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品质——那些行走在追求品质生活的“没品道路”上的人们

雾都中的老外

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法移民的，必须生活在我们自己营造的环境里。环境的好坏与国家的贫富无关，而是人心、欲望的投射。

李欣

2011年12月5日，大雾笼罩北京。早上，我把厨房仔细翻了个遍，觅到了足够的食物，又用围巾包好口鼻下楼遛了一趟狗，之后就再也没有出门。整整一天窗外都是均匀的灰色，让我感觉仿佛度过了一个特别漫长的傍晚。网上到处是航班晚点、交通堵塞的消息，我很庆幸，这一天没有安排工作。

后来，到电台录制《老外看点》的时候，聊起5号的雾霾，四个经常来上节目的老外都说，当天不得不出门工作，而且也没戴口罩——莫楷（美国人）是没能买到；朱力安（法国人）只在微博上转发了应该戴口罩的消息；有朋友送了董默涵（爱尔兰人）几个口罩，他让孩子在上学的路上戴，自己怕麻烦没有戴；莫大伟（美国人）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偶尔一两天就凑合了，又不是连续几个月。”

再后来，阴霾被大风吹走，生活照旧，只是“PM2.5”这个术语被大雾普及了——2011年12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北京地区PM2.5污染物浓度值达到了522微克／立方米，这个数值对美国人来说是有点疯狂，因为美国PM2.5日均值的安全标准是35微克／立方米。

身体的发现

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有一个叫曼彻斯特的小村庄，莫楷在那里的一个农场里出生、长大。村子临湖而建，周围都是广袤的森林，几十米高的枫树在秋天会不断地变幻出浓浅不一的暖色。

莫楷能讲流利的德语、俄语和汉语，几年前他辞掉了全美福利最好的马萨诸塞州政府的工作，来到北京。现在他在北大攻读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开了一家做中文翻译出版业务的小公司，拜了北京和山西的师父学相声和形意拳，有空就去鼓楼附近听评书，还能唱好几出京戏，他钟情于中国文化。

但是，每年早春冰雪消融的时候，无论身在何处，莫楷都要专门飞回老家去蒸枫糖。莫楷说，家乡的空气湿润、清冽。

2006年，莫楷在美国救火患上了哮喘，来北京后正赶上奥运会，虽说北京的空气比老家的农场差远了，但身体并没有发出抗议。这两年，他的哮喘病和北京的空气一样每况愈下。莫楷看过中医，也戒了烟，几周前他又在网上买了一个迷你空气净化器，更贵一些的他也买不起了。

莫大伟是20世纪90年代来到中国，在北京他组过乐队、上过春晚、演过电影，还娶了中国太太。在他看来，中国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都比北京好，包括上海、香港。有一次，在一个香港朋友的家里，他站在阳台上，竟然感觉自己闻到了氧气的味道。

法国人朱力安也有类似的“身体发现”。他说，以往他的父亲每次从法国飞到北京来看他都会对空气过敏，而他每次从巴黎飞来北京都没什么体会。直到有一次从瑞士飞北京，下飞机那一刻真是对比强烈：瑞士的空气很轻盈，好像可以一直吸到身体的角落里去，而北京的空气很稠、很重，吸上半口感觉肺就满了。

董默涵从爱尔兰来中国十几年了，经常有人问他爱尔兰什么样，他总会说，上帝创世纪的时候特别偏心，按照天堂的样子创造了爱尔兰。在爱尔兰，如果一个人的衬衣穿一天领子就黑了，那一定是他/她的个人卫生有问题；如果一个人进家必须换鞋那一定是有洁癖；如果一个人每天擦两三次地那一定是有强迫症，但在北京这通通属于正常现象。

拿身体打赌

莫大伟今年50多岁，他已经在中国生活小半辈子了，当年长发、清瘦的嬉皮士已经是头发灰白的汉学博士、慈祥和蔼的教务主任，他打算退休后搬到中国的小城市养老。

莫大伟周围的不少外国朋友已经被北京的空气质量吓跑了，有个叫Jimmy的菲律宾鼓手，患有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医生警告他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就活不过十年。前年Jimmy搬到了美国加州，尽管他很喜欢演出机会更多的北京。

