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系列与消耗战
“踹开破旧的门板,整个房屋就会轰然倒塌。”——这是希特勒对侵苏战争的预言。
尽管技术上的闪光点很多,但整个E系列却并非是技术进步的自然果实,而首先是一种消耗战的产物。至于这其中的原因则相当复杂。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德国军政精英们的首要关切在于限制战争,而不是扩大战争的时间和规模——这多少有些讽刺,然而却是个事实: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大部分纳粹高层,并非对一个腐朽、堕落和物质主义的世界,经过长时间的、令人精疲力竭的、不间断的决战而毁灭的想法欢欣鼓舞。至于什么“……纳粹对大战额手称庆,企盼战火燃起,将它当作一场清洗,其结束必须等到伟大的民族涤荡得以完成,物质主义和社团主义的桎梏得以打破,一个崭新的社会得以按照纯粹的民族主义精神被铸造出来……”之类的鬼话,更是某些人自我臆想的一派胡言。
▲损失于边境交战中的苏联红军T-281936 KT28年型中型坦克
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尚未掌权的纳粹就意识到,如果一场欧洲战争不能速决,它就会变成一个妖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吞噬民众和资源,而且还会吞掉掌权者本身。不仅如此,它还会深刻地影响——即使不是摧毁——平民社会结构对于政权的向心力。所以,纳粹对于使用军事手段的看法,实际上是要再次使战争成为以精英控制战略为基础的、有目的和工具性的武力使用手段。换句话说,在纳粹的思想深处,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他们深知,德国不具备这么做的社会、经济和后勤条件)。一旦发生战争,德国的武装力量必须迅速和决定性地行动,以便差不多在战争完全爆发以前就结束战斗。有意思的是,出于某种说不出口的原因,普鲁士军官团的老班底们也默认了纳粹的想法,即德国国防军无力打一场“真正的”、欧洲规模的战争(继承德国传统的军官团大体上不愿让纳粹过多地分享其军事控制权,这或许是军官团在当时的政治情绪的最有力标志。大部分军官并不特别保守,然而他们都是正统的军人,主要关心军队自主自治和军方特殊身份塑造,连同在战争条件的急剧变更中维持规划战争、进行战争的特殊技能。在纳粹掌权后的情绪化氛围中,创建一部现代化的、但依旧自主自治的军事机器,并且返回到一种以作战为中心的战略,似乎仍然可行。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有限规模的短期战争是符合德国军官团整体利益的)。
也正因为如此,直到决定将战争的矛头狠狠地插入俄国腹部,纳粹德国的战略路径都并非由一套理性制定的大目标所决定。相反,它是由一系列赌博塑造的:赌军队能否从国家的有限经济基础获得充分的支持,这由于纳粹政权不愿就其国内安定和净化目标打折扣而变得更加困难;还赌政府能否缓解对其愈益加剧的欧洲统治的担忧,并且防止形成有效的反德同盟。对于战略的种种制约决定了它在军事手段上的选择。虽然征服能够加强第三帝国的经济基础及其战略外缘,但与此同时它会增加反德联盟形成的可能性。结果,每次作战成功对军事指挥官来说都是一种回报,也都是作战本身的目的,但却增加了纳粹战略家们的困惑。久而久之,这必然成了一个逐级升高的阶梯——在其上纯军事手段的使用维持着进行未来战争的能力,然而也造成了反德同盟范围的扩大化和与之相应的资源能量积累。要跳出这一陷阱的任何努力都会成为战略和作战方面的重大难题,它最终加剧了进行更为鲁莽军事冒险的倾向——1941年6月22日对苏联的全面进攻就是如此。
▲边境交战中于行进间被德国空军摧毁的苏军车辆,牵引车辆为ChTz-65“斯大林”拖拉机,炮兵装备为45mm反坦克炮和107mm迫击炮
当然,一如1939年和1940年的情况,当1941年6月22日对苏战争全面爆发后,纳粹的军事冒险似乎一度有再次获得成功的可能——苏联在战争初期损失惨重。当年9月,已经失去150万平方公里国土,约7500万人口沦陷敌后,苏军战斗减员804万,其中死亡250万人,被俘434万人,伤残120万人。开战半年,工业总产值跌至战前的48%,黑色/有色金属板和轴承等关键武器材料的生产一度停顿。到1942年,煤、生铁和钢的产量分别从1940年的16600万吨、1500万吨和1800万吨下降到7500万吨、500万吨和480万吨。然而,正当德国为自己的胜利欢欣鼓舞、德国民众以及军界和工业界精英对希特勒作为领袖和战略家的能力表现出近乎无限的信任的时候——这种顺风顺水的军事冒险却先是在莫斯科城下受挫,然后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被撞得粉碎。结果,由于纳粹军事战略上的事实性破产,因资源问题导致的整体劣势开始使得此前军事上的成功相形见绌。至于这其中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除了因奉行的“短期战争观”而动员不足外,战前的一系列误判也拉大了德国在资源上的劣势。首先来讲,德国情报部门在战前对苏联经济和工业潜力的估计是有出入的,但是误差的大小却无法以统计的形式反映出来(因为并没有任何统计)。尽管现在我们早已熟知了苏联1941年重工业的布局,但那时苏联工业的许多细节外界却知之甚少——除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周围的大工业区,以及乌克兰和顿涅次盆地上的大工业区外,在乌拉尔山脉和亚洲地区的一些工业区是鲜为人知的。乌拉尔山脉的工业区是以彼尔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三点为中心向外发展,全长达数百英里。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布拉茨克直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一带,都有大型联合企业。在靠近阿富汗和中国边境的阿什哈巴德、撒马尔罕、塔什干和阿拉木图等地也兴建了重工业。然而,德国在1941年6月决定对苏开战时却并不完全了解这些详情。
▲1941年7月在苏联红军西南方面军实施的反冲击中被击毁的大量T-261939年型
