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里海的秘密
里海，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位于欧亚板块的内陆交界处，面积38.64万平方公里。特殊的地质构造赋予了里海丰富的油气资源，这也使得她成为了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由此制造出了多个“国际热点”——车臣、南奥塞梯、阿富汗……
车臣，俄罗斯南部的“应力点”
在“美酒与毒药”中我们曾提到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苏军撤离了阿富汗，导致这里的局势最终彻底失控。在失去了位于中亚的这道防火墙后，来自中东的极端宗教和民族主义力量开始向里海沿岸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进行渗透，除了来自沙特等国的宗教思想外，来自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在当时也渗透到了这一区域，在当时，中亚五国的历史教科书甚至都是来自土耳其。在这种背景下，位于高加索山区腹地的车臣共和国的局势也开始趋于动荡，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这里一度成为了俄罗斯最大的地缘安全问题。
对于俄罗斯来讲，车臣的战略价值可以分为两部分：
车臣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北高加索联邦管区下辖的一个共和国（按照目前俄罗斯的行政建制），位于海拔4493米的大高加索山脉的北麓地带，面积173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26万。这里西接印古什共和国和北奥塞梯共和国，西北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接壤，东连达吉斯坦共和国，南部与格鲁吉亚接壤。由于这里是高加索山区少有的人口密集区，因此控制了车臣，差不多就等于掌握了整个高加索山区的控制权。对于俄罗斯而言，高加索山脉对于其地缘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说，俄罗斯的地形构造其实并不理想——多数国土都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形，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形成有力依托的地理屏障。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说俄罗斯境内的任何一座山脉对其国防安全来讲都是尤为重要的，而高加索山脉就是俄罗斯南部边疆地区唯一的一道可以称为天险的地方。一旦高加索有失，敌方的武装力量由此向北可一直推进到莫斯科。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俄罗斯牢牢控制了高加索山脉，由此南下就可以进入到伊朗高原和安纳托利亚高原。无论是谁，只要控制了这两块高地，则整个中东地区就会处于谁的掌控之下。
从历史上说，车臣文化主要受阿拉伯和土耳其文化的影响。宗教方面，当地人多数属于逊尼派穆斯林。高加索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历来不适合农业生产，这使得车臣人的习俗带有强烈的游牧民族特色，民风异常彪悍，难以被约束。因此在历史上，无论是蒙古帝国还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这里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牢固的统治。
车臣并入俄罗斯的历史并不算长，在17～18世纪，车臣地区成为了波斯、奥斯曼、俄罗斯三大帝国争夺的对象，经过长达200年的战乱，直到19世纪车臣的归属才明确了下来——沙皇俄国打了长达50多年的高加索战争，于1895年最终将这一地区并入沙俄版图，车臣族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历史纠葛由此开始。
车臣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俄罗斯在这里基本不可能采取怀柔政策：高加索山脉是俄罗斯南部唯一可以依托的天然屏障，直接关系西南腹地的安全，所以一旦有人要惦记俄罗斯，必然会对这一地区下手；另一方面，车臣属于新收之地，加之民风彪悍，伊斯兰文化与东正教本身就有极大差异，所以一旦俄国面临动荡，这里几乎肯定会出问题。在战乱多发的时代，对俄罗斯来说，除了强力压制外，也没有更现实的手段。
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最终战败，这导致俄罗斯西南方向面临严重的威胁。偏偏在这个时候车臣地区再次出现了动荡局面，车臣人组织了多次暴动。为此，之前在克里米亚作战的俄军回撤到高加索，对车臣族人进行了极其严酷的镇压。[11]
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一度占领了高加索地区，在被占领期间，部分车臣部族和德国人合作，成立了“高加索兄弟特别党”。1944年2月，车臣重新被苏军收复，因为当时苏德战争还没有结束，所以苏联高层认为把车臣人继续留在这个战略重地存在隐患。为了保险起见，同时也是缘于俄罗斯有仇必报的民族特性，斯大林下令把所有的车臣人强行从原来的居住地迁移到了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居住，而当地的聚居地也受到了监视。曾有人估计，这次事实上的流放导致车臣族损失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12]。一直到1957年，急于获得各方支持的赫鲁晓夫宣布为车臣族平反，容许他们重新返回车臣故地居住，作为补偿，除了给予车臣族人更多的优待之外，还把捷列克河以北的非车臣人聚居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但是这些举措并没有弥合民族间的裂痕，反而为后来的车臣动乱埋下了伏笔。
