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明治凶兽(3)

所谓“维新输出”名义上指的是辅助东亚各国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模式走入近现代国家的行列，但其实质却是试图在东亚打造一个以日本为宗主的新秩序。“三国干涉还辽”令日本意识到其一国之力治东亚则有余，敌西方则不足，因此迫切希望能够挟甲午之威，逼迫中国结成以日本为中心的同盟。

日本的这一战略首次被提出是在1898年10月19日，身为首相的大隈重信发表了“中国保全论”。在当天的演说中，大隈大谈所谓中日两国的同种同文，日本要承担起挽救和领导中国的责任，进而维护世界和平。而与大隈重信遥相呼应的是，当年8月19日经历了第三次上台组阁失败的伊藤博文从长崎出发，开始了他个人的访华之旅。

伊藤博文此次出访恰逢满清政府经过两年多的酝酿之后，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告发动戊戌变法。伊藤博文所肩负的外交使命自然不言而喻。但是自以为可以出任满清政府变法导师的伊藤博文一到北京便发现气氛不对。他曾私下对随从表示：“近来光绪帝突然提拔这么多新人，未免也急了一些。”但是伊藤博文并不知道，他的到来更成了压垮满清政府双头领导体制（光绪和慈禧）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的传闻中，变法派的诸多官员竟然还推波助澜地提出要封伊藤博文为相，达到“新政立行，而中日之邦交益固”的效果。9月18日，康有为更兴致勃勃地亲自登门，执门生礼向伊藤博文求教维新之道。此时的伊藤博文早已看出康有为等人缺乏政治经验，根本不足以成事，因此只是告诫对方：“上而学士，不可妄发议论。”以及满清政府的当务之急在于整顿“暴杀外人”的义和团运动。

对于伊藤博文的告诫，康有为虽然愤怒地表示：“侯爵轻蔑敝国甚矣！”但却没有拂袖而去的勇气，反而声泪俱下地要求伊藤博文能够出面说服慈禧支持变法。对于康有为所谓“即一席话，亦足救我中国四百兆人”的高帽，伊藤博文虽然没有当面拒绝，但却也深知此时满清政府变法派和守旧派早已剑拔弩张。因此他在面见光绪帝时，不仅没有谈什么变法的战略，反而是劝说光绪要尊重慈禧的意见：“第皇上锐意变法矣，未知皇太后圣意若何？愚意两圣意见相同，方能有济也。”

但伊藤博文显然低估了慈禧的心狠手辣，他更不知道自己会见康有为一事，已经被异化成了变法派欲勾结日本劫持慈禧太后登上停泊于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的密谋，加上袁世凯向慈禧密告的谭嗣同要求小站新军起兵勤王，一场中外联手的政变阴谋呼之欲出。9月21日，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临朝，宣布戒严，随后软禁光绪帝，大肆搜捕变法派。仅仅维持了103天的戊戌变法至此夭折。

戊戌变法的意义及其失败的教训在此不再赘述，而伊藤博文在满清政府的此次变法中，除保护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没有让更多人像“戊戌六君子”那样被处死外并无太大的助益。而伊藤博文此举的初衷也并非是推动中国的富强，而是寄希望于变法派日后可以东山再起，成为日本在华利益的代言人，即便这一目的暂时无法达到，也可成为中日交涉的重要砝码。

当然以伊藤博文之老辣，自然不难看出变法派背后除了清流名士翁同龢等人的支持外，还有张之洞等南洋派的幕后推手。如果不是所谓“湘鄂冲突”引发的火烧税司洋务、关署、招商局及日本领事公寓住宅的“沙市事件”，张之洞早已入主军机处，主持变法事宜了，日本海军也不会以保护在华利益为借口派出军舰来华，造成所谓意图劫持慈禧的假象。

9月29日，伊藤博文离开北京，10月5日至上海，10月13日赴武昌会见张之洞，10月19日赴南京会见刘坤一。作为满清政府内部联盟英、日对抗沙俄战略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便聘请了日本参谋本部大原武庆中佐为武昌武备学堂顾问。此时和伊藤博文会商之后，张之洞为清除亲日路线的障碍，更开出日本如能驱逐康有为，不仅湖北两年内计划编练的新式陆军将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所需枪支弹药，相关联的造纸厂、皮革厂所需设备也将从日本进口的优厚条件。

