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少年中国之精神(3)
那么，转系要以什么为标准呢？依自己的兴趣呢，还是看社会的需要？我年轻时候《留学日记》有一首诗，现在我也背不出来了。我选课用什么做标准？听哥哥的话，看国家的需要，还是凭自己？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我”；一个是“社会”，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中国现代需要什么？但这个标准——社会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现在可以说三千六百行，从诺贝尔得奖人到修理马桶的，社会都需要，所以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时候，便要依着自我的兴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我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与我性质相近的是什么？问我能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我便照着这个标准转到文学院了。但又有一个困难，文科要缴费，而从康大中途退出，要赔出以前两年的学费，我也顾不得这些。经过四位朋友的帮忙，由八十元减到三十五元，终于达成愿望。
在文学院以哲学为主，英国文学、经济、政治学三门为副。后又以哲学为主，经济理论、英国文学为副科。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仍以哲学为主，以政治理论、英国文学为副。我现在六十八岁了，人家问我学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对文学也感兴趣，白话文方面也曾经有过一点小贡献。在北大，我曾做过哲学系主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中国文学系也做过四年的系主任，在北大文学院六个学系中，五系全做过主任。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刚才讲过现在的青年太倾向于现实了，不凭性之能近，力之所能去选课。譬如一位有作诗天才的人，不进中文系学做诗，而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么文学院便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饭桶外科医生，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你们自己的损失。
在一个头等、第一流的大学，当初日本筹划帝大的时候，真的计划远大、规模宏伟，单就医学院就比当初日本总督府还要大。科学的书籍都是从第一号编起。基础良好，我们接收已有十余年了，总算没有辜负当初的计划。今日台大可说是国内唯一最完善的大学，各位不要有成见，戴着近视眼镜来看自己的前途，看自己的将来。听说入学考试时有七十二个志愿可填，这样七十二变，变到最后不知变成了什么，当初所填的志愿，不要当做最后的决定，只当做暂时的方向。要在大学一二年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地瞎摸。不要有短见，十八九岁的青年仍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前途、职业。
进大学后第一年到处去摸、去看，探险去，不知道的我偏要去学。如在中学时候的数学不好，现在我偏要去学，中学时不感兴趣，也许是老师不好。现在去听听最好的教授的讲课，也许会提起你的兴趣。好的先生会指导你走上一个好的方向，第一二年甚至于第三年还来得及，只要依着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做去，这是清代大儒章学诚的话。
现在我再说一个故事，不是我自己的，而是近代科学的开山大师——伽利略（Galileo）。他是意大利人，父亲是一个有名的数学家，他的父亲叫他不要学他这一行，学这一行是没饭吃的，要他学医。他奉命而去。当时意大利正是文艺复兴的时候，他到大学以后曾被教授和同学捧誉为“天才的画家”，他也很得意。父亲要他学医，他却发现了美术的天才。
他读书的佛劳伦斯地方是一工业区，当地的工业界首领希望在这大学多造就些科学的人才，鼓励学生研究几何，于是在这大学里特为官儿们开设了几何学一科，聘请一位叫Ricci氏当教授。有一天，他打从那个地方过，偶然地定脚在听讲，有的官儿们在打瞌睡，而这位年轻的伽利略却非常感兴趣。于是不断地一直继续下去，趣味横生，便改学数学。由于浓厚的兴趣与天才，就决心去东摸摸西摸摸，摸出一条兴趣之路，创造了新的天文学、新的物理学，终于成为一位近代科学的开山大师。
大学生选择学科就是选择职业。我现在六十八岁了，我也不知道所学的是什么，希望各位不要学我这样老不成器的人。勿以七十二志愿中所填的一愿就定了终身，还没有定，就是大学二三年也还没定。各位在此完备的大学里，目前更有这么多好的教授人才来指导，趁此机会加以利用。社会上需要什么，不要管他，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师、做医生，你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只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想起当初我哥哥要我学开矿、造铁路，我也没听他的话。自己变来变去变成一个老不成器的人。后来我哥哥也没说什么。只管我自己，别人不要管他。依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学下去，其未来对国家的贡献也许比现在盲目所选的或被动选择的学科会大得多，将来前途也是无可限量的。下课了！下课了！谢谢各位。
（1958年6月5日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演说词，原载于1958年6月19日台北《大学新闻》。）
选科与择业
林一民院长：胡先生今天除了公开讲演外，并在国大联谊会、师范学校讲话，已经很累，本来不应该再要求胡先生讲话了。只以胡先生是学术界的权威，很难得这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胡先生指教。
胡适之先生：我从上月十九日回到台北直到今天，差不多天天说话。昨天接到通知，是要我参加谈话会，所以没有准备，我也愿意听听各位先生的话。或者提出什么问题来讨论，或要我答复都可以，假使我不能答复的，钱校长、陈厅长、董教授，也可以帮助我答复。
林一民院长：前次听到教育部程部长说，我们有许多人在美国担任学术工作。详细情形如何？胡先生一定知道，请胡先生告诉我们。
