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1683维也纳之战——奥斯曼帝国国运的拐点(2)

不过接下来于1623年登基的穆拉德四世却是17世纪奥斯曼帝国最有为的君主。即位之初，穆拉德不过是一个11岁的孩童，而帝国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萨菲王朝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重要城市巴格达，进而吞并了伊拉克。大维齐尝试收复失地，但最终无功而返。外敌的入侵激起了安纳托利亚的叛乱。最终，叛变部队涌入首都，逼迫穆拉德四世解雇了他的17位重臣，甚至曾威胁苏丹本人的安全。在1632年，穆拉德采取果断措施绞死了叛军领袖，平定了叛乱，宣布亲政。多年的动荡令举国上下都苦不堪言，民众支持苏丹的铁腕统治。于是苏丹开始了又一次改革。穆拉德四世大力打击各种腐败，整顿军队纪律，任人唯贤，提倡简朴的生活，禁止国民享受咖啡和烟草。当大教长对他的改革表示反对时，苏丹的回应是将他送上了绞架。在他狂风暴雨但卓有成效的整治下，国家的法规重新得到执行，官僚阶层的效率得到恢复，军队战斗力也提升了。与此同时，穆拉德四世还是最后一位身先士卒的苏丹。据说他身材魁梧，武艺高强，尤其擅长摔跤。他最爱的武器是一把钉头锤，重达60公斤。国内秩序恢复之后，苏丹就率部先后两次亲征伊朗，并一度占领了埃里温和大不里士。1638年，他终于从伊朗人手中收复了巴格达，并重新占领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人被迫求和，正式承认伊拉克归属奥斯曼人，并划定了两国边界。如果穆拉德四世能够终其天年，或许还能成就更大的伟业。然而1640年2月，在从巴格达凯旋后不久，他因为长期痛风在首都去世，年仅38岁。

穆拉德四世的继承人是他的弟弟易卜拉欣一世，此人绰号“疯子”，在乖戾昏聩方面，完全可以和昔日的“酒鬼”塞利姆媲美。易卜拉欣完全缺乏哥哥的魄力和雄心，他将政务交予宠臣，而把注意力投向他后宫的佳丽们。苏丹将很多肥缺授予自己的妃子和外戚，而他自己则病态地热衷收集毛皮和丝织品。为了投其所好，朝臣们倾尽全力向他进献各种昂贵的毛皮，它们几乎铺满了托普卡帕皇宫，蔚为壮观，但都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穆拉德四世开创的大好局面很快被葬送，贪腐之风再度盛行。1648年，当苏丹再次向自己的禁卫军和大教长索要皮毛时，后两者终于忍无可忍，联合将他废黜。登基的穆罕穆德四世刚刚6岁，而且是一个“疯子”的儿子。穆罕穆德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不仅有紊乱的政局和枯竭的财政，还有同威尼斯的战争。1644年，易卜拉欣轻率地发动了对威尼斯领地克里特岛的攻击，以此掀开了长达24年的旷日持久的克里特战争序幕。虽然奥斯曼人初战告捷，但当获胜的将军们回国过冬时，等待他们的竟是冰冷的断头台，理由是苏丹与嫔妃认为战利品太少而感到不满。此后继续战争的将领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对克里特岛首府干地亚的围攻最终变成了拉锯战，且一直看不到有速胜的希望。

1656年，一支强大的威尼斯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重创奥斯曼帝国海军。威尼斯人在仅仅损失五艘战舰的情况下，缴获了多达1000门土耳其大炮，并乘势封锁了伊斯坦布尔。这是1571年勒班陀海战以来，奥斯曼海军最大的败绩。由于发生在首都市民的眼前，其震撼性可想而知。伊斯坦布尔全城一片恐慌，食品稀缺，物价飞涨。在内外交困下，穆罕穆德四世任命穆罕穆德·科普鲁卢为新一任大维齐，从此奥斯曼帝国进入了所谓“科普鲁卢时代”。

