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天下第二难(1)
日本国前内阁首相田中角荣，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成为中日两国人民熟知的日本当代著名政治家。田中十九岁创办“共荣建筑事务所”，二十五岁成立“田中土木建筑股份公司”，自任总经理；这个“田中土木建筑股份公司”，后来成为日本五十家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以土木建筑工程业发家的田中，在担任佐藤内阁通产相时，集中精力研究了改造与开发日本的综合战略，提出：为了解决日趋严重的空气污染、交通壅塞、住宅紧张、城乡人口过密过疏等问题，重新焕发日本经济发展的活力，必须“坚决地扭转城市过份集中的趋势，把民族的有生力量和雄厚的经济余力，引向整个日本列岛”，这就是所谓“日本列岛改造”的设想。一九七二年田中就任日本首相后，他所撰写的《日本列岛改造论》一书曾风靡一时，并成为田中内阁“内政的头等重要课题”。只是由于实施时机和政治命运方面的原因，日本列岛改造的设想才没有能够变成现实。
按照《日本列岛改造论》的分析，自战后以来，日本列岛已经进行了三轮改造，第一轮是旧房变成新房，第二轮是新房变成楼房，第三轮是楼房及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改造，不过是近十二三年的事。如果按照田中角荣先生的说法，至多是在第一轮和第二轮之间运转。改造的本来涵意就是除旧布新，“改”在前“造”在后、“除旧”在前“布新”在后。这里“改”和“除”的对象不是一件破大褂，不是一只旧箩筐，而是一座座、一片片住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棚户、平房、大杂院和旧楼房。只有拆除了旧屋、迁走了居民才有建设可言。大规模的建设伴随着大规模的拆除和迁走。“拆迁”这个词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自然，被同时创造出来的还有一群伸手可摸睁眼可见、靠五谷杂粮充饥靠烟酒糖茶提神的人，及其散发着生命芬芳的故事。
是哭是笑亦难言
在拆迁办难得碰上了一位同行，他叫徐明，早先是兰州歌舞团的编剧，后来是济南曲艺团的编剧，后来又成了济南市拆迁管理办公室的笔杆子。“拆迁难，难于上青天。”第一次见面徐明就念起了他的“大作”。他解释说：“天下有三件事是做不得的，一是要人家的命，二是拆人家的屋，三是砸人家的锅。计划生育是要人家命的事儿，所以公认是天下第一难。拆迁要不了人家的命，可又拆人家的屋又砸人家的锅，你们说说这能不难吗？”
说法是不是斤两不差、汤水不漏，我们不便妄加评论，但话确是说到了要害和痛处。
难，拆迁难，那是难得市长们、区长们、大大小小的头头们脑瓜子痛的事情啊！泉城书店单是拆迁用了八年。大观园商场内一户居民拆迁，调动了从市到区到街道的几十名干部做了几年工作。邮电新村一座宿舍楼盖到二层，中间还有一户老少三代在做饭洗衣服。山东省体育馆中心线规划中与民生大街相对，因为拆迁遇到了硬骨头，不得不西移了十几来。更耐人寻味的还是和平电影院。和平电影院是济南市区西北部唯一的一家电影院，是在广大群众和人民代表一再呼吁督促下，经过市文化部门多方努力建起来的。但直到一位职工与电影院同年生的孩子上了五年级、长成了一条半大小伙子，电影院还没开始营业。原因是门前一个工厂车间和几户居民房封住了影院进出的路口，而影院和文化部门根本无力承担拆迁户们日益增高的条件和要求。直到新华社记者特意为此写了内参，内参发稿在即惊动了姜春云，姜春云采取断然性措施，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拆迁难拆迁难，打不破拆迁这一难，城市改造和建设不过是一句空话。这对于济南这种古老的城市，更加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一九八五年，在姜春云和主持市委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翟永浡的支持下，与征地、规划相配套，济南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正式列入政府序列、直接代表政府行使职权的拆迁管理机构——济南市拆迁管理办公室，并随之公布了全国第一部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拆迁办法。
拆迁办成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是体育中心。山东省七千多万人民捐资七千多万人民币，要在济南建设一座具有现代化设施、足以接待国内外大型比赛的体育中心。但拆迁又成了拦路虎。扳掉拦路虎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马进忠、程焕朋等人头上。
马进忠是第一任拆迁办主任，他交代得既清楚又明了：“这一仗打胜了，咱们拆迁办算是站住脚了，这一仗要是败了，咱们集体卷铺盖得了。”这并不是故作危言，撇开体育中心是全省注目、省委领导亲自抓的重点项目不说，对于成立政府直接统辖的拆迁机构，上上下下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统一过意见。
