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黎塞留的幽灵

在我们并不陌生的红衣主教府的一个房间里，一张四角镶银镀金的桌子上放满文件和书籍，旁边坐着一个双手托腮的人。

他身后有一座大壁炉，炉火红彤彤的，燃烧的劈柴不时塌落在金色的宽柴架上。这炉火映照着这位衣着华丽的沉思者的后背，一个枝形大烛台的烛光照亮他的前身。

从这件红色的主教袍和绚丽的花边，从那在沉思中低垂的苍白前额，从这间幽寂的办公室和几间冷清的候见室以及楼梯口卫兵们均匀的脚步声，人们会以为，黎塞留红衣主教的身影依然在他的办公室里。

唉！这的确仅仅是那位大人物的影子而已。法国衰弱了，王权遭到蔑视，贵族们恢复了实力而蠢蠢欲动，敌人越过了边界卷土重来，一切都说明黎塞留已经不在了。

但是，眼前这件主教红袍根本不是前主教那件红袍，比这一切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这种孤单，这种正如我们所说更像幽灵而不像活人的孤单；是那些空荡荡见不到一个朝臣的走廊；是那些布满卫兵的庭院；是透过玻璃窗从街上传来嬉笑怒骂的情绪高涨的民众，震动这个房间的全城联合一致反对首相的气氛；是那远处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幸好这枪声是盲目乱放的，没有造成伤亡，只是要王宫周围的卫兵、御前卫士、火枪手和士兵明白，老百姓手里也有武器。这里所说的王宫，就是从前的主教府改称的。

这黎塞留的幽灵就是马萨林。

而马萨林孤家寡人，感到虚弱。

“什么外国佬，意大利人！”他自言自语道，“这就是他们的信口雌黄，而这两个字眼一说出口，他们就杀害、吊死、干掉了孔奇尼。如果我听任摆布，他们也会把我杀害、吊死、干掉。尽管我从来没有加害过他们，只不过榨了他们一点钱。这些白痴！他们就没有感觉到，他们的敌人，根本不是我这个法语讲得不好的意大利人，而是那些用纯粹地道的巴黎口音，善于对他们花言巧语的家伙。”

“好啊，好啊。”首相继续自言自语着，露出一丝狡猾的微笑，只不过这一回这微笑衬托着煞白的嘴唇显得有些古怪，“好啊，你们的流言蜚语让我听明白了，宠臣们的命运是不稳靠的。不过，你们既然知道这一点，就应该也知道，我可不是普通的宠臣！埃克斯伯爵有一个镶满钻石的美丽戒指，是他的女王情妇送给他的。我呢，只有一枚普通的指环，上面刻了一个数字和一个日期。可是我这枚指环是在王宫小教堂里开过光的，所以他们休想整垮我。他们不停地喊‘打倒马萨林！’，我却让他们不自觉地时而喊‘博福尔先生万岁！’，时而喊‘大亲王万岁！’，时而又喊‘最高法院万岁！’。而现在博福尔先生关在万森城堡，大亲王早晚也会去和他一起待在那里，至于最高法院……”

说到这里，他嘴边的微笑透露出仇恨，与他那张温和的脸显得不相称。

“哼！最高法院吗……我们怎么处理它，走着瞧吧。我们有奥尔良和蒙塔尔吉呢。啊！这件事我会慢慢来的。那些已经开始喊打倒马萨林的人，最后会喊打倒所有这些人的，一个也不会放过。黎塞留在世的时候，他们憎恨他；他死了之后，他们还总是议论他。其实黎塞留还不如我呢，他好几次遭到驱逐，更经常提心吊胆怕被驱逐。我吗，王太后是不会驱逐我的。如果不得不向民众让步，王太后肯定会和我一块让步；如果我逃走，她也会一块逃。我们倒要看一看，没有了王太后和国王，那些反贼怎么办。啊！要是我不是外国人而是法国人，要是我是贵族，那就好了！”

接着他又陷入了沉思。

处境的确困难，而刚刚过去的一天又使之更复杂化了。马萨林受利欲熏心的贪婪驱使，用苛捐杂税压榨老百姓，正如塔隆代理检察长所说，把老百姓榨得只剩下灵魂了。而灵魂是无法拿去拍卖啦，人们便企图用正在取得胜利的谣传来让老百姓忍耐。老百姓认为胜利并不是可以填饱肚子的肉，他们早就开始抱怨了。