穆罕穆德·科普鲁卢在朝廷中的崛起证明了直到17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制度依旧能够大致有效地运转。穆罕穆德·科普鲁卢出生在阿尔巴尼亚一个基督教家庭，通过传统的德米舍梅制度被选拔进入皇宫，先后在御膳房、财政部、土耳其新军中服务，一步步升迁至帝国马厩总管、特拉布宗总督的高位，并得以配享双马尾旗。1656年时他已经是耄耋老翁，但苏丹的身边已经找不到比他更有经验、更有人望的官吏，于是他临危受命，来拯救帝国。穆罕穆德·科普鲁卢首先铲除了政敌，在关键部门安排了自己的亲信，随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整顿财政，开源节流，平衡预算，撤除了一些庸吏的职务，并镇压了各地的叛乱。他打造了一支新的舰队，终于在1657年击退了威尼斯人，解除了首都的封锁，从而获得了苏丹的充分信任与崇高威望。1661年，他已经85岁高龄，向苏丹推荐自己的儿子法西尔·艾哈迈德·科普鲁卢接替大维齐一职。苏丹同意了他的要求，也就此开创了大维齐世袭的先例。1661年10月31日，穆罕穆德·科普鲁卢在儿子抵达首都的当天去世。

此后，法西尔·艾哈迈德担任大维齐达15年之久，并成为帝国实际上的主人。法西尔受过良好教育，他在父亲的基础上进一步复兴国家和军队。由于苏丹的宠信，他的地位也远比过去的大维齐稳固。和父亲相比，他更多地依靠灵活的政治手腕而非暴力来治理国家，他甚至还是许多学者、文人的赞助者。法西尔明白，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就像一座外表富丽堂皇但内部已经老旧的宅邸，窗户开始漏风，壁炉的火焰也开始减弱，让房子重新温暖的唯一办法是不断添加木柴。而“木柴”的名字，叫战争。

1664年，法西尔率领帝国主力部队侵入奥地利。虽然奥斯曼军队在圣高萨特战役中被奥地利人击退，但最终通过和约，奥斯曼人迫使哈布斯堡王朝承认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北部为奥斯曼人领土，从而获得了政治上的重大胜利。此后法西尔马不停蹄地指挥帝国陆、海军对克里特首府干地亚发起新一轮围攻。虽然法国、教皇国与马耳他骑士团都对威尼斯伸出了援手，但强大的奥斯曼舰队还是完成了对克里特岛的封锁。1669年末，由于内讧，欧洲的天主教同盟军队撤出了克里特岛，独木难支的威尼斯终于签署了城下之盟。共和国撤出克里特岛，将它转交奥斯曼帝国，作为回报，帝国将恢复威尼斯在境内的贸易权。这样一来，法西尔便成功地结束了持续20多年的克里特战争，并且得到了这一战略重地，几乎将威尼斯人的势力赶出了东地中海。此后法西尔的部队深入欧洲内陆，多次进犯乌克兰与波兰。在波兰，奥斯曼人遇到了一个强劲对手——约翰·索别斯基。此公骁勇善战，与奥斯曼人互有胜负，并在1674年被选举为波兰国王。法西尔原本计划一劳永逸地解除波兰威胁，但他在1676年死于水肿病，他的很多宏图大志也未能得以实现。随后上台的是科普鲁卢家族第三代大维齐，第一代大维齐穆罕穆德·科普鲁卢的养子，也正是1683年维也纳战役的主角卡拉·穆斯塔法帕夏。