任务落到副主任程焕朋、路振伦头上。他们带着几十员干将一头扎进拆迁户们家中摸底、做工作。满腔热情，迎来的全是一片白眼。白眼干脆装作没看见，可下班时一推自行车全傻了眼：五六辆自行车一律被放了气，钥匙孔里统统塞进了火柴棍和土坷垃。火柴棍、土坷垃好不容易抠出来，想找个气管子用用，话没出口就是一阵喝骂：“老子们在这儿住了不下八代，你们凭什么要把我们撵走！”“搞拆迁的小子们，你们不得好死！”“你们哪个再来，小心晚上挨黑石头！”
程焕朋是当兵出身，在部队多次立过功受过奖，哪里见过这种窝囊人的阵势！满肚子火气刺刺上冒，可又无处和不敢喷发。他知道，体育中心占用的是济南市最好的地段之一，这里的群众世代繁衍生息，本来对拆迁抵触情绪就很大，加之几年前的一次拆迁安置工作没做好，留下许多后遗症，群众怨气很大，眼下任何过激的言辞或不慎的举动，都可能使矛盾激化，给工作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
忍气吞声、狼狈不堪，程焕朋一行人推着干瘪的自行车，走出了狭长的街巷。可第二天还是大清早，还是骑着自行车，那一行人又出现在拆迁户们面前。
“这些家伙还真不怕死！”有人愕然惊叹。
如果单是不怕死就能解决问题事情倒简单了，难的是群众压根儿把这伙人看成了成心与他们过不去的“恶棍”和“骗子”。
“以前搞拆迁的都是临时班子，只代表建设单位，怎么干都行。咱们是政府，维护的是建设单位和拆迁对象的双重利益，按照人大通过的法规办事。咱们要是说话不算话、给大家安置不好，大家到法院去告就是了。”程焕朋摆出了盖有济南市人民政府和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大印的各种文件和法规。那些文件和法规上，对于拆迁的补偿和安置，规定得明确具体而又宽松优惠。
“要是真能按这么办，咱们也并不是非挡着国家建设不可……”
“不是真能假能，是必须这么办，不这么办违法！”
“说是拆迁补偿，那年讲好的价儿到了抹个精光！”
“那你不会先把补偿拿到手再搬迁？”
“说是搬了住房面积增加，那要是不增加……”
“增加不到标准你都不要搬！”
“说是旧房变新房，可那年有好多新房自来水管都不通！”
“这好办，房子分下你先检查，不合格不满意，你还是那句话别搬不得了？”
一番实实在在、推心置腹的对话，接下便是一番测量、计算、验房、交房。房子验得好细好严，厕所通不通、水管畅不畅、门窗严不严、室内干净不干净、重新修理得合格不合格……然后几辆汽车拉上搬迁户代表，逐房、逐户、逐项地参观验收，直到满意点头为止。而随着那满意地一点头，与搬迁户有关的各个街道、单位、系统派出的几百辆汽车和大队人员蜂拥而至。
胜利是空前的。七百二十多户居民、四十几个单位，六天全部迁移完毕，而又过了六天，几万平方地面建筑物已荡然无存，成为一片平地。
体育中心拆迁靠的是政府的信誉、法规的权威和过细的工作。但有人偏偏并不买这个帐。那年环城公园拆迁，几千户居民单位相继搬出，五龙潭附近一颗“钉子”牢牢地竖在哪儿就是不肯挪窝。那是兄弟二人两个刑满释放犯，以练武教武为生，大小弟子不下十几个，院子里两排长凳上插满了刀枪剑戟，门口挂着几条铁链和皮带，好不森严威风的样子。街道干部和拆迁工作人员一提拆迁两字，人家就把门一开，说先要看看哪个有胆量到屋里院里走上一圈再说。
那天马进忠亲自登门了。听说是拆迁办主任，人家更显出了威风，刀枪剑戟之外又增加了几个石碾钢铃。马进忠也从容，进院进屋细细观赏一遍，拿起一把大刀片评品赞叹了几句，这才不紧不慢地通知说，拆迁日期已过，两天内这所房子必须搬走拆平。
“你不就是马进忠吗？你家不就是住在篦子巷二十号吗？”主人一开口就带着威吓。
“不错，我就是马进忠，我家就是住在篦子巷二十号。”马进忠倒是和眉善目。
“公安局老子都不怕，你一个小小拆迁办能把老子怎样？老子就是不搬，看你有什么办法！”
马进忠虎起脸来了：“你说到这儿我可要跟你讲清楚：环城公园是全市全省的大工程，靠你这几把大刀片、几根铁链子是挡不住的。两天后你如果还不搬我们就要强迁，这一点说到做到。至于我自己你随便好了，我马进忠十六岁参加革命，脑袋早就别在裤腰带上啦！”
说完出门，头也不回，大步而去。
当天不见动静。
第二天依然不见动静。
第三天，十几名武术弟子一早就聚集到钉子户家里亮起了刀枪剑戟。九点刚过，随着一阵警笛马进忠推开了钉子户的门，站在他身后的是历下区副区长、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和几十名法警、拆迁职工。双方对峙，钉子户满脸的杀气很快被尴尬的笑容代替了。
“马大爷，马大爷！”他抓起一包“过滤嘴”一股劲朝马进忠面前送，“你看这是怎么说的！环城公园是政府为老百姓办的好事，咱还能跟政府作对吗？你看看，这些弟兄们都是来帮助我搬家的！”
“愿意自己搬也可以，不过中午以前必须搬完。”马进忠义正辞严。
“保证！保证！中午以前要是不搬完，你马大爷拿我的耳光子当猪尿泡搧！”
这是兵临城下，钉子户被迫见风转向的。也有死硬派，死硬得让人难以理喻。八七年夏天，一场特大暴雨淹了济南北郊工人新村，暴雨过后，济南市委、市政府断然决定对工人新村实行改造。这是多么好的事儿，可有人还要当钉子户。天桥区拆迁办在调动一切手段做工作全部失败之后，不得不上诉法院，公开审理宣判，强行进行了拆迁。“难哪！拆迁跟什么人都得打交道，遇到那种歪脖子树，你不硬着头皮朝前拱，城市建设也就不用搞了！”天桥区前任拆迁办主任李焕文慨叹说。
拆迁之难还难在某些大单位不肯合作，这比起个别耍泥腿打死赖的钉子户自然复杂棘手出不知多少倍。而作为省会城市，这类不归市里统辖的大单位可说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