除了地缘安全之外，车臣还和里海的油气资源息息相关。
里海与现今的咸海、地中海、黑海、亚速海内海，原来都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随着海洋逐渐退去、陆地上升，在11000年前里海最终形成了现在的轮廓（此前里海与黑海是相连的）——里海盆地。里海盆地是世界上最大的洼地，许多地区低于海平面，最低处海拔-28米，面积517969.3平方公里，其中里海水域占了371772.5平方公里。由于气候干旱，这片盆地基本属于荒漠半荒漠环境。而就是这片不毛之地，却是除波斯湾之外地球上少有的石油产区。
在中东石油被发现前，里海沿岸的巴库曾是世界石油产业的支柱。1898～1901年，巴库石油年产量曾占到世界产量的一半——1157万吨。此后，才在里海盆地接二连三地发现了新的油层。
按照石油地质学家的预计，现今伊朗、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土库曼和俄罗斯这些里海沿岸国家的石油储量是130亿桶，相当于整个欧洲北海油田的规模，接近委内瑞拉石油储量的三分之一。由于该地区许多地方还没有进行先进的三维法勘探，所以实际储量远远不止这些，精准估计最终的石油产量将达到2000亿桶，占世界总储量的近15%。以现在的币值进行估算，这些石油的总价值将超过4万亿美元。再形象一点说，以石油消费量最大的美国现有的消耗速度来算，里海的石油可供它连续使用30年。除了石油之外，这个地区的天然气储量更为丰富，潜在的储量可能占到全球天然气的50%。
目前，以石油储量的排名来看，第一是在西西伯利亚（第三巴库），第二是波斯湾，第三就是里海盆地。而由于里海沿岸地区工业发展普遍比较滞后，自身的油气消耗量非常有限，因此每年开采量中的90%以上用于出口。而车臣，恰恰位于里海油气外送的咽喉之处。
在苏联时代，原油从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巴库油田开采出来，通过管道经车臣被输送到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再在这里装船经黑海运往西欧，用以换取外汇。在这条石油通道上，车臣共和国是必经之路。不止如此，车臣首府格罗兹尼本身也蕴藏着可观的油气资源，那里的炼油厂还担负着里海石油的加工任务。
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等里海沿岸国家纷纷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巴库—格罗兹尼—新罗西斯克的油气管道使得俄罗斯有了继续对里海沿岸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施加影响力的可能：因为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些新兴独立的国家普遍没有很强的工业基础，能源出口必然是它们最主要的对外贸易资源，而利用苏联遗留下来的现成的管线向西欧出口油气资源，则是最简单易行的途径。如此一来，这些国家就必须和俄罗斯保持比较默契的关系，对俄罗斯而言，这就等于在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为其增加了一份发言权。
另一方面，里海的石油向西输送，最大用户是西欧国家。如果里海石油继续从俄罗斯过境输送的话，那俄罗斯在和欧洲博弈中便会又多了一张牌。
乱象显现
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里所指的外因，主要就是美国。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对于美国来讲有两重属性：冷战时期，苏联是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唯一对手；而另外一方面，这个对手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且拥有大量的资源，这两点战略价值又决定其自身也是美国觊觎的猎物。换而言之，美俄之间的对抗不会因为苏联解体就简简单单的结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苏共上层逐渐腐朽，苏联的国势开始走下坡路。从这时候开始，美国眼中的苏联更多的已经不再是对手，而是猎物。而苏联的油气资源则是美国最看重的“战利品”之一，也是最适合打击俄罗斯的“软肋”。
正如前面章节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高油价的刺激下，前苏联政府对其油气资源采取了一种急功近利的开采方式，最初的浅层油气田很快被开采的差不多了，剩余的部分虽说储量非常庞大，但要想继续开采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技术设备。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石油产量已经接近了极限，再无多少增幅潜力可挖——这就如同在战争中，一支军队已经再无预备队可以派遣。于是在1985年，美国怂恿沙特通过大幅增产打压油价，国际油价最终暴跌了70%，苏联的外汇收入由此大幅萎缩，进而威胁到了整个国家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必须迅速恢复石油产量，因为在单价下跌的情况下，只有增产才能保证获得足够的外汇用于进口粮食。
