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成也石油，败也石油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在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做出了全面的让步，这种让步换来的其实就是苏联与西方之间的石油贸易，一般来讲，这种战略物资的贸易其实是可以附加大量政治条件、可以作为一张政治牌来打的，可在当时的苏联高层眼中只有短期的经济利益，没有长远的政治卓见，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由此彻底被埋下。
斯大林的绝地反击
石油既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所在，又是国际政治中极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筹码。在前苏联的历史上，自从石油的重要性被人们认识后，这种黑色液体在其外交战略中就一直起着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
近代以来，欧洲地缘战略的主线其实就是英国和沙俄间的争斗。当时，英国把开始崛起的沙俄当成了主要的遏制对象，俄罗斯几次向中亚、南亚及中东的战略扩张，都被英国人挡了下来；为了遏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英国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后来的日俄战争中，英国完全站在了日本一边。
但英国对待俄国的态度在“一战”前却突然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石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石油在工业领域的价值已经显现了出来，英国是不产石油的，相对于进口美国和墨西哥的石油，从俄国进口石油的价格更低，且有利于分散潜在风险。
那个时候英国还明显地感觉到另外一个威胁。当时在中东地区的巴格达和波斯的西北部也已经勘探到了石油。位于欧洲中部的另一个新兴大国德国很快把目光投向了那里。德国提出巴格达铁路的战略构想：从柏林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伊斯坦布尔直达巴格达，修建一条铁路，由此建立只属于德国人的石油大动脉，这条路径如果最终实现的话，那么英国人对海洋的统治就将失去意义。此时，英国既需要石油，也需要有一支力量可以制衡德国，从这两方面考虑，英国开始减少与沙俄的冲突，最后双方在一战爆发前达成了合作关系。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把西方在俄的资产全部收归国有。1922年，曾经控制巴库油田的诺贝尔家族联合美国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英国的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等西方资本结成联合阵线，开始向苏维埃政权施压，要求对他们被收归国有的资产进行赔偿。
当时苏联百废待兴，急需从国外引进各种技术设备，而且这些设备只能从欧洲获得，所以西方资本集团的压力绝对不容小觑。最终，还是手中的石油资源帮助苏联政府瓦解了这次攻势。苏联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外贸兼交通部长克拉辛提出：可以向外国投资者提供特许经营权的新政策，其中包括租让巴库和格罗兹尼各四分之一的油田，这个比例可以保证对方获益，但绝对拿不到控制权；此外，愿意和苏联政府合作的西方企业，可以继续从苏联进口到低价的石油。当时苏联急需外汇用于国家贸易支付，且当时其国内的工业能力根本消化不了这些石油产能，所以即便是低价出售，也还是能解决大问题。这个政策一经推出，由诺贝尔家族和皇家壳牌等形成的资本家同盟在几天之内就宣告破裂，原本准备向苏联逼债的西方资本家都急于尽快和苏联政府展开单独谈判。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石油在苏联对外战略方面的权重进一步增大了。我们首先从一个更大的背景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对世界新格局的构想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其实有很大的出入。美国的想法是把欧洲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势力彻底清除，同时，希望苏联能够在美国主导的格局当中做一个比较听话的“老二”，这就是所谓的“苏美共治”最初的由来。
为了诱使斯大林接受这个构想，在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事实上都站在了苏联这一边。其中包括同意苏联把所有东欧国家纳入它自己的战略体系当中，承认外蒙古的独立。然而斯大林在接受美国所给予的这些好处的同时，却没有被这些眼前利益冲昏头脑——以苏联所处的地缘位置和它所具备的资源来说，即便美苏之间没有意识形态的差异，长远来讲苏联这个老二的位置也是坐不稳的，一旦接受了美国的安排，也就等于把国家前途一半的主导权交到了别人手里。与其如此，倒不如分庭抗礼，这样反倒会使苏联获得更多的机会，甚至可以成为继英国之后又一个全球的主宰者。
所以在“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已经逐步意识到苏联不会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在杜鲁门接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对苏政策中遏制的味道开始越来越明显。而斯大林则针锋相对地建立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对西方国家完全封闭的一个新的社会主义世界。
政治上，在苏联的主导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起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的翻版。通过这个组织，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以及政府与苏共在政治口径上实现了高度的一致，这样一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超大号的共和制国家；而与之对应的，美国与西欧所组成的资本主义阵营则更像是由一个个城邦所组成的松散的邦联——虽然美欧手中握着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工业生产能力，可是由于内部实力分散，在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他们反倒居于下风。
在军事上，1949年美国牵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北约；苏联则针锋相对地在1955年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在经济上，“二战”结束后美国推出了向欧洲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同时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欧洲贷款，以此来左右欧洲的外交政策，甚至是国家经济规划的制定。斯大林非常清楚，如果东欧国家加入美国的框架，那社会主义阵营其实就是一个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根本立不住，所以苏联极力阻止东欧国家参与马歇尔计划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解决东欧盟国的经济问题，针对马歇尔计划苏联推出了自己的莫洛托夫计划——由苏联向遭受战争破坏的东欧国家派出技术人员，输出设备并提供贷款。
而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苏联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取消了国家界线的超大型计划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各个国家都得到了自己的分工，比如说波兰在当时主要负责农业，东德由于制造业的传统成为整个互助委员会当中重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经济互助委员会能够顺利成型，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苏联手中的石油资源。自经互会成立之后，苏联一直以低于国际价格的标准向东欧提供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使得后者的经济运行成本被大大降低。
