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战神舞剑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刘彻元狩三年，罗马建城第634年。

乍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十分宁静的年份，罕见的和平笼罩着整个罗马城。但这仅仅是大乱后的短暂静默而已，一个已经故去的名字——格拉古，依旧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如梦魇般挥之不去。十几年来，平民出身的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他们倡导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平等，限制贫富分化，推进农业改革，要求授予所有意大利人以罗马公民权，并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一位罗马元老（即参议员）曾经惊恐地问道：“如果格拉古让我们把所有违法土地都交出去怎么办呢？”“就是把整个罗马城都给他，我也不敢有意见！”他的同僚这样回答。

土地改革的过程当然不会顺利，在既得利益阶层的疯狂反扑下，大格拉古于公元前133年遇害，小格拉古于公元前121年被迫自尽，在两次事件中被罗马士兵杀害和逮捕后处决的本国同胞高达近四千人。如何冠冕堂皇地彻底废除由格拉古兄弟起草，并由公民大会颁布的农业法典，成为罗马统治者们的当务之急。

罗马的外部环境似乎比它的内政安宁得多。经过三次布匿战争和三次马其顿战争，迦太基和马其顿这两大死敌均已被罗马吞并，西班牙、山南高卢、希腊与小亚细亚尽入版图，埃及、叙利亚、努米底亚诸国莫不俯首称臣。茫茫地中海，俨然已成为罗马共和国的内湖。所向披靡的罗马将士们拔剑四顾心茫然，仿佛已经达到了独孤求败的境界。

但历史很快就将为罗马人安排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了。纪元前欧洲最为惨烈的大决战已经一触即发。

在那遥远的北欧海面上，横卧着一座日德兰半岛，它和周围的几座岛屿构成了后来被叫做“丹麦”的国度。日德兰之名来自朱特人，意思是“朱特人之国”；而丹麦之名则来自丹人，意思是“丹人的土地”。朱特人和丹人都属于日耳曼族群。“日耳曼”（拉丁文作Germani）一词其实应该念作“格马尼”（《清史稿》翻译作“邪马尼”）。不过，当时还根本没有“日耳曼”这个名字，日德兰半岛上也难觅朱特人和丹人的足迹，而主要是三个后来被历史学家们追授的“日耳曼民族”：辛布里人、条顿人和安布昂人。也有学者根据语言学资料，认为他们实际上应该属于凯尔特族群。现代的德意志人实为几个日耳曼和斯拉夫民族的混成体，后来同属日耳曼族群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就是现代的英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学无术，竟然用“日耳曼人”（英语作Germans）来称呼德意志人，而用“条顿人”（英语作Teutons）来称呼整个日耳曼族群，实在是数典忘祖。

其实，早期的日耳曼人与凯尔特人之间的区别很小，他们的语言也非常相似。在凯尔特语里，“辛布里”的意思是“同胞”，“条顿”的意思是“民众”，而“安布昂”的意思则是“冲锋”。甚至就连“日耳曼”这个名字也是凯尔特语，意思大约是“邻居”的意思，而这两大族群在历史上也一直纠缠不断。凯尔特人本来发源于现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高原，后来连这老根据地都被东方的日耳曼人夺去了。凯尔特人落荒逃到莱茵河西岸，管这里叫做“高卢”，就是“凯尔特人之国”的意思。哪知过了不到八百年，此地先为罗马所征服，后又被日耳曼族群中的法兰克人夺去，改名叫“法兰西”，即“法兰克人之国”的意思。现在地球上已经没剩下多少红头发的凯尔特人了，其苗裔散居在苏格兰、爱尔兰和北美等地，但遍布欧洲的巨石建筑群，以及“格拉斯哥凯尔特人队”和“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等少数球队的名称还可以勾起好奇的现代人对这个古老族群的追思。

