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1683维也纳之战——奥斯曼帝国国运的拐点(3)

然而，1618年—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深刻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也促成了欧洲军事技术、战术的更新换代。这场漫长的拉锯将欧洲主要基督教国家尽数席卷其中。战争的结果是哈布斯堡王朝战败，日耳曼各邦损失了将近60%的人口，哀鸿遍野，触目惊心，而法国、荷兰与瑞典成为欧洲的新一代强权。三十年战争的确给衰退中的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喘息甚至渔翁得利的机会，不过在此过程中，欧洲基督教国家的战争艺术也有了质的飞跃。这首先要归功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法国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等名将的大胆革新。瑞典、法国的军队推行新的战法：以火枪兵取代长矛兵，首先用野战炮集中轰击打开缺口，随即用骑兵侧翼突击撕开缺口，最后用步兵予以收割。1643年的罗克鲁瓦战役，精锐的西班牙大方阵惨败于孔代亲王之手，损兵折将达15000人，而法国的损失仅有4000人，这正是标志着西欧两种战术的“新老交替”。与此同时，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燧发枪在1615年左右由法国画家、发明家马兰·勒·博基尔完成。他是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两位国王的宠臣，其发明得到了皇室的充分重视。与传统的火绳枪相比，燧发枪精度有了明显提高，而且不易受天气影响，同时还降低了枪械的成本。它在法兰西的军队中装备后，随着三十年战争逐步风靡全欧洲。但昔日擅长吐故纳新的土耳其军队，此时对燧发枪这样的新武器却相当排斥。一方面土耳其新军的火绳枪手由于长期操练，其射击精准度已经到达了极高水平；另一方面，近东和中东那种烟尘滚滚的炎热天气似乎也的确不适合早期有些“娇气”的燧发枪。于是17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基督教国家在火器技术方面终于相对奥斯曼帝国，具备了一定优势，而在战术方面，他们也开始了近代化。

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虽然在三十年战争中沦为法国、瑞典的手下败将并且损失惨重，但他们也由此学习借鉴了新的战法和技术。当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已经开始推行征兵制，建立自己的常备军。常备军一般交给宫廷战争委员会执行管理。宫廷战争委员会由斐迪南一世皇帝在1556年设立，其扮演的角色是作为最高军事行署机构，负责招募军事人员与物资，充当帝国军事“参谋部”以及平日就军事议题向皇帝谏言，战争时期还要充当战地指挥官与皇帝本人之间的沟通桥梁。随着奥地利的死敌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不断增长，这个委员会真正地发展壮大起来。然而，受到帝国财力的限制，宫廷战争委员会能够征集的常备军数量有限，与奥斯曼帝国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尚存不足，但宫廷战争委员会的野战部队在战斗中逐步显示出作为新式部队的朝气与实力，开始胜过了他们故步自封的奥斯曼对手。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各种兵法著作和训练手册得以大量刊印，为训练征集而来的新兵提供了便利条件。训练一位合格的土耳其新军士兵需要数年时间，而将一个奥地利农民训练成合格的火枪手只需要数周，这让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得以奋起直追。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哈布斯堡王朝的步兵组织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佣兵之王”阿尔布雷赫特·冯·华伦斯坦和斐迪南二世皇帝改组了步兵团，削弱了昔日团长的权力，以防止他们各自为政甚至成为军阀。奥地利人将各团的招募、装备、训练纳入了统一的标准，提高了军队战斗力。稍后，奥地利杰出的军事家、陆军元帅雷蒙多·蒙泰库科利做出了进一步的改革，他缩小了步兵团的规模，而更加重视营这一单位的战斗作用。当时奥军每个步兵团的编制为2040人左右，共分为10个连，不过其中也包括一部分非战斗人员。1648年以后，奥地利的军队开始逐步完成热兵器化。由于西班牙大方阵在实战中被证明已经落伍，蒙泰库科利大大减少了每个连的长矛数量。不过由于存在对抗奥斯曼骑兵的需求，奥地利军队中的长矛一直被使用到1699年。奥军新的作战连通常由48名长矛兵、88名火绳枪手和8名剑盾手组成。燧发枪已经出现在奥地利军队中，不过这种新式武器还没有彻底取代传统火绳枪，1680年代两者呈现混装的态势。由于奥斯曼军队晚至18世纪才开始使用燧发枪，哈布斯堡王朝在步兵火力上略占上风。