这里顺便说下同一时期的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轻易控制欧洲，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石油。一方面，如果当时西欧国家手里没有美元就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另一方面，战争结束后由于罗马尼亚被纳入到了社会主义阵营，西欧本土几乎再找不到像样的石油产区，而此时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已经全部丢失，其中包括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这样一来，欧洲在能源上就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中东的石油已经完全被美国资本掌握起来。由此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资金循环：
西欧首先要获得美元贷款，然后用美元在中东购买石油以及石化设备，而作为附加条件，所有贷款只能用来购买美国人指定的工业设备，等于说马歇尔提供的援助绕了一圈之后，还是回到了美国资本家手里。这样就可以看出来，美国在战后能够在西方世界居于统治地位，所倚重的一个是核垄断——美国是第一个搞出原子弹的国家；一个是货币垄断——美元是当时和黄金等同的国际交换货币；第三个就是石油垄断。
苏联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也搞出了核武器，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大量的油田在恢复之后开始向东欧廉价输送石油，则打破了美国对石油的垄断，使得东欧国家避免了被美国所主导的美元体系所控制，可以说其意义不亚于打破美国的核垄断。
饮鸩止渴的“攘内安外”策略
到了1949年，苏联的外围环境达到了巅峰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是当时世界上除了苏联以外最大的一个由共产党主政的国家，并且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1949年中国建国初期，斯大林还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变化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原因也简单：近代以来，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方的国民党政权，他们治理下的中国都是处于一种松散、无力的状态，所以对于新生的中国政权，苏联自然会抱以怀疑的眼光，当然，1949年苏联依然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真正让苏联意识到自己这个邻居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之后。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国内还有很多国土没有解放，原本就孱弱不堪的工业体系也被破坏殆尽，即便是已经解放的区域，也依然有土匪和国民党特务在活动。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志愿军却能够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路打到三八线以南。这一点让斯大林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这个中国和1840年以来任何一个政府治下的中国都不一样。
由此，苏联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这种支持并非仅仅是作为对朝鲜战争的回报——国与国之间原本也不存在“施恩”“报恩”这样的概念。从地缘战略上考虑，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彻底改变战后的世界格局，而这个改变就当时的形势来说，对苏联是极其有利的。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中曾这么描述：“‘中苏集团’是自成吉思汗之后世界上出现的控制陆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帝国’。”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人口6亿以上（建国时我国人口约4亿），而且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对苏联来说，中国复杂的地形构造将解除其远东地区的后顾之忧，同时借助与中国的合作，苏联缺少出海口的问题也可以得到根本解决；而对中国而言，则可以从苏联获得大量的工业方面的援助，对于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的中国而言，其意义是非比寻常的。
中苏同盟形成后，其影响力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朝鲜战争结束后，虽然说仗是中国打的，但是借助朝鲜战争，苏联在和美国的全球斗争中有了更多的底气，当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在联合国会议上频频使用否决权，被戏称为“NO先生”。在当时，苏联在国际政治领域对中国的支持同样是非常实在的。为了恢复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苏联代表曾经长期不出席安理会会议。在20世纪50年代初那段时期，西方媒体眼中的中苏同盟是始终铁板一块。
在这种态势下，西方国家在心理上曾一度居于下风。由于战争结束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通胀的问题，工人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所以西方各国在当时都存在同情甚至支持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这最终导致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全美都在疯狂地抓“共产党特务”。
虽然国内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朝鲜战争是打了个平手，但在20世纪50年代，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就是一次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所造成的心理冲击波及到了普通人。在加利福尼亚这些太平洋沿岸的美国各州，当地的社区都成立了巡防队，一堆老头老太太每天的任务就是在海边拿着望远镜看太平洋，随时防备有“苏联或是中国的战斗机”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中苏同盟在50年代初期十分牢固，这使得很多人相信未来世界格局的主导权将属于东方。然而好景不长，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正是这些改变，使得苏联的外部环境由巅峰状态一下子开始急转直下：在赫鲁晓夫时代，虽然说苏美之间的各种对抗依旧没有间断——譬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等，但就整体形势而言，赫鲁晓夫其实更倾向于接受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夕提出的“美苏共治”的构想。这一方面是源于他自己主观的判断，另外一方面则是由于苏联的内政问题。
虽然赫鲁晓夫本人在“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做过苏军的政委，但归根到底他依旧是出身于文官集团，而他的支持者也主要集中于这个集团。苏联政治生态的一大特点是，军方和情报部门在政治上一直有着非常大的发言权，由军方和情报部门所组成的强力部门，是一个和文官集团对等的权力集团，强力机关和文官之间的政治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苏联历史。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显然文官集团的权重开始增加了。从文官集团角度考虑，他们其实不希望有任何对外用兵行为发生，因为一旦爆发军事冲突，那就意味着在苏联的政治体系当中，原本就有很大发言权的军方和情报机构会进一步主导整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压制军方最好的方式是不打仗，而在美苏对抗了几年之后，如果想“缓和”同美国的关系，苏联就需要拿出一份见面礼。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赫鲁晓夫拿出的见面礼是中国——他准备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礼物换取他想象中的美苏共治。