这些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我们姑且这样称呼他们吧——此时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经济以农业为主，狩猎和畜牧为辅。在社会组织方面，他们依然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散居在公社似的村庄里，基本上不存在蓄奴制度。各村都设有议会，负责商讨内政外交事务，并推举他们中最勇敢善战的人当酋长。日耳曼人用敌人的尸体和鲜血祭祀各种自然神灵，对雷电、地震等自然现象极其敬畏。古罗马文豪塔西陀的名著《日耳曼尼亚志》对他们生活方式的记载十分可疑，毕竟塔西陀本人从来没有踏上过莱茵河以东的那片土地。考古发掘结果显示，日耳曼人虽说不大爱洗澡，但实际上还是很喜欢打扮自己的，经常往自己的头发上涂黄油以保持发型——罗马人传说，日耳曼人的头发就是这么黄起来的，再把胡须扎成辫子的形状。此外，他们还发明了剪刀以便理发和剪指甲，发明了镊子以便拔腋毛和鼻毛，梳子、牙签、肥皂一应俱全，都有文物可以证实。日耳曼人用木头建造长屋，和自己养的马、牛、羊、狗等家畜一起住在里面。铁制的标枪、长矛和双刃战斧是其主要武器。出于猎人的天性，他们的情绪急躁易怒。

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塔西陀曾经这样问道：“有谁会离开四季温暖宜人的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亚细亚，穿越未知而危险的海洋，移居到土壤贫瘠、气候恶劣、环境荒凉的日耳曼尼亚去呢？”当时的日德兰半岛也和日耳曼尼亚其他地区一样，布满了森林和沼泽，终年雨雾弥漫，“十年倒有九年荒”。1938年，丹麦出土一具条顿族少女的遗骸，经法医检查，死时才满13岁的她竟然有11年因饥饿导致骨骼发育延缓。也许正是由于气候变化或人口增长导致的生存压力，就在公元前120年前后，辛布里人、条顿人和安布昂人中的大多数突然离开自己的家园，扶老携幼地南下，由此揭开了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最初的序幕。

刚走出日德兰半岛（当时叫做“辛布里半岛”）不久，这三个日耳曼民族就迎面碰上了一条大河，也就是发源于现在的捷克山区，向西北方流入北海的易北河。对这条日耳曼尼亚地区第一大河，辛布里人、条顿人和安布昂人已早有耳闻，他们沿河流的右岸逆流而上，向欧洲大陆的腹地开去。沿着河流行进是古代民族迁徙的普遍特色，这样既可以保证己方人员获得足够的淡水和食物，也不至于在森林中失去方向。当时欧洲森林的覆盖率高达80%以上，松鼠完全可以从现在的俄罗斯蹦到葡萄牙，中间都不用从树上下来一次。没有指南针的帮助，想在这样的密林中辨清东南西北，是件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自从日耳曼这个族群形成以来，他们的民族迁徙就周期性地影响着全欧洲各个民族的命运。它绝不是什么和平之旅、探索之旅，而是掠夺之旅、战争之旅。辛布里人、条顿人和安布昂人的队伍所到之处，莫不十室九空，易北河沿岸的民族要么交出自己全部的财富，焚烧自己所有的房屋，与他们一起踏上南征之路，要么就将惨遭屠戮。但在易北河上游的山区里，他们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波吉人，一支曾经占领北意大利，建立博洛尼亚城，此时在日耳曼尼亚硕果仅存的凯尔特部落，依靠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最终迫使日耳曼人放弃了征服他们的念头，转向更加遥远的南方。此时由波吉人居住的土地以后也将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就是波希米亚——“波吉人之国”（今捷克）。

穿越波希米亚森林之后，宽广的多瑙河突如其来地展现在日耳曼人的面前。他们顺流而下，在公元前118年前后抵达了多瑙河中游平原，即现代人所说的匈牙利平原——这块南欧文明永远的伤心地。一千年之前，多利安人、伊利里亚人和佛里吉亚人等民族就是从这块土地上出发，南下意大利、希腊和小亚细亚，埋葬迈锡尼和赫梯等古老文明的。此后，多瑙河中游平原上的居民虽然走马灯般地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却都严重威胁着南欧诸国的安全。