由于此时浅层油气资源大多已被开采，要想进一步增产只能开采埋藏更深的油层，这就需要为油田大量配置高压注水泵。[13]所需要的这些高性能水泵，苏联自身并没有制造能力。当时美国中情局曾做过这样一个统计，满足一个油田的需求，如果用美国制造的注水泵只需要1000台，而要达到同样的效果，用苏联国产水泵要超过11000台，从维护、运输、耗电等方面考虑，使用国产设备事实上是不具备可操作性的。于是，美国政府预先就下达禁令，严禁本国和盟国企业向苏联出口此类高压注水泵。这一禁令，对当时的苏联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最终，在1990年前后苏联的命运基本已经无可挽回，在宣告最终灭亡前，美国资本就已经开始进入苏联，收割自己的“战利品”了。
首个进入美国资本视线的目标，就是位于里海沿岸、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田吉兹油田。这个油田在1979年前后就被勘探出来，探明储量达到250亿桶，是阿拉斯加普拉德霍湾油田的两倍多。在此之前，苏联政府在这片区域的勘探和基础建设上已经投入了10多亿美元，直到苏联解体前夕，这块油田都尚未被大规模开采。美国资本完全就是冲着“摘桃子”去的。
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周，莫斯科对美国的利益出让已经大张旗鼓地展开。苏联官员与美国加州的标准石油公司开始进行关于合资经营田吉兹油田的谈判，而当时的加州石油公司刚刚吞并了海湾石油，组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雪佛龙公司。
唯一的意外是戈尔巴乔夫政治生涯很快就结束了。“八一九事件”之后，戈尔巴乔夫迅速解决掉了苏共内部的反对派，但叶利钦却成了“螳螂”身后的那只“黄雀”。1991年冬天，在叶利钦的政治攻势下戈尔巴乔夫宣布下台，次日（12月25日）苏联宣告灭亡。由于这场政治风波，之前苏联政府与美国达成的临时协议也就不了了之，但对美国人来讲这并不算什么，此时这片土地上最不缺的就是急于出手国家利益的“政治家”。
美国人新的合作对象是苏联时代的政府高官、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经过几轮讨价还价，美国和哈萨克斯坦于1993年达成了一份在我们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协议：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田吉兹油田及科罗廖夫油田，由美国和哈萨克斯坦合资经营，控股比例则是：美国雪佛龙公司占有50%的股权，埃克森美孚公司占有25%的股权，哈萨克国家石油公司则只占25%的股权。由于雪佛龙公司和埃克森美孚公司都属于洛克菲勒旗下，这就意味着洛克菲勒集团取得了里海沿岸最大石油产区的绝对控制权。
在此之后，美国资本集团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了整个里海盆地的油气资源。而要主导这一地区的油气资源，仅仅控制产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控制输送通道。
回顾一下苏联时期，里海沿岸的石油在开采之后有三条外送通道：第一条起自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经俄罗斯的车臣共和国抵达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第二条起自巴库经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抵达格境内的黑海港口苏普萨；第三条起自哈萨克斯坦西部经俄罗斯抵达黑海沿岸。
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外国资本的介入，旧有的管线格局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围绕里海油气资源的新管线方案随即出炉：一是由哈萨克斯坦的田吉兹油田到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借助苏联时代的前期建设，这条管线很快就得到了落实。
第二套方案，由哈萨克斯坦输送至伊朗。这条管道在各种方案当中距离最短，而且在石油和天然气输送到伊朗后，伊朗境内有现成的管道和配套设施，因此不需要二次投入，伊朗对这一方案相当积极，但美国却一直在千方百计阻挠，其显然不能容许伊朗掌握里海石油资源的大动脉。
美国人真正看中的是“巴—第—杰方案”，即由阿塞拜疆的巴库起始（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则由阿克套港出发经里海运往巴库），经过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然后抵达土耳其港口城市杰伊汗，石油及天然气将在这里装船，直接进入地中海。
从美国人的角度考虑，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土耳其，都和美国保持着同盟关系，如果“巴—第—杰”方案成为里海石油输出的主要途径，那将意味着整个里海石油资源全部掌握在美国资本手中。美国借此又可以进一步控制中亚地区的政治形势，还可以影响西欧和东亚国家的石油进口。[14]
为了尽快达到在里海的石油战略目标，美国开始对车臣的分裂势力予以援助——一旦车臣陷入混乱，原本经过这里的传统输油管道必将瘫痪，如此一来，就可以促成里海沿岸国家接受“巴—第—杰”石油管线方案。
除此以外，美国在车臣制造混乱，更大的目标则是希望借此使得整个俄罗斯彻底巴尔干化。[15]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分裂并且区域混乱，那么从地缘上讲也就意味着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碎片化，如此一来，东亚与西欧之间再想建立起稳固的陆路交通线将变得异常困难。而借助强大的海军力量，全球海上交通线基本都掌握在美国手里，这种局面之下，美国的全球霸权将会变得难以撼动。