为了“配合”自己的新战略，苏联开始要求中国放弃核武器研制，这就是在拿中国的利益来取悦美国；1962年中印之间爆发边境冲突，当时苏联选择了和美国站在一边，一边倒地“谴责”中国；1963年苏联和美国共同通过了《部分禁止核武器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内进行核试验，签署这个条约实质上就是企图利用国际压力封死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因为以当时中国的技术实力，尚无法完成地下核试验。对比5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口径高度一致就可知道，这时两个国家的裂痕已经到了难以弥合的地步。
1964年赫鲁晓夫在苏联的内部斗争中失败，他下台后勃列日涅夫成为了新的苏共领导核心，但中苏关系对比赫鲁晓夫时代并没有本质改变，勃列日涅夫集团只不过是把赫鲁晓夫时代的激进做法变得相对保守了，他们还是以文官利益为核心的官僚集团。
中苏反目使得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了，以前的互惠互利变成了互相伤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于中国来讲，不但失去了工业、国防及外交领域强有力的外援，昔日的盟友还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最大的军事威胁，因为这个威胁逼着中国搞起三线建设，把很多工业设施向西北、西南转移，比如现在在成都和贵州的飞机航空集团就是那个时候的产物；苏联同样没有在对抗中得到什么好处，远东地区距离作为苏联核心区的欧洲部分非常遥远，当地人口稀少，工业基础薄弱，在这样一个地方长期保持大规模的驻军，对苏联而言无疑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来讲，这个变化是灾难性的。因为中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看来，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老大”“老二”，如果老大和老二互相指责、展开了骂战，那么下面其他的兄弟国家自然就变得无所适从。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出现了分裂，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成了亲苏派，阿尔巴尼亚成了亲华派，其余国家则选择保持中立，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领导下觉得跟着哪一边都不合适，所以干脆自己拉个大旗搞不结盟运动去了。不止如此，随着中苏分裂，西方国家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在野的共产党也开始了内部争论，最后导致分裂，比如印度共产党就是在中苏分裂之后引起论战，最终一分为三。
对于中国来讲，中苏分裂使得中国后面的战略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时虽然说我们的实力远小于苏联，但毛泽东依然是以一种全球眼光来看待中苏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布局，就是从美国、日本、伊朗、土耳其一直到西欧，形成一条统一战线，我们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其实就是对苏联进行的一个新月形包围，这样一来中国就以相对较弱的实力达到了以巧破千斤的效果。
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交往原则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过去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外交战略，在中苏分裂之后开始出现变化。中国对一些偏右翼的保守政权的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甚至一度和他们成了友好的国家——比如伊朗的巴列维、扎伊尔的蒙伯托。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中苏分裂的产物，这就是大庆油田。中苏分裂之后，如果中国无法打破石油垄断，那么势必会被俄国人捏住命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以一种现在看来完全不可思议的坚韧毅力，在东北打出了第一口油井，解决了当时的能源问题。这不仅仅是对民族尊严，更是对整个国家独立自主的最大限度的保护。
苏联在斯大林后时代的种种转变对于其外部环境的破坏还不仅仅限于中苏同盟。1956年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旨在彻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举动导致各国共产党在当时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当时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其实更像是一种商业上的互利，这种关系非常简单，不太牢固，但是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对抗；而社会主义的阵营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把各个国家聚拢在一起，在意识形态得到所有国家、所有人认同的时候，社会主义阵营往往会产生极其可怕的合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50年代中苏同盟始终是压着美国打的。可是在斯大林被彻底否定后，原本的思想轴心一下子消失了，而新的领导集体中再也找不出分量相近的人物和思想，从党员干部一直到知识分子、平民因此一下子都变得无所适从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思想纷纷开始兴起，思想领域开始陷于混乱。
苏联原本可以用意识形态把各个国家紧密地聚拢在自己身边，而在1956年之后，这个优势没有了，那么就只能恢复沙俄时代的老办法，靠拳头来维系疆界：1956年10月，波兰的哥穆尔卡上台之后，由于不符合莫斯科的心思随即被苏联推翻了；紧接着11月又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当时苏军联合其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军一起攻入匈牙利国内，除了强行换掉人家的国家领导人外，还把好几万的匈牙利人作为“阶级敌人”给抓起来，流放到了西伯利亚；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又上演了“布拉格之春”，苏军对这个盟国的用兵规模已经赶得上一场局部战争了。
而与此同时，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对西方阵营采取的都是一种比较和缓的态度。在那段时期，除了古巴导弹危机看着有几分凶险外，美苏之间基本没有过什么激烈的对抗。在世人看来，苏联在对待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时候，其实采取的是一种“攘内安外”的做法：对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往死里打压，而对于原本是敌人的西方阵营态度却愈发软化。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对盟国的铁腕手段导致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合法性开始弱化，而这又导致苏联得进一步采取“攘内安外”的策略来饮鸩止渴。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产物，不仅仅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原本在西欧影响力特别大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也受到了连累，他们在西欧的影响力开始急转直下，到现在西欧的左派阵营中共产党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
定时炸弹——《赫尔辛基协定》
苏联的外交态势由极佳转入到了隐患重重，而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对苏联而言，我们既可以说这是它的一个转机，也可以说是灾难的开始，那就是1973年开始的“石油危机”。