此时，居住在多瑙河中游平原上的也是一个凯尔特民族——曾经在公元前279年与伽拉太人携手入侵过希腊的斯科特斯克人。他们无法抵御日耳曼人的猛烈攻势，被迫离开故土南迁，入侵希腊，在德尔菲城下打败了一支罗马军队后才北返。至此，辛布里人、条顿人和安布昂人终于获得了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沃土，他们立即定居下来，在今贝尔格莱德西郊建立了自己的临时首都“条顿堡”。另有一支辛布里人继续沿多瑙河东进，一直抵达黑海，与当地的色雷斯人发生了接触。还有某些人思乡心切，携带着南方的珍宝返回了日德兰半岛，这些珍宝中有一个银盆雕刻得极为精美，描述了早期日耳曼人的生活图景，成为了当今丹麦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好景不长，北方蛮族的异动终于传入了罗马人的耳中。在多瑙河中游平原的西南边陲，居住着两个凯尔特民族：诺里克人和陶里斯克人。见日耳曼人步步逼近，他们感到自己的生存受到了新邻居的威胁，于是派使者赴罗马求救。此时的罗马人还不知道日耳曼族群的存在，因此把辛布里人、条顿人和安布昂人都当作凯尔特人或西徐亚人（即塞种人，也译作释种人、斯基泰人或塞西亚人）。蛮夷相争，自古有之，罗马人起初并未特别重视此事，但意大利东北边境日益动荡的事态终于勾起了他们关于公元前387年凯尔特人攻入罗马城的不快记忆。公元前113年春，罗马元老院遣当年的执政官卡波率领两个整编军团前往靠近多瑙河中游的北方省份诺里库姆，去“安抚”那些闹事者。

当卡波抵达事发地点时，他大吃一惊。这倒不是因为对方人数众多——号称有一百万人口，能作战的成年男子超过三十万；也不是因为对方身材高大——成年男子平均身高达一米八，比罗马将士们普遍高出近一个头；而是因为对方的态度出人意料的恭顺。辛布里使者毕恭毕敬地听完罗马执政官的训斥，然后表示他们无意发动什么侵略战争，而只是在寻找土地；既然已经决定定居在此，他们就不会再去找邻居们的麻烦了。卡波当面表示，他对这样友善的回复非常满意，但暗地里却打算乘对方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突袭他们，以便获取军功。他的邪恶计划很快付诸实施，但却事与愿违地演变成了巨大的灾难：在战斗初期，日耳曼人确实惊慌失色，但很快就稳住阵脚并发起反击，把罗马军杀得溃不成军。若不是战斗中突然天降雷阵雨，迷信的日耳曼人以为这是天神武丹（也称奥丁）让他们休战的指示而停止追击的话，那罗马人肯定要全军覆没了。玩火自焚的执政官卡波带着几千残兵败将狼狈地逃回意大利，遭到全国上下异口同声的谴责。更加糟糕的是，他愚蠢地发动的这场“诺莱亚战役”，仅仅是为罗马与日耳曼人之间长达十三年的血腥战争揭开了序幕而已。

诺莱亚战役之后，辛布里人、条顿人和安布昂人突然无法在多瑙河流域生活下去了，这也许是因为罗马人在公元2世纪陆续击败马其顿王国和塞琉古王国，导致希腊地区经济衰退，多瑙河流域也无可避免地受到波及的缘故。他们并未乘胜追击罗马的残兵败将，向南方的意大利开进，而是折向西方，先逆多瑙河而上，再顺内卡河而下，于公元前110年前后渡过莱茵河。现在该轮到居住在这里的高卢人做噩梦了，而他们也都是罗马的盟友。

高卢盟友的求援让罗马人颇为头痛，因为就在不到一年前，身为“国际警察”的他们刚刚向北非的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发动了战争，此刻实在分身乏术。偏偏朱古达国王深通兵法，战事久拖不决。而与此同时，辛布里人、条顿人和安布昂人日益深入高卢地区，有把战火燃烧到罗马行省山南高卢的意向，实在不能等闲视之。罗马元老院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避免两线作战，先试图与朱古达讲和，撤兵回来对付北方蛮族。可是朱古达野心膨胀，很快撕毁和约，占领了整个努米底亚。是可忍，孰不可容，罗马元老院只得在公元前109年命两位执政官分路出兵：梅特卢斯率两个军团南下增援北非，希拉努斯率领四个军团北上迎战辛布里人、条顿人和安布昂人。

执政官希拉努斯率领两万余罗马军和数量相等的高卢盟军抵达罗讷河上游，迎面正碰上辛布里人的主力部队。和诺莱亚战役之前一样，日耳曼人还是先礼后兵，主动派使者来请示罗马人，能否考虑在这附近划给他们一块适宜生活的土地，而且他们已经向罗马派去了使团解释此事。希拉努斯将对方的请求一口回绝，还补充了几句“汝等蛮族人面兽心，我罗马绝不可做出独坐穷山，放虎自卫的蠢事”之类的话。辛布里使者败兴而归，同日下午，两军合战于罗讷河谷，希拉努斯当场阵亡，四万多罗马-高卢联军将士无一生还。