心满意足的伊藤博文于11月中旬回到日本之后，便公然鼓吹慈禧太后镇压变法派是有裨于政局稳定的，无论是守旧派执政还是维新派执政都是中国的内政，以必要的资金和兵力支援中国的兵制改革、财政整理和机构改革才是当今的要务。眼见在日本得不到支持的康有为被迫远赴法国。不过日本政府还是留了后手，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在日本横滨正式发行，日本列岛随即成了康、梁保皇党的重要据点。而以湖北为起点，大批日本军事顾问和满清赴日军校留学生逐渐在中国内陆悄然掀起了一场军事革命。

北清事变

张之洞与伊藤博文的秘密协定表面上看是与虎谋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却也是无奈之中唯一的选择。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曾对光绪帝发出过“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揭竿斩木已可忧危”的惊呼。所谓“瓜分豆剖”指的自然是西方列强自甲午战争以来不断以强租的方式蚕食满清政府的领土和主权，而“揭竿斩木”指的则是在山东、直隶等地民众基于仇外心理而自发组织掀起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本不是一个统一的民间组织，其名称最早出现在满清官员张汝梅的奏折之中。在“巨野教案”导致德国强租胶州湾和李秉衡被革职之后，张汝梅便接手了山东巡抚这一烫手的山芋。张汝梅所面临的局面可谓三难，一方面山东各地的教堂疯狂扩张与当地民众冲突日趋白热化；另一方面大刀会等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剿不胜剿；最为关键的是山东处于渤海湾的前线，西方列强已在胶州湾和威海卫扎根，随时有向内陆扩张的可能。张汝梅深感守土有责，又有心借助山东民间的仇外情绪。

在写给清政府的报告中，张汝梅创造性地借冠县农民起义军领袖赵三多所教授的义和拳之名，将围攻梨园屯等地教堂的民间武装称为“义和团”。不要小看这一字之差，根据其继承者毓贤的理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义和团便跨入了应该招抚的民间团练行列，而不再是理应被剿灭的“拳匪”。

张汝梅和毓贤对义和团组织的粉饰并不能改变其仇外的性质。在“兴清灭洋”的大旗之下，山东境内连续发生多起义和团袭击教堂的事件。毓贤虽然也派出甲午悍将马金叙前往弹压，活捉了义和团领袖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但是在西方列强的外交干涉之下，满清政府最终仍不得不将毓贤革职，代之以借“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顶戴的袁世凯。

袁世凯赴任山东之际不仅带去了时称“武卫右军”的新式陆军8000余人，更带去了一套军事、政治相结合的剿抚政策。他通过刊印《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等禁拳告示进行“晓谕劝导”和“奖惩并举”的全民动员。义和团运动很快在山东境内陷入了低潮。但袁世凯也深知义和团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一味弹压只能激起更大规模的民变，所以在这一时期袁世凯对义和团仍以“劝散”为主。因此山东境内的义和团成员除了散在各乡之外，很多选择了渡河而去，进入了直隶境内。

1900年5月22日，进入直隶的义和团在涞水县石亭镇击毙了前来弹压的练军都统杨福同，随即掀起了直隶义和团运动的高潮。5月27日，大批义和团成员涌入涿州，一时之间中外震惊。在西什库教堂主教——法国人樊国梁为首的西方在华侨民的呼吁之下，英、法等国于5月28日正式向满清政府提出了派兵驻守使馆区的要求。

5月31日，满清政府以“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的限额允许各国派兵进京，于是一支由英、法、德、俄、日、美、意、奥匈八国海军陆战队组成的联军由大沽口乘火车抵达北京，是为八国联军的雏形。值得一提的是，列强之中只有日本遵循满清政府的要求，仅派出了24人，甚至少于在华几乎没有利益诉求的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这倒不是日本政府对满清政府的尊重，而是在西方列强的面前羽翼未丰的日本仍不敢过于高调。

应该说义和团无论从组织架构还是人员素质上均与太平天国有着巨大的差距。满清政府虽然腐朽，但如能认真对待仍不难将其扼杀于襁褓之中。可自戊戌变法以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便怀有深切的仇外心理。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册封宗室子弟溥儁为大阿哥试图废黜光绪帝的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抵制，更令溥儁之父——端亲王载漪等人怒火中烧。此时恰逢被革职的山东巡抚毓贤进京跑官，为了掩饰自己在山东的失职，毓贤大肆鼓吹拳民可用。在目睹了所谓“刀枪不入”的神功之后，慈禧太后随即开始谋划借助义和团力量。