前文中我们曾提到，欧洲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东国家。而在几次中东战争中，西方世界对以色列的偏袒最终激怒了阿拉伯人，1973年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开始限产，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这样一来由于产量的大幅减少，国际油价开始迅速上升，由此直接造成了整个西方国家经济一片低迷，各个国家都出现了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大幅增高的现象。
而在同一时期，苏联也遇到了麻烦。苏联的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曾经拿出372.2吨的黄金储备用于粮食进口[9]。另一方面，在70年代干部腐败、特权化、脱离群众等现象已经一点一点地在侵蚀苏共的根基，而其高层既没有力量也没有主观意愿改变这种状况。此时的苏联，在国力上如日中天，可在国内凝聚力上却早已不再是那个打赢卫国战争的国家。如果此时再出现粮食问题，导致老百姓生活水准大幅下降，那么极可能在苏共高层再次引爆一场政治危机。
要想在短期内解决国内副食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最简单的途径就是从美国、加拿大、土耳其等国大量进口粮食，而要和西方做生意，你手里又必须得有美元。70年代的石油危机正好给了勃列日涅夫一个机会，苏联握有大量的石油，而油价在此时又开始上涨：在高油价所制造出的短期利益驱使下，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这些问题完全被苏共高层忽略掉了，他们想到的不是在政治博弈中靠石油来瓦解美欧联盟，而是纯粹把西欧国家当做自己石油出口的客户。原本苏联在这次石油危机中可以获得很多政治上的筹码，结果基于经济利益，政治被通通简化掉了，只要经济上可以合作，政治上一切都可以谈。
如此一来，原本的机会变成了苏联人吞到肚子里的一个定时炸弹。其标志就是1975年苏联与西方国家签订的《赫尔辛基协定》，20世纪80年代苏联国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乱象，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这一协定的签署。协定中包括大量“尊重人权”、“尊重学术探讨”之类的条款。苏联政府非常草率地签署了这个协定，其实也就等于将“民主”、“人权”这些词汇的定义权一下子交到了西方人手中。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在政治语境中说的最多的词是“自由”，“民主”这个词是极少出现的，因此当时关于“民主”的解释权完全由社会主义阵营所掌握。而在《赫尔辛基协定》签订后，苏联在舆论上等于完全接受了对方的标准，“民主”糊里糊涂地就成了西方社会的专利，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也就变成了所谓的“独裁政权”。
不仅在话语权上攻守易势，在签订协议后，苏联在很多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政策方面同样做了许多无原则的让步。借此机会，很多明显带有间谍性质的组织打着NGO的旗号大量进入苏联及其东欧盟国。为了体现对“人权和文化交流的尊重”，这些西方团体的成员在进入苏联的时候，海关甚至连他们的行李都没有进行过安检。大量的反共宣传品借助这个途径被夹带进入苏联，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民间四处散播。苏联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异见人士”的手稿等同样通过这些组织被带出苏联，直接交给了北约司令部。
曾任英国保守党学生联合会主席的彼得·杨回忆说：“我被派去同一个名叫格奥尔基·弗拉基莫夫的作家接头，他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我设法将他最新手稿的缩微胶卷带出，在西方出版。……那天深夜，我偷偷溜出莫斯科的旅馆，前往郊区格奥尔基·弗拉基莫夫的公寓。拿到缩微胶卷后，我把它绑在肚子上。就这样我一直提心吊胆地继续我的旅行，直到把它安全带出。”这种技术含量并不怎么高的间谍手段显然无法逃过克格勃的眼睛，很快众多“留学生”就被克格勃所抓获，但是碍于当时的环境，最终也只能将他们驱逐出境了事。而这一举动反倒被NTS组织进一步利用，他们在西方媒体上抨击苏联违背《赫尔辛基协定》，并借此展开了又一轮“人权”攻势宣传。在苏共形象已经大不如前的情况下，这种攻势在苏联内部可以拉到很多支持者。
除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让步之外，在军事上苏联对西方也做出了很大的让步——1981年美苏开始了“中导谈判”。这个谈判中要限制的，恰恰是苏联原本占有优势的中、短程导弹。在1986年《中导条约》最终签署之后，苏联应销毁的导弹数量为1752枚，美国应销毁的导弹则只有859枚，而且美国占有优势的海基巡航导弹根本不在限制之内。显然这又是一个不平等的让步。
总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在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做出了全面的让步，这种让步是在对手处于经济危机的情况之下做出的，而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其实就是苏联与西方之间的石油贸易，一般来讲，这种战略物资的贸易其实是可以附加大量政治条件、可以作为一张政治牌来打的，可在当时的苏联高层眼中只有短期的经济利益，没有长远的政治卓见，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由此彻底被埋下。
诡异的石油危机
教科书上的通常说法是中东战争导致了阿拉伯国家的愤怒，因为当时西方国家都站在了以色列一边，但实际情况远比这个要复杂。
就危机的主要受损方而言，几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失败的主要外因，归根到底是以色列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而相比于美国人，西欧国家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其实一直是处于一种“骑墙”的状态。可是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真正受到重创的就是西欧国家，当时法国总理皮蓬在和基辛格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说了这么一段话：“阿拉伯地区的石油只占美国消费的十分之一，可是却是西欧的几乎百分之一百。”（除此以外，美国自己就是产油国，而且根据此前同委内瑞拉签订的协议，美国能够以平价大量地从委内瑞拉购买到石油。）油价大幅度的上升，对美国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经济数字上，而西欧则是另一幅光景。
在石油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英国的工厂一周只能开工3天，剩下的4天放假，因为没有电，没有油，你什么也干不了。欧洲面临的不仅是石油短缺，危机导致通货膨胀加剧，英国几个大的煤田矿工也宣布罢工，这又起到了雪上加霜的效果。能源最紧张时很多居民区不得不以点蜡烛来照明；电视节目开始教男人们怎么摸黑刮胡子……可想而知，这场危机对欧洲和对美国而言，显然不是一回事。
这次石油危机造成的客观结果是，美国反倒成了获利者。由于石油危机导致欧洲各国出现了通胀、市场疲软，而美国的情况相对而言要好得多。
我们把历史的时间线再延长一点：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美国正处于一种全面收缩的状态，从60年代一直到1971年，美国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了越南战争上，这场战争把整个美国拖到了“二战”之后的最低谷，那个时候西欧国家开始试图摆脱美国的影响，甚至连日本这个一直被美国军事占领的国家，也开始有了离心的倾向，1971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田中角荣紧跟着也访问了中国，田中的想法是利用中国来制衡美国对日本的影响力。
1973年突然而来的这场石油危机重创了西欧和日本，这样一来在政治上这两方对美国只能表现得更加驯服，也恰恰是在这个时间，美国从越南撤军，把自己扎在东南亚泥潭的这只脚给拔了出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石油危机主要是在沙特阿拉伯的推动下产生的，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沙特的国家安全就和美国绑在了一起，可是在整个石油危机时期，美国却并没有对沙特施加多少压力，这其中的原因，是耐人寻味的。