虽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日耳曼人最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们的社会组织形态过于落后，缺乏政治经验，既无雄才，也无大略，小富则安。此时他们本应离开高卢，南下直捣防卫空虚的罗马城，将其夷为平地。但在罗讷河战役之后，他们却在当地定居下来，给了罗马人以喘息之机。不过，辛布里人、条顿人和安布昂人在高卢中部的活动还是导致了高卢本地凯尔特人的迁徙浪潮。公元前107年，凯尔特人中的提古林尼部落离开他们的本土南下，杀死了罗马执政官卡休斯，并逼迫被俘的罗马将士钻了轭门。这一奇耻大辱令罗马人刻骨铭心，后来被恺撒记载在他的名著《高卢战记》里。

可能是由于歉收导致粮荒的原因，公元前105年春天，辛布里人、条顿人和安布昂人突然又离开了罗讷河上游，沿着河岸向南推进。估计他们此时并不知道，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罗马野战军正在不远处等着他们。

自从罗马城诞生以来，它还从未集结过六位数字的大军，即便是在布匿战争中面对汉尼拔这样的劲敌时也没有过。但在连续遭到毁灭性的军事失利，国际威信丧失殆尽，又接到蛮族威胁高卢南部行省，逼近意大利本土的报告后，罗马已经被逼入了绝境。值得庆幸的是，此时朱古达战争已吿结束，朱古达本人也已经被俘虏，这就使得罗马可以完全忘却两线作战的烦恼，能够倾举国之力与对方决一雌雄。

公元前105年10月初，欧洲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两支军队在里昂城南的罗讷河中游河谷相遇了。日耳曼方面总人数号称30万，其中能够战斗的成年男子约有15万，主帅是辛布里国王波伊奥里克斯，副将是条顿国王条顿伯德；罗马方面投入了8万正规军，加上联盟部队及随军仆役，总数超过12万人，主帅是执政官马里乌斯，副将是代执政官凯皮奥和斯考卢斯。为了树立统帅的权威，马里乌斯和凯皮奥事先均被元老院授予元帅（拉丁文Imperator，即英文emperor，后来演变为罗马皇帝的头衔）军衔，这在此前还绝无仅有。当年的另一位罗马执政官鲁福斯因病不能成行，所以推荐军事经验丰富的代执政官凯皮奥顶替自己，但凯皮奥为人狂傲，与马里乌斯、斯考卢斯之间的关系十分糟糕。假若鲁福斯能够预知未来的战况，不知道他会为自己的决定大笑还是痛哭。

为了对付敌人著名的“条顿式的疯狂冲锋”，罗马军被分为三部，摆出一个“品”字形阵势：斯考卢斯突前，列阵于维埃纳城郊，在他的后方，集结着罗马军主力：凯皮奥负责左翼，列阵于罗讷河西岸的普里瓦城郊；主帅马里乌斯负责右翼，列阵于罗讷河东岸的阿劳西奥（现名奥朗日）城郊。但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由于兵力过多，而战场又过于狭窄，罗马军摆的这个“品”字阵实际上几乎变成了“一字长蛇阵”，从维埃纳拖到奥朗日，南北绵延足有180公里长。以当时的通讯能力，消息从前锋传到后卫起码要花上整整两天时间。

10月初的某一天，斯考卢斯的军营遭到了日耳曼人的突然袭击。奇怪的是，他对此完全没有准备，也毫无招架之力，而只能赶紧派信使去下游向马里乌斯和凯皮奥要救兵。可惜的是，使者中午出发，太阳还没有落山，斯考卢斯就全军覆没了。他本人“从马上摔了下来”，被辛布里士兵生擒活捉，并带到波伊奥里克斯国王面前。

