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创伤

我不是像只有早间查房时才会在病房的医生那样，而是在病房里度过了很多个夜晚和周末，这让我看到了普通医生从未见过的事情。当这些患者睡不着时，他们会穿着紧巴巴的睡袍，走到昏暗的护士站里聊天。夜晚的宁静似乎让他们放松。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别人毒打过、侵犯过、性骚扰过，这么做的人通常是他们的父母，有时是亲戚、同学或邻居。他们大都有同样的记忆：无助地躺在床上，惊恐万分地听着母亲被父亲（或母亲的男友）殴打，听见他们的父母互相叫骂，听见家具被摔破。他们向我描述他们父亲喝醉酒回家的情景——听到父亲的脚步声，怎样等待着父亲进门，然后被父亲从床上拉起来，被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惩罚。还有一些女病人回忆起她们被兄弟或父亲侵犯时的情景，她们眼睁睁地躺着，无法动弹，无法逃脱。

早班的年轻医生向导师报告案例时，助理通常可以旁观。他们几乎从不提及那些我在深夜听到的故事。然而，后来的很多研究都证实了那些深夜故事与患者之间的关联：我们现在知道，寻求精神科治疗的人中超过一半都曾经被殴打、遗弃、忽视，甚至在孩提时就被强奸，或目睹家庭内部暴力¹。但这些事情似乎都不属于早班会议的讨论内容。我惊讶地发现：医生是如此冷淡地讨论着病人的症状，几乎不试图控制患者的自杀意念和自毁行为，也不试图了解患者的绝望与无助。更让我震惊的是，哪怕是病人们的成就与愿望，关爱与憎恨，哪些人激励他们，哪些事让他们踌躇不前，哪些事让他们感到内心平静……他们的全部生活状态，也都几乎无人关心。

几年之后，我作为一个刚工作不久的年轻医生，也被迫面对这种医疗模式的典型情况。当时我在一个天主教医院赚外快，帮那些因为抑郁症而需要接受电击治疗的女性检查身体。作为一个好奇的移民，我一边帮她们填表，一边问起了她们的生平。她们多数会向我抱怨自己痛苦的婚姻、难以应付的孩子、对于流产的内疚。她们向我倾诉完之后，看起来快活多了，并且感谢我的热心倾听。她们中一些人还很想知道，既然自己的郁闷已经纾解了这么多，是否还需要做电击治疗。当这样的会面结束后，我总会很难过，因为我知道，第二天早上的电击治疗会消除她们所有有关这些对话的记忆。不久，我就辞掉了这份工作。

在马萨诸塞精神卫生中心病房干活的那一年，我把休假的日子大多用于泡在康特威医学图书馆里了解那些我应该去帮助的人。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偶然发现了一部直到今天仍然值得尊敬的著作：尤金·布鲁勒（Eugen Bleuler）在1991年出版的教科书《早老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布鲁勒的观察很有意思。

“在精神分裂症的躯体性幻觉中，有关性的幻觉是迄今为止最常见而又最重要的。这些患者能体会到一切寻常或异常性快感的激动与狂喜，而且，越是猥亵、恶心、荒诞的幻想，越能让他们陶醉其中。男性患者会流出精液、激起带有疼痛的阴茎勃起；女性患者会想象自己被最凶残的方式强奸或伤害……这些幻想除了象征意义之外，绝大多数也和现实中的真正感觉相同。”²

这段话让我感到好奇。医生总是问患者有怎样的幻觉，而将之视为患者病征之一。但假如我听到的午夜故事都是真的，那这些“幻觉”是否包含着部分真实经历？幻觉仅仅是病态大脑的胡编乱造吗？人们可以根据他们从未有过的体验编造身体感觉吗？创造力和病态的想象力之间是泾渭分明的吗？记忆和想象力之间呢？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但目前的研究发现，孩提时期受过虐待的人常常会毫无理由地感到身体疼痛（例如腹痛），而且他们也会听到警告他们或指责他们的声音（幻听）。

难怪有这么多患者在病房里会出现暴力的、古怪的或自毁的行为，特别是当他们感到沮丧、被阻挠或被误解的时候。他们乱发脾气、摔盘子、砸窗户、用玻璃碎片割伤自己。那时我完全不明白，一个简单的请求（例如“让我帮你清掉头发上的脏东西”）都会激怒他们或让他们陷入恐慌。我一般会听从经验丰富的护士的建议，何时应该后退，何时该将病人约束起来。当我将一个患者按倒在地，让护士可以上前给患者注射镇静剂时，这个过程甚至有时会让我感到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感让我感到诧异，也让我警醒。我逐渐发现，我们的专业训练竟能让我们面对如此的混乱和恐怖。

西尔维娅是个漂亮的波士顿大学19岁学生。她通常一个人无声无息地待在病房角落，看起来惊恐万分。“波士顿黑手党要员的女朋友”这个身份又让她似乎笼罩在一种神秘的光环内。她绝食超过一周之后，体重急剧减轻。于是医生们决定给她强制喂食。我们要三个人才能按住她，另一个人将橡胶饲管插进她的喉咙，还有一个护士将营养液倒入她的胃里。后来，在半夜的讲秘密时分，西尔维娅胆怯又犹豫地告诉我她小时候被兄弟和叔叔性侵犯的事情。我这时才意识到，我们“照顾”她进食的方式，在她眼里一定跟轮奸无异。这次经历以及其他的类似经历让我给我的学生制定了一个规则：如果你在对患者做一些你绝对不会对朋友或家人做的事情，你要想一下，你是否在不自觉地重复患者过去的创伤。

过去带领患者玩耍的经历也让我发现：当患者们处在一个团体中时，他们的身体会不协调，似乎异常笨拙。我们去露营时，他们大多只能无助地站在一旁，看着我支起帐篷。我们有一次差点在查尔斯河翻船，因为他们只会僵硬地蜷缩在帆船的下风处，无法学会通过改变位置来保持小船的平衡。排球比赛的时候，医院员工队一定比患者队合作得好。患者的另一个共通点是，即使他们在愉快地聊天，他们也显得呆板，缺少一般人和朋友聊天时自然流露的动作和面部表情。后来，我认识了躯体治疗师彼得·莱文（Peter Levine）和帕特·奥登（Pat Ogden），我所观察到的现象与创伤的相关性才逐渐明确起来。我会在后面章节详细讨论创伤是如何被抑制在人们躯体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