出于这两个目的，在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就已经开始向俄罗斯的车臣分裂势力提供资金、情报、培训，以及舆论上的全方位支持。
除美国之外，沙特阿拉伯对于车臣问题也是如此。由于同为主要石油出口国的关系，沙特始终把苏联和俄罗斯当作竞争对手，最初在阿富汗战争中支持反苏武装，其重要目的就在于破坏苏联在高加索、里海地区的石油生产。车臣非法武装的资金很大一部分便来自沙特阿拉伯；车臣战争中，非法武装的成员除了车臣本地的叛军外，还有大量从中东涌入的“圣战者”，这些人同样是由沙特在提供资金支持。
此外，大量来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雇佣兵在金钱的驱使下也秘密潜入车臣。这些雇佣兵多来自原苏联红军，普遍具备很高的军事素养，且心狠手辣，在战争当中给俄军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亡。在反映车臣战争的俄罗斯电影《炼狱》中，射杀多名俄军的立陶宛女狙击手，就是对这段历史的真实还原。
除了在车臣战场上的对抗之外，大量所谓的“NGO（非政府组织）”在车臣问题上也异常活跃，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布热津斯基[16]牵头组建的“车臣和平委员会”，该组织曾为俄罗斯通缉的非法武装头目阿克马多夫提供了庇护。不仅如此，大批非法武装分子在逃离车臣之后，也都得到了这些组织庇护。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当初在美国得到庇护的车臣恐怖分子，于2013年4月15日在波士顿的马拉松比赛上制造了“9·11”之后美国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恐怖分子在比赛终点处引爆了炸弹，共计造成3人死亡，180多人受伤。
第一次车臣战争
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于1994年。这场战争历时一年时间，最终以车臣维持事实独立而告终。说白了，刚刚取得独立的俄罗斯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了。在前面的文字中我们提到了车臣战争的外因——有大量的国外势力插手其中。但是客观而言，俄罗斯在车臣的战败，根本原因依旧是出在自身上。
不客气地讲，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高层完全处于一种思维混乱的状态：在西方国家动用大笔资金、人力支持车臣分裂势力的时候，俄罗斯在联合国的外交人员却正忙着同西方国家一道，在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上谴责中国——而从地缘战略角度来说，中国正是俄罗斯最该合作的国家。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并非偶然，当时俄罗斯在各类外交场合常常是无原则地一边倒站在西方国家一边。
当时，俄罗斯上层对于西方国家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这导致俄国做出了一系列“自废武功”的举动。西方七国曾经承诺过，在苏联解体之后会对俄罗斯进行经济援助，而最后俄罗斯拿到的所谓“援助”不过200亿美元，连七国集团承诺数字的三分之一都没达到。可即便是这点钱，俄罗斯实际上也没有自行支配权：无法用它来购买食品、药品或是解决冬季取暖问题；按照协定，这笔钱只能在西方国家的监控之下用于军工企业的转产和核武器的拆解，也就是说这笔援助的唯一价值在于——在自废武功时俄罗斯不用自掏腰包。
车臣问题同样是这种混乱的产物。在苏联解体之前，苏共高层的“民主派”就已经给车臣地区埋下了大量隐患。由于车臣关系到里海沿岸地区的能源安全和西南地缘安全，无论是沙俄时代还是苏联时代，牢牢抓住车臣都是俄罗斯的基本国家战略。可在苏联解体前夕，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不惜对分离势力予以支持。1990年8月，刚刚当选俄联邦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来到俄联邦下属的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视察，期间叶利钦公开声称：鞑靼斯坦应该“尽可能地争取独立”，“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叶利钦之所以如此说，除了为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外，也是为了借助地方分裂势力之手破坏戈尔巴乔夫为缔结新的联盟条约所做出的努力。
最初车臣的分裂势力还处于小打小闹的状态，如果当时苏联的强力机关能够及时介入的话，局势尚不至于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可当时以克格勃为代表的苏联强力机关却一直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无论是戈尔巴乔夫所属的传统文官集团，还是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对于克格勃都报以了刻意打压的态度。[17]就是这个缘故，造成了强力机关面对车臣分裂势力时出现了“猫怕老鼠”的问题——他们担心一旦动手了，高层官员和“街头政治家”就会给自己安上一个破坏民主的罪名。结果，在车臣分离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克格勃、内务部等部门纷纷选择了睁一眼闭一眼的做法。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为了迅速稳固自己的地位，让这种对分裂倾向进行妥协的政策继续延续了下去。叶利钦嘴上一直说“要维护俄对车臣的主权和原则”，可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一退再退：车臣非法武装的头目杜达耶夫自封为车臣总统[18]，俄联邦政府不声不响地承认了；最初车臣银行的账户是被冻结的，可没过多长时间联邦政府却又下令解除了冻结，这就导致非法武装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境外获得资金；紧接着，车臣共和国又获得了向自己公民发放护照的权力。