莫大伟还有一个好朋友因为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孩而全家搬回美国，尽管为了做生意，这位美国哥们儿每年还得有一半时间飞回中国。莫大伟说，这件事让他感到内疚，因为他让自己的女儿在北京长大。

前年，朱力安和他的中国太太在重庆、法国和北京举办了三次婚礼。去年的春夏之交，第二和第三场婚礼的间隙，朱力安的女儿在北京出生了。北京的空气质量并没有影响朱力安在中国做事的决心，说起北京的空气、水和食品，朱力安的评价和很多中国人一样：“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据我观察，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得越久、对北京的融入感越强，就越能将就着过日子。

作为中国女婿、两个孩子的爹，董默涵既有逃离北京的冲动，又有养家糊口的压力，毕竟现在爱尔兰经济状况不好，工作难找。于是，他和多数中国人一样，对健康和未来的忧惧迷茫每每会在现实面前化为人生的雾霾，让周围的一切显得不那么真实，让人无处可逃，如梦魇般无力而荒诞。

和莫大伟、董默涵、朱力安不同，莫楷现在还是单身。他说，可能会在北京恋爱，但不会在中国养家，两年后读完硕士就会回国。尽管他认为自己以后会一直做和中国相关的工作，但美国老家澄澈的空气帮他做了选择，因为在中国挣钱实在是拿身体打赌。

《老外看点》会谈论各种社会问题，但是以上这些有关北京空气质量的说法，我们从未在节目里交谈过，我姑且猜测很多人的反应会以如下三种为主：A.义愤填膺型，破口大骂并以“滚回自己国家去吧”结尾；B.痛心疾首型，外国人太嚣张了，落后要挨打，国人当自强；C.家丑不可外扬型，就算是这么回事，让几个外国人在这说三道四，听着刺耳。可是，我们能夸北京空气质量好吗？言之成理且令人信服，这得需要多么高超的汉语水平啊，母语是汉语的人都做不到，更别提外国人了。

朱力安说他还有一张底牌：万一问题太严重，他还是可以与家人一起回法国——和那些已经移民海外，但还回来中国挣钱的“新华侨”一样。

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法移民的，必须生活在我们自己营造的环境里。环境的好坏与国家的贫富无关，而是人心、欲望的投射。中国向来不缺聪明人，只不过，就空气这件事来说，我觉得人很容易用精明的选择做出愚蠢的决定。

战斗在厨房

我负责的只是一个成年人的两口之家，如果连我都觉得在厨房里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还有那么多婴儿的父母呢？还有那些经济上不宽裕的人群呢？而我们，只是想活得稍微健康而已！

唐波

“新国标关于生乳的标准是全世界最低的！”

“垃圾生产出来的就是垃圾。”

有关牛奶新国标的口水战在媒体上正酣，各利益集团的话语纷纷登场。放下报纸，我一脸疑惑地问老公：“难道我们一直花钱喝的是垃圾？”

我们一直花钱喝的是北京本地某品牌的巴氏鲜牛奶，同时在普通鲜牛奶和极致鲜牛奶之间随机游移。学习了新国标的系列报道后，才知道鲜牛奶有可能是复原奶（使用进口奶粉冲兑的液态奶），而且就算这样，根据新国标，生乳收购标准要从每毫升细菌总数不超过50万个，提高到每毫升200万个，蛋白质含量从每百克含2.95克下调至2.8克，“那这样一来，岂不是蛋白更少，细菌更多？”

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完全搞不清楚即将喝到的是什么了。

天然水

10年前，我在北京买房定居，装修的时候就安装了净水机，据说能够达到生饮的效果，但面对南城水质硬、含碱量高的硬伤，“如果不想得结石，还是喝别的水吧。”一个自来水厂的厂长朋友这样告诫。

送货上门可替换的桶装水是不行的，我亲眼看见过水站的小工把自来水灌进大桶里，于是便开始在超市里对瓶装水挑三拣四。

4升装的某山泉和某香港品牌的蒸馏水成为我用来泡茶、煮饭、煨汤的原料。可是不久后，媒体开始宣传蒸馏水（即纯净水的一种）在制作过程中把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物质给屏蔽了，长期喝纯净水缺失了这部分营养元素的来源，而从食物中获取这部分矿物质的速度和转化率都比喝水差。咋整啊？还能咋整？振臂一呼，停掉纯净水，把失去的矿物质喝回来！