对于奥地利的步兵来说，放弃长矛原本会令他们在对抗奥斯曼人强大的骑兵时处于危险境地，然而一个新的发明大大缓解了这种状况。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刺刀要到18世纪才宣告问世，不过17世纪40年代已经有了它的雏形。哈布斯堡王朝的火枪手们普遍配发了一支短钢矛，平时用铰链固定在枪管下方。它虽然不如4米的长矛有威慑力，但也给了步兵起码的保护。在此基础上，雷蒙多·蒙泰库科利又做出了自己的革新。他将原本农夫用于捕猎野猪的一种短矛——“猪羽”改造为滑膛枪托架，上面有一具钢钩用于固定枪管。射击时，它能稳定枪身提高精度，近战时又能用于抵抗骑兵，可谓一石二鸟。此外，还有绰号“西班牙骑士”的反骑兵栅栏。这种栅栏宽达3米，两侧有坚固底座，中间的横梁上开孔，用于插入“猪羽”，“猪羽”呈45度左右斜向前方，上面还可以安放火器。这种现代版的拒马威力要比它的前辈大上许多，它既是一种“矛墙”，同时也可作为火枪阵地，很难有骑兵能够直接冲破这样的壁垒。奥地利步兵普遍装备二者后，终于可以充分保护自己的侧翼不被奥斯曼骑兵偷袭，从而发挥自己火枪的优势。相对而言，土耳其新军步兵往往每人都精通数种武器，弯刀、长戟、弓箭、火枪……因此论单兵素质，他们远远超过普通的奥地利步兵，后者通常只擅长火枪；但在欧洲近代化的军队中，掌握这一项技能便已经足够了。奥地利步兵技能的单一，反而促成他们维持队形，紧密配合，而不去逞匹夫之勇。相反，新军士兵更喜欢展现个人的战斗技巧，有时候难免显得意气用事。

奥军骑兵部队也发生了显著改变。昔日笨重的封建骑士消失了，新一代龙骑兵、骠骑兵和胸甲骑兵成了主力。他们放弃了西欧骑士传统的长枪，以轻便的马刀、手枪、卡宾枪作为武器，同时也放弃了沉重的马铠和全身板甲，之前一些欧洲骑士的全套铠甲已经重达120磅。他们只使用轻型的胸甲和钢盔，在机动性与防护之间达到了良好的平衡。具体而言，胸甲骑兵的武器是马刀、卡宾枪和曲柄手枪；龙骑兵则携带一把剑和一支火绳枪，后来又装备了更先进的燧发枪。蒙泰库科利同样改组了骑兵编制，他以骑兵中队为基本战术单位，每个骑兵团由800—1000名骑兵组成，下辖5个中队。根据东西方敌人的不同，蒙泰库科利还专门制定了使用三列骑兵攻击奥斯曼人、两列骑兵对付西欧国家的战术。和奥斯曼骑兵相比，欧洲骑兵曾给人不善骑射的印象，但在17世纪由于火枪的配备情况发生了逆转。欧洲骑兵们在战斗中主要采用半回旋式战术，即“冲锋—射击—回转—装填—再冲锋”，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消耗敌人，最后再以马刀发起肉搏冲锋。总之，当时欧洲骑兵在战斗力上，已经可以和奥斯曼卡皮库鲁骑兵相提并论，甚至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神圣罗马帝国的炮兵部队大致分为两类：由国家财政供给的中央炮兵和各邦、行省负担的地方炮兵。经过三十年战争的洗礼，哈布斯堡王朝的火炮减少了口径种类，并出现了制式化的变革，同时火炮的运用更加灵活，炮车的机动性也增加了。另一个显著的进步是，炮兵已经从昔日的民兵逐步转化为领取固定薪饷的职业军队，他们大部分从市民阶层中招募，其专业素质和战斗力有了很大改观。1683年前后，奥地利的火炮按照发射炮弹重量大致分为12级，从最重型的48磅加农炮，到中型的9磅野战隼炮，再到0.5磅的蛇炮，应有尽有。17世纪的火炮由重量、口径决定发射频率。重型加农炮每天可以射击30次左右，轻型的3磅炮一天则可开火100次以上。通过轻重火炮的精心搭配，就能够兼顾到威力与火力持续力。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炮兵已经装备了多种不同的炮弹，例如实心的铁弹、链弹、葡萄弹、霰弹等，为了便于夜战，炮兵也装备了照明弹。