不仅如此，1992年5月25日杜达耶夫与俄联邦代表斯特罗戈夫中将签署了《关于撤军车臣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财产分配条约》，之后俄联邦军队开始撤出车臣，车臣由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时任俄国防部长的格拉乔夫在5月28日向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下达命令：准许从173号军区军火库库存中转交给车臣共和国以下作战技术、武器、财产和物质材料备件，其数量为：作战技术和武器——50%；弹药——2个战斗基数；工程炸药——1%～2%；汽车技术和特殊技术设备、财产和物质材料备件在当地按剩余的价值计算。但事实上由于当时俄军管理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致使95%的装备都留在了车臣。这其中包括大约130辆坦克，其中包括一批当时刚刚研发出来的T-80坦克，265架作战飞机，甚至还有数套“蜘蛛”弹道导弹发生系统，射程500公里，以及一个苏联遗留的化学武器仓库。凭借这些武器装备，车臣武装最终扩充到了2万人。
苏联高层的这种肆意妄为最终导致车臣地区的混乱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原本车臣族就有大量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民风彪悍，崇拜强者，不事生产，崇尚血亲复仇，在社会生活中首先强调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国家认同感相对不足。在彻底“放手不管”后，车臣地区的经济运行很快就陷入停滞，到1991年车臣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30%，同期苏联其他地区还仅是个位数，而车臣族的人口出生率还非常高，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底层民众的贫困化——这正是极端主义滋生的最佳温床。
在1992年车臣事实独立之后，其社会形态一下子倒退了数百年：原有的法律体系完全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教法，宗教和民族冲突导致大量非车臣族居民只能选择逃离家园。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使得这里派系林立，在比北京市面积稍大的车臣区域内，很可能一不留神走到别人的地盘就惹来杀身之祸。由于经济崩溃，违法犯罪活动竟然成了这里主要的经济来源：伪造汇款单、以半官方性质造假币、盗窃石油产品、抢劫过往列车以及劫持人质，勒索赎金，这些竟是车臣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一些地区甚至还存在奴隶贸易。
从1992年开始的三年里，车臣始终没有安宁过，当地的犯罪活动和派系间的武装冲突不断波及周边的共和国，俄联邦政府只能利用当地的派系矛盾，通过支持当地亲联邦政府的派别来制衡杜达耶夫。在这个“榜样”的带动下，其他地区的分离倾向也开始加剧，人们开始担心，如此发展下去高加索地区会变成第二个“阿富汗”。1994年11月25日，车臣武装与当地的俄联邦政府的武装派别在格罗兹尼爆发激战，造成500多人伤亡，车臣还俘虏了20多名俄军士兵，这使得车臣同俄联邦政府的对抗完全公开化。至此，车臣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叶利钦宣称，要在车臣恢复“法律和秩序”。
然而直到出兵前的最后一刻，俄罗斯高层的混乱依然在持续着。1994年11月29日，叶利钦总统发布命令，要求车臣各个派系在48小时内停火，否则中央政府将“采取断然措施”。但期限过后，莫斯科却没有任何动作，这种拖泥带水的行事风格反倒助长了杜达耶夫的士气。而俄军上层，11名将军正在忙着联名致函国家杜马，要求讨论出兵车臣的“合法性问题”——在战斗开始前，他们连决心问题都没能解决好。
俄罗斯高层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苏联时代的强大国力让他们在思维中维持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他们看来，以杜达耶夫为首的武装分子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最初的计划是在一周之内平定车臣。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更是自信地说：“只需一个空降营，几天就能把格鲁兹尼拿下来。”在当时，没有谁意识到，此时的俄军和苏联红军早已不是一个概念。
在苏联解体之后，国际油价依然维持在低位，加上大规模私有化税收严重不足，导致俄国家财政异常困难。俄军因此一直经费不足，这使得部队装备老化、缺乏保养，士兵训练方面严重不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连团一级的军事演习都没有搞过；对比苏联时代，军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为了保证兵员数量俄军不得不招收大量“问题青年”入伍；苏联时代的政委被取消后，部队思想出现混乱，新兵在入伍之后遭受老兵的虐待成了家常便饭，由此导致的致伤致死案件时常见诸报端；军官阶层贪污腐败成风，倒卖军需物资的事情时有发生，只要出得起价钱，甚至连现役的装甲车都可以卖给你，基层部队甚至出现由于伙食经费被克扣导致士兵营养不良的事件，更有甚者，一些军官把手下的士兵当免费劳动力，“出租”给商人……一句话，当时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处于整个俄国历史上的最低谷。
