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绪论(4)

最后，二者在发展趋向上不同。西方传统哲学的“是论”或“存在论”倾向于研究“是什么”，其最终形成的是一种“本质主义”或“类本质主义”的发展趋向[11]。所谓“本质主义”或“类本质主义”，就是确定事物或对象的“本质”、“实质”或“实在”的理论形态，其研究的结论必须是明确的、实在的“是”或“存在”（Being），即“非此即彼”。这种对于“是什么”之“是”或“存在”（Being）的研究趋向，导致其不断演进、革新，但始终无法终止“是”或“存在”（Being）的反复，即很难停留在一个核心形态的结论、结果之上。在发展中，其理论形态往往是全盘推翻已有理论，重新构建，总体趋向上可谓“既换汤也换药”。而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由于其整全性、大全性的理论特征，在发展趋向上则具有终极意义上的稳定性、完整性和完善性，所谓“换汤不换药”、“旧瓶装新酒”、“老树发新芽”、“薪火相传”、“铁板一块”等，都是对这一特征的描述。当然，以上描述很容易被误解为中国传统哲学保守、守成，实际上，其并非不发展或停滞不前，而是在发展、演变中具有一种最终的“模板”。

以上差异，仅仅指向了二者的表现样态、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向，从根本上看，由于二者共同指向对世界根本性、基本性问题的探寻和研究，所以，在基本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致思趋向上并非完全没有可比性。从根本上细考二者的研究对象和致思趋向，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一致之处。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由于“本体”作为事物的根本、本然、应然存在，其包含有宇宙、万物本来的存在样态之义，那么，在基本形态上，“本体论”就表现出广义的“是论”或“存在论”的特征，其研究的“本体”既可以指向事物的本原形态或基本元素，也可以理解为产生或引发该事物的最一般的、最普遍的规定性；同时，“本体”还指向了引起这种一般规定性的最终依据或状态的规定。比如，《易传》（特别是《系辞》一派）认为，“道”乃是超越具体的现象或经验属性的“形而上”规定，“器”乃“形而下”的具体事物或现象（“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的形上规定虽然主要揭示的是“一阴一阳”的通变之道，但无疑内在地含有对形下之“器”背后引发该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的规定性，只不过并非通过逻辑思辨的方法揭示而已[12]。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Being”作为具有狭义语言学意义上分词属性的概念（主词与谓词都因分有“Being”而成为“是者”或“存在者”），在哲学上成为最抽象、最普遍的存在概念（任何事物在分有“Being”的同时而获得存在意义，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具体规定），因而“Being”不仅具有任何事物的本原形态或潜在状态，而且也是产生或引发事物的最一般的、最普遍的规定性。而“Being”所具有的这种超越具体现象或经验的“超验”（Transcendent）属性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形而上”之“道”的属性并不完全相异。由此可见，在西方传统哲学中，“Being”所指向的一般普遍性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的实质内涵颇有共同之处。

当然，细考二者的共同之处，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等差，即二者虽然共同指向一般普遍性，却具有一种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普遍大全”（the Whole）与“普遍本质”（Being）的不对等性上。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体”最终作为一种本然的存在样态概念，那么，从逻辑的角度看，其内涵和外延都具有“无限性”特征，即具有极大的涵盖性和整全性，其类似于布拉德雷（F.H.Bradley）所言的普遍大全（the Whole）[13]。所谓普遍大全就是“内涵最大，外延也最大”之义，是存在的最高形态，是绝对的、统一的、整个的存在。作为整个存在，它包含着差异即具体性、个体性和非本质，但一切差异都和谐地统一于作为整体的存在之中。比如，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就是这样的“大全”概念，“道”也可以命名为“大”[14]。在“道”的属性之中，包含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15]等差异性，但任何差异性依然归属于这个大全之“道”。庄子同样认为：“道”具有“无所不在”的性质，“在蝼蚁”、“在梯稗”、“在瓦瓮”、“在屎溺”[16]，也就是说，“道”可以包含任何事物，无论这种事物本身具有何种性质。

而在西方传统哲学中，“Being”则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与“本体”所具有的“内涵最大，外延最大”相比，“Being”在语言学意义上的狭义的分词属性，决定了“Being”作为哲学概念具有的是“外延最大、内涵最小（不是任何特定的所是）”的特点[17]，因而成为虽然具有普遍性、一般性，但本身又无可定义、无从定义的性质。由此决定其具有的功能是单一的，即揭示事物、现象的本质，或者说，揭示“存在者”的“存在”。在此意义上，“Being”在成为本质的同时，不能“在蝼蚁”、“在梯稗”、“在瓦瓮”、“在屎溺”，其最终成为最普遍、最抽象的概念（任何事物在分有“Being”的同时而获得存在意义）。由此可见，“Being”具有不仅仅是任何事物的本质形态或潜在状态，而且也是产生或引发事物的最一般的、最普遍的规定性。

在一定的意义上，西方传统哲学中“Being”的这种特性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无”的概念有颇多一致之处。“无”在本质上不具有具体的规定性，但同时，“无”又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同时又含有必然性。黑格尔（Hegel）深刻地指出“Being”与“无”的一致性：