但事情还不止于此。如果只有老百姓抱怨倒也不打紧，中间还隔着有产阶级和贵族呢，王宫里反正听不见。可是，马萨林竟然冒失地拿法官们开刀！他卖了十二份法院审查官资格证书。原有的审查官都是为自己的职位付过很多钱的，现在新增加十二个同事，不是使他们的职位贬值了吗？原有的审查官们便在一起开会，手放在《福音书》上发誓，坚决不同意增员，坚决抵制宫廷的种种迫害，相互约定如果在这次反抗中有人丢了职位，大家便凑钱补偿他所付出的代价。

而下面就是两方面已采取的行动：

一月二十七日，巴黎有七八百名商贩集会，抗议正准备征收的一项新的房地产税。他们派出十名代表，去与一贯深得民心的奥尔良公爵谈这件事。奥尔良公爵接见了他们。他们明确告诉公爵，他们已决定不缴纳这项新税，甚至会不惜拿起武器对付国王派来征税的人。奥尔良公爵非常和善地倾听了他们的申诉，使他们觉得还有回旋余地，并答应向王太后禀报，在叫人送客时对他们说了一句亲王们惯常说的话：“看情况吧。”

另一方面，一月九日法院审查官们来找红衣主教。其中一个代表大家发言，所说的话坚决而又大胆，令红衣主教大为吃惊，所以他在打发他们走的时候，也像奥尔良公爵一样说“看情况吧”。

于是，为了“看情况”，召开了内阁会议，把财政大臣埃梅里也找了来。

埃梅里这个人，老百姓恨之入骨。这首先因为他是财政大臣，凡是财政大臣总是招人恨的；其次嘛，他的确也有些该招人恨的地方。

他是里昂一位银行家之子，那位银行家本姓巴蒂契里，在破产之后改姓为埃梅里。黎塞留红衣主教看出他是理财高手，便把这位埃梅里推荐给国王路易十三，还美言了一番，想让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

“好极了！”国王答道，“这个职位需要一个正派人来担当，我很高兴你推荐埃梅里先生。原来听说你要保举巴蒂契里那个坏蛋，我还担心你非要我接受不可哩。”

“陛下！”红衣主教回答，“请放心，陛下所说的那个巴蒂契里已给绞死啦。”

“噢，再好不过啦！”国王大声说，“人们称我为公正的路易，可谓言之有据啊。”

他签署了埃梅里的任命书。

就是这个埃梅里当上了财政大臣。

首相派了人去找他，他立即跑了来，脸色苍白，惊恐万状，说他儿子当天在王宫广场差点儿给人杀了：群众遇到了他，谴责他的妻子生活奢侈，整套住宅全用红色天鹅绒做墙衣，还带金色穗饰。她是尼古拉·勒加缪之女。勒加缪一六一七年任秘书郎，初到巴黎时身家只有二十利弗尔；现在呢，他刚把九百万分给几个儿女，自己还留了四万利弗尔年金。

埃梅里的儿子差点儿被掐死。一个暴民出主意使劲掐他，直到他把侵吞的金子全部吐出来。这天的内阁会议没做任何决定，财政大臣满脑子全是儿子这件事，哪里还能考虑别的问题。

第二天，最高法院首席院长马修·莫莱也受到了攻击。照雷兹红衣主教的说法，马修·莫莱的勇敢，可以与博福尔公爵和孔代亲王相媲美，而公爵和亲王被公认是法国最勇敢的两个人。老百姓把自己所受的苦难归罪于他，威胁要找他算账。但首席院长既不激动，也不惊慌，而保持着惯常的冷静，回答说捣乱分子如果违抗国王的旨意，他就要在各处广场上竖起绞刑架，把首恶分子当即绞死。老百姓回答说，竖起绞刑架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正好可以用来绞死那些坏法官。他们为了获得朝廷的恩宠，不惜让老百姓受苦受难。

事情还不止于此。十一日，王太后去圣母院做弥撒，这是她每周六的例行公事。当时有两百多个妇女跟在后面，叫叫嚷嚷向太后讨公道。这些妇女其实并无任何恶意，只想走到太后面前，跪下求得她的怜悯。可是卫兵们阻止她们靠近，而太后趾高气扬地走了过去，对她们的诉求充耳不闻。