1994年12月11日，俄军兵分三路，冒冒失失地开进了车臣山区。参与作战的部队分别属于俄军、内务部以及边防军，在行动开始前各个部门几乎没有进行过协同演练，60%的参战部队是在开进途中才临时组编的，计划中的装甲车辆五分之一在攻击发起前没有到位，后勤保障也严重不足；负责联合作战集团指挥的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尚未完全转入战时工作体制，没有预先拟制作战方案，即便后来使用的战役计划也是在小范围内临时制定的。
而俄军所面对的车臣武装，也绝非什么乌合之众。车臣武装分子的骨干多是苏联红军时期的老兵，不少人参与过阿富汗战争，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雇佣兵更是红军时期的“老油条”。以单兵军事素养而言，那些缺乏训练的俄军士兵在这些人面前只能算“菜鸟”而已。如果真论继承红军的遗产，反倒可能是车臣方面继承得更多。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俄联邦政府却一直纠结于“政治正确”的问题：为了维护自己在西方媒体面前的“国际形象”，政府向前线部队下令，不许对车臣境内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进行攻击，而理由竟然是担心被“国际社会”批评压制“舆论自由”，结果在战争期间车臣武装利用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告车臣人民书”，动员当地民众打“圣战”，所以车臣当地人几乎人手一枪，甚至直接以广播形式向武装分子发布作战指令，而前线部队对此只能干瞪眼。
这场如闹剧一般的车臣战争一直持续到1996年底，期间有上千俄军官兵以及2万平民在战争中丧生[19]，俄罗斯国内对于这场战争批评不断，一度导致莫斯科出现政治危机。唯一为俄罗斯保住一点颜面的是，俄空军炸死了杜达耶夫[20]，但车臣并未因此安定下来，由于针对进驻俄军的恐怖袭击事件层出不穷，莫斯科不得不向杜达耶夫的继任者扬达尔比耶夫抛出橄榄枝，在1996年5月27日，扬达尔比耶夫在莫斯科同叶利钦以及时任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举行了和谈，并签署了和平协议，之后不久俄军开始再度撤离车臣，一切与1994年开战前没有任何区别。
第二次车臣战争
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于1999年，对俄罗斯而言，这场战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物——由此为起点，俄罗斯开始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沦为了这颗星球上的“三等公民”。这不止反映在经济上的百业凋敝，原本军事力量与浓厚的尚武传统曾是苏联最让人畏惧的地方，然而第一次车臣战争却使得这个国家沦为了别人的笑柄。1996年俄军完全撤离车臣后，局势仅仅是暂时得以缓和。叶利钦政府此前不断妥协的态度并没有换来“任何和平”，相反却大大刺激了各方的胃口：车臣分裂武装所要的不单是车臣共和国的事实独立，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把邻近车臣的达吉斯坦共和国一道从俄罗斯分裂出来，最终在高加索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而对美国来说，第一次车臣战争使其赢得了里海石油争夺战的第一回合，但是仍然需要保持车臣的混乱状态，以巩固自己的战果。更何况，促使俄罗斯巴尔干化始终是美国的主要目标，如果能再一次通过车臣冲突让世人看到莫斯科的虚弱，那么势必会强化其他共和国的离心倾向，从而加剧俄罗斯的内耗。此外，当时美国正在力推将乌克兰、格鲁吉亚等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这些国家普遍的态度都是既跃跃欲试，又对俄罗斯有所忌惮。如果车臣最终能顺利取得完全独立，无疑等于给这些国家吃下一粒“定心丸”。
最终，这颗不定时炸弹在1998年炸响了。1998年的5月，“量子”、“老虎”等国际对冲基金开始一起发力做空卢布，最终酿成里了“8·17卢布危机”。一夜之间卢布的汇率从官方规定的6.2：1到9.5：1这个浮动价直接下跌到20.825：1。克里姆林宫从1994年开始所做的所有反膨胀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因为当时币值不稳，进口税提高，导致俄罗斯再次出现日用品短缺，市场物价开始暴涨。很快政府也遭遇了财政危机，连总参谋部的高级军官都无法按时领到工资。
如西方国家所预计的那样，在莫斯科再次遭遇危机之后，好几个共和国提出了独立的要求。而车臣也如历史的常态那样，再一次活跃起来——这就是“趁你病，要你命”。
1999年8月7日，车臣非法武装头目巴萨耶夫和哈塔卜，带着一支400人的武装从车臣境内出发，攻占了达吉斯坦共和国。历史在这里似乎是刻意安排了这样一个巧合：在车臣武装对达吉斯坦发动进攻的两天之后，俄罗斯政府迎来了一位新总理——普京。
在那段时期，俄罗斯总理可能是这个国家最难做的一份工作。在普京之前，因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一败再败，几年之内已经换了六任共五名总理。其中1998年“8·17危机”开始，一年之内就换了三任，最短的是切尔诺梅尔金，只当了20天；最长的普利马科夫做了8个月。当时俄国的老百姓对政府已经毫无信任，加之此前普京行事低调，媒体关注度不高，所以最初人们并不怎么看好这个时年不过47岁的前克格勃官员。