德军最高统帅部经济与军备局局长托马斯在1940年底曾向戈林提供了一份有关对手经济情报判断方面的材料。这份文件显然大部分是根据他掌握的那点陈旧情报所形成的看法拼凑而成的。在这份文件中,他指出,德国占领了苏联欧洲部分(不包括乌拉尔)就等于把苏联整个军事工业的75%和几乎100%的光学精密仪器工业拿到了自己手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份明显有欠推敲的报告,现在看来竟成了德国制定其经济战略计划的基础(1940年7月31日开始准备侵苏时,德军估计需要120个师,8月2日总参谋长凯特尔要求战时经济与军备局制订装备180个陆军师的军备计划。到1941年2月,半年之内德国军火生产增加近60%,其中弹药增加100%,坦克增产25%,全国及占领区钢产量3180万吨,石油480万吨,煤4.39亿吨,整个西欧还有4876家工厂在为德国生产军火,一时间德国工业基础产量超过苏联50%以上。同年,德国还从法国获得了额外的812万吨燃油,基本满足军队需要,加上比利时、捷克、荷兰等国880万吨的石油储备,可以维持7个月的战争)。甚至在东线闪电战已经破产的第二年(1942年初),希特勒仍然相信:攻占乌克兰和顿涅次盆地、切断高加索的输油线即使不能毁灭苏联的经济也会使之瘫痪。有意思的是,战争爆发之后,斯大林自己在与罗斯福的特使霍普金斯谈话时和最初提请盟国给予军援时也都说过,苏联军事工业的75%集中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等地区,德军越过这些地区再东进150英里就会使苏联瘫痪。今天看来,这很可能是故意夸大其词,想使华盛顿产生必要的紧迫感的一种“政治智慧”。然而,随着战争的进展,无论是轴心国还是西方世界都开始认识到,苏联纵然丢掉莫斯科、土拉、库尔斯克、哈尔科夫以及南方全部钢铁和煤炭资源,仍然能够抵抗……
▲基辅战役,苏军60万人被俘
如果将希特勒的战略理解为一套内在连贯和统一的信条,那就错了,将德军在1942年之前的作战实践凝练为若干神话般的战役法原则,也同样令人误解。当然,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军所倚重的那种战役法理论,很容易突出能够让机械化战争取得成功的一些元素,包括“一类特殊的机械化战争方式,即坦克、飞机、俯冲轰炸机、机械化步兵和炮兵的合同作战,(它造就了)作战的一种革命性变更”,并因此被响亮地概括在“闪电战”这一标签之下。这种战役法原则以高性能的坦克、俯冲轰炸机、速射反坦克炮和防空炮为手段,追求在决定性的点上施展强大的火力,既追求歼灭敌军,也同等程度地追求迷惑和打乱敌人的指挥体系,即所谓的瘫痪效应。这要依靠对敌军后方的深入渗透来达到(据信,如果能打乱敌人,歼灭性会战也许就能予以避免,或至少比较容易进行,自身所受的损失也要较少)。然而,闪电战无非也就是如此,它在“实质的内核”中其实并不新鲜——那就是强调技术(古德里安)或高超的指挥才能(冯·曼施泰因)在战争中至关紧要。这种理论最终造就了一批这样的德国战术家——他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战争全局的思考,转而热衷于炫耀自己的武器知识或是即兴的战场发挥。结果,这种即兴式作战的代价却被轻易地忽视了——竞争性的规划取代了统一的专业知识体系,由于闪电战并没有创建一套运转顺畅的机械化战争机制,一旦闪电战所要造成的瘫痪效应没有奏效,整个德国武装力量在战争中就变得无所适从……
▲1941年7月因为淤陷而被放弃地苏军KV-21940年型
▲1941年9月的列宁格勒前线,德国士兵在检查一辆被击毁的KV-1重型坦克
事实上,由于战前对对手资源潜力的错误估计,苏联红军的战场韧性远非想象中可比。关于这一点,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日记中的一段坦言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曾估计敌人大约有200个师,现在已经查明番号的就有360个……但真正的麻烦并不仅在于此……如果我们消灭十几个师,俄国人就会再投入十几个。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靠近自己的资源,而我们却一步步远离自己的资源。”于是,在1942年年底前,德国参谋总部的看法便开始改变了,并在1942年10月2日的一份情况判断材料中认定:“……即使高尔基和巴库失守,苏联也不至于土崩瓦解……再考虑到苏联西部工业有一部分已经进行了东迁……因此只有乌拉尔失守,苏联才会趋于崩溃……”
▲1943年秋,183乌拉尔斯基坦克工厂内正在组装中的T-34/761942年型
作为军事工业的支柱,坦克工业的整体搬迁是整个工业东迁计划的重中之重。由于前线战事吃紧,整个苏联的欧洲部分都面临着德军的威胁。根据1941年9月12日苏联政府的第667/SGKO号决议,欧洲部分军事工业企业被要求逐步降低产量,将工厂和设备尽最大可能分批疏散到内地。为此斯大林特别下达死命令,动员全国一半左右的铁路车皮,在短时间内把苏联最大的两个坦克生产厂——哈尔科夫共产国际工厂和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连人带设备转送到乌拉尔山东面车里雅宾斯克州的下塔吉尔,事实上,这个新厂址是斯大林亲自用比例尺在地图上丈量出来的——那里正好处于德国远程轰炸机的飞行半径之外。原本只有牧民和牛羊的下塔吉尔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规模宏大的“坦克城”,搬迁来的工厂每天有10条生产线同时运转,平均每5分钟就有1辆坦克下线。以原先位于乌克兰的T-34坦克主要生产厂——183工厂(哈尔科夫共产国际工厂)为例,该厂在命令发布后的一周后,便于1941年9月19日进行了第一次疏散,目的地是下塔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的乌拉尔汽车厂。这次疏散带走了KB-520坦克设计局的几乎所有设计师、技术文件、设计图纸和绝大多数有用的设备。撤退到下塔吉尔的183工厂与当地的乌拉尔汽车厂合并成立了新的183乌拉尔斯基坦克工厂。在这个工厂里,原183工厂在战前采用的部门编号方式被保留下来,KB-520坦克设计局的名称不变,总工程师仍然是亚历山大•A•莫洛佐夫。1941年12月,183乌拉尔斯基坦克工厂生产的第一辆T-34坦克下线,来年4月,工厂的坦克产量已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在1941年第三季度的国民经济动员计划中,苏联迅速增加煤、石油和金属的生产,调整军事工业的原料、电力和设备分配,到1941年下半年坦克产量比上半年增加1.8倍,飞机增加60%,火炮增加两倍,8月通过的1942年战时经济计划要求动员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全部物力,增加军火产量)。
