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系列的起源

“目前还不能预见扩充军备的终结，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只是胜利或灭亡。如果我们取得胜利，经济将会得到充分的补偿。这里我们不能根据账本计算利润，只能根据政策的需要，不允许计较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我们现在下的是最大赌注。”——这是赫尔曼·戈林担任“四年计划”总办后对企业界的讲话。但讽刺的是，1942年之前的德国经济与工业系统却可以说是一个组织系统复杂，各部门职责重叠，缺乏巧妙与科学的管理，科学研究不力的典型。当时的经济部部长是冯克，但是他的主要职权却由四年计划部部长戈林行使着，而戈林的职权又由能干的托特行使。庞大的准军事劳动组织负责人托特自1940年起已成为军事工业部部长。托特、戈林以及冯克都对德国战时军火生产的低效负有一定责任。除他们外，德军最高统帅部军事经济与军备局局长托马斯以及空军总部的米尔契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海军总部也对海军的军火生产拥有发言权。1942年，90%的军工生产部门仍然执行一班制。由于德国纳粹党强调要保持比较高的生活水平，所以许多工业部门与许多工人从事消费品的生产。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希特勒于1942年1月10日下达的大幅度增产重型武器装备的命令，或许意味着“元首”开始放弃生产闪电战武器的方针，转向生产消耗战与纵深作战武器的方针。但对这道命令，身为军事工业部部长的托特却并没有很好的领会。一个月后托特因飞机失事毙命，施佩尔接替他担任军事工业部部长，其才华开始展露。

施佩尔是位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建筑师和彬彬有礼的绅士，是少数几个希特勒的密友之一（希特勒，这位维也纳美术学院的落榜生，对建筑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1920年，他就为改建日耳曼帝国首都柏林设计好了草图，并且一直随身携带，直到1936年，他才把草图交到自己最宠爱的帝国总建筑师施佩尔的手中，并自豪地说：“我从不怀疑，总有一天会实现它们。”他对施佩尔的每次造访，表现出情人般的热情，两人经常趴在地板上研究建筑草图，这时候，他拒绝任何人的打扰，可见他对建筑的狂热非同寻常，而这种对建筑狂热最终转化为了他与其御用建筑师施佩尔之间的亲密友谊）。希特勒从来还没有选中过如此称心如意的军事工业部部长——施佩尔依靠自己的地位和才能，在上任不久便改革了德国不合理的军事工业体制，并为自己心中那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一点一点地篡取着更多的权力。相比之下，平庸的冯克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戈林及其四年计划部也逐渐被撇在一边。事实上，自1942年5月开始，军事经济与军备局就开始脱离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凯特尔与戈林的管辖，并入施佩尔的机构，德国海军对于军火生产的发言权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带有全面动员性质的德国军事工业资源整合就已经开始了。而这一整合的步伐，随着施佩尔的身份由军事工业部部长变为真正大权在握的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长后，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德国军事工业的“斯佩尔时代”全面降临了。战后，西德经济研究所对“斯佩尔时代”如此评价：“这就开始了德国军火工业的新纪元——由于战时环境的迫切需要而掀起了军火工业的真正高涨。这种高涨首先是在工业中采取了新的领导方法的结果。”这些所谓的新方法包括：吸收年轻血液加入领导部门；由技术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和“瑞恩”组织。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将直接生产军火的企业联为一体，形成所谓的“坦克委员会”、“大炮委员会”等等；后者则是间接供应商（如金属加工、电气技术等等）的联合。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在“外行”斯佩尔领导下的军工部门的基层实权反而落到了专家的手里，于是德国整个军事工业体系开始从中获益，而曾经杂乱无序的各种新式坦克研发生产计划，更是在军工资源整合的大背景下，开始了合并重组。

▲1940年，施佩尔与希特勒在巴黎合影

▲艺术家笔下的E-10

事实上，斯佩尔的原则就是像治理一个现代化大企业那样治理第三帝国军工系统，试图把先进的管理引进保守封闭的军事体系中，从而达到以科学管理理念来改造纳粹德国的军事生产机器，让其以从来没有过的高效率运转起来。通过建立工业自我管理机构以及在各工业部门内部设置有权威的委托代理机构和联营机构，德国第一次能够使大规模生产体系标准化，并从中得到好处（或者说作为纳粹德国的军火生产大总管，面对纳粹德国战略性的资源劣势，施佩尔的对策是对现有资源最优化利用——即通过军工生产的社会性而非技术性重组达到高效，靠的是社会化的军需采办革命，减少型号，充分利用工业大生产的长处，统一零件，简化修理工作，减少库存量，尽可能采用完善的操作方法提高劳动生产力，正确选择工厂规模，更好地掌握生产）。举例来说，无论是位于埃森的规模巨大的克虏伯（Krupp）兵工厂，还是西里西亚地区只有十多个人的家族小工厂，都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生产同样规格的枪管、子弹、齿轮和其他产品（在集中权力的同时，施佩尔也鼓励私人企业的自治、委托代理和联营，这些措施使德国军工管理中的种种争权夺利和随意性有所克服，大规模生产体系得以标准化，大小工厂都可以协作起来，这对在盟军轰炸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保持产量有特别的意义。另一方面，德国也加紧了掠夺，1942年从仆从国获得物资20.08亿马克，1943年从西欧被占领国运走物资42.3亿马克）。而这种新的控制体系用于德国坦克工业的好处更是显而易见——在经历了斯佩尔大刀阔斧式的变革后，德国的坦克生产厂和研发机构将能够第一次在陆军武器局第6处（Wa Purf 6，负责管理战车设计与开发）这样一个精干、统一、由内行领导的并有绝对权威的机构管理下，通过“坦克委员会”这样的执行机构，对一系列不同吨位的坦克装甲战斗车辆研发进行统筹规划，并最终将其落实到生产线上。

▲斯佩尔的原则就是像治理一个现代化大企业那样治理第三帝国军工系统

从1943年年底开始的“E系列”正是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产物——在现有装甲作战车辆与未来装甲作战车辆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以一个完整的车族式系列替换当时在德国国防军与武装党卫军（SS）部队中服役的所有履带式战斗车辆，其范围囊括了从5吨的微型装甲战斗车辆直到100吨以上级别超重型坦克在内的“一切”，但无论车族成员间的吨位级别差异有多大，它们均严格按照通用化，也就是按最大限度共享技术、生产工艺乃至零部件的原则进行设计。显然，无论是从前线部队的实际需求还是后方军工系统的可生产性角度考虑，E系列的通用化车族思想都具有超前的划时代意义（虽然从某种意义来讲，德国人打算在E系列上贯彻的这种彻底的通用化车族设计思想，至今仍未能完全实现）。其整个计划构思的伟大之处不是多少的装甲倾角，多厚的装甲，多大口径的火炮和多么强大的发动机，而是如果包括动力、传动、履带、负重轮乃至悬挂和观瞄装置在内的大部分零件实现了“通用的标准化”，那么完全可以在一条生产线上，按照搭积木的方式，同时装配着从5吨级、10吨级直到50吨级、70吨级乃至100吨级的各型装甲战斗车辆……如此一来高度的通用性将合理有效地降低制造难度，既解决了生产和设计领域的部分技术问题，资源和原料分配不善的根本瓶颈也将从根本上得到疏通，从而最大限度的弥补第三帝国的战略“短板”（相对简单的总体布置以及各种简单的独立机构和系统，有助于组织坦克装甲战斗车辆的大量生产，同时也有助于将大量技术不够熟练的工人，特别是大量的妇女劳动力吸收进复杂的军工生产流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