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逃避的电击

这么多有关创伤后的应激问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很好奇神经科学的前沿领域是否能提供一些答案。于是，我开始参加美国神经心理药理学院（ACNP）的会议。1984年的ACNP年会里有很多有关药物研究的讲座，引人入胜。我在还有几个小时就上飞机飞回波士顿的时候，听到来自科罗拉多大学的斯蒂芬·梅尔（Steven Maier）报告他和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合作者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的研究。他的报告主题是动物的无助。梅尔和塞利格曼把几只狗关在笼子里，反复对之施加足以令之感到痛苦的电击。他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无法逃避的电击”⁹。我很爱狗，所以我自己永远也做不出这种研究，但我很好奇这种酷刑会给动物带来怎样的影响。

就这样对狗进行了几轮电击之后，研究者们打开笼门，继续对狗施加电击。此前从未受过电击的狗立刻逃出了笼子，但那些先前被施加过“无法逃避的电击”的狗完全没有尝试逃出笼子——它们只是躺在那儿，任凭笼子的门敞开着，呜咽着，不自主地排便。仅仅提供逃脱的机会并不能让受过创伤的动物或人类重返自由。如同梅尔和塞利格曼的狗一样，很多受过创伤的人放弃了。他们沉浸在自己已知的恐惧当中，不去冒险寻找新的选择。

我完全被梅尔的叙述吸引了。他们对这些可怜的狗做的事情跟那些发生在向我求助的患者身上的事完全相同。他们也曾经暴露在某些人（或某些事情）带来的可怕伤害中，而且完全无法逃脱。我立刻回想起我曾经治疗过的患者：他们几乎全都曾被约束在某种无法逃脱的状态中，无法采取行动以避免伤害。他们的“战斗或逃跑反应”被彻底肢解，最终可能是极端焦虑或彻底崩溃。

梅尔和塞利格曼也发现，受到创伤的狗比起正常狗分泌更多与压力相关的激素。这正好与当时刚刚开始为人所知的创伤性应激的生物基础遥相呼应。那时，年轻的研究者接二连三地发现，受过创伤的人会在危险过去很久后，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应激激素水平——做出这一发现的人中包括耶鲁的史蒂芬·斯威克（Steve Southwick）和约翰·克里斯塔尔（John Krystal），耶路撒冷哈萨达医学院的亚利·耶沙莱夫（Arieh Shaley），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的弗兰克·普特南（Frank Putnam），还有后来去了哈佛的罗格·皮特曼（Roger Pitman）。而当时在纽约西乃山医院的瑞秋·耶胡达（Rachel Yehuda）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保持着较低的皮质醇（应激激素的一种）水平——这个发现乍看起来似乎和其他研究矛盾。但她的研究后来发现，皮质醇可以发送安全信号，终止身体的压力反应，让身体压力激素回复平衡；但在PTSD患者身上，即使危机过去，皮质醇也无法回到创伤之前的水平。

理想情况下，我们的压力激素反应系统应当在危机出现时给出闪电一般的反应，准备战斗或逃跑，渡过危机；危机结束后，压力激素再快速回到正常水平。但在PTSD患者身上，压力激素反应系统无法起到类似的平衡作用。他们和那些接受电击的狗一样，即使危机结束，战斗或逃跑信号系统仍然持续活跃。另外，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持续暴露在较高的压力激素水平中，人就会表现得暴躁或恐慌，长此以往，这些人将会付出健康的代价。

为了和史蒂芬·梅尔交谈，我没赶上飞机。他的讲座不仅让我明白了我的患者的真正问题，而且也为如何解决这个困境提供了线索。例如，他和塞利格曼发现，教受创伤的狗离开电笼的唯一方式是：打开笼门，然后把它们拖出去，如此反复。这样，狗就可以直接体会到逃跑的方式。我可以教会我的患者们这样基本的自卫方式吗？我的患者们需要亲身体会才能重新获得控制感吗？如果他们可以学会逃离那些可能伤害他们，或与他们曾经无法逃离的创伤类似的情景呢？这是本书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之一，我将在本书的第五部分对此进行讨论。

后来的动物研究又使用了小鼠、大鼠、猫、猴子、大象等，这些实验提供了更多有趣的数据。¹⁰例如，当研究者播放巨大的噪声时，在温暖又食物充足的环境中长大的小鼠立刻就逃回巢里了。但另一组在嘈杂而且食物紧缺的环境下养大的小鼠，即使把它们放在一个愉悦的环境中，他们也还是会跑回巢里。¹¹

无论巢的环境是舒适的还是恶劣的，受到惊吓的动物都会跑回巢里。我想起我那些饱受家人虐待的患者，明知会再次受伤，他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回去。受过创伤的人一定会回到熟悉的环境寻求庇护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能帮助他们与一个安全、愉悦的地点或活动建立联系呢？¹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