另一方面,无论是KV-1还是T-34,这些苏联坦克的普遍特点是设计简洁,制造上也采用了很多新办法:炮塔采用浇筑工艺、装甲采用同样厚度的钢板、悬挂采用大直径负重轮,只为一个目的:加快生产速度、节省原材料。为了维持工厂的正常生产,为红军输送更多的坦克,工厂与设计局尽了最大的努力节省每一吨橡胶、钢材、装甲钢、电线和一切珍贵的生产物资。例如,T-34坦克的几乎所有部件都被做了修改以适应这种战时的艰苦环境。设计师们用铸铁件代替了铜部件、用焊接代替了铆钉。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坦克零部件减少了765个,生产程序被极大简化,生产速度加快、成本降低。简化设计使红军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坦克,对战时条件的大规模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独特的武器设计思想最终挽救了苏联。进入1942年,苏联坦克月产量达到2,000辆,而德国同期坦克月产量只有800辆。虽然在东线德军同苏军的坦克战损对比一直占优,1942年6月到10月间甚至高达1比8,然而,最终决定东线战场胜负的不是部队的素质和坦克的性能,而是由两国工业的生产能力决定的损失补充速度。
这个结论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而且苏联的后方动员机制的运转速度和效率要比德国人想象中高得多。战争爆发两小时,最高苏维埃就发布了“关于战争状态”的命令,规定了公民劳动义务、征用运输工具、生活必需品定量供应等措施,26日发布了“关于战时职工工作时间制度”的命令。6月30日,苏联成立国防委员会,作为战时最高权力机构,7月,将综合性的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改组为航空、造船、军械和弹药4个专业人民委员部,并从中型机器制造人民委员部中分离出专门的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11月,将普通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改建为火箭装备人民委员部,专门负责火箭炮和迫击炮生产,原有的经济委员会被改组为国防、冶金、燃料和机械制造4个专业经济委员会。工业东迁是苏联战时动员的重要措施。6月24日成立的疏散委员会从6月29日就安排了11个航空厂搬迁的计划,到1941年下半年从西部搬迁了2593个工业企业的设备和大量物资。1942年5月,基本完成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企业的转移,第二阶段又疏散了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等南部地区企业。整个东迁过程中,铁路共运输工业设备150万个车皮,运送职工1000多万人,其中日俄战争后建成,并在工业化中得到完善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内迁企业平均不到两个月就在新址开始运转,有些甚至在中途或露天就部分开工。在1941年第三季度的国民经济动员计划中,苏联迅速增加煤、石油和金属的生产,调整军事工业的原料、电力和设备分配,到1941年下半年,坦克产量比上半年增加1.8倍,飞机增加60%,火炮增加两倍,8月通过的1942年战时经济计划要求动员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的全部物力,增加军火产量。1941~1945年,仅乌拉尔地区就生产了44万门火炮、13.6万架飞机、10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
▲西方对苏援助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成品武器装备
▲乌拉尔生产的T-341942年型(UZTM “裙边式”铸造炮塔)
然而,这个正确的结论却难以产生任何实质性意义。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希特勒对不愉快的事情麻木不仁。尽管他从德国情报部的材料中获悉,俄国在乌拉尔等地的工厂每月生产六七百辆坦克。但是,在哈尔德拿出证据给他看时,他却拍桌大骂,硬说这种生产速度是办不到的。凡是他不愿相信的事,他就一律不信。另一方面以1941年和1942年的经验证明,以有限的兵力在无限的空间内采取进攻战略,也是有不少缺陷的(1942年年初,德国人手中的资源已使他们不能像前一年那样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可是,希特勒仍然不肯听信一部分将领的忠告,不愿改取守势以巩固他所获得的地区,更不采纳隆德斯特和勒布的建议,决不肯撤退到波兰境内去,尽管这些意见在战略上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希特勒来说,无异于要他承认失败——“吃得太多,无法消化”。为了挽回已经失去的面子,满足自己的个人野心,并且依照他本能的感觉,希特勒执意要以进攻来解决问题。虽然手中的工具已经有限,他还是企求获得更多的可能)。结果,在1943年初于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和从高加索实行撤退以后,乌拉尔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望不可即的目标,德国人丧失了在俄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现实希望……也正因为如此,仅仅从苏联可怕的国土纵深和极有深意的工业布局来看,将德国拖入消耗战的泥潭就已经形成了!