面对聚集于涿州、天津一线的义和团和北京城内大肆修筑工事的八国联军，满清政府可谓行走在危险的十字路口。6月5日开始慈禧太后连续派出顺天府尹赵舒翘和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试图劝散义和团。赵舒翘本是一个廉洁奉公的干才，力主“拳匪不可恃”。但是在满族官员刚毅的威压之下，最终劝散义和团的行动非但没有效果，向有“搜刮大王”之名的刚毅还向慈禧带回了“其术可用”的报告。喜出望外的慈禧等人连赵舒翘违心提出的“抚而用之，统以得帅，编入行伍”的动作都来不及做，便直接默许义和团开进北京。

义和团出身于穷苦民众，进入北京之初纪律还不算太坏。但是盲目排外的思想却令其对西方在华侨民和天主教徒展开了屠戮，甚至“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面对义和团几近疯狂的行动，6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驻守天津的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请求出兵增援。6月10日，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与外界的通讯被切断。西方各国经过紧急磋商，最终决定抽调驻守天津的八国海军陆战队2066人组成联军向北京进发。其中日本海军由于在大沽只有炮艇“爱宕”号，因此仅派出了54名水兵，就兵力而言仅居倒数第三位。

尽管援兵有限，但是望眼欲穿的日本驻华公使馆还是于6月11日派出书记杉山彬出城迎接。乘坐着外交使馆专用的“红帷拖车”，杉山彬一路上没有遭到义和团的阻击，但是在永定门外却与董福祥所部甘军狭路相逢。董福祥早年跟随左宗棠转战西北，麾下也多是好勇斗狠之辈。一言不合，甘军营官便“抽刀向前，直刺其腹”。杉山彬成了庚子之乱中第一个倒下的在华外交官员。

在董福祥所谓“如斩甘军一人，定然生变”的竭力维护之下，满清政府只能将杉山彬之死推脱给了北京匪徒蜂起的恶劣治安。而日本政府在局势进一步明朗化之前也不愿先行与满清政府交恶。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却最终令满清政府作出了向全世界开战的不智之举。6月11日夜，西摩尔指挥的八国联军在天津北郊的武清遭遇义和团阻击。在凭借着优势火力击退手持大刀长矛的武装民众之后，6月13日八国联军进驻廊坊火车站，随即陷入了数以千计的义和团武装的包围之下。

西摩尔的援军一时无法抵达，北京城内的义和团却于6月12日夜袭击了东华门外教堂。人人自危的西方侨民随即在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指挥下开始所谓的“猎取拳民行动”。克林德此举虽是出于自卫，但是他的主动寻衅却令本已紧张的外交关系滑向了战争的边缘。6月15日为了支援被困廊坊的西摩尔所部，云集于大沽口外的八国联合舰队在俄国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的主持下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夺取大沽口炮台，占领天津的相关决议。当天晚间沙俄海军陆战队便在老龙头火车站与义和团发生交火。6月16日，在向大沽口炮台守将、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下达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之后，包括日本海军“爱宕”号水兵在内的英、法、俄各国海军陆战队开始在塘沽车站等地登陆。

大沽口作为满清政府的海防枢纽，在洋务运动中曾兴建南、北共五座炮台，布置有各种口径火炮上百门，八国联军此时云集于海上的军舰多为千吨级以下的炮舰，其单舰战力无一能与甲午战争后重新组建的北洋水师主力舰“海容”号比肩。可惜坐镇德制穹甲巡洋舰“海容”号的北洋水师提督叶祖珪早已在海战中耗尽了自己的勇气。当6月17日凌晨，八国联军向大沽口炮台展开炮击之时，“海容”号竟主动向联军靠拢。正在大沽船坞中维修的“海龙”号、“海青”号、“海华”号和“海犀”号4艘驱逐舰及“飞霆”号、“飞鹰”号2艘鱼雷艇更是悉数资敌。

在排除了满清海军的干扰后，八国联军全力向大沽口炮台倾泻火力。在这场残酷的海、陆交火中，八国联军参战的10艘战舰之中6艘遭遇重创，伤亡200余人。率领佐世保海军陆战队猛扑大沽炮台的日本海军少佐服部雄吉更丧生于中国守军的大刀之下。但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6月17日上午，京、津海上门户——大沽口最终随着镇守其24年的老将罗荣光的战死而宣告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