波伊奥里克斯对自己又一次轻松地击败罗马军队的辉煌战果并不感到意外，却对战俘斯考卢斯桀骜不驯的态度颇为吃惊。这位满头银发的代执政官坚毅地昂着头，一言不发，也全无乞求被释放的表示。他显然认为，与其在马里乌斯和凯皮奥这两个政敌面前遭到当众羞辱，还不如就这样在敌营中了结自己已经长达六十余年的人生。在晚餐会上，波伊奥里克斯挥舞着手中的长剑，向斯考卢斯宣称自己将直捣意大利，摧毁这罗马文明的心脏。斯考卢斯此时终于开口了：“野蛮人的国王啊，永远不要把你的双脚踏上意大利的土地！罗马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而且全世界都会乐意帮助我们！觊觎那神圣的国度，对你来说只能是自取灭亡！”波伊奥里克斯丧失了耐心，下令将斯考卢斯扔进柴堆，活活烧死。

斯考卢斯战败被杀的消息在处于下游的罗马将士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但他们的两位元帅却没有因为大敌当前而停止争吵。马里乌斯深感局势危急，立即决定放弃两翼合围的计划，给凯皮奥写信，以上级的身份要求对方把西路军调到罗讷河东岸来与自己会师。身为代执政官及山南高卢行省总督的凯皮奥是名门之后，一向看不惯出身低微的马里乌斯对自己指手画脚，于是回信说：“你管你的，我管我的。”马里乌斯当然不愿妥协，经过信使数次往返，凯皮奥终于同意执行命令。但就当西路军中的一部分已经渡过罗讷河，并且开始在对岸安营扎寨时，凯皮奥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大呼叫停。事情很快演变成一场两位元帅隔河对骂的闹剧，马里乌斯指责凯皮奥反复无常，凯皮奥指责马里乌斯胆小如鼠，连随军的多位元老们都劝不住，他们的十余万部下更是被迫目瞪口呆地充当观众。正在此时，“条顿式的疯狂冲锋”突然开始了，毫无秩序的罗马军队被日耳曼人死死地夹在河谷里，原本清澈的罗讷河水瞬间化作殷红，情景恐怖得无人能够加以描述……

与战斗本身相比，日耳曼人在战后对待战利品的行为更加令人发指。如前所述，他们此时还处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对奴隶制度完全不理解，自己不想当奴隶，也不要别人给自己当奴隶。因此，所有罗马战俘，乃至于随军的奴隶，不分贵贱，均被就地处决，他们的内脏和鲜血被用来祭祀日耳曼人的战神武丹；更有甚者，日耳曼人连罗马人的武器装备和金银财物都不要，反而把它们一律扔进罗讷河里祭祀河神，河水为之断流。由于日耳曼人古怪的宗教信仰，即便罗马人的随军牲畜都无法幸免：在方圆数十里的树林中，树干上遍钉着罗马人的首级，树枝上挂满了从马、驴、骡身上扒下来的皮毛，鬼哭狼嚎之声直上云霄。

历史应永远记住公元前105年10月6日。仅仅一天之内，辛布里人、条顿人和安布昂人就在阿劳西奥战场上全歼了16个罗马军团，可怜12万罗马将士里竟然仅有10人生还（另一说：阵亡11.2万，其中罗马军8万，盟军3.2万）。正如伟大的德国史学家蒙森所说，这是“一场双倍于坎尼惨败的军事毁灭”。奇怪的是，战败的罪魁祸首马里乌斯和凯皮奥却有幸名列幸存者名单之中，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坐骑比其他战马跑得更快吧。他们后来都受到军事法庭审讯，马里乌斯被流放，凯皮奥则很不体面地死在监狱里。但历史已经无数次雄辩地证明：寻找出色的统帅，要比处罚无能的统帅困难得多，而且这并不是罗马共和国此时必须解决的唯一问题。

阿劳西奥战役对罗马共和国的打击是毁灭性的。111年前的坎尼战役消灭的更多的是罗马的意大利盟友军队，汉尼拔在布匿战争中也从未真正进入罗马的统治核心——拉丁地区进行破坏。结果，坎尼战役反而加强了罗马在意大利原本并不牢靠的统治地位。而阿劳西奥战役导致的拉丁人口损失却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罗马社会均为之破碎。半个政府、半个元老院都已经不复存在，元老阶级和骑士阶级全部加在一起，也无法再组建起一支像样的军队来保卫家园，更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压制平民和奴隶阶层。意大利本土的许多民族都蠢蠢欲动，打算联合日耳曼人推翻罗马的统治。为了罗马的生存，一场你死我活的根本性体制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国难当头，罗马呼唤民族英雄，而民族英雄也很快就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