更何况,考虑到苏联只是对德作战阵营中的一员,而整个西方世界自始至终却都在战争资源方面对德占有巨大优势。然而,对于西方对苏援助的力度和决心却是纳粹所没有意料到的。以西方世界对苏援助情况来看,在租借法案框架下,除了飞机、坦克、火炮等成品武器装备外(比如美国向苏联提供了7057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而英国和加拿大援助了5480辆。美国向苏联提供了15,481架飞机,英国提供了3384架。总共援助了18,865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大约有17,000架。此外,美国还向苏联提供了7944门火炮,其中绝大部分是制造难度要求较高的大口径高射炮。只是这些成品武器装备就超过了纳粹德国军工系统1942年全年的产量),在燃料、粮食、工业原料和生产设备等方面的对苏援助力度更是惊人的,这些都在更大的范围内增大了苏联进行消耗战的潜力。比如,根据租借法案给苏联提供了汽车轮胎3,606,000件,美国提供的数量占到苏联生产量的43.1%,但同时我们应考虑到这一因素:美国援助的主要是大型的汽车轮胎,这就使得这些提供物资所起的作用更大了。此外,英国还提供了103,500吨天然橡胶。苏联还得到了美国援助的672,400美吨(相当于610,000吨)糖,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糖占到了苏联糖的总量的41.8%。美国提供的肉罐头为732,595美吨(相当于664,600吨),这在维持红军和居民的生活供给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肉罐头占苏联罐头生产总量的大约108%,何况苏联生产的罐头中并不都是肉罐头,因此这些肉罐头相当于苏联肉类生产总量的17.9%。不过,对苏联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先进机床和工业设备的供应。美国战时向苏联总共提供了金属切削机床38,100台,英国供应了6500台机床和104台冲床。苏联在1941年到1945年间共生产金属切削机床115,400台,是根据租借法案提供总量的2.6倍(实际上,如果我们从价值上来衡量,那么西方的援助还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提供的机床比苏联的机床要先进得多,并且造价昂贵得多。在1941~1945年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的机器和工业设备价值6.07亿美元)。
▲艺术家笔下的E-10
此外,西方盟国给予苏联备战的援助不单是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物资,反对英美的战争也迫使德国建造潜艇,在潜艇上花费了大量的金属、设备和人力,在1941~1944年间,德国的造船业生产的潜艇总排水量为810,000吨。德国舰队投入主要兵力用于对付西方各国的舰队和商船(这里也包括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物资的护航舰),西方盟国把法西斯德国主要的军事工业产能吸引了过来,战争的最后一年达40%。同时,尽管在施佩尔的领导下,1943年年底,开始德国军火工业显示出了惊人的适应力与生存力,1944年更是保持了不可思议的增长,7月武器生产达到顶峰,比1939年扩大5.3倍。这一年的飞机厂从1943年的80家增加到550家,上半年飞机产量增加了19.4%,全年飞机产量39870架,其中战斗机30511架,分别是1941年的3.4倍和6.6倍,坦克产量增长33.9%,达到2.7万辆,火炮增加50.3%,达到8.7万门。然而,英美空军对德军实施的战略轰炸却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德国军事工业的增长速度,盟军不断升级的战略轰炸将潜艇厂、飞机厂、滚珠轴承厂、炼油厂、合成橡胶厂和汽车厂依次作为六类最重要目标,施佩尔后来承认:“抢救空袭造成的破坏动用了数十万名士兵”。而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德国的汽油生产实际上已经停止,最终使得德国空军陷入瘫痪。从1944年3月到9月,德国的汽油几乎都是专门在合成燃料工厂生产的,而在那一时期盟国又将其作为主要的轰炸目标。德国的汽油生产从181,000吨下降到10,000吨,然后在11月产量略微上升,为49,000吨,但是到1945年3月就完全停产了。
▲可以说苏联在整个战争期间实际上一直在打一场“富裕”的战争,除了借助于自身的广阔领土和战争潜力外,这富裕也越来越多地借自海外——主要是美国
显然,无论是苏联本身所拥有的资源潜力,还是西方世界对苏援助力度,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资源总量优势来看,当超过了“胜利顶点”的德国军队在1943年结束时彻底丧失了东线战场上的主动权,对于德国来说,战争也就彻底进入了令其感到惶恐的消耗战新阶段——其坦克工业如果不按照消耗战的要求进行重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要知道消耗战是一种比拼工业实力,更比拼国家资源总量的作战方式。这种方式仅仅把敌人当作一系列目标来处理,通过优势火力和物质力量的累积效果最终摧毁所有的敌方目标,取得胜利,除非敌人退却或投降终止了这一过程。作为一种作战方式来说,其消耗成份越多,种种巧妙的战术性军事艺术手段也就愈发显得无足轻重,只要能够确保物质优势,只要能够正确运用火力并保持火力优势,最终的胜利就会像数字计算那样精准和有把握。换句话说,消耗战是一种准物理过程,它保证所取得的成果与所付出的努力的质量和数量成正比。反过来说,如果物质上没有优势,便不能取得作战胜利。而纳粹基于短期战争理念而奉行的闪电战却不然。一方面,闪电战有可能使所获得的成果不成比例地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因而为物质上较弱的一方(即纳粹德国自身)提供获胜的机会;然而,如果在狭窄地区用于所设想的敌方弱点上的力量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或者遇到了未曾预料到的敌方力量,则相关的机动战便有可能完全遭到失败。用工程技术人员的话来说,消耗战的失败是“故障弱化式的”(正像它的成功靠逐渐积累一样),这是因为它的每一次失误只能造成部分危害。例如,如果发生目标选择不当或没有击中目标的情况,只需要下一次再选择和攻击那个目标就是了,而绝不会因此而危害更大范围的行动。而闪电战则不然,它一旦遭到失败,便是“灾难性的”(正像它靠付出很少的代价就能获得较大成功那样),这是因为一旦判断失误或执行不当,整场战争便可能遭到失败——无论这之前赢得了多少场战役的胜利。换句话说,消耗战是一种需要付出全部代价、但风险较小的作战形式,而机动战则是与此完全相反的一种赌博。诚然,在闪电战中,如果风险真的出现,所失去的只是相对较小的那部分力量,与希望获得的胜利相比是属于“低代价的”,但是按绝对数量来说,仍然是相当可观的,并在经历不多的几次战役性失败后,便足以致命……
