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们的理想不被左右（3）

为了完成心中的梦想，2003年，魏德圣向母亲借了250万元新台币拍摄《赛德克·巴莱》5分钟的片花，希望得到有钱人的投资。但当时台湾经济不好，电影市场也不好，谁肯掏腰包？魏德圣把能想到的人都想到了，他们大多说这个片子没有明星阵容，还讲原住民语言，最后大家都不肯给钱。

但他手上另一个剧本《海角七号》，一部掺杂爱情与台日历史的情调小片却受到了银行和投资人的青睐。为了给《赛德克·巴莱》筹钱，魏德圣只好先拍《海角七号》。实际上，在2007年《海角七号》开拍时，许多资金也没到位，最艰难的时候，魏德圣的公司只剩下了两个员工。

对魏德圣来说，还有一个打击是在拍摄《海角七号》期间，60岁的杨德昌在美国去世——这个消息让他的心情无比沉重。

出乎意料，2008年的《海角七号》上映后大受台湾观众欢迎，票房突破了5.3亿新台币（换算成人民币是1亿多元），完全是“小兵立大功”。魏德圣也没想到，这部自己本来作为《赛德克·巴莱》垫脚石拍的电影竟然成了当时台湾电影史上最卖座的一部片。

2008年，有三部电影特别引人注目，分别是魏德圣（《海角七号》）、杨雅喆（《囧男孩》）、林书宇（《九降风》）的处女作。这批新导演的最大特色是从电影语言到说故事的手法都和老一辈截然不同，商业触觉更敏锐。《海角七号》完全符合好莱坞的三段式结构（酝酿、冲突、解决），观众看完心情愉快，也乐于向别人推荐。商业电影不讲究原创，好莱坞习惯从畅销书、游戏、漫画中挖掘适合电影的题材，这批台湾新导演也同样认识到了这点。新一代的台湾导演一改之前台湾电影忧思、苦情的调子，不再将主要兴趣放在海外影展得奖，他们创造出来一种浪漫、轻松、坦荡的商业电影基调。影片里人物的情感、理想与纠结，新一代观众多能感同身受，于是就形成良性循环：票房高涨、关注度高，最终引发并成为社会议题，然后再进入其他地区的电影市场。

在商业片上大获成功后，魏德圣却仍旧心心念念想拍不讨好的《赛德克·巴莱》。他发现，还是没有人愿意往这部电影里砸钱。他很不甘心，自己现在什么都有了：拍过好莱坞格局的大片；第一部商业电影就成了最卖座的电影……但自己唯一想做的事却做不了。

魏德圣最后的决定大概真能称得上是“疯子的决定”。本来一夜致富，他却决定让自己再次归零，他把《海角七号》赚的1.5亿元新台币拿出来，再争取到新闻局1.3亿元新台币的补助金，郭台铭的弟弟郭台强把辅助文化事业当成社会责任投资了3.5亿元新台币，接下来魏德圣又向台湾的企业家和艺人一共200多人募集资金以应付周转。制片人黄志明事后说还好自己提醒魏德圣先买了办公室，还能拿来办抵押贷款。身为女主角的徐若瑄不仅没有要报酬，还倒贴出借千万元新台币，此外还自掏腰包买了1千张预售套票。周杰伦也迅速借出4000万元新台币，而且只收1元利息。

最后，魏德圣还差一些资金，太太为了帮助他，对外签了1500万元新台币借据。母亲为了帮儿子，连忙把自己一辈子靠着打钥匙小店赚来的房子也抵押给了银行让他去拍片。

2011年，《赛德克·巴莱》终于拍出来了，而且成了一整年当中全台湾最受瞩目的一部电影——它在台湾的票房超过了《海角七号》，达到8亿元新台币，再创台湾电影史的新高。

魏德圣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并且成了台湾电影复兴中的传奇人物。

不过，台湾电影人的苦日子熬了太久，机会来得太快，热钱来得太急，也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大为焦虑。十年大断层，人才严重不足，电影人形容说，只要有2部大片同时开拍，台湾可用的人才就用完了，其他人就只能苦等。钮承泽拍完《艋舺》，从韩国请来的美术团队就转移到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然后又要转去李安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由此可见人才库的枯竭。

即便是最乐观的电影人也认为，台湾电影能否真正出现“黄金十年”，尚未成定论。《囧男孩》的制片人李烈说，台湾电影再谈复苏，也还只是“抱在手上的婴儿”。但她觉得，过去十年里，这些电影人都没有走，只要给他们时间，前景还是乐观的。

制作人陈鸿元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台湾电影在十年内赶不上复苏的热潮，“就会被边缘化”。