“荷兰病”变成了“苏联病”
同时期苏联又在干什么？20世纪的60～70年代，苏联迎来了自己经济状态上最好的时期——西西伯利亚发现了巨大的油气田，苏联的“第三巴库”正式诞生。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国际油价翻了几倍。那时候苏联政府每在西伯利亚油田投入一卢布，3～4年内就可以获得30～40卢布的利润。在这种高回报的刺激下，苏联的石油开采量一涨再涨：1960年苏联的石油产量为1.479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14.4%；1980年全苏总产量是6.032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19.5%；而到了1988年，产量猛增到6.25亿，占到世界总产量的21%，其中俄罗斯联邦的采油量达5.7亿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19%——整个七八十年代苏联几乎一直在疯狂地开采本国的油气资源。
随着油价的攀升、石油产量的增加，在很短的时间内，苏联就聚拢了大量的财富，原本充满隐患的政治格局、早已很不合理的工农业比例等问题统统被滚滚而来的钱流掩盖了起来。因为获得了大量的外汇，苏联高层不用再做任何改变，只要从国外购买精密设备和消费品就可以解决国内需要，这导致国内经济众多基础环节的投入也大大减少，大量的资金依旧流向军工领域。
20世纪80年代，有部苏联电影叫《机组成员》，里面反映的就是苏联80年代的生活状态：当时对于苏联人来讲，他们最时髦的生活方式基本就是通过购买国外日用品来实现的——日本的录音机、电视，西欧的服装、香烟。
为了维持民众的这种“高品质生活”，苏联石油出口量占开采量的比重不断增加：1970年为25.8%、1980年为27.7%、1987年为29.1%、1988年为34%。而苏联天然气出口占外汇收入的比重1989年为29.2%，当年出口天然气1010.5亿立方米（对经互会46.7%，南斯拉夫联邦4.8%，西欧45.5%）。
石油财富增长的好事还没完，7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是中东局势最乱的时候，先是中东战争，紧接着又是两伊战争——伊朗、伊拉克同样是高油价的获益者，只不过它们将受益用来购买军火。苏联恰恰是当时中东国家主要的武器来源地。这样一来，除了石油之外，武器出口又让苏联人大大挣了一笔。
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让苏共领导人慢慢变得麻木，当时苏联无论是政界还是经济学界，都在给人们传达这样一种消息：油价会一直上涨，当涨到某一个高度就会稳定下来，这就等于告诉人们，这种好日子是不会过去的。这一错误判断最终将让苏联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20世纪80年代，如果苏联高层能够保持清醒的话，他们就会发现，这个时候苏联其实已经患上了“荷兰病”——由于资源出口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高额的利润又会刺激整个国家发展重心完全被压在资源出口这一块，从而导致其他产业急剧萎缩，而一旦这种资源价格下跌，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会面临崩溃。因为这种经济现象最初出现在荷兰，故称之为“荷兰病”，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可以称之为“苏联病”了。
20世纪70～80年代的苏联是一个典型的“荷兰病”患者。比如，苏联政府在西西伯利亚地区的投资，40%都被用到了秋明油田的建设中。原因很简单，当时石油天然气是最赚钱的，但是这个投资比例意味着其他领域的工业项目得到的投资会大大减少。
在当时，这种情况在整个苏联都是普遍存在的。1970～1986年，苏联政府对石油、天然气工业的投入提高了1～2倍。1970～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石油工业占工业总投入的8.8%～9.3%，1986年则提高到了19.5%。苏联石油产能1970年为美国的74%，1986增长到了140%；同一时期，天然气产量则从相当于美国的30%增长到了133%。苏联从西方进口的机械设备中，成套石油开采设备在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29.8%提高到了1990年的43.8%——这必然意味着其他工业项目都在萎缩。所有这一切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石油成了整个苏联工业的NO.1，而其他的制造工业，比如钢铁、汽车、电子、航天，虽然说在这段时期也有很大的进步，但这个进步完全是基于苏联庞大的经济总量，如果当时政府能够合理分配投资的话，苏联在消费品这一块会有自己的市场份额，而苏联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没有任何工业消费品的。
即便是石油工业本身，政府的投入多数也不是用来培本固元，挖掘老油田潜力，而是用于钻探新的浅层油井，以在短期内扩大油气产能——苏联政府依然维持着那种短视的石油开采方式。
不仅仅是苏联的工业得了“荷兰病”，农业也一样。原本在1970年的时候，由于各方面的压力，高层还是非常重视粮食生产的，1970年当年产量不仅能满足自己，而且还有350万吨的出口量。石油危机爆发后，苏联手里握有大量外汇可以用来进口粮食，于是高层再也“无需”为农业问题费心了——1974年苏联粮食进出口持平，1975年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至此，苏联自身的农业发展日趋缓慢。1984年苏联仅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的粮食就达2680万吨，1986～1988年，在食品生产总额为1360亿卢布的情况下，食品短缺约为210亿卢布。除大量进口粮食外，1989年进口肉类60万吨，奶油24万吨，植物油120万吨，砂糖550万吨，柑橘50万吨。
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发现粮食在当年出了问题，他想到的不是找农业部门，而是一个电话找到了西西伯利亚主要石油开采企业的领导穆拉夫连科，向他提出请求，内容是：“面包出现问题，请增加300万吨计划外石油。”也就是说，以石油换粮食已经成了苏联的常态，这么一来，无论是高层还是基层，都失去了靠自身努力去改善苏联农业状况的欲望。原本苏联有着丰富的黑土地资源，如果他们在化肥、育种以及农田水利灌溉上稍稍用一点心，它的粮食产量也绝不会像当时那么难看。
“半吊子”式的阿富汗战争
苏联的“荷兰病”还体现在对外关系和战略上，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79年的苏阿战争，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苏联入侵阿富汗。这里我们还是先交代一下这件事的历史背景。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埃及的失败告终，纳赛尔的继任者萨达特有了进一步攻击苏联的借口。1976年萨达特宣布废除《苏埃友好合作条约》，之后苏联海军被禁止使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大量的苏联顾问还有情报人员被驱逐出埃及。
当时的中东一共有这么几支力量：伊朗、埃及、伊拉克、沙特、土耳其。这几个国家中土耳其、伊朗都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沙特更不用说，沙特王室在1947年以后就已经和美国形成了利益同盟；伊拉克在萨达姆上台后事实上也倾向于美国——萨达姆最早就是靠反共才得到中情局的支持。所以中东的几个大国当中，真正站在苏联一边的只有埃及。
埃及和苏联反目之后，苏联在整个中东的地缘环境开始迅速恶化，从进攻态势一下子变成了防守。美国人和沙特、约旦这些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看准整个时机开始把手伸向中亚地区。伴随着沙特的传教人员的渗透，地处战略要地的阿富汗国内的局势开始动荡起来。这对于苏联来说威胁是非常大的。一旦阿富汗局势失控，那么来自中东的宗教势力就可以以它为跳板，向苏联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进行渗透。事实上在1979年苏阿战争爆发前夕，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加盟共和国境内，已经发现了来自中东的宗教人员在进行地下传教。从苏联的角度来讲，在阿富汗地区建立一道“防火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需求，当时阿富汗的阿明政权，名义上是苏联的盟友，实质上却一直在美苏之间两头下注，而这最终导致苏联出兵阿富汗。在当时的苏联高层看来，对阿富汗的用兵，其实和“布拉格之春”一样，是一场“清理门户”的军事行动。
而这样一个关系到苏联地缘安全的军事行动，最终却被高层搞成了“半吊子工程”。