▲1942年之前,德国军队的技术装备大多是按照非消耗战的思路研发设计的
苏军在东线损失30万人以上的战役不止一次,但仍能动员出更多的力量,而德军在莫斯科一役便无力全线进攻,斯大林格勒一役更陷入被动。如果说对苏联动员潜力的估计受苏联军事建设的绝对保密所限,那么希特勒和德军将领们认为苏联民心会很快瓦解,只能说是种族主义的狂妄和对苏联国情缺乏了解,并且对西方给予苏联的援助的力度和决心缺乏政治上的起码判断。虽然自对苏开战以来,德国战时的坦克产量也在迅速大幅度上升,但在许多方面还远远达不到消耗战的要求。1941年,德国军工厂除生产了2200辆各种类型的轻型装甲车辆外,还生产了2875辆(门)中型坦克与突击炮。1942年生产了4300辆(门)中型坦克与突击炮以及1200门安装在坦克底盘上的自行火炮。1943年虽然大幅度提高产量有一些困难,因为Ⅲ型坦克停产之后,还得将Ⅵ型与改进后的Ⅳ型坦克投入更大规模的生产,但即便如此,这一年的中型坦克与突击炮的产量仍达到了6700辆(门),重型坦克(含“黑豹”)达到了2500辆,安装在坦克底盘上的自行火炮达到了2600门。然而,由于闪电战的破产,这种坦克生产的增长幅度却无法令人满意——因为到1942年夏,苏联完成了国民经济战争转轨,有1200家东迁的工厂和850家新建工厂投产,东部地区工业产值的比重从1940年的28.4%上升到70%,仅东部的军工产量就达到战前全国水平,主要军工产品产量均超过德国,而其产品在性能上却并没有比德国的同类产品相差过多。
▲后人制作的E-10模型
至于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动员的规模有限,德国军工生产机器的运转和扩大机制没有理顺,另一方面则与当时生产线上的量产型号,并非是按照消耗战的要求设计有关。德国人总是习惯制造一些精良、复杂但生产成本高昂的装甲战斗车辆,这固然是闪电战的要求所致——装甲战斗车辆的性能越高,对于达成闪电战的战略性目的越为有利,至于昂贵的价格与大量的生产工时则很少被考虑在内(由于闪电战要求准确发现敌方的弱点,行动中保持高速度和精确性,以充分利用敌方的弱点,这种作战形式通常不允许任意采取以数量代替质量的做法,而是对质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但却与消耗战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对此1942年初,在两个不同的VK3002方案选型时,德军高层所做的抉择便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VK3002本质上是“T-34危机”的产物。1941年在俄国遭遇的T-34/76让德军装甲部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幸亏凭借基层官兵过人的战术素养及高层高超的指挥艺术才让德军战战兢兢地渡过了1941-1942年中的“T-34危机”(准确的是说“T-34/76危机”)。虽然期间长身管PzKpfw Ⅳ的出现让德军装甲部队稍微扳回了几分装备劣势,然而痛定思痛,在初步稳住阵脚后德军装甲部队与后方研发部门就开始反思德国在坦克技术装备研发领域是否出现了某些原则性偏陂。事实上,对于解决“T-34危机”,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早在遭遇T-34/76不久的1941年11月25日,希特勒就要求陆军武器局启动新型坦克研制计划,将装甲兵的技术装备优势从俄国人手中夺回来。1941年12月1日,MAN(奥格斯堡-纽伦堡机器制造公司Maschinenfabrik Augsburg Nuernberg)与DB同时接到陆军武器局发来的新一代主力坦克Spec(需求规格说明书),要求两家各自拿出一个装KwK 42 L/70 75mm加农炮的30吨级坦克方案(样车代号VK3002),以作为对“T-34危机”的最终回应。
为了缩短时间、节省资金和避免技术风险,DB决定对新的30吨坦克项目走一条渐变发展的道路,不过这个渐变却颇有些独辟蹊径的味道——干脆直接仿出了一辆T-34/76。当然,战争中仿制敌方装备的事情并不鲜见,比如倭国人就曾仿制过自中国战场缴获的ZB-26机枪与Flak 36 88mm高射炮,八路军、新四军也仿制过倭国的掷弹筒与“三八大盖”,但一个工业强国要仿制敌方大型主战装备的事情这却还是头一遭,DB称得上是“敢吃螃蟹的人”。其实,DB之所以如此选择是有其充分理由的:首先,自然是T-34/76的自身魅力难以抵挡。DB的德国工程师们在将几辆缴获的T-34/76大卸八块后,虽然苏联坦克那粗糙的制造工艺实在难以入其法眼,不过其简约有效的设计理念却震撼了DB的工程师们,要知道在德国人那直线性的头脑中从来也不曾冒出过火力、机动、防护达到如此平衡的方案,狂喜之下,DB工程师发现如果拿陆军武器局对新30吨级坦克的指标要求对号入座的话,单就基本设计而言T-34/76已经没有什么好改的了;其次,则是前线装甲部队官兵要求仿制T-34/76的呼声甚高。东线的德军装甲部队吃够了T-34/76的苦头不假,但同时他们却也从敌人手里缴获并装备了相当数量的T-34/76〔即德军自己所谓的T-34(r)〕,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手里这辆俄国车的价值(据说私下里,古德里安上将就是仿制T-34/76的坚决拥护者)。结果,两方面原因一结合,DB高层拍脑袋做出决定:“仿一个T-34试试。”
▲ T-34/761943型
▲VK3002(DB)存世的唯一一张照片