在某台湾品牌的矿物质水VS南中国海出产的某矿泉水的大战中，我凭直觉挑了南中国海的品牌，无关水质，而是包装：台湾品牌的瓶子软薄，南中国海产地的结实。我热烈地烧开南中国海矿泉水泡茶、冲咖啡、冲可可，直到某天被媒体告知：矿泉水适合直接饮用，烧开了有可能改变其中的矿物质元素！顺带又被告知：矿泉水和矿物质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饮用水，矿泉水是天然来自地底的，矿物质水是在纯净水的基础上，人工添加铁、镁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真是又悲又喜啊，悲的是那么多南中国海矿泉水有可能是白瞎矿物质工程，喜的是自己对包装的直觉还蛮准。

在喝瓶装水运动中，唯一持续饮用的是来自浙江的某山泉，它是天然水，水源无污染，天然含有矿物质，还广告天下是pH值为7.2的弱碱饮用水。从2000年喝到现在，该山泉标注的水源地从杭州千岛湖，转战到湖北丹江河口、广州万绿湖水库以及长白山靖宇，而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9年公布的《中国地表水水质月报》，千岛湖——某山泉的水源地之一，已被列入第Ⅳ类。Ⅳ类地表水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也就是说，千岛湖的水只能作为工业用水，即便要作娱乐用水也不能和人体接触。2003年，我家每月花在瓶装水的费用是250至300元之间，而那时某山泉4升装价格为4元多，现在是6.8元。难道说，为了避免可能患结石症的自来水，我花了这些钱喝了10年的工业用水？“某某山泉有点甜”其实是“某某山泉有点玄”？

转基因油

古训曰：开门七件事，盐柴米酱醋茶。我炒菜的油，一直用的是某调和油，因它号称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三者的比例达到1∶1∶1的概念，而这些饱和不饱和脂肪酸和血脂的健康密切相关。可是，专家出来辟谣了：目前国内市场上没有任何单一食用油或者食用调和油的成分能达到1∶1∶1的均衡营养比例，如果油脂真的达到1∶1∶1的比例，外观会呈现黏稠状，甚至无法流动。而且，某调和油所采用的原料——孟山都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国内外许多学者检测研究证明，包括孟山都公司自己也承认，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含有相当高的有毒草甘膦残留量以及有毒AMPA（草甘膦代谢物）残留物。

转基因食品到底对人体有无损害？最常见的答案就是“影响暂不清楚”。专家都不清楚，我又能如何？换！花生油，很遗憾，不喜欢花生油的油闷口感，而且花生发霉后含有大量的黄曲霉毒素，具有很强的致癌性，原料隐患重重，又换！就像包装质量决定了水的选择，我选中了某葵瓜子油，因为油桶上4个字闪闪发光：非转基因！还不放心，又加上了进口地中海地区的特级初榨橄榄油，炒菜用葵瓜子油，凉拌菜用橄榄油，蒸鱼的最后一道淋油工序也是橄榄油。

很想全部使用地中海地区的特级初榨橄榄油，不仅凉拌，还适合高温烹调，特别适合在130℃至190℃的油温下油炸食物。可是，一瓶500毫升地中海地区出产的特级初榨橄榄油基本价格在60到80元不等。如果制作水煮鱼这样的菜，两个菜，三分之一瓶油就没有了，只好用1.8升30多块钱的葵瓜子油摊薄下成本。

有机蔬菜

除了食用油，“转基因”这个魔咒，继续影响着我的蔬菜选择。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油菜、转基因西红柿……铺天盖地的转基因蔬菜中，有机蔬菜就像那撕破滚滚黑云的一抹阳光，吸引了我的注意。在阅读了大量宣传资料后，我理解的意思是：有机蔬菜就是没有喷农药、施化肥、加激素的蔬菜——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吃的菜吗？于是我开始选购有机蔬菜，商场的超市里，有机蔬菜们论棵地整齐排列在透明的薄膜里，绿色的有机标识显示着血统。由于购买时只看付款价格，某天看到单价时暗自心惊：土豆一公斤8元钱！话说当时可是2003年啊。