下午重新召开内阁会议，会上决定要维护国王的权威，为此将于第二天即十二日举行最高法院会议。

这一天，即本书所讲的故事开始的那个晚上的白天，年仅十岁、刚刚出过天花的国王要去圣母院，感谢圣母保佑他身体康复，为此在王宫四周、沿河堤岸和新桥一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布置了卫兵、御前侍卫和火枪手。做过弥撒之后，他来到最高法院，坐在临时设置的宝座上主持了会议，不仅宣布维持已颁布的几条敕令，还颁布了五六条新敕令。据雷兹红衣主教的说法，所有这些敕令统统都是自挖墙脚的。因此，大家看到，最高法院首席院长前几天还是拥护王室的，这时却变得胆大包天了，对用这种方式把国王带到最高法院来发动突然袭击、破坏投票自由表示抗议。

不过，反对那项新税最激烈的，主要是布朗梅斯尼尔院长和布鲁塞尔参事。

颁布完敕令之后，国王就回宫去了。在他经过的路上聚集了许多民众。大家都知道国王是从最高法院回来，但不知道他去最高法院是为老百姓主持公道，还是为了进一步压迫老百姓。所以国王所经之处，没有听到一声祝贺他康复的欢呼。相反，老百姓个个都是一副郁闷不安的样子，有些人甚至横眉怒目。

尽管国王已经返回宫里，军队还是待在原地未动，因为当局担心老百姓一旦知道最高法院会议的结果，可能发生骚乱。果然，当国王非但不减税反而增税的消息在街上一传播开，人们就纷纷聚集成群，“打倒马萨林！”“布鲁塞尔万岁！”“布朗梅斯尼尔万岁！”的口号震天响。因为老百姓都知道，布鲁塞尔和布朗梅斯尼尔是帮他们说话的。虽然他们在舌战中输了，但老百姓还是感谢他们。

当局试图驱散人群，禁止人们喊口号，但这种情况下必然适得其反：人越聚越多，口号越喊越响。禁卫军和御前侍卫得到命令，不仅要顶住，还要去圣德尼街和圣马丁街巡逻，因为那里似乎人聚得更多，也更加群情激奋。就在这时，巴黎市长来到宫外求见。

他立刻受到接见。他进谏道，如不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两个钟头后整个巴黎将揭竿而起。

大家正讨论该怎么办的时候，禁卫军副队长科曼热回来了，身上的制服被撕破，满脸血迹。王太后一见他进来，惊叫了一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正如巴黎市长所预言的，老百姓一见到禁卫军，立刻群情激昂。他们抢占了钟楼，敲响警钟。科曼热毫不退缩，抓住一个像首要分子的闹事者，命令将他拉到特拉尔广场十字架吊死，以杀一儆百。士兵们执行命令，将这个人拖去行刑。可是，走到中央菜市场附近，他们受到石块和长戟的攻击，人犯趁机逃跑了，逃到伦巴第街，钻进了一座房子。士兵们马上撞开门追进去。

这种强力行为没有效果，人犯根本没找到。科曼热在那条街布置了一个岗哨，就带领其他人跑回王宫向王太后禀报情况。一路上，老百姓冲着他喊叫和威胁，数名士兵被长矛和戟刺伤，他本人被一块石头砸裂了眉骨。

科曼热的报告证实了巴黎市长的判断，当局没有能力对付一场严重叛乱。红衣主教在老百姓中间散播说，军队布置在沿河堤岸和新桥一带，只是充当仪仗队，马上就会撤走。果然，下午四点钟光景，队伍全部集中到了王宫附近，只在士官门、盲人收容院还有圣罗克岗各设了一个岗哨。王宫里各个庭院和各楼底层，全都是御前侍卫和火枪手。大家等待着。

这就是在我们把读者诸君引进马萨林红衣主教的办公室，即过去黎塞留主教的办公室时，外面的整个形势。我们已经看到，当民众的怨声传到他的耳朵里，外面的枪声在他的办公室回荡时，马萨林是一种怎样的思想状态。

他蓦地抬起头，像一个拿定了主意的人，略皱了皱眉头，两眼盯住一座快走到十点的大挂钟，伸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只镀金的银哨子，吹了两声。

隐藏在壁毯后面的门无声无息地开了，一个穿黑制服的侍从悄悄地进来，在安乐椅后面站定。

“贝尔奴恩，”红衣主教头也没回这样叫道，因为他知道进来的人必然是他两声哨子叫来的贴身侍从，“在宫里当班的是哪部分火枪手？”

“是黑火枪手，大人。”