悄然变化的东西方军事实力

1682年中，“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法兰西帝国正在为欧洲的霸权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展开鏖战。自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以来，法兰西便与奥斯曼帝国缔结了盟友关系。虽然按照传统眼光来看，天主教法国和伊斯兰教土耳其结盟实在是离经叛道，但历代法国君主都深谙远交近攻的道理。法国近在眼前的敌人，是西班牙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而不是远在天边的奥斯曼帝国。正当哈布斯堡王朝为法国的进攻焦头烂额之际，匈牙利地区又出现了新的状况。匈牙利人长期对奥地利的统治深恶痛绝，他们希望建立独立的匈牙利王国，而奥地利陷入战争泥潭显然是天赐良机。匈牙利独立运动的领袖尼古拉·兹利尼和易姆莱·索科里伯爵来到伊斯坦布尔，寻求奥斯曼帝国的援助。他们表示，只要苏丹愿意发兵击败奥地利人，“解放”匈牙利，他们独立之后便正式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此举得到了法国驻土耳其大使的鼎力支持，因为法国人希望借此开辟第二条战线，转移哈布斯堡的注意力。在多方游说之下，大维齐和苏丹动了心。1682年，穆斯塔法顺利地征服了整个上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朝不愿意同时和法、土两大强国交战，实质上选择了退让，将部队撤出了争议地区。但法国大使心怀叵测地继续劝说大维齐，希望他能乘胜追击，夺取“欧洲的金苹果”维也纳，完成历代苏丹未能实现的夙愿。或许是渴望走出父兄威名的阴影，或许是个人野心使然，卡拉·穆斯塔法接受了这一建议。他向苏丹提出了攻占维也纳的宏大方略，穆罕穆德四世对科普鲁卢家族的大维齐信任有加，很快表示首肯，参加御前会议的其他大臣无人敢表示异议。于是，奥斯曼帝国庞大的战争机器，又一次全速运转起来了。

17世纪后期，奥斯曼军队的构成和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变化。最重要的依然是中央常备军，即卡皮库鲁部队，有时候也被称作“朴特之仆”。其兵种包括炮兵、坑道工兵和布雷工兵、军械师和弹药运输兵、西帕赫骑兵和著名的土耳其新军。军队的第二个组成部分被称作“登陆者”。他们提供传统的西帕希重骑兵，其中也包括一些小贵族组成的奥斯曼胸甲骑兵以及炮手和战壕工人。边境行省提供了军队的第三部分，即瑟哈德库鲁。这些地方军队鱼龙混杂，由众多兵种组成，包括昔日的很多封建士兵，如穆色林姆骑兵、阿赞布弓箭步兵、伯里轻骑兵、德里巡逻兵、农民民兵等。第四类士兵被称作耶利库鲁，由地方政府官员负责征募，主要提供火枪手和边境要塞炮手。奥斯曼大军的最后一部分，通常是苏丹藩属和盟友提供的外籍军团，此时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摩尔多瓦人、瓦拉几亚人以及一部分匈牙利人。

17世纪，奥斯曼人的经典围城战包括三种方式：堑壕攻击、火炮炮击和坑道爆破。由于火器技术的进步，围城者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平地悠然展开队形包围对手了。面对坚固要塞，奥斯曼人会首先直接朝向它挖掘抵近战壕，然后以抵近壕为基础向左右在一定间隔中延伸挖掘出平行壕。在平行壕末端，奥斯曼人会在背向他们自己的战线上设置火枪部队的射击阵地。加农炮和臼炮炮组会被布置在第一条平行壕之后，与火枪手一起作战。当平行壕慢慢接近要塞，来自守军逆袭的危险也逐渐增长，因此这里的平行壕的末端会被开凿到足以容纳一整个火枪连队的纵深，以便有足够的兵力击退守军。平行壕是用于对火炮要塞发动攻击的理想工具。奥斯曼人也是欧洲最早使用战壕的军队之一，特别精于此道。他们的堑壕工兵也具备第一流的素质，而且经验丰富，吃苦耐劳。这是奥斯曼军队的一大优势与特色。