准确地说，当时普京还只是获得总理提名，实际上杜马正式通过提名是在8月16日。应普京的要求，叶利钦赋予他指挥行动和协调各强力部门的全权。在获得总统授权后，普京便马上开始着手扭转强力部门的工作状态。他几乎每天都会把军方、情报及内务部等部门的官员召集起来，通过协调各部门工作，将所有的资源重新整合起来。在理顺关系的同时，普京向新闻界宣布——成立恢复达吉斯坦正常秩序军事司令部。
8月11日，俄军与车臣武装开始发生交火，在新总理的协调之下，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再次稳定高效地运转起来，至24日，达吉斯坦境内非法武装基本被肃清。俄军在稍做修整后，于9月30日正式进入车臣境内开始对武装分子进行彻底清剿，第二次车臣战争由此开始。
巴萨耶夫武装在遭受俄军沉重打击之后，向俄腹地派出大批恐怖分子，他们把数百吨炸药混在白糖里运进城市。8月31日、9月4日、9月9日、9月13日、9月16日车臣恐怖分子连续在莫斯科、布伊纳克斯克和伏尔加顿斯克等城市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其中9月4日在布伊纳克斯克的炸弹袭击导致数十人丧生，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孩子；9月13日凌晨5时许，位于莫斯科市中心卡什尔大街的一座八层居民楼被炸得彻底夷为平地，楼内还在熟睡的数百人被埋在瓦砾之下；9月16日，伏尔加顿斯克一幢九层居民楼被炸，死伤100多人。这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最初导致超过300人死亡。于此同时，恐怖分子还在民间散布谣言，不断向安全机构拨打电话，声称某栋建筑发现了爆炸物，仅9月16日一天，莫斯科就接到了1000多个发现可疑爆炸物的报警电话，这种心理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恐慌情绪。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一如既往地大肆批判俄罗斯“侵犯人权”、“侵犯媒体自由”、“迫害少数民族”，希望能像上一次车臣战争中那样，通过舆论束缚住俄罗斯的手脚。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普京一反之前俄国官员沽名钓誉、爱惜羽毛、对西方媒体畏首畏尾的荒唐作风。在战争期间普京留下了一句名言：“在机场抓到恐怖分子就在机场击毙，在厕所抓到就溺死在马桶里！”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不同任何非法武装分子进行任何谈判成为了俄国政府的铁则，这使车臣问题做到“以战而始、以战而终”，最大限度地根除掉分裂隐患——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比和平更美好的东西，但绝对有比战争更糟糕的东西。
在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前夕，俄罗斯事实上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而车臣很可能就是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块，一旦它倒下，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就有可能加入北约、俄罗斯国内将迎来又一次独立风潮，更可怕的是，在民族尊严一次次遭受践踏的情况下，老百姓将彻底放弃对国家的支持。此时人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位慈祥、和蔼、儒雅的圣父或是圣母，这并不能为俄罗斯民族找回尊严和安全感，只有意志坚定、行事果断且富有责任心的硬汉，才能支撑住危机中的俄罗斯。而普京恰恰就是俄罗斯所需要的领袖人物。
在一次记者会上，面对西方记者明显带有倾向性的提问，普京当场回敬以粗口[21]。这一出人意料、明显“有违外交礼仪”的举动在西方媒体引起了轩然大波，欧洲联盟执行机构发言人法尔称普京的言论“完全不妥当”、“令人遗憾”。然而这一举动在俄罗斯国内却得到了民众广泛的支持——严格来说，国与国之间在战略层面并不存在“误解”，对方对你的敌视并非因为你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而只是因为你是“你”，面对这种局面，强有力地回击才是明智的，至于形式则是细节问题。此外对老百姓而言，一个看起来有情感的硬汉往往比喜怒不形于色的扑克牌脸政治家更容易得到信任。
车臣的战事一直持续到2000年2月初，俄军付出了伤亡1000多人的代价。由此换来的是车臣境内的叛军基本被肃清，除少数山区之外，车臣全境完全被俄军控制，俄军的军事行动也有大规模进攻转为针对车臣残存恐怖分子小规模、长时间的清剿行动。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为普京赢得了极高的威信。
叶利钦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了他这辈子可能最正确的选择：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突然宣布提前辞职，在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他留给普京的话是“好好照顾俄罗斯”——按照俄联邦宪法的有关条款，作为总理的普京在同一天自动就任为俄联邦总统。
普京在就任总统后的第二天，就亲自驾驶战斗机飞抵车臣，在空中对整个战场进行了巡视，这个举动大大鼓舞了俄军和老百姓的士气，也重新唤醒了俄罗斯人的尚武精神。
