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1683维也纳之战——奥斯曼帝国国运的拐点(1)

作者/马千、李谢菲

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上百年的交锋在维也纳城下达到了顶点。

2012年9月，一部由波兰、意大利联合摄制的战争历史影片《维也纳战役》（Bitwa pod Wiedniem，又名《1683年9月11日》）上线公映。它罕见地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683年对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维也纳失败的进攻为题材，在军事历史爱好者中激起了一阵波澜。导演伦佐·马丁内利出生于意大利伦巴第，此前曾执导过历史影片《巴巴罗萨》，而影片的投资方则来自波兰。值得一提的是，该年2月还曾上映了一部由土耳其导演法鲁克·阿克苏伊执导，以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为主题的战争电影《征服1453》。二者相映成趣，可作为绝妙的对照。《征服1453》被认为过分偏向土耳其立场，在希腊民众中一度引发了轩然大波；而《维也纳之战》也有着过分突出波兰功绩、贬低哈布斯堡王室的嫌疑，于奥地利和波兰影迷中掀起了一轮“口诛笔伐”。

然而，撇开电影人的“艺术加工”不谈，1683年的维也纳大围攻的确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他们上百年的交锋在维也纳城下达到了顶点。倘若奥斯曼人此役获胜，则中欧将门户大开，“神圣罗马”大厦将倾不说，甚至还有穆斯林饮马台伯河的可能。基督教联军在最后关头力挽狂澜，却真正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开疆拓土，并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电影《维也纳战役》将过多的篇幅给予了波兰国王索别斯基，然而在真实的历史画卷中，此役涌现了群星般闪耀的英雄人物与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壮志未酬的卡拉·穆斯塔法帕夏；所向披靡的“死亡天使”波兰翼骑兵；意气风发、“私奔”从军的欧根亲王；获得“土耳其克星”绰号的路德维希·威廉；失去故土却在战场拾回自尊的洛林公爵；行神迹施侠义的马尔科·德·阿维亚诺神父；欧洲第一家咖啡店主、维也纳之战中的天主教间谍库尔奇茨基……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更像是一具时代的万花筒，展现出多棱立体的历史全景，值得我们翻开泛黄的纸页，梳理那些似乎遥远却荡气回肠的记忆。

盛极而衰的奥斯曼帝国

1566年9月7日，曾经驻军3000人的匈牙利军事重镇锡盖特堡已经被奥斯曼帝国10万大军围攻了一月有余。眼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援军无望，守军指挥官尼古拉·舒比奇·兹林斯基与残存的600名部下商议，决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向奥斯曼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在土耳其人诧异的目光下，城门和吊桥打开了，尼古拉身先士卒，高举着马刀，发出了最后的怒吼。迎接这批勇士的，是阵阵枪林弹雨。很快，一马当先的尼古拉胸部被火枪击中，旋即又头部中箭——这是致命伤，他倒在了战友的遗体堆上……

第二天，奥斯曼人完全掌控了锡盖特堡，守军仅有7人突围逃脱。随着锡盖特堡战役的大获全胜，维也纳已经门户洞开。继1529年和1532年之后，奥地利人惴惴不安地等候着奥斯曼土耳其人对帝国首都的第三次进犯。然而，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奥斯曼人竟然撤军了。

尼古拉不知道，在他发起自杀冲锋的这一天，伟大的苏莱曼一世苏丹已经在军营中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1岁。为了稳定军心，相当于首相的大维齐苏库鲁选择了秘不发丧，乘胜班师，待回到伊斯坦布尔后再宣告新君即位。奥地利因此逃过了一劫。

苏莱曼一世在位长达46年，在他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进入极盛。西方人敬畏地称他“大帝”，而其臣民则爱戴地称他“立法者”。他改革官僚机构，完善内政，制定法典，鼓励工商业。他在位期间，帝国人口从1200万猛增至2200万，成为整个地中海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他一生亲自参与了13场大规模战役，战功显赫；而帝国一次投入远征的兵力，最多可达30万之巨，冠绝地中海世界。土耳其陆军驰骋在巴尔干、美索不达米亚、北非与小亚细亚，而帝国海军巡游于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湾。

1566年的锡盖特堡之战在奥斯曼与哈布斯堡长达数百年的交锋中，似乎并不值得大书特书，然而它却是苏莱曼大帝生前参与的最后一次战役。而苏莱曼的驾崩也标志着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苏莱曼本人被尊称为“立法者”，他的继任者塞利姆二世的绰号则是“酒鬼”。奥斯曼帝国衰颓的迹象，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奥斯曼帝国繁荣的表象之下，危机早已种下。奥斯曼早先的政治体制过于强调苏丹的权威，当在位者是穆罕穆德二世或苏莱曼一世这样的雄主时，帝国机器自然能够运转良好，但指望每一任苏丹都精明睿智是不现实的。过去，奥斯曼帝国的王子们还会被分派到各行省历练，甚至单独领兵打仗。但后来，为了防止王子拥兵自重引发内乱，苏丹将他们软禁在皇宫的“笼子”中，其所受的教育大多仅仅由太监和宫女提供。如此环境下成长的王子，其素质可想而知。

