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世界的异化还是自我的异化——阿伦特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4)

三、个人的丧失

现代人总是喜欢张扬个性，个性（personality）这个词在现代被看作个人主义的、主体性的体现。但是，个性在此之前始终与人的德性相连，它不是仅与自我相关，而是德性在公共空间中的呈现。在古希腊，个性是在城邦中呈现自己的神（daimon），每个人都有相伴自己一生的神，这就是人的个性。差异性与独特性都源自每个人带着不同的面具，有不同的神，去除面具就不可能有个人。在古罗马，个性体现的是人文精神（humanitas），是那些受到自由教育的有德性的人所展现出的自由精神。那么，在现代社会，为什么愈强调个性，却更多的是没有个性的人？

个人的丧失是阿伦特对现代社会个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判断。它是指个人的个性、德性的丧失。它是对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的描述，即个人找不到在世界中的位置。个人（person）的丧失正是从现代发现自我（self）开始，由此造成个人与世界的日益疏离。在世界的丧失中，个人也丧失了，代替个人的是“大众”“消费者”和“生产者”。

（一）主体性与个人的丧失

个人的丧失首先表现在人的内心世界中宗教和信仰的丧失。阿伦特认为，这并不是宗教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正如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所表明的，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完全可以只关注自我，不关注世界。这正体现了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主体主义的兴起，而近代哲学思想实际上深受自然科学精神的影响。阿伦特批评自然科学发现了“阿基米德支点”，从而认为我们可以脱离地球；伽利略运用望远镜观察世界，从而认为人可以在观察中发现世界的规律。这种思维被运用到人对世界的理解中，哲学中的普遍理性主义正是对自然科学精神的模仿。问题在于，在绝对和普遍中，自然界与人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人渴望模仿自然的永恒，渴望通过改造自然来创造历史。现代人对“自我”的发现正是源于自然科学精神的感召。“笛卡尔正是将阿基米德支点转向人自身，这个支点就是人的内心，它能在自己设计的数学公式的框架中找到现实性与确定性。”[36]笛卡尔用“怀疑一切”的精神怀疑常识、习俗，一直怀疑到人的身体。这种怀疑如同伽利略的观察一样，将自我置于内省中，并在其中发现了理性的“自我”。“现代把共通感称作理性，它在内心和自我中展开，它只有当内心躲开所有现实和‘感性’，只留下自我时，才会产生。”[37]

阿伦特批评近代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是为了恢复被它们破坏的现象世界。她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现象世界，在其中存在就是现象。例如，我睁开眼睛看到事物，我听见声音，我移动身体，触摸到有形的物体。这些都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如果怀疑这些基本的现象，就根本无法判断。“我们总是先去‘看’，然后才去认识的。”[38]任何存在与现象的二分都会破坏现实世界。

理性主义的怀疑精神和宗教的信仰根本对立，当克尔恺郭尔把怀疑的精神引入到对宗教的解释中，信仰遭到致命地一击。而且，理性主义用沉思内省的世界代替了现象的世界。这样，不仅是理性主义，甚至是作为反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都处在“自我世界”的传统中。

我们在前面讲到，卢梭开创的浪漫主义既不能在社会中、也不能在世界中找到自我的位置。卢梭的问题在于极端的主体性，在其中根本没有能够与外在世界和生活连接的桥梁。卢梭从世界退回到内心领域，强调个体性，导致了公共性的私化。卢梭用个体性抵御社会的“私人性”，但无论是个体性还是“私人性”都是社会的产物。这个内心领域中的“主体”，正是近代理性主义中沉思内省的“自我”。按照阿伦特的看法，近代哲学的主体性是社会崛起的产物，主体性导致了世界的丧失。在世界的丧失中，作为“自我”的个人失去其个性，成为拥有同样“天性”的“自我”。

但是，卢梭发现的内心世界在现代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抵制社会的同质化的武器。尤其是在大众社会中，艺术家有可能是其中最后的个人。尼采晚期寄希望于艺术家，海德格尔晚期用诗化的方式写作，都是把希望寄托在艺术身上。阿伦特显然并不是否认这种内心世界的重要，但她看到，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的模糊中，内心世界同样无法抵御社会的侵入。这种反社会的艺术同样是非政治的。最关键的是如何建立以人的复数性为基础的世界。在此意义上，阿伦特批评尼采的“超人”、海德格尔的“自我”超越了人的复数性的基础，这只会加剧世界的丧失。

（二）孤独、无思与个人的丧失

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揭示出：共同体是令人信赖的共同生活。社会是孤独和陌生的生活，每个人在孤独中抵御他人的侵袭。[39]孤独是现代社会人的体验。阿伦特看到，由于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大众社会，人的个性和复数性逐渐消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被打破。在大众社会中，人的共同世界以及维系这个世界的各种组织结构都被瓦解。当个人在大众社会中失去了他的独特性，就成为完全孤独的个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也都是在此基础上动员大众的。极权主义正是利用了这些孤独的个人，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作为极权统治的心理基础的忠诚，只能产生自完全孤立的个人，他们没有其他的社会联系，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诚使他们感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40]