20世纪60年代的“布拉格之春”让军方成了最大的受益者，那场军事行动之后，众多指挥员获得了军功，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后军人代表数量骤增，苏联的政治天秤随之向军方倾斜。这引起了外交部门和克格勃的不满；到1978年时，之前签署的《赫尔辛基协定》的影响在波兰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团结工会的活动日益频繁，波兰国内已经有了动乱的迹象。基于这两点，军方开始有人主张在波兰复制布拉格之春模式。
对勃列日涅夫来说，一方面他需要从军队那里获得到更多的支持，但是他也不想让军队权重过于强大，那样会使得苏联政治生态失去平衡，进而威胁到他本人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西欧已经成为了苏联石油出口的大客户，为此苏联在面对西方国家时一直采取的是能妥协就妥协的态度。勃列日涅夫认为对波兰用兵可能会对欧洲刺激太过强烈，从而影响到已经成为苏联命门的石油贸易。
最终他就做了一个类似于商人的决断，把用兵方向从波兰挪到了阿富汗，因为那时候在阿富汗也确实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但是还不能让军方行动太大，一来会过分刺激西方国家，二来会使得军方过于坐大。所以勃列日涅夫决定把军方提出的用兵人数打一个对折，从20万人减到了10万；并且为了不太刺激西方，对苏军的获得范围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这些加加减减的妥协从办公室政治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一旦到了战场上，就不再是那么一回事了。战争只会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前进，而不会屈从于任何政治考虑。如果当时一次性投入足够多的兵力，把整个阿富汗境内的反苏武装彻底肃清，战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以结束。然而由于政治上的诸多限制，阿富汗最终打成了苏军版的“越南战争”。长达十年的战争，虽然苏军一直压着阿富汗的反苏武装打，可始终没有达到任何目的，苏阿战争打成了一场闹剧。
这段时期，在苏联的对外关系领域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就是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政府就曾申办过奥运会，在东西方冷战的情况下，莫斯科理所当然地失败了。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1974年莫斯科再次申奥并且获得了成功。前脚石油危机爆发，后脚苏联申奥就能成功，想必所有人都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奥运会起源于希腊，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因此奥运会在政治上必然存在很强的象征意义（这个世界上原本也不存在纯粹的体育）。苏联举办奥运会除了彰显国力之外，更多的考虑可能还是想向西方世界表示善意——我愿意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可以说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寄托着苏联高层的一个梦想——苏联可以和平地融入到西方世界。可是西方国家的回应却不是那么美好。
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虽然勃列日涅夫为了避免刺激西方国家已经对苏军做了大量的限制，但西方国家依然给了苏联一记耳光。包括美国在内，众多西方国家都宣布抵制这届奥运会，不算苏联自己，当年参赛的国家只有80个，参与报道赛会的新闻记者共有5615名，比参赛运动员的人数还要多。开幕式上，这80个国家里又有16个国家的代表队在入场式上没有打本国国旗，以奥林匹克五环旗替代，新西兰代表队干脆打了面黑色五环旗，有10个国家只有旗手一人，运动员干脆没出场，后来在获奖时这些国家也不升国旗、不奏国歌。西方记者的报道重点也不是放在当时的赛事上，而是费尽心机抹黑和丑化苏联的形象。即便是这样，莫斯科的高层依然没有放弃他们那个非常搞笑的幻觉。
肢解苏联的开始
在苏联上层维持这种浑浑噩噩的情况下，美国对苏联的战略“大决战”却悄然展开。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此时对于美国来讲，已经是粮草齐备——通过石油危机美国已经完成了对欧洲和日本的重新约束，陷在越南的脚也已经安全地拔出来，接下来要做的事只剩下一件——肢解苏联。
1985年8月，里根政府和沙特达成了协议，沙特开始采取“逆向石油冲击”战略：1985年10月，在欧佩克会议上对出口配额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沙特阿拉伯开始自作主张进行强行增产——1985年之前出于“制裁西方”的考虑，沙特的石油产量一直维持在日产量不足200万桶的水平，而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协议之后，日产量很快就猛增到了600万桶，到了当年的秋天，日产量进一步达到了900万桶。与此同时，美国的另一个盟友科威特紧随沙特之后，不理会欧佩克配额限制，自行增产。与此同时，美国自身的石油产能也迅速被激发出来。1970年美国的石油日产量是300万桶，在里根上台之后也是一路增产，到了1990年苏联解体之前，美国的石油产量已经增加到了800万桶。
随着大量石油注入国际市场，从1985年11月份开始国际油价一路下跌，从开始的每桶30美元，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跌到了每桶12美元。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是沙特、科威特还是美国，其实它们本身都有着很大的石油生产潜能，尤其是美国自己；而且美国一句话就可以让沙特、科威特把产量在几个月之内翻好几番。那么在1973年，西欧都已经困难到老百姓开始点蜡烛了，美国在做什么呢？这中间有没有隐情我们不得而知，只能说这件事情太不可思议了。
对于苏联来讲，这一击实在是太重了。苏联在一夜之间就损失了100亿美元，按照20世纪90年代初美元的购买力，一辆本田雅阁轿车在北美市场的价格也不过8000美元上下——这还是在美元大幅贬值以后，这几乎占到苏联外汇储备的一半。在当时的贸易结构下，每桶石油的价格每下降1美元，莫斯科每年就要少收入5～10亿美元。不仅仅是石油，在国际市场上天然气价格和石油价格永远是挂钩的，油价大跌也使得天然气的价格开始打着滚往下跌，苏联在天然气出口上又损失了几十亿美元。
问题还远没有结束，里根上台后，美联储宣布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直白地说就是美国人要全力开动美元印钞机了。随着大量美元流入市场，各国的外汇储备纷纷开始贬值，这又让莫斯科每年损失约20亿美元。
受到油价冲击的不仅仅是苏联人，到了1986年的上半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的石油收入损失了46%[10]，而这几个国家在当时是中东地区打仗打得最多的国家，也是苏联在中东武器出口最大的买主。没有钱了，仗也打不起来了，因为打不起了，所以伊朗、伊拉克和比亚都开始减少武器的进口量，最终两伊战争宣告结束。苏联军火销售量因此在1986年减少了20%，莫斯科又失去了20亿美元。
而此时的苏联由于之前的“荷兰病”，已经让自己的经济变得积重难返。在油价大跌前夕，苏联大约三分之二的外汇收入是靠石油来获得的，而又要用这一收入来进口西方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粮食。（苏联当时一半的外汇收入用于购买粮食。）西方估计，1984年苏联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石油及石油产品9000万吨，换取外汇190亿美元，大约占从西方获得的出口外汇收入的67%；1985年虽有所下降，出口石油和油品不超过5550万吨，但仍占从西方获得的出口收入的60%。
我们总说西方存在着经济泡沫，现在回过头来看苏联的经济模式，其实可以这样来表述：在1973年以后的那段时期，苏联的经济其实也是一种泡沫式的崛起，一切都是虚幻的。因为在那段时期，苏联的工业、农业，以及政治体制，几乎没有解决任何结构性的问题，其实质远远没有老百姓看上去那么辉煌夺目，之所以看上去很美，是由于石油财富的掩盖，很多急待解决的问题都被结结实实地压在了浮华之下。
到了1986年，这个盖子最终盖不住了。可是官方并没有意识到一场大灾难即将到来。亦或许苏联高层那个时候就是在有意识地自欺欺人——从人的心理来讲，当危机来临时，人们往往会为了获得安全感而欺骗自己，同时也去骗别人。苏联的经济学家还有官员们普遍宣传石油价格下跌是暂时性的，并不会给苏联经济造成困难。此外他们认为苏联的生产潜力和科学技术潜力能让他们迅速地调整生产：即便不能出口石油、天然气了，也可以出口柴油、喷气机燃料、化学原料、电力，以这些东西来弥补石油价格下跌造成的损失。