至于后宫干政的情况，在苏莱曼统治晚期便出现了。虽然苏莱曼与王后许蕾姆苏丹的爱情被传为佳话，但许蕾姆苏丹也是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一心要将自己的儿子推上王位。在她的运筹帷幄下，经过血腥的宫廷斗争以及内战，苏莱曼其他妃子所生的三个儿子死于非命。最后幸存并继承王位的正是许蕾姆的亲生子，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声名狼藉的“酒鬼”塞利姆。

包括苏莱曼大帝在内的奥斯曼帝国前10任苏丹，平均在位27年，大多久经沙场，能征善战。但从塞利姆二世开始的17任苏丹，平均在位时间仅有13年，而且除了穆拉德四世这样的“另类”，大部分苏丹都遁于深宫中，不再亲自领兵出征了。同时，由于历任苏丹的倦政，帝国的上层官僚明显形成了若干利益集团，贪污受贿成风，重要的官职授予必须要向苏丹进献大量“礼物”，实则与贿赂无异。上行下效之下，卖官鬻爵也变得越来越常见。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对广袤帝国的诸多行省的掌控力也在不断下降，各地的贝伊、帕夏们【1】往往对苏丹的谕令阳奉阴违，各行其是。就像有学者说的那样：“在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苏丹的统治力是微弱的；在北非和阿拉伯半岛，苏丹的统治实质上是不存在的。”

传统上，奥斯曼帝国的陆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封建采邑士兵，即西帕希骑兵和皮亚德步兵；辅助部队，包括惯于袭击与劫掠的“阿金日”、宗教狂热者“德里”，以及雇佣军巴希巴祖克等；最后则是中央常备军卡皮库鲁了。“卡皮库鲁”原意为“宫殿的奴隶”，这些士兵领取固定薪饷，直接听命于苏丹。他们中最著名的就是土耳其新军，即加尼沙里军团。在苏莱曼大帝时期，从数量上看，帝国军队的主力依旧是封建采邑士兵。但此后的情况便发生了剧烈变化，特别是进入17世纪，在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国家作战时，传统的封建士兵已经开始显得落伍。同时，土地兼并的情况也越发严重，很多小领主都失去了自己的“蒂玛”（即采邑）。据统计，1475年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蒂玛领主共有6.3万人，到了1610年就萎缩至4.5万人，1630年则急剧下降到不足1万人。

之所以导致这种情况，是因为奥斯曼帝国为了快速收回现金，用包税制取代了传统的封邑制，也就是将对土地征税的权力直接转租给征税人，征税期通常为三年。但久而久之，这种包税权慢慢变成了世袭权力，形成了一批包税地主和显贵。他们切断了中央政府和普通农民之间的纽带，农民失去了政府的直接保护，不得不依附于包税人。包税人则乘机兼并土地，演变为帝国乡村的实际统治者。这样就削弱了中央政府对行省的控制，增加了地方势力的离心主义倾向，也导致帝国的封建制度名存实亡，封建士兵很多都蜕变为包税人的私兵。

为了弥补封建部队实力退化的损失，奥斯曼政府加强了卡皮库鲁部队。特别是由苏丹直接控制、部署在首都附近的土耳其新军，人数从16世纪末的1万多人膨胀至17世纪后期的5万多人。此外，还有地方行省的卡皮库鲁部队，他们取代了部分封建士兵守境安民的职责，据说在17世纪末总数达20万人，成为中央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如果这些部队的战斗力依旧维持在16世纪那样的高水准，这笔投资也算物有所值。但很不幸，17世纪后，以新军为代表的卡皮库鲁部队的战斗力也开始走下坡路了。土耳其新军原本是通过德米舍梅制度，定期在帝国的基督教臣民中招募，成员不可结婚，纪律和训练都十分严格。但在苏莱曼去世后不久的1568年，少数土耳其新军的后裔就被允许直接进入队伍，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很快，新军军营里就充满了这样的“父子兵”、“兄弟兵”，徇私舞弊的现象也开始泛滥起来。为了扩充军队数量，也为了安抚心怀嫉妒的穆斯林，1582年起普通自由民也能成为新军军官的一员，这就彻底颠覆了原有选拔制度。到了16世纪末，大部分新军新兵可能都是原有军团成员的儿孙了。1594年，新军军衔向所有穆斯林志愿者开放。1648年，实行了近3个世纪的德米舍梅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以上一系列“改革”导致了整个新军军团素质在17世纪缓慢但持续地下降。不过，公平地说，17世纪土耳其新军的个人战斗素质依然好过大部分西方军队。传统上，一个男童从被送入新军军营开始训练，到正式参军，中间间隔至少6年。长时间的刻苦训练使他们在战斗技艺上更像是“特种兵”而非普通军人。例如，新军几乎都是一流的弓手，虽然在17世纪弓箭似乎已经落伍，但在他们手里依然能发挥巨大威力。据土耳其官方记载，新军弓箭手射箭的最远记录达到了难以置信的800米。这其中估计有顺风因素，并且此时箭头已无杀伤力。18世纪欧洲人测试土耳其复合弓的最远记录是625码。但这种射程也远远超过当时的所有火枪。另外，土耳其复合弓在射击频率上也高过当时欧洲主流的火枪。除了练习射箭以外，他们还会学习投掷标枪、击剑、摔跤格斗、使用长戟以及操练火枪。他们用旧军帽的顶端作为标枪靶子，而步枪则会用地上或墙上放置的陶罐来练习。土耳其新军的火枪射击精度曾经让西方军队瞠目结舌。有法国的目击者表示，新军士兵居然可以单手持步枪射击，并能命中很远的目标。与土耳其新军交手的基督教军队也指出，新军神射手仅利用月光就能精确地射中目标。即使到了17世纪晚期，奥地利人在多次交锋后依然对新军火枪兵的表现印象深刻，心生敬佩。不过，虽然17世纪新军士兵依然维持了较高的水准，但与欧洲的新式军队相比，已经不具备压倒性优势。尤其是他们繁复的训练需要大量时间，这也制约了新军规模的扩充。