我老安慰自己，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健康第一，可现实很快就给了我几个当头棒喝：媒体报道东北某有机蔬菜品牌的土地亩数与其超市供应量根本不能匹配，厂家直接收购一般蔬菜贴标后冒充有机蔬菜出售！同样在北京，某有机种植园发现了一些农药和化肥，种植工人给出了答案：“菜起虫子很普遍，夏天长了虫子，有时就用手抓，但也会用低毒农药。”2008北京奥运会农产品供应基地，某农业园的蔬菜大棚里也发现了尿素和硫酸钾复合肥。欲哭无泪啊，我居然用了高出一般蔬菜三、四倍的价格去买同样的产品！

面对高价也避不开农药的现实后，我决定向央行学习，收缩银根，回归菜场，如果能早起还加入了早市买菜大妈的行列。大妈们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买菜不能贪好看，要买有虫眼的，虫子不吃有农药的。”这话行得通吗？万一虫子在喷农药前就把菜叶啃出了眼儿呢？而且我这一生的蔬菜待遇也就和害虫一个等级了吧！不过慢慢地，我也发掘了解决之道：能削皮的瓜果一定削皮！黄瓜，削皮；西红柿，削皮；西葫芦瓜，削皮；豆角……咦，这难度太高，就算能削皮成功，也没啥内容了……嗯，我泡！枝叶类蔬菜一定用淡盐水浸泡半小时以上，丢到锅里热油爆炒，油水四溅，烫得我吱哇乱跳，也许高温能消毒，只是蔬菜的营养物质也消失了吧？

放心肉

说到底我还是个贪方便的主妇，一直在超市买加工好的肉丝、肉片和肉糜，直到某天（又是“直到”），媒体（唉，又是媒体）曝光了：某国际连锁品牌超市把已过期的猪肉加工成肉糜出售！无奈之下，只好眼见为实。在菜场肉摊上，看上哪块肉割哪块，再绞成肉糜，同时还得提防注水肉、无检疫肉……哦，早市的肉一定要警惕，目睹过半片生猪现场切割时，白生生、干干净净，没有一个紫色的检疫章，极有可能是私屠猪。当然，我也不知道那几个紫色的检疫章到底能提供多少安全保障，不过有点算点，提供点心理保障也算事了。

商场超市也是个买肉的地方，自从2001年英国疯牛病风波后，牛肉一直在商场超市购买。某品牌供应商场超市的牛肉货品，切割部位准确，装盒数量合适，烹调方便，只是价格——2009年撒撒米牛肉是每公斤320多元，牛仔骨是177元每公斤，降霜牛肉就更贵了，398元一公斤；今年，牛仔骨涨到了240元一公斤，降霜我都不敢下手了，一块2两重的肯定要100多。常常买之前，我都要迟疑一下：明天我们还吃得起吗？

进口食品

我大量购买进口食品：饼干、果酱、麦片、干果、黄油、奶酪、咖啡、红茶、冰淇淋、葡萄酒……理由很简单，国外食品安全标准比国内严格，肇事成本比国内的高，相应的食物安全性也比国内强，连商标的成分标注也比国内的齐全，参考性强。

可是去年，我开始在打完网球后喝可口可乐公司生产的维他命水，10至18元500毫升的饮料，在广告中说“卡路里越来越低”，瓶身的“营养成分表”却对糖含量只字未提。结果早在2009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男子詹姆斯·科赫和公众利益科学中心（CSPI）就指控可口可乐公司为维他命水传递“具有欺骗性和无确实根据的信息”，误导消费者购买。生活在旧金山的詹姆斯经常在健身后饮用这种饮料：“我满心以为这样做能获取额外维生素，却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摄入了几乎与可乐相同水平的糖分和热量。”而今年，国内某饮料企业也推出了类似的维生素饮料，标签上明确标明了营养成分表，但对含糖量仍然如可口可乐一样只字未提。

防不胜防，步步惊心，结果只能是自求多福，改变自身的饮食习惯：减少外出餐馆吃饭的次数，因为害怕回收油；放弃培根、香肠和腊肉，为防止亚硝酸盐过量；放弃火腿肠，以为避开了“健美猪”；不吃反季节水果，害怕化学催熟剂或激素；放弃薯片等油炸食品，害怕丙稀酸铵致癌；吃葡萄一定吐葡萄皮，因为葡萄是在生长过程中使用农药最多的水果；吃虾一定去头，因为虾头的重金属含量最高；少喝饮料，因为糖分含量高……为了提防氢化油所导致的反式脂肪酸对心血管的影响，学会看点心和饼干的成分列表，懂得所谓的“精炼植物油”、“植物起酥油”、“氢化大豆油”、“氢化棕榈油”，或者“部分植物油”，其实都是氢化油。