然而真实情况并没有这么乐观。由于之前大量的石油收益多都被用来购买消费品，苏联的制造业并没从中获得太多好处，它的工艺水平还有技术在这近十年当中并没有多大的提高。因此苏联生产出来的民用商品即便不考虑关税和贸易壁垒的问题，在海外也还是找不到市场。
由于油价的突然下跌，苏联政府在1986年1月就宣布暂停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原油，并且力求增加天然气的出口；这说明苏联政府对当时国际形势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只要自己限产，那么石油价格就能跟着上涨，这个危机也会转瞬即逝，可情况全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
位于波斯湾的沙特和科威特产油区，它们的开采难度远远比西伯利亚的油田要低，一直到今天海湾地区的油井依然是自喷井，它们的开采成本只有苏联石油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按照2005年的汇率，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地区石油的开采成本每桶约为20美元，而同期波斯湾地区只要5～7美元，海上油田也不过25～30美元。也就是说，即便持续低油价，沙特和科威特依然是有利可图的。
另一个苏联人可能没有认识到的问题是，国际油价其实跟石油产量并不是完全挂钩的，石油在国际市场上有两种身份，一个就是作为商品，另一个则是期货市场最重要的炒作对象。大的金融庄家完全可以通过操作期货反向影响实物的价格。在当时，国际金融体系是完全控制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中，苏联在大量向西欧出口石油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也就融入了以美元为统治者的国际贸易体系之下，苏联在这其中完全没有定价权。
油价危机引爆
从油价大跌的那一刻开始，苏联自己的石油生产也开始了恶性循环。在危机爆发前夕，苏联有一半以上的石油产自西西伯利亚的六个巨型油田，这六个油田由于之前的短平快、不顾长远的开采方式，一直以来产量增加非常快，换来的外汇大部分都用于其他工业设备和粮食的进口，对油田本身的建设一直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在表层石油被开采殆尽之后，这些油田的产量开始迅速下降，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死循环，要想开采更多的石油，就需要更多的钱来维护油、购入更多的设备进行深层开挖，可当时恰恰又缺钱，导致石油产量进一步下降……
80年代初期，这个问题就已经显现出来了，继最大的占苏联石油产量25%的萨莫特洛尔油田的产量下降之后，西西伯利亚其他巨型油田的产量也开始出现下滑。原来投入1卢布产出30卢布的那种好事一去不复返了。要想继续让这只鸡下金蛋，你得给它喂更多的“米”，而那个时候莫斯科手里已经没有足够的钱进行这笔投资了。但是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苏联还有一块油气田可以进一步开采，就是里海油气田。
早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正在热火朝天地全面开发西西伯利亚产油区的时候，美国记者尤里·热加尔金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解密的信息作出很专业的判断——在苏联西伯利亚石油开采进入临界点的时候，“里海石油能够拯救苏联免于解体”。
可就是这么巧，70年代末阿富汗的局势开始迅速恶化，直接影响了苏联高加索地区的安全，由于战争的久拖不决，里海的石油开采始终面临着大量不确定因素。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非常草率地让苏军从阿富汗撤出，这导致阿富汗局势彻底失控，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苏联的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外高加索三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局势也陷入了混乱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开采里海石油的可能性就更不存在了。
总而言之，那个时候苏联的石油产能已经达到了极限，1983年石油产量是6.18亿吨，到了1984年石油产量降至6.13亿吨，出现了苏联从“二战”以来首次的产量下跌，到了1985年又进一步下降到5.953亿吨；仅仅是1988年苏联达到了最高产能6.24亿吨，但这是为了应付政治危机，戈尔巴乔夫不惜一切代价亲自督战才达到的，根本不可能延续。
在低油价的情况下，要想获得更多的外汇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只有出口更多的石油，可产量在这个时候却不增反降。到此为止苏联政府手里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压缩国内的石油需求量，把这个国内需求的份额分到海外出口去，这也是当时最现实的办法。苏联当时国内石油需求量约为4.5～4.7亿吨，出口1.2～1.3亿吨，其中只有0.4亿吨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用于换取外汇。如果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能增加0.25～0.3亿吨石油的话，那么就可以弥补外汇储备的缺口，避免国内出现危机。这仅需要压缩国内6%～7%的供应量，可就是这 “6%～7%”却偏偏始终压不下来，不光压缩不下来，在外汇最紧张的1989～1991年，苏联高层还做出了一个相反的决策——压缩石油出口以保证国内的石油供应。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还要扯到苏联的官僚政治上。减少国内石油供应，就意味着要压缩一部分的生产任务，那么就会有一些生产部门被削减，而生产部门的削减则意味着相关部委的权力会被削弱，于是该部门必然会反复去阻挠。
为了应付高层压缩国内石油消耗的要求，苏联的官僚们另辟蹊径，号召群众少开车来节约能源，可事实上当时苏联的家用汽车还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开车的人并不是很多，所消耗的燃料在总量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苏联石油消耗真正的大头其实是在军工领域，而在那个时候军工业已经处于一种过剩的状态。而对此，苏联的官员们却揣着明白装糊涂。
除了部门利益导致的扯皮以外，另一个导致国内石油消耗始终压缩不下来的因素可能就是苏共高层的内斗。
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其高层一直有非常恶劣的传统，就是为了在政治斗争中打击对方，往往不惜改变整个国家的大战略。在阿富汗战争前夕，阿富汗的局势一度恶化，就和军方与克格勃的斗争有直接关系。在苏联最危急的时候，莫斯科的决策层做出这样不合理的举动，是否也存在这种问题呢？当然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从其他的事件看出一些端倪。
戈尔巴乔夫本人同样醉心于政治斗争，这一点在莫斯科红场飞机事件中体现的最淋漓尽致，事件很简单：一个西德的年轻人驾驶一架轻型飞机从低空飞进了苏联领空，当时苏联国土防空军已经探测到了这架飞机，并且层层上报，由于此前苏联国土防空军曾两次击落“误入”苏联领空的韩国客机，俄罗斯的很多史学家始终认为20世纪80年代韩国客机闯入苏联领空是美国情报部门有意为之，从而在国际上引发了新一轮反苏浪潮，所以这次军方并未对这架飞机进行拦截，最终这架小飞机平平安安地降落在莫斯科的红场。这件事在世界媒体引起了轩然大波，西方媒体在拼命炒作，以此来“证明”苏联军方外强中干。而戈尔巴乔夫也利用这件事做足了文章，以失职为理由，撤掉了大批和自己政见不合的军方高级将领。
叶利钦同样是这个套路。在1989～1990年叶利钦就任俄联邦总统期间（当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搞起来政治改革，各个加盟共和国都有权选举自己的总统），俄联邦政府截留了原本应该交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税收，这直接导致苏联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
总之，在当时大家都是在利用自己的权力、不顾国家的命运玩各种危险的游戏。
不仅如此，在苏联国内即将到达临界值的时候，1986年乌克兰共和国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核事故。戈尔巴乔夫把这一事故整整压了11天才开始公布出来，很多人因此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了核辐射。这件事击碎了普通人对苏共、苏维埃政府最后的一点信任。到了1991年，苏共的内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各个领域的生产纷纷停滞，官僚们互相拆台：一方面大量的粮食压在库里，另一方面大城市的街道上副食品商店都在排队；在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年里，其原油产量降到惊人的地步，苏联石油的出口量比上一年减少了一半，只有0.54亿吨。至此，苏联终于流光了它最后一滴血，中央政府财政宣告彻底崩溃。