奥斯曼人的布雷工兵也值得称道，坑道战和地下爆破在奥斯曼人的攻城历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土耳其工兵通常趁着夜色，带着一块系着绳子的石头来到他们准备开凿地道的出发点。接着他或站立或躺下，把石头抛至敌人墙脚，再剪断绳索，将石头拉回壕沟，通过测量绳索的长度就能精确计算出地道的长度和工程量，而坑道工程中的进度则以工兵的脚步数来衡量。最后，奥斯曼人会在城墙或堡垒的脆弱处挖掘布置爆炸物的穴室。穴室被设计成半圆形，地板上用布覆盖，并在此放置火药。地下起爆的威力是惊人的，通常能够对城墙、壁垒造成普通火炮难以企及的破坏，从而打开整个防线的缺口。因此要塞的守卫者不得不24小时绷紧神经。不过，纵深防御是克服奥斯曼人工兵五花八门的攻城技术的最佳甚至唯一方法。而针对奥斯曼人的地道，守军工兵也可以挖掘“反地道”来针锋相对。

和精锐的工兵相比，这一时期土耳其人的火炮技战术则稍显落伍。虽然奥斯曼帝国高度重视火炮的作用，也组建了规模巨大的炮兵兵团，但在具体使用上并没有与时俱进。奥斯曼人因循传统，将炮组远远地部署在第一道平行壕后，而不会适时向前推进到抵近壕里。奥斯曼人又或者将它们部署在小山顶上，随后炮兵部队就开始连续炮击。由于阵地设置过远并且相当分散，加上那个时代火炮精度有限，这么做的后果常常是事倍功半。奥地利将领曾感叹说：“他们本有如此大量的火药，但同我们只针对重要目标集中开火相比，土耳其人过分随意地挥霍着他们的弹药。”为了弥补射击精度的不足，奥斯曼人喜欢追求火炮的巨大尺寸和口径，虽然威力惊人，但带来的副作用则是机动性奇差，地形适应力低下，以及后坐力常常破坏炮架并影响射击效果。

虽然17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在军事技术上和西方相比已经没有优势，但它依旧保持了高度重视军队后勤补给的优良传统，并且已经形成一整套制度和公式。在行军中他们总是携带着羊群和牛群，沿途的居民都有义务提供牲畜、谷物和其他食物。不过和西方大部分军队不同，土耳其人对民间物资的征集一般是有偿的，因此通常不至于民怨沸腾。政府也鼓励国民在主要行军道路两旁种植庄稼，这样能大大缓解补给压力。军队经常通过的道路平时得到了极为细心的整修。在部队抵达前，会有专人检查桥梁和道路的情况。如果路途不通，工兵会以岩石、木桩搭建临时道路，并留下路标。苏丹对行军的纪律也做了严格规定，他会惩罚任何一个破坏沿途居民财产的人，如果有人已经犯下这桩罪行，苏丹则会出面做出全额赔偿。奥斯曼人对后勤保障的精益求精从两个细节上就能窥见端倪：土耳其新军开拔前，指挥官会根据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提前估算出大概多久士兵的鞋底需要更换，而到了那个时候，士兵们会发现一批鞋匠已提前在指定地点守候，准备为将士们修缮战靴；此外，据西方目击者描述，奥斯曼人的军营拥有整个欧洲最卫生最干净的厕所……

总之，当时的土耳其人依旧依赖步兵、炮兵火力、骑兵的机动性、优秀的战场工事和细致的后勤准备。而与奥斯曼人的军队相比，这一时期的西方军队已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17世纪之前的西方军队，传统的贵族骑士已然没落，并逐渐让位于普通步兵。17世纪初，西方的步兵以西班牙步兵为代表。西班牙人在16世纪发明了卓有成效的“西班牙大方阵”。通常，方阵横向为100列，纵向则为12至15列，外缘2列是火枪兵，而中央以使用4米长矛的西班牙长矛兵为主力。每个方阵最多约由3000名士兵组成，同时再辅以火炮和骑兵。西班牙大方阵可算作古老的马其顿方阵的某种复活，方阵内的士兵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步伐整齐划一，宛如移动的城墙，具有惊人的防御力，而且不惧重骑兵的冲锋。但它的缺点是机动性较差，在战场上比较笨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