一个厨房能有多大呢？每次我进入其中却像走上了战场，没有硝烟，有油烟；没有鲜血，有西红柿酱；有各种冷兵器，希望制作出来的食物是健康、有益的，但实际上所有的原料都不让我省心。我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学习的各种有关食物的知识，花大量的金钱进行尝试，可能第二天就会被完全颠覆，令我在想象不到的真相面前目瞪口呆。我像进入了鲁迅先生曾说过的“无物之阵”，看不见敌人，却有损伤，也不知道向谁投诉，谁能负责地告诉我一个准信儿。

我购买的有机蔬菜上标注了投诉电话，当得知农药新闻后我打了这个电话，没人接听；我喝的矿泉水的水源地是否被污染，没有答案；食用油的大豆原料明明含有毒素，没有解释；三聚氰胺喝出了幼儿结石，接踵而来的却是“世界最低标准”的鲜奶，“人人有牛奶喝比牛奶标准更重要”，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被打败的战争？滑稽的是，战败者还在替痛打自己的人买单。

完全无奈了，没有焦虑，只有漠然。我又开始谋划换牛奶，是新西兰的好呢，还是澳大利亚的好？是网上买价格合算呢，还是等商场超市做活动？如果某天新西兰的牛奶又提价了，我还要接着喝直到买不起吗？或者我戒奶？

这就是我力所能及的范围，我负责的只是一个成年人的两口之家，如果连我都觉得在厨房里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还有那么多婴儿的父母呢？还有那些经济上不宽裕的人群呢？而我们，只是想活得稍微健康而已！

人人都爱达芬奇？

今天再说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已近于玩笑，以“产地”论品质就更是笑话。科莫的丝巾还是“意大利制造”的吗？从巴黎出口的衣服还是“法国制造”的吗？“原产地国家”能被界定吗？

于晓丹

我在纽约进入时装行业后，每个季度总要经手挂着各种标牌从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土耳其、越南等国，当然也包括中国运进美国的衣服。初做助理设计师时，我的工作还包括核查主标和洗标文字。现在回忆，“哪里制造”这几个字我关注最少，因为标牌上的其他文字都有出错的可能，这行字却极少错。“哪里制造”对于我，就是每天打交道的那些人、那个工厂所在的那个遥远的国家，很少想它背后还会有什么重要意义。

意义当然是有的。在我从小助理向着更高级的设计师职位奋斗的之前和之后的二十年中，世界制造业氛围、市场格局、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哪里制造”的话题其实一直不断——不仅中国人关注，欧洲人、美国人也关注；不仅对消费者重要，对全世界的生产商、法律制定者以及海关执法人员都重要，只是重要的原因和结果可能不尽相同罢了，特别是产品的价位越高，奢侈程度越高，对“哪里制造”就越敏感。这几个字除了反映着产品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左右着全世界微妙的消费心理，去年在国内发生的“达芬奇家具”事件，说到底，其核心问题不就是：这些家具究竟是在哪里制造的？

可问题是，如果确实是在意大利制造，“达芬奇家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吗？如果不是，它是否就应该理所应当地被判定过失？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用“yes”或“no”就能轻易回答的问题。

1997年·科莫的丝巾还是“意大利制造”的吗？

在“全球化”，或更明确一点，“全球供应链”模式出现之前，人们在中国买到的东西大多是中国制造的，在意大利买到的东西也大多是意大利制造的。那时候，要想在地球的另一端进行生产，再把产品运回地球的这一端销售，其代价不可想象。但今天，这样的情形不但被想象了，而且已变成几乎所有制造业的现实。苹果公司的任何产品如今都是在美国设计，在海外生产，再销往世界各地。1960年，在美国销售的产品价值只有8%来自进口，1980年是14%，到2009年，差不多是60%了。