胡适之先生：在大陆崩溃的时候，所谓左派的学生发起组织科学工作协会。里面分了好几个部门，如社会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并分地域。起初许多人不晓得是有作用的，后来才知道。在大陆放弃以后，当然有许多人动摇。有些学专门科学的人，认为应该回国去工作，并认为学物理、化学与工农科的，回到大陆没有问题。后来看到许多学自然科学的人，遭到清算迫害，便打消了回大陆的思想。现在留在外面的科学人才，各自由国家都有，在欧洲、英国、法国较多，整个说起来，美国特别多。他们在外国留下来，有三个原因：
第一，台湾政治，虽然慢慢地上了轨道，并有很大的进步，但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生活很苦，同时入境需要一种手续，还有许多人感觉到做工作需要一种设备。在台湾的高等教育机关，只有一个大学、三个学院，同“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很少有比较完备的设备。不积极回台湾，这个原因要占大部分。
第二，大陆不能去，回台湾有上述几个问题，同时感到留在外面继续研究比较方便。在外国找一个固定的工作也比较容易。
第三，美国从韩战发生以后，对于学工程学、物理学、化学、应用科学，以及与国防有关的，尤其是航空工程的人才，禁止回大陆。如西部加利福尼亚州工程大学有一位在航空工程有地位的教授，因家庭关系要回大陆，家眷都上船了，美国政府临时把他的书籍、记录资料统统扣留，人也不准出境。（最初禁止的，只限于与军事有关的人才，最近虽没有见诸明令，事实已扩大到凡是大学毕业，或获得高级学位的人，都不准出境。这种措施，是不愿意让训练好的人才，由香港回到大陆去。）
今天留在国外的许多人才，如化学、物理学，差不多头等人才都在美国。最多的是航空工程，医学少一点。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也有许多在美国。将来如何把这许多人才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并请他们回国来工作，同时也给他们以合适的设备、合适的生活。这的确是当前的问题，杭先生、陈先生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今天我到这里，感到很惭愧。我当初是在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学农的，学了三个学期，请求改行，改到文科。从那时起，东摸西摸，到现在四十年了，不知道改的哪一科。林院长说我是学术界的权威。其实我没有一项专门学问。哲学弄弄，文学弄弄，最近又回到《水经注》，成了学术界的流民。
农学院某教授：第一，台湾国民教育发达，升学困难，毕业的学生只能有十分之一升学，至于初中毕业投考高中的，一万五千人当中只有二千五百人获取。于是发生两个问题：一、国民教育发达，如何扩大容纳？二、如何使他们就业？
第二，高等教育，应该从质方面找途径呢？抑从量方面找途径？
第三，胡先生研究考证学，是独到的心得，还是有师传？
此外，胡先生的《哲学史大纲》，中编、下编几时出版？希望先读为快。
陈雪屏厅长：关于升学比例，不大符合，我做一个说明。台湾教育，最严重的问题，不错，一个是升学，一个是就业。在升学方面，历年来的预算，平均百分之三十，就是国民学校毕业接受中等学校教育的是百分之三十。国民学校毕业的学生，每年有增加，譬如去年十二万，今年增到十五万，明年可能增到十八万。而升学的数字，也是按年增加的。今天升学感到困难的，是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几个大的都市。其他乡县升学的不到百分之十五，而台北市则达百分之六十。明年升学的预算，还是百分之三十。
胡适之先生：我很惭愧，《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编系民国八年二月出版，后两个月我的大儿子才出世，于今我的大儿子已三十三岁了，上编出版了三十三年，中下编尚无下文，许多朋友都问起我。我现拟以“中国中古思想史”及“中国近世思想史”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中编下编。“中国中古思想史”差不多可完稿，整理后即出版，“中国近世思想史”还有几个大的问题未曾获得解决，打算在一两年内完成它；趁头发不太白，体力不太衰时，偿还三十三年前——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编时所许下的愿。
关于考证学的方法，我在台大的三次讲学中曾经提过。所谓考证学也可以说是治文史的方法，并没有什么秘诀，更不是三更半夜得过师傅的真传，只是在暗中摸索出来的；也就是我讲“治学方法”的结论“勤、谨、和、缓”四字。——养成不拆烂污、不躲懒、不苟且、不武断，虚心找证据，不急于发表的好习惯。
目前教育的偏枯，雪屏先生已解答了一部分；这个毛病世界各国都有，经济能力强的如美国，在一二十年前大学不过六百余所，最近增到一千余所，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颁布的“军人权利”中，订定退伍青年免费进大学肄业，故大学和专门学院大有增加，有许多还是利用活动房屋做教室和宿舍。
台湾大学在日据时代，学生不过二百至一千人，现在则有四千多人，在数年间，容纳学生的数额增加了四倍。刚才我所看到的台中师范学生的洋洋大观，也是很难得的，在困难的环境中教育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已经是不容易的了。
民国十一年我国改订新学制，我是起草人之一。将小学七年制改为六年，中学四年制改为六年制（三三制），而把大学预科取消，大学本科仍为四年，毕业后再进研究院。
当时预定的中等教育分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条路（师范教育包括在职业教育内），中等教育的普通教育提倡多设初中，高中每省只限一所，后来因为政治上的大变动和设立职业学校需要设备，需要较多的经费的关系，致未能收到“注重”的效果，且已设立的职业学校，因不能维持而日益减少，几等于零了。兼以当时的社会仍未脱离科举的思想，以进小学、中学、大学，比为中秀才、举人、进士，考普通中学的人多，设普通中学的也多；政府无严格限制的办法，复未予以严格监督，于是凡中学几皆设高中，把中学水准都降低了，这是起草教育新制时所始料不及的。
台湾国民学校的基础广大，超过大陆，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设备的规模也比大陆高明得多；台大和三个省立学院的教授，尤属人才济济。在我看来，目前的教育与五十年前我们受教育的时代比起来，已经是不可以道里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