为僧，凿窟修道，这是原因之一。其二，出家从僧也是逃避徭役的极好办法。据《魏书·释老志》载：“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由此可见，舍家凿窟、为僧者成风是北朝政局动荡的产物。僧多，僧房窟也就相应的多了。

中心柱窟多。北魏有中心柱窟四个，即第14、22、24、28窟。北周有五个，即第45、46、47、48、51窟。隋代两个，即第67、70窟。到唐代仍有中心柱窟出现，即规模较大的第105窟。共计16个，占须弥山石窟总数的百分之八。须弥山石窟中中心柱窟如此之多，在各地石窟中是不多见的。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须弥山现存的石窟中，龛像保存得完好或比较完好的均是中心柱窟，究其原因，恐怕是与须弥山地质有关。须弥山岩质疏松，容易釜凿，也容易塌方，所以凿窟人在开凿之前必定会考虑到这一因素，能起到支撑窟顶避免塌方的，似乎开凿中心柱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措施。当然，中心柱窟的多少，有它的演变历史，这里是就须弥山而言。

综观须弥山石窟1500余年的艺术史，我们清楚地看到，不同分期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如两魏的秀骨清像，北周的珠圆玉润，隋代的丰满求变，唐代的夸张写实，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追求创新而求得艺术生命的永存。须弥山石窟不同分期都不乏艺术精品，尤以北朝和唐代石窟造像艺术成就最高，如作为须弥山石窟象征的第5窟唐代大佛，被誉为“须弥之光”的第51窟北周相国寺，保存优秀隋唐艺术风貌的桃花洞第105窟等，在我国石窟造像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具有珍贵的科研史料价值，是研究我国石窟艺术、民族宗教历史不可多得的宝贵实物资料，是我国古代佛教艺术史上的一笔重要文化遗产。科学地保护、研究、开发和利用这些优秀文化资源，对于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