有、纯有（Sein/Being）——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假如由于任何规定或内容而使它在自身有了区别，或者由于任何规定或内容而被建立为与一个他物有了区别，那么，就又不再保持纯粹了……有（Sein/Being），这个无规定的直接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无，比无恰恰不多也不少。[18]

黑格尔的话揭示了“Being”的内涵和特征，即“实际上就是无”，这里的“无”与中国传统哲学如王弼的“以无为本”论中的“无”的内涵和特征颇具一致性。然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无”虽然含有如“Being”一样的普遍性、可能性和必然性，但“无”并非“道”的唯一属性，因为在严格意义上，“道”具有的是“有无相生”[19]的属性，即“道”并非具有唯一的“无”的属性，同时也具有“有”的属性。“有”与“无”具有不可分割的一致性和处于同等地位的互动性属性[20]。如果说，“Being”与“无”具有一致性，那么，用“Being”来比较“道”的本体概念，则二者明显具有等差性。

综上可见，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与西方传统哲学“是论”或“存在论”虽然有相关之处，但在研究对象、研究趋向以及研究方法，尤其是在“普遍大全”与“普遍本质”的不对等性上有一定差别。关键在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体”概念，实际上具有极大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可以具有种种形态的表现，但最终统一于一个整体的存在之中。而“Being”则仅仅表现出单一的普遍性、抽象性的形态，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概念相比，呈现出一种类“本体”的趋向和特点。所以，从广泛的意义上看，“本体论”的内涵应涵盖“是论”或“存在论”之义[21]，这正是本书中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形态来论述、诠释西方传统哲学中“是论”或“存在论”形态的主要原因。

历史地看，“本体论”概念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固有用法，但也是近现代以来比附西方哲学“是论”或“存在论”形态的产物[22]，由此形成了“本体论”概念在现当代中国哲学语境中的复杂性。自20世纪初期中国一些学者不加分辨地用“本体论”对译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是论”或“存在论”以来，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概念的理解就陷入了混乱。直到今天，这一问题依然具有争议性。比如，争议的一个焦点是，“本体论”的概念并不能对应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是论”或“存在论”，因而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并不存在本体论[23]。这当然是以“是论”或“存在论”来裁剪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结论，其前提是以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是论”或“存在论”为标准，要求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要等同于“是论”或“存在论”。

上文已经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确不直接表现为“是论”或“存在论”（Ontology）的形态，但在实质上却内在地含有“是论”或“存在论”（Ontology）的内容，只不过这一部分内容没有得以充分地表现和发展而已[24]。广义地看，“是论”或“存在论”并非是哲学本体论的唯一形态，本书研究的一个方面就是揭示本体论哲学更广泛的形态，而这一形态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所以，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立场和角度上看，我们似乎也可以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25]。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具有源远流长的传统，至今不衰。与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是论”或“存在论”相比，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这一特点尤其明显。众所周知，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是论”或“存在论”虽然被称为“第一哲学”，但在黑格尔之后尤其是20世纪后形而上学时代，其面临的却是被批判和被解构的命运。时至今日，“是论”或“存在论”似乎被视为已经终结或应该终结的历史现象[26]。与之相较，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却自始至终从未失去与西方传统哲学相似的“第一哲学”的地位。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本体论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具有经久不衰的传统。代表性的本体论哲学家有老子、孔子、庄子、荀子、孟子、董仲舒、王弼、郭象、慧能、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王夫之、熊十力等，他们在不同形态、不同层面和角度的探索和建构，代表了中国传统本体论哲学研究的实绩，对本体论哲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就目前而言，中国哲学本体论研究依然是学界的重大课题，比如，现阶段出现的一些中国哲学本体论的体系构建[27]，足以说明其经久不衰的传统在不断延续。

注释

[1]参见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573页；方朝晖：《从Ontology看中学与西学的不可比较性》，《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上卷），宋继杰主编，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第337~351页。

[2]﹝古希腊﹞巴门尼德：《残篇》2，《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51页。

[3]Aristole：Metaphysics，1003a25，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Random House，1941.

[4]Aristole：Metaphysics，1028a10.

[5]参见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16页。该书中的“本体论”实质上就是“Ontology”，其对于“本体论”的研究，就是对西方哲学的“Ontology”的内涵、特征和发展过程的揭示。

[6]﹙明﹚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第58页。

[7]﹙明﹚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第119页。

[8]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7页。

[9]汉语中的“是”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系词，事实上，汉语中没有一个像“Being”这样的系词。参见Angus C.Graham：“汉语像大多数印—欧语系以外的语言一样，没有分享印—欧语系在哲学上最为重要也是最成问题的一个特点，即表示存在的‘to be ’也被用来表示连接关系，于是，对于西方哲学而言，说‘a thing has a being’，既包含存在又包含本质，即什么是自身（per se），而对于《老子》，就像对后期墨家一样，你不知道某物的本质但却知道什么样的名适合它；因此之故，命名与改名在《老子》诗中就极为重要。”（Angus C.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1989，Open Court：222.）

[10]杨国荣：《道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