再后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八一九”事件。戈尔巴乔夫在被反对者扣押了两天后又重新上台，接着叶利钦又把他轰了下去，各个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
最终，在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当天19时32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落下，第二天，苏联最高政权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不再存在……
苏联真正的“死因”
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共存在了73年，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真是因为所谓的“荷兰病”、因为老天爷给了俄罗斯人大量的石油才导致苏联解体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历史上任何一件政治意义上的大事，都是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产生的结果，苏联得了“荷兰病”死掉了，可荷兰这个国家还存在着；在这多重因素当中，起到核心作用的还是人的问题。
在斯大林之后，苏共从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核心和最高理想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慢慢蜕化成了一个以个人利益为轴心来吸纳各种所谓精英的全民党；苏共开始精英化，开始贵族化。共产主义更多的只是出现在书本上；在苏共官员的脑子当中，他们信奉的其实是精英主义。什么是精英主义呢？并不是说把所有的精英集中在一起让他们服务于人民、建设这个国家，而是这些自封为精英的人让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机器天然地、理所应当地围绕着他们转，他们的利益才是国家和民族的核心所在。
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共产主义在苏共的口中越来越虚无化，它仅仅是会议的一个口号，勃列日涅夫自己曾经对他的兄弟说过：什么共产主义，不过是骗老百姓玩的。在苏联的官方语言中，只有在压制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们才会提及“帝国主义”的威胁。可回过头，他们又会和“帝国主义”打得火热——恰恰是由于把石油卖给了他们口中的“帝国主义”国家，才维系了苏联长达十年的虚幻的繁荣。
在当时有这样的故事：勃列日涅夫访美时曾经到过一片中产阶级的社区，看到这里都是单门独院，每家门口都停着一两辆小汽车，勃列日涅夫以为这是美国高官的住宅区，当知道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家之后惊讶得目瞪口呆。我们现在听这个故事的第一反应是：当时苏联怎么这么穷？其实从经济总量、工业化程度和军事实力来讲，苏联是很强大的，真正刺激勃列日涅夫的还是苏联官员的生活水平和美国人的差距。
在当时，安德罗伯夫、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这些苏联最高层的领导人，他们的住所都在位于莫斯科库图佐夫大街的一座豪华公寓楼中，每一户的面积差不多有200～300平方米，这就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待遇。当时苏联的工程师、公司集团最高领导人和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最多不过两三倍而已；而同时期美国企业高管拿到的薪酬往往是普通员工的几十甚至上百倍。这样一对比，苏联的精英阶层自然会对西方社会抱有一种向往。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苏共官员无论在利益上还是心理上，都已经倒向了他们口中的帝国主义国家——像雅克夫列夫、切尔诺梅尔金、叶利钦，当然也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这些人在苏联最困难时期一直和西方国家打得火热。很多人脱离组织程序，单独跟美英等国的领导人甚至情报部门秘密协商，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自己的个人权力。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斗得你死我活互不相让的时候，苏联这样的一个大国竟然要求美国的外交部门出面做他们的政治协调者和仲裁者。至此，苏联事实上就已经丧失了一半的主权——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人的精神信仰。
苏联有着和美国不相上下的军事力量，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核武器库，可苏联的高层在面对美国资本主义物质上奢华的生活时，他们纷纷选择了下跪。这才是苏联解体最大的、也是最核心的因素。除此之外，如果非要给苏联解体再找一个理由的话，这里面可能也有西方文化先天不足的问题，我们说的是欧洲的城邦文化。
虽然西方国家始终不愿意把苏联归入欧洲，但从文化传承和地域上来讲，苏联确实是一个欧洲国家。欧洲在政治生态上存在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生产经济都是以城邦为核心的。这个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什么是城邦呢？就是一个或几个最有势力的家族控制了一小片范围，在这一小片范围内关起门来过小国寡民的日子，在面对大事的时候若干个城邦凑在一起，彼此有一些合作，但这种合作与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相比永远都是非常松散的；古希腊、古罗马都是城邦文化下的产物。欧洲由于地势平坦，从乌拉尔山一直向西，推进到英吉利海峡找不到任何明显的地理障碍。这种环境之下，各个邦国之间上千年来互相打得你死我活，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真正把整个欧洲统一起来；说句题外话，俄国能够获得这么大的疆域，是因为它处于一个边缘位置，欧亚的主要势力在这个地区的控制力已经很弱，这就给俄罗斯的武力扩张很大的空间，才有了现在的俄罗斯。
在欧洲的这种城邦文化下，分裂的诉求永远要大于统一，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欧盟就可清楚这一点：虽然有了欧元这个统一货币，但欧洲到现在为止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危机，永远会有某个国家蹦出来拆台、要单过。这种文化氛围在俄国也一直存在，无论彼得大帝还是叶卡捷琳娜，他们在处理内政的时候始终要面对这个问题。到了苏联时代，苏共让全苏联人民有了理想上的向心力，一度空前团结，可是一旦共产主义这个理想变得虚无化，共产党变得利益化，党员变得精英化、贵族化，向心力不存在了，那么原来的城邦文化传统就会重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在苏联被换了一个词叫地方主义。在这种地方主义之下，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一旦有风吹草动，分裂的趋势就会暴露出来。在1986～1991年这段时期，连续的几次冲击，使得这种分裂趋势终于演变成了现实。
今天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例子，就是现在的欧元区。欧元区在遭受债务危机之后，南欧的希腊很快跳出来说要退出欧元区，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也都跟着这么喊。假如我们把1991年之前的苏联看作一个高度紧密的东方版的欧盟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欧洲的这种城邦文化，对苏联解体还是有很深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文化，在1998年、1999年对冲基金做空卢布导致莫斯科出现不稳定趋势的时候，俄联邦的很多共产党同样提出了要独立，只不过那一次由于普京的出现，独立倾向最后被压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