真正让帝国国力损耗的，还是经济原因。奥斯曼帝国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拥有极佳的战略位置，是沟通东西方的天然桥梁。在帝国历史的早期，往返于东西方的驼队是贸易的纽带，也给苏丹带来了滚滚财源。然而，随着西方发现新大陆及新航路的开辟，大西洋成了世界贸易的主要通道，奥斯曼人主导的陆上商路重要性日益下降。17世纪一位奥斯曼学者这样写道：“欧洲人已经学会了认识整个世界；他们的船只派往世界各地，并夺取了重要港口。过去，印度和中国的货物照例都是首先来到苏伊士，经穆斯林的手发往各地。但如今这些货物都改由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只运输了。”由于1571年勒班陀海战的失败，奥斯曼人几乎放弃了以海军征服欧洲的计划，西出地中海的通路被西班牙帝国封锁；而在东面，伊朗的萨菲王朝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同样虎视眈眈：奥斯曼人基本上被排除在新航路以外。1630年之后，欧洲消费的香料就几乎完全依靠大西洋运输了。

另一方面，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殖民美洲后，不断向本土运回数量庞大的金银，从而导致了持久的通货膨胀。奥斯曼帝国长期实行银本位货币制度，银币阿克切是它的主要货币。由于美洲的廉价白银经欧洲大量涌入奥斯曼帝国，导致了所谓的“价格革命”。17世纪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一定程度上消化了通货膨胀的后果。然而奥斯曼帝国依旧是传统的封建经济，诸多行会控制着工商业，主要原材料、商品的价格由行会统一制定。在这种呆板的体制下，土耳其人对通货膨胀几乎没有抵抗力。由于价格遭到行会和政府的人为压制，奥斯曼帝国主要商品，尤其是原材料的价格，一度远远低于欧洲基督教国家。这自然导致了欧洲人大量购买奥斯曼的廉价物资，令帝国出现严重物资短缺。即使政府下达了禁运令，投机倒把者也能通过行贿甚至走私来赚取暴利。同时财政部门为了完成税收计划，不得不增加各种苛捐杂税或降低国家货币的成色，这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当行会与政府的调控彻底失败后，引发了奥斯曼帝国境内剧烈的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其中金币和银币的兑换比例，1580年是1：60，到了1640年竟变为1：250。中央政府的收入，从1534年的每年500万金币锐减至1591年的250万金币。小麦的价格在16世纪则上涨了20倍。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不仅加深了民众的痛苦，也让政府官员的俸禄缩水，为了弥补，他们便更加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传统工商业在行会的控制下，也无法与西方的新兴经济展开竞争，大量破产，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由于经济恶化导致的民变、暴动也大幅增加了。

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步入中年，虽然身患疾病，但还没到病入膏肓的程度。一些君主察觉到了帝国隐藏的危机，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也曾经让国家有了起色。不过，接替明君的，多半是些昏聩的苏丹。于是这段时期，土耳其出现了衰落—复兴—再衰落—再复兴的循环。

17世纪，奥斯曼王朝的第一位改革者是奥斯曼二世。他于1618年登基时年仅14岁，却显示出与年龄不相称的睿智和勇气。他第一次表现出改革帝国制度的努力，是为了遏制显而易见的衰落。他准备削减大教长的权力，取缔土耳其新军，用穆斯林农民组成的国家军队来代替它，甚至还有意迁都。然而奥斯曼二世太过急于求成，触怒了保守势力，尤其是威胁到了土耳其新军的生存。他们悍然发动兵变来反对他，最后在1622年废黜并暗杀了他。奥斯曼二世的改革在腥风血雨中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