意大利过去是世界主要出口丝绸制品的国家，它所拥有的奢侈品品牌大多有一类以丝绸为原材料的服装服饰。科莫曾经是意大利的丝绸之都，20年前，假如你有一条意大利品牌的丝巾，其原料很有可能就来自科莫。1981年，欧洲90%的丝绸出口靠9万多科莫人支撑，他们生产的布料或丝巾、领带、衬衫等成品销往米兰、巴黎、伦敦及大洋彼岸的纽约。这些丝制品，尤其是丝巾的价格昂贵，古奇或菲拉格慕品牌店（非下线店或直销店）里出售的90厘米见方的一条，售价近400美金；巴黎的爱马仕就更离谱，最高售价近千元。丝绸之于科莫，就像龙虾之于美国的缅因州，既是城市的象征，也是城市赖以生存的产业。

据《纽约时报》报道说，明显的变化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先是科莫不再生产生丝，随后整个意大利都不再生产生丝。再后来，丝线也不在意大利纺了，连布也不在意大利织了。丝绸布料出口曾经占意大利总出口价值的5%，到1990年代初，意大利竟从丝绸出口大国转为进口国。今天，你手里握着的一条标有“意大利制造”的丝巾，很有可能只有最后一道生产工序——给裁好的布料包边是在意大利的某个工厂里完成的，当然，也是在这里被挂上“意大利制造”标牌的。

那么现在这些丝绸布料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多半是：中国。那么，从法律意义上讲，最后在意大利完成的这些丝巾还算“意大利制造”吗？

从前也许算，但到1997年，至少对美国来说，差点就是个问号了。因为1996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新的“进口法”，特别规定丝巾要符合“意大利制造”的要求，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丝巾的布料加工及处理，比如染色、印花、过浆等，至少要有四个步骤在意大利完成。如果这个新法令被严格执行的话，那么意大利出口到美国的这些丝巾绝大多数将改挂“中国制造”，而非“意大利制造”的标签。

这一法令令意大利人非常痛苦。当年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意大利丝绸协会秘书长圭多·特塔玛尼的反应：他愤怒地用拳头砸着面前的桌子说，“那么这张桌子是不是得写‘巴西制造’？就因为提供这个木料的树长在巴西！”痛苦，是因为那时候美国已是意大利最大的丝绸客户。丝巾之所以被特别提及，是因为其生产工序简单，售价却高，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纺织工业的出口收入中占着很大比例。而正因为它从原料到成品所需工序简单，便很难符合美国新进口法的要求。因此，此法令若执行，意大利的丝巾生产商和经销商所受的伤害将最严重。

美国颁布这个法令，其起因说起来，也与中国有关。那一时期，由于纺织品配额等政策限制，国际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通过第三国转口贸易”的方式，以规避各种关税，这就伤害到美国的利益，特别是纺织工人的利益。在欧洲工业官员的压力下，这条新法令最后看来并没有执行。

2000年·从巴黎出口的衣服还是“法国制造”的吗？

十一二年前，我第一次去米兰出差，惊异地发现街上随处可见熟悉的中国面孔，即使不会说意大利语也不担心迷路。跟他们搭讪，听出他们大多操着浙江口音，多半在温州人开的衣厂里做工。后来去巴黎，也遇到类似情形，只是巴黎相对大，不像米兰那么明显。回到美国不久，就接连看到消息，这样的工厂在巴黎很多，在意大利更多：米兰有，罗马、佛罗伦萨等有传统制造工业的城市里都有。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目前已是欧洲最大的中国人聚集地，中国人注册的纺织企业比意大利人注册的还多200家。中国除了向欧洲出口了大量丝绸原料，从1980年代开始，也向欧洲“输送”了大量低价劳动力。

于是，有人提问：在这种情形下，意大利制造的丝巾即使最后一道工序是在意大利的某个工厂里完成的，就真的是“意大利制造”的吗？了解行业内幕的人会回答你：未必。因为很有可能，这些意大利的某工厂，便是由这些中国移民开的。这些工厂里的工人常常不具合法身份，以每小时2欧元或每月120美元的薪酬，几乎24小时轮班倒地生产着挂“意大利制造”标牌的服装服饰。像苹果公司可以连夜把工人叫起来赶做iPhone一样，这些工厂也可以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里完成1000件由下包合同商指定样式和颜色的连衣裙。这个速度和弹性让欧洲人惊叹不已，也激起了很多负面反应。他们认为大量工作机会被中国人抢走了，已经存在上百年的工业传统节奏被中国人彻底打乱了。科莫的许多中小企业甚至都已倒闭，它从传统的制造业城市变成了一座国际旅游城市。