“哪个队的？”

“特雷维尔队的。”

“候见厅里有这个队的军官吗？”

“有达达尼安副队长。”

“我想是个好样的吧？”

“是的，大人。”

“拿一套火枪手制服来帮我穿上。”

贴身侍从像进来时一样悄悄地出去了，不一会儿捧回来一套红衣主教所需要的制服。

于是，红衣主教一声不响、若有所思地开始脱下他出席最高法院会议所穿的礼服，换上军服。他因为曾经在意大利打过仗，穿上军服倒显出了几分潇洒。完全穿好之后，他吩咐道：

“去把达达尼安先生给我找来。”

这回贴身侍从是从中间的门出去的，不过依然那样悄没声息，像个幽灵。

剩下一个人之后，红衣主教不无得意地对着镜子照了一回：他还年轻哩，才刚刚满四十六岁，身材挺脱，虽然比一般人稍矮了点，一张脸红润而又英俊，目光燃烧着热情，鼻子挺大但长得匀称，宽阔的前额显示出威严，栗色的头发略略卷曲，比头发黑的胡子用铁夹子卷烫得总是翘翘的，显示出几分优雅。他套上肩带，怡然自得地看了看自己一双精心保养得很好看的手，扔下已经拿起、与军服配套的粗麂皮手套，戴上一副普通的丝质手套。

这时门开了。

“达达尼安先生到！”侍从报告。

一名军官走进来。

这个人三十九四十岁光景，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精瘦，目光有神而机警，胡子黝黑，头发苍白：一个人生活得太好或太糟，尤其有着棕色皮肤时，头发往往容易花白。

达达尼安在办公室里走了几步，认出了这个房间，因为在黎塞留红衣主教执政时期他曾进来过一回。他看到房间里除了一名他队里的火枪手就没有其他人。他又朝那个火枪手打量一眼，马上认出那是穿着火枪手制服的红衣主教。

他恭敬而得体地站在那里，这正是他这种地位、经常有机会与王公贵族打交道的人应有的态度。

红衣主教用精明胜于深邃的目光看着他，认真打量片刻，才打破沉默说：

“你就是达达尼安先生？”

“正是在下，大人。”军官答道。

红衣主教又打量一会儿那个如此聪明的脑袋，那张由于岁月和历练而将极丰富的表情藏而不露的脸。达达尼安经受住了这种审视，他这种人以往所经受的审视的目光，比眼前这种要锐利得多呢。

“先生，”红衣主教说，“你得跟我出去走走，或者毋宁说，我得跟你出去走走。”

“悉听吩咐，大人。”达达尼安答道。

“我想亲自巡查一下王宫周围的岗哨，你认为会有什么危险吗？”

“危险？大人，什么危险？”达达尼安惊讶地问道。

“据说老百姓全都反了。”

“国王的火枪手的制服是很令人敬畏的，大人。我哪怕只有四个人，就足以把一百个那些乡巴佬打得抱头鼠窜。”

“科曼热的遭遇你看到了吧？”

“科曼热先生是禁卫军的人，不是火枪手的人。”达达尼安答道。

“这就是说，”红衣主教微笑着说，“火枪手是比禁卫军更优秀的战士？”

“每个人都珍爱自己的制服啊，大人。”

“除了我，先生。”马萨林笑着说道，“你看，我脱下了自己的制服，换上了你们的制服。”

“哟！先生，”达达尼安说道，“你这是谦虚。我嘛，老实说，如能得到阁下的制服，我就心满意足啦，即使需要也保证不想穿别的制服了。”

“说得对。不过今天晚上出去，穿我的制服也许不太安全。贝尔奴恩，把我的毡帽拿来。”

贴身侍从捧了一顶宽檐军帽进来。红衣主教接过来戴上，颇显示出骑士派头，然后转身对达达尼安说：

“你马厩里有套好鞍子的马，不是吗？”

“是的，大人。”

“好！我们走吧。”

“大人需要多少人？”

“你刚才说你只要四个人就可以把一百个乡巴佬赶得抱头鼠窜。我们可能会遇上两百个乡巴佬，你就带上八个人吧。”

“随时听候大人调遣。”

“我跟你走。”红衣主教说，“不，还是往这边走吧。贝尔奴恩，给我们照个亮。”

侍从端起一支蜡烛。红衣主教从办公桌上拿了一把镀金的小钥匙，打开一扇通向暗梯的门。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王宫的大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