1942年5月,戴姆勒-奔驰公司先于对手一步完成了他们的VK3002样车(由软铁制造),据说当陆军武器局看到该车时曾有这样一个评价:“他们(DB工程师)大概是在俄国人的图纸上用德国铅笔又描了一遍。”这样的趣闻想必足以说明VK3002与其俄国兄弟T-34/76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了:车体分为驾驶室、战斗室、动力室三大部分,各个面均为整张轧制钢板(车体首上装甲板60mm,首下45mm,两侧50mm),用特别步骤切割、成形并模仿T-34/76的车体设计以一定角度焊接在一起〔VK3002(DB)样车是第一种采用倾斜装甲板的德国坦克〕,炮塔置于车体前部,这显然又是一个T-34/76的典型特征。简言之,除车体外形与T-34/76相差无几外(设计上细微差别不外乎就是VK3002的车体前装甲板倾角为45度,而T-34/76的为30度;炮塔前装甲倾角为75度,而T-34/76的为65度之类的地方,剩下的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细节,比如把手、工具箱等等),就连传动系统(变速箱、分动箱、最终减速装置)和驱动轮都与动力系统被一同后置——这又是一个克隆T-34/76的明显痕迹,发动机室与战斗室间由装佳隔板隔开,梅巴赫HL 210 P45(Maybach HL 210 P45)型汽油发动机在发动机室内被横置〔该引擎属于12缸“V”型水冷发动机,排量21.3升,最大输出功率650马力(每分钟3000转时)〕,而不是像PzKpfw Ⅳ那样动力与传动装置前后分开然后再由一根长长的传动轴贯穿整个车体底部将之交联在一起(这也造成德式坦克车体过高,被弹面积陡然增大)。总之,VK3002(DB)的所有一切都与此前的德式坦克传统风格迥然不同。
其实VK3002(DB)样车还是在此前被拒绝的VK3001木制模型基础上作了部分“德国化”修正的版本,VK3001(DB)被拒绝的主要原因就是被指责全盘照抄T-34/76。当然,虽然VK3002(DB)与VK3001(DB)都是德国版本的T-34/76——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看,只要稍具判断力便会发现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与VK3001(DB)和T-34/76相比,VK3002(DB)的最大特色在于行走装置明显不同——每侧4对负重轮以交错方式排列,纵置式扭杆悬挂,无托带轮;VK3001(DB)则完全照搬了T-34/76的5只单排大直径负重轮(无托带轮)加独立弹簧悬挂的设计〔另在纸面上还有一个采用扭杆悬挂的VK3001(DB)方案,可以视为向VK3002(DB)过渡的一种设计,不过该方案并未造出样车或是全尺模型〕。值得注意的是,从PzKpfw Ⅰ到PzKpfw Ⅳ,历来德式坦克的炮塔都是多面体形状,每个面都不大,并保持一定倾角,以提高防弹能力,但焊接起来很麻烦。VK3002车体上的炮塔则与它们明显不同,该炮塔是由莱茵金属公司(Rheinmetall)进行研制的,外形全面模仿自T-34/76,突出简洁的概念,以利于生产,从俯视角度,这个炮塔宛如一个巨大的马蹄,侧面和后面是由三块60mm厚均质钢装甲板以内倾10度的方式焊接而成,正面装甲板则为100mm厚,倾角75度,并开口用于安装火炮防盾〔开始时,莱茵麦塔-博尔西希公司(Rheinmetall-Borsig)曾提出铸造式炮塔方案,以提高生产速度,但旋即被陆军武器局否决,主要是因为以当时的制造工艺会导致铸钢内出现砂孔,降低装甲的抗弹性〕。炮塔内部布局与PzKpfw Ⅳ坦克类似,加装了T-34/76所没有的吊篮,巨大的炮栓和弹壳收集器将炮塔内部空间一分为二,左为车长和炮长,右为装填手,并在装填手上方设有换气扇。另外,得益于此前从T-34(r)的改装中所获得的经验,该炮塔一开始就被安装了PzKpfw Ⅳ坦克的指挥塔,该指挥塔带有单扇舱盖及5个潜望镜,内侧设有时钟式方位指示仪,与炮塔回旋机构同步转动能够进行独立360°旋转,并和炮长方位指示仪间接联动,便于正确判定目标方向和本车主炮指向。
▲戴姆勒-奔驰公司VK3002(DB)样车
当 然,该 炮 塔 或 者 说VK3002(DB)与T-34/76的最大区别还在于武器系统——一门70倍径PaK 40 L/60 75mm加农炮,这也是陆军武器局借以从T-34/76手中夺回坦克技术优势的最大本钱。事实上,陆军武器局起初最为中意的并不是PaK 40 L/60,而是KwK L/60 Waffe 0725型镗压炮,这种火炮具有一些新颖的特点。它的身管由两部分组成,后半部分是一根普通的等口径身管,前半部分是一根滑膛的锥膛身管,射击时,由于等口径炮弹弹带紧贴内膛,因此能可靠地密封火药气体,防止外泄。随着弹丸向前运动,膛径逐渐缩小,弹带不断受到挤压,到弹丸飞离炮口时即变成一个直径为65mm前面带有一颗沉重的碳化钨弹芯的金属长棒体,同时膛线的缠度也逐渐增大,这就使得这种火炮的炮口初速与精度均有大幅提高,但这种锥膛火炮只能发射穿甲弹,不能发射榴弹,而且它的身管寿命也只有大约500发左右,超过500发后,身管即告报废(由于磨损和烧蚀最严重的是炮口,因而炮口部位的磨损量最大)。至于其弹丸自然还是通常那种周围带着“裙形”弹带的碳化钨弹芯结构样式,实际上就是口径为75mm的普通弹丸,所不同的是在其周围安置了一个用轻合金制作的金属软壳和两条用软质材料制作的环形弹带,以便与锥膛炮的起始膛径相适应。与普通弹丸相比,制造这种弹丸所需要的生产周期要长得多,技术难度也高得多。所以正是由于这种弹丸才导致了这种火炮的衰亡,因为当时钨材料供应十分短缺,而膛压炮的身管和炮弹都需要大量的钨合金,但德国几乎没有钨矿,战时进口也不易保障(特别是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断绝后),以致在1942年9月,希特勒明令禁止膛压炮装备坦克。无奈之下,戴姆勒-奔驰只好退而求其次,为VK3002(DB)选择了威力稍逊一筹的KwK 40 L/60 75mm加农炮装车。不过从东线的战场形势看,即便是KwK 40 L/60 75mm加农炮也足以对T-34/76形成绝对的火力优势,而与2年后的T-34/85基本旗鼓相当(更何况,长径比达到70倍径的KwK 42 L/70 75mm甚至100倍径的KwK 44 L/100 75mm坦克炮也已经定型或在样炮测试阶段了),对此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便可一目了然:
总体上,VK3002(DB)是一辆精致化的德版T-34/76,其对T-34/76(乃至后来的T-34/85)的主要优势主要得益于制造上的精密性而非设计,这也使得VK3002(DB)与VK3002(MAN)在试验场上的表现不相上下,从射击精度到防护性都在仲伯之间,而且在一些具体方面VK3002(DB)还要略占上风:首先,由于VK3002(DB)的重量(34吨)较VK3002(MAN)(35吨)足足轻了1吨,这使得其跑起来更为生龙活虎一些——其变速器档位划分十分精细,共有8个前进档和4个倒档,6档时38.5千米/小时,7档时45千米/小时,而在挂前进8档时极速可达58.4千米/小时,且带有液压助力器的梅巴赫L600C操纵装置设计十分精良,这一切加在一起的综合效果使VK3002(DB)的机动性要小胜VK3002(MAN)〔虽然从纸面上看,两者最大速度相差不多,不过衡量一辆车的机动性并非只有最大速度一个指标,这个概念更是一个综合评定的结果——如接地压强、爬坡度、过垂直墙高等等,而且VK3002(DB)较轻的战斗全重使传动系统负担较少,所以1吨的重量差别到了真正的战场上跑起来还是而有些不同的〕;其次,由于VK3002(DB)的动力/传动装置与主动轮全部后置,这使其不像传动装置/主动轮前置的VK3002(MAN)那样需要借助一根贯穿整个底盘的长长传动轴来传递动力,从而也就降低了VK3002(DB)的整车高度,虽然因为采用双扭杆悬挂装置的原因VK3002(DB)的车高(至指挥塔)仍达2.81米,这一数值要高于T-34/76(1939年型)的2.489米,但低于VK3002(MAN)的3.00米,不要小看这不到0.2米的差距,在实战中还是有分别的——较低的车高也就意味着更小侧面投影及被弹率……不过,VK3002(DB)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相对于传统的德式坦克设计,VK3002(DB)可生产性上的优势相当明显——戴姆勒-奔驰对于苏联人的设计理念体会较深,全面仿自T-34/76的VK3002(DB)在可生产性上也继承了T-34/76的优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点正是T-34系列的最大闪光点,甚至意义还要在其技术性能之上),VK3002(DB)制造工时略高于1万工时,虽然仍比T-34/76高出许多(T-34系列的平均制造工时仅约7000-8000工时),但只相当于VK3002(MAN)的1/2不到,细算账的话这可是一个大数字,足以让德国多出几千辆仍比T-34/85略胜一筹的坦克出来(T-34/85的早期型号直到1943年年底,才少量出现在了战场上)。
1942年5月11日,戴姆勒-奔驰与奥格斯堡-纽伦堡机器制造公司的VK3002样车被同时提交陆军武器局进行评估,两辆样车的测试于14日全部完成。然而,最后的结果对夺标呼声甚高的VK3002(DB)完全是场灾难,希特勒最终选择了德国风格更为浓郁的MAN样车——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在主要性能上与对手不分上下,更拥有可生产性和成本优势的VK3002(DB)会在竞争中惨遭淘汰?表面上的原因似乎是冠冕堂皇的。比如,考虑到陆军武器局在规格说明书中要求的战斗全重,30-35吨的车体根本无法承受70倍径75mm火炮的射击需求,如果强行装车其结果只能使射击精度大幅下降,因而戴姆勒-奔驰就自作主张将75mm KwK 42 L/70换成了较为“温和”的75mm PaK 40 L/60〔VK3002(DB)自重34吨〕,然而,这样一来却冒犯了长官意志,也就是忤了希特勒本人的意。“元首”向来是大威力火炮的忠实拥趸,在陆军武器局最初制定新一代重型坦克的性能指标时,希特勒曾经希望在各家公司的VK3002样车上能安装100倍径的75mm坦克炮〔100倍径的75mm坦克炮威力十分惊人,可在1000米距离轻松击穿150mm厚的装甲,火力毁伤性能远在PzKpfw Ⅵ(虎)的KwK 36 88mm坦克炮之上〕!虽然后来经多方劝说,“元首”总算是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勉强接受了威力略逊一筹的KwK 42 L/70(75mm),然而KwK 42 L/70(75mm)已经是VK3002的一个下限了,所以戴姆勒-奔驰的自作主张理所当然地激怒了希特勒,VK3002(DB)的下场自然不会太妙。相比之下,MAN就要机灵的多,为了满足火力性能,干脆把VK3002(MAN)的车重以变相的方式自行放宽——虽然该车战斗全重35吨,那不过是将装甲板厚度故意降低后的结果(炮塔正面装甲仅60mm),MAN精明就精明在这里,尽管明知陆军武器局肯定会因此来找麻烦,只要火力上满足了元首的要求,即便是后来因增补装甲厚度而使车重大幅攀升也定无大碍〔当然,也不能说希特勒对坦克火力的偏执就完全没有道理,事实证明,即便是T-34/85出现后,KwK 42 L/75(75mm)还是对Зис-C-53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火力优势,不过代价就是真正的VK3002(MAN)量产型其战斗全重很快便突破了44吨〕。
另外,与T-34/76在外形上的过分相似也被认为是VK3002(DB)落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戴姆勒-奔驰的确是将T-34/76的里里外外学到家了,单从外形就可以看出两辆车就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真的上了战场,究竟该如何区分开“T-34/76”到底是自己人的还是俄国人的?事实上,前线部队一直就这个问题束手无策,为手里的那几百辆T-34(r)头痛不已,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找到太有效的解决办法。再有,德国人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将一种全面仿自斯拉夫人的坦克大举装备部队显然与纳粹奉行的“人种优势理论”不符——“优秀的日耳曼军队,怎么可能去接受一种源自劣等人种的技术装备”。因此,VK3002(DB)的存在对纳粹而言不仅是面子问题,更涉及到了所谓的“民族尊严”。
▲PzKpfw Ⅴ(A)(D)(G)三兄弟(由上至下)