普拉托市外郊在2000年前后渐渐形成一个“快捷式时尚”工业区，街上到处是中国服装批发商。附近的停车场上，常常停着一排来自欧洲各地的货车，里面坐着满面焦虑的零售商，就等着这些批发商尽快拿出“意大利制造”的服装，由他们运回各自国家，再加价卖给当地顾客。

2005年·“原产地国家”能被界定吗？

一家专门销售法国品牌珑骧（Longchamp）的网站从2005年开始不断受到顾客质疑——他们销售的珑骧包到底是“法国制造”还是“中国制造”。店主为此制作了一个标准答案：“大部分折叠包在中国制造，少数限量版如‘埃菲尔铁塔’和‘自由女神像’在法国制造，但它们都具有同样的珑骧品质，也有一些在突尼斯制造。”为了确保答案正确，店主还给珑骧公司写信求证。公司回复说：我们对质量的保证是以“由珑骧制造”而非“在哪里制造”为根本，即“Made by Longchamp”而不是“Made in××”。

这虽然是个优雅的回复，却可能无法改变消费者渴望了解“原产地国”的微妙心理。

有些消费者相对愿意选择产自本国的产品，比如全球化刚开始时，很多美国消费者情愿选择美国制造或至少是美国组装的产品，以表达支持美国本土工业的姿态。当然这只是那时的姿态而已，今天的美国人早已全面彻底地接受了消耗他国原材料而制造的产品。另一方面，有些消费者对来自某些国家的产品怀有特别的戒心甚至敌意，这在高档品或奢侈品领域表现尤其明显。比如，坦率地说，很多中国人都更愿意购买挂有非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而且似乎任何档次都如此。我自己与国内合作的品牌，当我们讨论主标和洗标内容时，我在国内的同伴就建议不要写“中国制造”的字样。

这就是一些研究者早已发现的现象。消费者在选择奢侈品时，尤其喜欢用“原产地国”作为他们做决定的参考或决定因素。“达芬奇家具”事件两次高潮，其实都利用了这种心理而找到社会的支持。一次是说它假冒意大利制造实为中国制造而招致大众的否定；一次是用各种方法证明它的确为意大利制造，又赢得了社会的同情。我的一位有钱朋友，家里正好用的都是从达芬奇家具店买的家具。第一次高潮时她仿佛做了见不得人的事，第二次高潮时就好似狠狠地吐了口恶气。

2011年·LV还是从前的LV吗？

路易威登家族中的“老花经典”系列，是路易的儿子乔治在1896年设计的，据说那三朵花的灵感来自19世纪晚期的“日本主义运动”。虽然这个说法一直没被证实，但被证实的是，到2006年年底，40%的日本人拥有至少一件路易威登产品，而且大多是老花系列的。日本海啸过后，报纸和互联网上曾出现过一帧幸存者照片，照片里两名妇女紧紧靠在一起，两人手里都拎着路易威登包，其中一只也正是辨识度极高的经典老花款，售价在1000～1500美金之间。

不知道这两只包买自哪里，是不是这个价格，这两个女人的身份是什么？这么问，是因为现在的路易威登不像从前只有香榭丽舍大道上的一家店铺，销售的全都是在巴黎郊区塞纳河畔阿尼耶尔市路易威登老巢里的手工制作，购买者多半是老派贵族。现在的路易威登仍然在香榭丽舍大道那座美丽的七层小楼里，但这个logo同时也是纽约中国城几乎每间店铺装点门面的主角。几年前，在海关严格管制假冒名牌出入境之前，从北京或上海到纽约的飞机上，LV是出现在女性旅行者手上最多的装饰品。