总体而言，从15世纪到16世纪，奥斯曼帝国高度专业化的军队一直较欧洲基督教军队更有效率，也更加先进；但在17世纪中叶以后，两者已经大体不相伯仲。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力量不再是昔日吴下阿蒙，而奥斯曼人的军械库，则有了陈旧之虞。

但以上这些，奥斯曼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依然沉浸于己方军队过去的辉煌战绩中。既然奥斯曼帝国上下对远征维也纳已经形成共识，帝国的军事动员机制便很快显示出成效。到了1682年10月6日，奥斯曼人已经为这场战役制造并供应了多达15000顶帐篷，以及堆积如山的军需品。此外，帝国兵工厂也全力以赴，刀枪剑戟的生产热火朝天。斋月结束后，苏丹本人离开了托普卡帕皇宮，禁卫军和皇家骑兵队紧紧护卫着他，这支队伍浩浩荡荡地住进了埃迪尔内的作战营帐里。对帝国的臣民而言，这无疑宣告了即将到来的重大军事行动。

声势浩大的奥斯曼军政动员

哈布斯堡王朝驻土耳其大使格尔奥格·克里斯多夫·库尼茨成了此时最不幸的人。凭借多年的外交经验和敏锐的嗅觉，他已经隐约察觉到奥斯曼帝国似乎准备对自己的祖国大动干戈。他多次来到皇宫觐见苏丹，并拜会大维齐，希望在最后关头将1684年到期的哈布斯堡—奥斯曼停战协定再延长20年，从而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和平。然而，他的尝试遭到冷遇，虽然不是粗鲁的一口回绝，但奥斯曼人的模棱两可加重了他的担忧。当苏丹启程时，出于外交礼节，格尔奥格被迫随行。想到此次的目的地可能便是自己的家乡，奥地利大使不禁度日如年、如坐针毡起来。

然而，穆罕穆德四世在军营里并没有待多长时间。第二日，他就率领众大臣和御林军前往约240公里外的地区狩猎了。此次进军原本就是象征意义上的，目的是表明态度，宣告全国动员。自骁勇的穆拉德四世之后，很少有苏丹会每每身先士卒，亲自领军了，穆罕穆德四世也不例外。在他眼里，狩猎远比驰骋疆场更加有趣。何况根据奥斯曼人重视后勤的传统，在隔年春天冰雪融化之前他们是不可能主动开战的。不过禁卫军主力以及炮兵和工兵仍留在营地里等待补给品的到来，这种慢节奏但有条不紊的备战反而更令格尔奥格如鲠在喉。

电影《维也纳战役》将穆罕穆德四世塑造成近乎一具傀儡，然而实情显然并非如此。虽然不像苏莱曼一世那样事必躬亲，但穆罕穆德四世知人善任，他更愿意充当伯乐，将具体政务交由能臣干吏打点，自己遥控大局，这也不失为另一种治国的风格。苏丹并非大维齐的提线木偶，后者进攻维也纳的提议其实触动了穆罕穆德四世内心中青史留名的心弦。

穆罕穆德四世儿时就憧憬能像列祖列宗那般功垂竹帛。尤其是他的伯父穆拉德四世，有着攻下巴格达的丰功伟绩，并获得了“征服者”的雅号。另一位奥斯曼王朝的“征服者”则非15世纪的穆罕默德二世莫属，也就是电影《征服1453》的主角。他在21岁时便夺取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奠定了土耳其一等强国的基础。穆罕穆德四世也想让自己得到这样的雅号。