魏德圣现在正为一部描写台湾少年棒球队的影片担任监制，他断定这部戏能够让观众热血沸腾——这是他作为商业片导演精明而有判断力的一面。

但同时，他还有一个比《赛德克·巴莱》更“疯狂”的拍摄计划。魏德圣说，其实从十几年前起，自己心中就有一部“终极作品”，题材来自作家王家祥所写的《倒风内海》，描述400年前，包括西拉雅原住民、荷兰人以及汉人在台南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系列故事。他预计开拍三部，“姑且命名为台湾三部曲”。这三部电影不同于现在一般续集式的系列电影，而是以不同民族的角度来诠释这段历史。三部电影开始时间都是荷兰人来台湾，结束时间都是郑成功时期，以大航海时代为背景。

但魏德圣的三部曲能否拍成，他还能否像在《赛德克·巴莱》上一样幸运，这些问题就好像大家问台湾电影的黄金年代会不会来一样——除了电影人自己之外，谁也回答不了。

杨德昌死后葬在了美国洛杉矶。趁着一次出差，魏德圣特地来到这个墓园。他不是家属，管理员不告诉他杨德昌下葬的位置。魏德圣英文不好，只好在墓地里穿梭于一个个墓碑间，遍寻不着。

彷徨中，他一心念着杨德昌的英文名Edward Yang。

忽然，魏德圣看到一个区域被栏杆圈了起来，有种神秘的直觉促使他一跃跳了进去。眼睛一直搜寻E开头的墓碑，结果终于找到了生前有着高高身影的杨德昌的墓。

魏德圣回忆，看见杨导的墓时，很惊讶那块墓碑怎么那么小，只是一面墙的一小块，上面只有一段《圣经》里的话和他的名字，“其他的就没有了”。

魏德圣想，这样一位对台湾电影深有影响的人的墓志铭就这样简单？本来心中千言万语，但站在墓碑前，他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

墓地旁有几棵树，风袭来，叶子落到魏德圣的脚边。他看着眼前的一片叶子，有股冲动，伸手捡了起来。

任长箴：绝不修改

“当年有人对姜文说，你这种长相不讨好观众，姜文回答说，我凭什么要讨好观众？我要做的是征服观众。我也是这样，我从不讨好观众，我是要征服观众，做一个东西出来，就要把你征服得死死的。”

黄冰

“当年有人对姜文说，你这种长相不讨好观众，姜文回答说，我凭什么要讨好观众？我要做的是征服观众。我也是这样，我从不讨好观众，我是要征服观众，做一个东西出来，就要把你征服得死死的。”2012年端午节前的一个早上，在北京四通桥附近一个咖啡馆里，任长箴从柔软的沙发上坐直了身子，一脸郑重地说。

在这之前，由她做执行总导演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创下了收视奇迹，看过片子的人也毫不吝啬溢美之词，“让人感动”“泪水和口水同时出现”“最好的中国形象片”，豆瓣影评给出了9.2的高分。而在纪录片圈内，代表着最高评价的一句赞美是：中国纪录片的春天到了。

任长箴并不太相信这种预言，她所在意的是她终于能够在一个她认为中国最牛的纪录片平台上，向观众展示一下她理解的中国纪录片的水平。“虽然我现在是纯自由职业者，但是我还是在为电视台工作。因为我看中了纪录片频道的平台，这个平台太好了。这是中国目前最好的纪录片平台，我就是想全身心地为这个平台工作。”在《舌尖上的中国》一共8个分集的导演里，只有一个是央视纪录频道正式的编导，有两个是任长箴想办法从央视农业频道调来的，其余人包括任长箴在内，都和央视没有关系。用总导演陈晓卿的话说：“这次的片子不是官窑，是民窑。”这种制作方法使得任长箴能够尽力捍卫这套片子的独立性和其中蕴含的激情。“我也跟栏目组说，我跟你们说的都是技术问题，如果这些技术问题全掌握了，你们缺一样东西还是玩不成，那就是激情。没有激情，这些技术给你们一点用也没有。”

咖啡馆里早上的客人不多，平缓的音乐没有压住任长箴的大嗓门，旁边嘬着饮料看书的小姑娘抬起头，惊讶地看了看她。任长箴今年36岁，大眼、厚唇，比一般女人显得英武许多。她穿着一件圆领深蓝色T恤，一条褐绿色的五分中裤，脚上是一双紫蓝色的帆布鞋，用一个黑白屏的直板诺基亚手机。在几天后一个著名的电视访谈节目中，她也是差不多的装束，只不过T恤换成了白色，中裤换成黑色。她喜欢用“绝不”“完全”“没有可能”“立刻”这样坚决、脆生生而且又斤两十足的词。