中国人对奢侈品牌的热情更是无与伦比，但同时还能在如此悬殊的品质空间里各取所需，无怪乎让世界舆论有“中国人搅乱了奢侈品市场”的说法。但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即使从表面看，这说法也有失偏颇。因为奢侈品市场说到底还是先被欧洲自己“搅乱”的，中国人即使摸了鱼也是在已浑的水里摸到的，水若至清怎么会有鱼可摸？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奢侈品品牌公司，大多始自一百多年前某个人开的店铺。这个人常常是位谦卑的艺术家，埋头创作着世界上最美丽的手工制品为皇室宫廷服务。后来随着君主制的衰落，个人资本的出现，奢侈品制作的对象转变为欧洲老派贵族和美国新兴资本家，如钢铁大王、铁路大王等。那个时候的奢侈品不仅是一件物品，更是社会身份的象征，代表着有传统的历史、高级的品质、有个性的生活态度。那时候从个体手工制作发展出的奢侈品工业也不过是小型家庭企业，只为极其有限的合适顾客提供极其小量的制作，手工的品质一直保持不变。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在中国消灭阶级追求人人平等的时候，世界范围尤其是西方社会实际也发生着类似的政治革命。分明的阶层界限被打破了，任何人都可以爬上政治和经济的阶梯，有资本就可以享受过去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享受的“高贵”生活品质。人们受教育程度和旅行的机会也比一百年前大大提高，眼界扩展后必然是品味的提升，对好东西开始认识并火速需求起来。于是，1980年代末，亿万财团嗅到了奢侈品行业的商机，开始买下或侵吞这些家庭式小作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原先靠经营酒发财，后来买下路易威登、迪奥、芬迪、古奇等十几个奢侈品牌LVMH公司。这些财团放大品牌身份，通过各种宣传和营销手段造就新消费阶层，把小型的奢侈品工业变成了现如今年销售额高达157万亿美元的庞然大物，并美其名曰奢侈品的“民主化”。

这个民主化的目的被这些资本大财团解释为：让人人都有享受奢侈品的权利和可能。这听起来确实是个好主意，但为了实现这个平等，他们还要借用这些品牌不平等的传统，拿这些品牌的旧日品质当最大卖点。于是，他们仍声称这些产品是在欧洲手工生产的。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谁都知道人工最昂贵，这些奢侈品的价格这么高就应该被理解，而且随着好的手工劳动者的日益减少，这些奢侈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

但曲高和寡，太贵毕竟不能实现这种财团的利益梦想，于是他们同时给这些奢侈品牌追加下线品牌，比如Giorgio Armani（阿玛尼）旗下现在就有EmporiorArmani，Armani Collezioni，ArmaniJe ans，Armani Exchange，ArmaniJunior等商标，让各个年龄、各种经济背景的消费者都有购买这一品牌的可能。竖向扩张之后再横向扩张，除了服装服饰，阿玛尼如今还经营家居用品、化妆品、首饰、酒店度假地等产业，品牌的触角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被活活打造成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阿玛尼如此，其他奢侈品牌无一不如此。大多数消费者只知道这是阿玛尼，根本分不清在纽约州一个叫Woodbury直销店里的阿玛尼跟五大道上的阿玛尼有什么不同。很多消费者甚至连“奥特莱斯”的实质是什么都搞不清，以为它真的像宣传的那样因为是“厂家直销”所以才价格便宜，连我自己也是在行业里做了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同一个品牌，同一款式，卖给五大道高档百货店和卖给奥特莱斯店所用的面料和辅料不会是同一个价位，给前者可以用2元一米的德国蕾丝，后者常常只能用五六角一米的中国蕾丝替代。而且，即使你想都用，也用得起2元的，五大道的百货店也不允许你给奥特莱斯店用。

今天再说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已近于玩笑，那些有钱的明星如果真的追求身份和个性，我觉得，倒不妨追求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独立品牌。就像很多有品位的人懂得看独立制作的小电影一样，明白独立才有创作激情，才有自由的想象力，独立才是智慧和身份的真正体现。好莱坞明星基努·里维斯参加电影活动，从不穿大牌，这似乎更增添了他的魅力。以“产地”论品质就更是笑话，决定达芬奇家具的好坏只应该是产品的内在品质。好的品质即使是非洲难民营制造也不可磨灭，恶俗的品质即使是凡尔赛宫制造也是垃圾。奢侈品的民主化貌似正义，实际是资本主义玩的最大计谋，它利用的好像是我们对平等的渴求，对好生活的向往，其实是我们最深层的虚荣和不愿意做自我选择的懒惰。所有人都放弃选择什么是对自己最合适的，不才给那些只为赚钱的商人提供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