因此，虽然看上去优哉游哉，但实质上苏丹也下定了决心，给予大维齐一切所需的支持，让其务必摘下维也纳这枚欧洲的“金苹果”。

卡拉·穆斯塔法作为科普鲁卢家族的第三代大维齐，统治风格与兄长法西尔·艾哈迈德大不相同。前者更倾向于以柔克刚，通过缜密布局和计谋取胜，而后者更喜欢用直接的威压、暴力、铁腕作为执政手段，朝野中私下腹议他的才华和前任相比恐怕要略逊一筹。此时穆斯塔法担任大维齐刚刚6年，而法西尔·艾哈迈德一生最大、也是唯一的军事挫折恰巧是在1664年的圣高萨特败于哈布斯堡王朝。穆斯塔法此番出征，自然颇有些一雪前耻、盖过其兄长的期待。1682年的穆罕穆德四世已年届不惑，卡拉·穆斯塔法敏锐地领会到苏丹本人并无冒险亲征之意，于是他顺势请缨，希望代表苏丹独立指挥这场大战。这也正中苏丹的下怀，维也纳之战如果获胜，功劳自然归于苏丹，倘若不幸失败，则可以由大维齐承担罪责，何乐而不为？

按照传统，一旦象征帝国最高军事指挥权的信物，即先知穆罕默德的圣旗和兵符，通过传统的仪式交到卡拉·穆斯塔法的手上，就意味着他在战场所下达的一切命令都相当于苏丹本人的谕令，任何人不得违抗。不过，虽然已位极人臣，但在带兵打仗方面，卡拉·穆斯塔法的经验还算不上丰富。此外他还过于独断专行。按照传统，大战之前，主帅都会和部将们平等协商作战方略；但大维齐常常打破了土耳其人的这一习惯，总是希望能够一言九鼎。久而久之，他的部下往往变得噤若寒蝉。尽管有圣高萨特战役的前车之鉴，很多土耳其军官在与哈布斯堡王朝多年争斗中也感受到了对方冉冉上升的国力，但卡拉·穆斯塔法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些轻敌。考虑到当时哈布斯堡王朝即将面临两线作战的困难局面，这种乐观倒也不是全无道理。当时，经过三十年战争的摧残，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对神圣罗马帝国各邦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昔，其能直接调动的常备军不过5万人。奥斯曼帝国方面，仅仅伊斯坦布尔附近驻扎的卡皮库鲁部队就超过了6万。卡拉·穆斯塔法或许觉得哈布斯堡帝国已经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房，只需临门一脚便会分崩离析，于是他的作战计划也就基于这样的构想来设定。这场西征之行路途遥远、耗资巨大、工程烦琐，部队需要跨越匈牙利平原，深入中欧内陆，维也纳与伊斯坦布尔的距离超过1600公里，卡拉·穆斯塔法计划稳扎稳打，一路攻占几个重要战略要塞，随后用绝对优势兵力包围维也纳。他认为哈布斯堡王室的大本营已经算是囊中之物了，一旦如愿以偿，自己想必能够荣登帝国最杰出的将相之列，并能稳固整个科普鲁卢家族的地位。

虽然伊斯坦布尔附近的卡皮库鲁部队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但出征维也纳是一场大战，卡拉·穆斯塔法亦不敢掉以轻心。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自然有必要充分动员这个幅员广袤的大国，在它的亚洲、非洲行省甚至仆从国中去征集兵员。西方历史学家一度轻蔑地声称奥斯曼帝国的辉煌战绩是依靠人海战术，当然这与事实大相径庭。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奥斯曼帝国都能有效调动一支超过10万甚至达到30万的大军，而同期西方国家能出动五分之一的兵力便已算万幸。但与其说这印证了奥斯曼人军事的简单原始，不如说是奥斯曼帝国雄厚实力的体现。

按照传统，出征之前，苏丹的征兵诏令会传遍帝国各个地区，各地总督和领主都要按照法律规定提供军队和物资，甚至亲自领兵出战，逃避兵役者将一律处死。虽然征兵的调令在上一年度的冬天就已经发出，但由于帝国领土辽阔，交通不便，很多信使需要水陆并进，跋涉千里，等待各地军队集结完毕通常需要半年甚至更久。根据1682年制定的远征计划，位于多瑙河上游的昔日匈牙利王国首都布达城被设置为主要的前线集结点。当地的帕夏高效地整顿了驻军，在大部队必经之路上沿途建立了若干补给站，军械库储存了最新出产的武器弹药，可谓万事俱备。奥斯曼人也深谙知己知彼的重要性，在大军出发之前，穆斯塔法的间谍们便已经纷纷潜往德意志诸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