不过,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此,以上种种理由不过是一个个借口罢了——VK3002(DB)或许性价比更高、更符合消耗战的要求,然而在还没有接受消耗战这个事实之前,这样一种并非“最佳”的技术装备是纳粹骨子里所排斥的。事实上,与那些认为同样构成主要威胁的对手们相比,自己在物质上很强大或在资源方面很丰富的国家,一般会感到自己可以不受束缚地采取消耗战的方式行事。而那些认为自己在物质上比较弱的国家,则往往把自己认为的并非最佳的武器方案搁置一旁,去追求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技术性能优势。如果按照非消耗战的方式行事,武器装备的研发的目的自然是要不惜成本确保技术优势,其目标只是在最高开支限额内获得“最佳”的武器系统,或者说研究与发展工作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得到某些技术手段,这些手段可以充分利用敌人的具体弱点而采取相应的战术方法要求,因此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研究出的武器系统,其各种性能都被要求达到最理想的水平。也正因为如此,纳粹最终在1942年6月,选择了更大、更重、更复杂、性能也要略高一筹的VK3002(MAN),而更轻、更小、性能略低的VK3002(DB)则被放弃了。然而要将这类“最佳”的武器系统用于消耗战的环境中却是不可取的。在这里以获胜者VK3002(MAN)的生产工时情况为例。尽管关于生产工时的问题W.J.斯皮尔伯格在他的《“黑豹”及其变型车》一书中提及,生产一辆PzKpfw Ⅴ“黑豹”〔VK3002(MAN)〕坦克只需2000个工时,其中底盘加工需55个工时,炮塔加工需38个工时,行走装置安装需485个工时,炮塔安装需150个工时,最后总装需85个工时。但这个数字是完全不可信的鬼话——生产一门PAK 40反坦克炮就需要2200个工时,而一辆“老虎”更是需要30000个工时,因此2000这个数字应该只是在总装厂组装一辆“黑豹”所需的工时数,而不是所有零部件生产以及总装所需工时数的总和。目前对于德国坦克工时一个比较能让人接受的估算数字就是——“黑豹”工时为15000,虎式为3万,后期简化为25000,而相比之下T-34/76的战时版本为7000-8000,并且在1944年后进一步简化到了3400。至于Ⅳ号坦克的生产工时被认为要小于T-34的说法,则明显没有考虑到生产其Pak 39 75mm L48坦克炮所需的工时数……
▲VK3002(DB)更符合消耗战的要求
然而,由于盟国(主要是指苏联及与其结盟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自始至终都在战争资源总量上占有巨大优势,因此,任何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即使给盟国自己也造成了明显的损失,对盟国也是有利的,只要这些损失的比率不超过对盟国有利的总的实力比率,或者说得再准确一点,只要这些损失不会缩小轴心国与盟国之间力量增长速度的差距,就无助于战争结局的改变。例如,在一个时期内,德国每个月生产500辆坦克,而英美每个月生产的坦克数量是这个数目的三倍。那么即使每击毁2辆性能较好的德国坦克,盟军要损失3辆甚至是5辆性能较低的坦克,对盟军也是有利的,积累下去的最终结果是获得胜利。这就是说德国不光经不起作战力量的对等消耗,甚至经不起不对等消耗。这就是说,关于纳粹德国的机械化战争理论,虽然在战术层面上无疑是令人钦佩的——将物质因素和理论因素和谐地结合在了一起,自拿破仑全盛时代以来,还未见到这样完美的结合,但当军事冒险的梦想归于破灭,战争的程度和范围超出了纳粹曾经的构想后,纳粹德国的机械化战争理论在消耗战的战略层面上就变得不值得一提了——这一点反应在一些工艺复杂、可生产性差的德式装甲战斗车辆上,是极为明显的(质量好、性能高但造价昂贵而数量有限的装甲作战车辆,无疑只适合规模有限的短期战争)。更何况这些在资源上付出了极大代价的德式装甲作战车辆,其拥有的性能优势也并非是永久性的。对此,大名鼎鼎的panzerkampfwagenⅥ“虎”式坦克是另一个绝佳的例子。尽管现在的一些观点“貌似公正”地认为,早在1942年初,凭借着Ⅵ号(虎)重型坦克,德国军队就从T-34/76和KV的手中重新夺回了“技术优势”,彻底走出了“T-34危机”的阴影。然而在几近神话的光环背后,很少有人意识到,Ⅵ号重型坦克拥有的所谓“技术优势”,不过是一种日耳曼式的“爆发力”,却难以具有“韧性”——由于缺乏一个有效而统一的管理机制,各研发机构和生产厂家各自为战、单打独斗的局面是当时整个德国坦克工业的现状,每一个厂家的产品从负重轮、履带到火炮和引擎都是各不相同的。结果在这样一个研发生产体制下,所获得的技术优势不仅注定是短暂的,更与战时德国所掌握的资源状况不符!
也正因为如此,对被迫陷入消耗战中的纳粹德国而言,只有当军事上的胜利,越过一定的阈值,即在纵向领域里的成功对横向领域也发生作用时,才能有助于他们打赢战争。换句话说,只有军事胜利可以瓦解敌人用外交手段所达成的同盟时,纳粹乃至轴心国才能从军事胜利中真正获得好处。考虑到这种情况曾确确实实地发生过——德国完全击败了波兰、比利时、法国,迫使它们同时退出战争,所以在横向领域内改变了整个形势。因而在理论上讲,纳粹德国单凭作战胜利的确是可以打赢战争的,但是只有当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能给盟国造成越来越多的损失,以至达到严重影响盟国部署新部队的程度时,才能赢得战争。然而,当战争进行到1944年的残酷现实却是,纳粹德国打胜仗和给盟国造成损失的能力已经在急剧下降了,消耗战的黑洞正在将纳粹德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显然,要摆脱这种可怕的“宿命”,必须要以一种自上而下的体制性方法,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适应战争无可避免地长期化趋势,但却因此对德国军事工业提出了一个相当严峻的考验——包括坦克工业在内的整个军事工业必须为适应消耗战进行重组,他们所生产的坦克、飞机和大炮不但要在战场性能上超过对手的同类装备,同时这些技术装备的资源消耗量、制造工艺、生产工时乃至对工人的熟练程度都要较之对手的同类装备大幅度降低。于是,伴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作为对一系列战略误判的深刻反思,E系列首先正是这样一种消耗战的产物——其目的是企图凭借大批具有高消耗比率、高技术效率的装甲战斗车辆,来为德国军队能在某个短暂的窗口期内以大比分逆转轴心国与盟国之间力量增长速度的差距提供可能,从而在足够体面的情况下结束这场已经开始令人头疼的战争,并为德国保留住大部分已经在战争中篡取的既得利益。于是,以E-5、E-10作为一个抛砖引玉式的开端,整个E系列波澜壮阔的画卷便这样展开了……
▲E系列首先是一种消耗战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