在那次电视节目中，她说起创作《舌尖上的中国》时，又常常用特别深情的长句子来描述：“我们记忆中好吃的东西是因为带着人的温度”，“我们拍摄的对象不是底层的劳动人民，而是干净的中国人，内心当中有骄傲的、有心气儿的中国人。”

她的两面性也符合她自己为纪录片所设定的性格特征：兼具外向奔放的性格和柔软脆弱的内心——外向和奔放能够接纳和融合，脆弱和柔软能够以最细致入微的方式展示细节。

绝不修改

Q：《舌尖上的中国》好评很多，也有批评。哪个批评是你不能接受的？A：昨天我看了一个报道，我很郁闷，直到今天早上，路上堵车的时候想起来还是郁闷。那个报道里写，有一个专家说我们这个以我为核心的团队现在抱怨很多，说我们抱怨没有能够分享社会成果。然后这个专家说我们的抱怨毫无道理，说我们就相当于一个装修队，装修完了房子，还要求承包商给我们分一间房子，你说这多可气啊。其实他们不了解我们做了什么，如果他们能够了解我们做了什么，他们是会尊重我们的。我们其实是设计房子、盖房子的人，而不是装修队的人，水泥砖块都是我们亲自去砖厂、水泥厂拉回来的。

Q：这所“房子”盖得顺利吗？

A：一点也不顺利。可以说我们做这个片子是把自己放在了一种险境里，完全是一种疯狂的坚持。从一开始，我们和纪录片频道的讨论就磕磕绊绊，但是这些不愉快都是在内容创作上的，进度并没有停下来。

Q：主要的分歧是什么？

A：他们希望更多地呈现美食的部分，他们认为这始终是一个美食节目，对于美食的描述要细致，比如说应该有爽口弹牙、香气扑鼻这样的词。但是我认为这些词根本不重要。比如在某一个段落上，我认为应该讲采藕人的一顿早餐，讲他们的早餐能够给他们提供一天做重体力活所需要的热量，我觉得这是人的故事。如果完全讲藕的美食，找一家武汉的高级餐厅，拍摄一个全藕宴，再多讲一讲全藕宴厨师的故事就行。同样是关于人的故事，但是完全不同。

Q：什么样的故事能打动你？

A：人之常情的故事。我不喜欢传奇的故事，因为传奇的故事离我们很远。我们曾经拍了一个重症监护室（ICU）的宣传片，就是一个护士，什么丰功伟绩也没有。但是当我们采访她的时候，问她在ICU工作有什么感受，她说当时护校毕业被分到ICU特别不高兴，因为那个病房全都是垂死的病人，很压抑。但是她发现这些人也是需要关怀的，于是她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窗户全打开，窗帘全拉开，让外面新鲜的空气和阳光进来。那些人带着呼吸机，根本没有提这个要求的能力，也没有感受这一切的能力，但还是应该让他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就这样，完了，我就觉得足以感动我。我把这叫做人之常情的感动，而不是恶意煽情。

Q：全藕宴的厨师也不是高大全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

A：这就是情怀问题。我们这个片子，打一个比喻的话，本来是一个干干净净、素雅的房子，现在非要挂上水晶灯，铺上地毯，那我就不能接受了。

Q：水晶灯是什么？成片里我们能看到水晶灯吗？

A：能啊。比如说第四集《厨房的秘密》，我们的编导本来的词是“厨房的秘密，是人的秘密”，后来播出的时候这句话变成了“厨房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这不就是水晶灯吗？这种做法导致观众看到的就会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感觉，前一句词还挺有情怀，后一句词就邪恶了。这个片子从第四集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原因就是前三集坚持不让修改。尤其是我的第一集，我当时就是抱着片子绝不修改的想法。

Q：最后审片子怎么通过的？

A：审了，审完之后给了修改意见，但是我没改。比如我的里面本来有一句词，说厨师喜欢竹笋是因为竹笋和其他食材比较容易搭配，修改后要在后面加上两句——文人爱竹笋是因为笋的风骨和傲骨，僧人爱竹笋是因为笋的节制什么的，让我给删了。后来纪录片频道和我谈，说如果我不修改，就不能放在第一集，他们的理由是这一集太令人失望，美食的部分太少了。我说，绝不改。这一次我们几个分集导演没有用央视的机房，全部是在自己家里剪的片子。不会剪的就培训，没有设备的就去买。这一次虽然对外说的是央视的大制作，但其实剪片子却是我们几个人在自己的小屋里做出来的。所以我不改片子，纪录片频道没有素材，他们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