这种孤独（alone）与思想者的孤寂（solitude）不同，思想者在孤寂中，仍在与自我对话。但是孤独中的人失去了与自我的沟通。在孤独中确实只有一个人。孤独者不仅离开了其他人和世界，而且也离开了自我。在此情况下，自我与世界、思的能力和体验的能力都同时消失。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使“意识形态和恐怖”作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正是看到孤独的人是无力的，是无法共同行动的；孤独中的人是无思的，他们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离，无法与自我进行对话；孤独中的人缺少判断力，他们失去了判断好坏、对错的标准。艾希曼的审判使阿伦特进一步看到这种危害。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判断由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描述的“极端的恶”转变为“恶的平庸”，正是看到大众的思考和判断力的丧失。这样的大众更不可能有真正的行动，哪怕是恶行。这使我们想到了尼采所说的“末人”，现代人的平庸时代不仅没有伟大的善行，而且连作恶都是平庸的。

晚年的阿伦特致力于研究思考、意志、判断与世界的关系。她想表明，心灵的能力并非是孤独的。“密纳瓦的猫头鹰黄昏时的起飞也绝非完全无声。”[41]她想做的正是要打通思考与行动之间的断裂。这个问题也是政治伦理的问题，人们需要具有什么样的思考与判断能力，才能够判断好坏与善恶。

第三节世界的异化还是自我的异化

如果说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看到的是世界的丧失，那么在《人的条件》中，她则通过批判现代社会，提出世界丧失的更根本的原因所在——世界的异化。阿伦特指出：“现代的特点是世界的异化，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自我的异化。”[42]阿伦特的世界异化的概念显然是针对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提出的。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批判决不是在意识形态意义上，更不是要从马克思主义中抽取极权主义的因素，她是在批判整个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问题上批判马克思。以下我们将阿伦特世界异化的思想概括为四个问题：

第一，劳动代替制造。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是劳动本体论的思想家。他继承了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并将其提高到“劳动创造了人”的高度。现代社会的问题在于劳动代替制造。制造是人按照目的-手段的方式，运用工具造出物品，物品的有用性与持续性体现了物性和世界性的存在。但是劳动体现的是产出性与消费性。马克思所说的物的生产和人的自身的生产，其共同特点在于生产出人类生存必需的物品，这些生产的物品又很快在市场上被消费，人的活动处在生产-交换-消费的循环中。在阿伦特看来，劳动是处在黑暗中无限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它在古代一直被看作私人领域的活动。人类无法摆脱这种必然性，但在前现代从来没有思想家去赞美劳动，并把它作为人的本质行动。阿伦特彻底批判现代社会的劳动。物性的丧失就是在劳动中体现的，因为劳动过程的延续靠消费需要来保证，在被消费的产品中看不到物性，它很快被用尽、被废弃。消费品的短暂性与物性的稳定性相违背。所有事物的价值都是按照是否有用、能否被消费来衡量。但是在消费者社会，所有事物都难以逃脱被消费的命运，并最终像消费物一样被毁灭。这样，劳动的消费性使劳动不再是原来制造意义上对物性的贴近，而是使物性丧失，使人与世界越来越疏远。

第二，制造代替行动。阿伦特看到，劳动和制造在现代社会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由此替代了真正的实践——行动。制造活动是在过程中体现，有始端和终端，是手段-目的性的活动。现代人把行动放在历史过程中，用外在于人类世界的“绝对精神”作为支配行动的目的。霍布斯最早说出，近代的政治哲学是用各种手段制造出一个国家，制造出半人半兽的神——利维坦。马克思把行动理解为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利用，这种现代观念对行动的理解，是主体把客体对象化，从而实现主体对个体的支配与统治。由此，近代的政治理论是支配与统治的权力哲学——对物的支配、对人的支配与对世界的支配。

世界的异化，不仅仅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异化、自我的异化和类的异化，而是行动的异化。当行动被等同于劳动和制造时，实际上是对行动的技术性的理解。行动的丧失，使人与世界的意义面临着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性（存活意义上）被当作了最高的善，作为必需物品生产和消费的劳动被置于最高的位置，幸福被理解为生产和消费中的痛苦和快乐，一种只与自我相关的内心的感觉。人的存在性（体现人的自由）被置于边缘，行动、思考和判断，这些体现人的存在性的活动，在现代社会日益衰落。

第三，社会代替政治。在阿伦特看来，由于劳动和制造代替了行动，现代社会成为劳动者社会，这样以劳动和制造活动为主的社会中无法产生真正的政治。只有现代社会才会如此赞美劳动，赞美这种在古代被看作痛苦和耻辱的必需性活动。由此，在现代社会中，人既非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的动物”（zoon politikon），也不是中世纪意义上的“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而是“劳动的动物”（animal laborans）。[43]这样的社会与古代的政治精神完全相悖，因为其中没有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人的行动。社会完全被私人性所统治，从而吞噬了政治的公共性。

第四，“行动”代替“思考”。这里的引号强调的是在现代社会，既缺乏真正的行动，也缺乏真正的思考。阿伦特说行动代替思考，指在科学和技术精神影响下的现代人对实用行动的崇拜。即“人对知识的渴求只有在他相信自己双手的创造性时才有可能”[44]，在此情况下，所谓理论服从实践，意味着理论只有在劳动和制造的活动中才能被检验，理论本身的意义荡然无存。理论在现代社会始终面临成为意识形态的危机。另外，思考自身面临危机。在现代自然科学观察精神的影响下，思考成为可以脱离世界的纯粹内省的活动。思考追求的“客观真理”，成为与人的生活及其意义脱离的抽象思想。阿伦特所要探讨的是思考与行动是如何分离、又是如何被异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