除了普京个人的意志和能力之外，俄罗斯能够打赢第二次车臣战争还有一系列客观因素：1996年俄军撤离之后，包括车臣族在内的车臣当地居民并没有因为独立获得任何好处，相反，苏联时期早已习以为常的各种福利、补贴统统都没有了，反倒使人们的生活陷于贫困；基层社会实现伊斯兰教法之后，几乎所有的娱乐活动都没有了，人们的生活一下子退回到中世纪的状态；不同派系之间的武装冲突和大氏族的作威作福让人们的生活失去了基本的安全感——多数人都具备这样一个特点：很多东西在他习以为常的时候，并不会觉得有多珍贵，只有失去了，人们才会意识到它的价值。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车臣非法武装的群众基础已经大不如前。在这种情况下，俄军在地面作战中大量使用车臣当地的志愿者，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东方营”和“西方营”，由于熟悉地情民情，他们成为了地面战的主力。
除此之外，西方阵营内部在这个时候情况也完全不一样了。在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时，西欧国家一边倒地站在美国一边向俄罗斯施压。第二次车臣战争的时候，西欧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此时欧元已经诞生了，为了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使出各种手段极力打压欧元，德、法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
欧元区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最大的软肋在于在本区位内没有充足的资源，特别是能源，而作为西欧主要石油进口来源的中东地区，在1991年海湾战争以后已经牢牢地被美国所控制，这就等于欧元被美国捏住了命门。
此时西欧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如果里海地区的石油再被美国完全掌握，欧元在面对美元时将会更加被动。相对于美国之外，在能源问题上和俄罗斯合作对西欧国家而言更为有利。
出于这个目的，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在车臣问题上并没有对俄罗斯施加过多的政治压力，相反倒给予俄罗斯很大的帮助：由于“二战”期间车臣族上层曾和德国合作所形成的历史渊源，德国在车臣有着一套完整的情报网。为了帮助俄罗斯肃清车臣地区的非法武装，2000年的时候，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汉尼格曾秘密亲赴车臣的格罗兹尼和古杰尔梅斯，现场对俄方进行点拨。后来这件事被曝光之后，美、英两国指责德国人是普京的帮凶。结果没过几天，“9·11事件”就发生了，施罗德正好堵住了美、英的嘴巴。
2000年以后，车臣终于趋于稳定，俄联邦政府一方面对残存的武装分子进行清剿，另一方面对当地民生建设给予了大笔投入。一软一硬之下，俄罗斯对车臣的控制开始稳固。
目前车臣在政治上处于一种高度自治的形态——有点类似于中国唐代节度使的制度，其对俄罗斯的忠诚度，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普京的个人权威基础之上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也是最现实的方案。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再次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同年10月7日，车臣共和国总统卡德罗夫率领10万车臣居民，在首府格鲁兹尼举行了爱国游行，庆祝普京62岁的生日，以此做出政治表态——在俄罗斯困难的时候，车臣依然会保持对俄罗斯的忠诚。
对俄罗斯来讲，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稳定整个高加索地区，更重要的是让俄罗斯人重拾民族自信，同时也为普京后来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俄格“五日战争”
2008年8月8日爆发的俄格战争，某种程度上说同里海石油争夺同样存在莫大的关系。由于这场战争前后只持续了5天，所以通常又被称为“五日战争”。
格鲁吉亚是一个最初并不存在的国家，18世纪之前，在外高加索地区分布着大批东正教小国，这里正好处于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两大帝国的势力交界处，为了争夺这里的控制权，两个帝国在这里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拉锯战，夹在中间的这些东正教小国，则只能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向这两个穆斯林帝国称臣纳贡。到18世纪后期，同样信奉东正教的沙皇俄国开始把势力扩张到了高加索地区，于是外高加索地区的这些小国纷纷倒向俄国。从公元19世纪开始，沙俄前后用了50年时间，先后击败了波斯和奥斯曼帝国。外高加索地区的小国先后并入了沙俄，共同组成了新的行省——格鲁吉亚，这就是今天格鲁吉亚版图的雏形。
十月革命后，由于沙俄政权被推翻，格鲁吉亚曾一度独立，之后被外国干涉军占领，1922年格鲁吉亚重新被红军收复，1936年正式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此时的格鲁吉亚，包括沙俄时代并入的外高加索小国以及苏联时代通过行政指令划拨过去的部分国土。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在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存在很多自治地区，这其中就包括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阿扎尔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口治州。由于历史积怨（在被外国干涉军占领期间，奥塞梯人曾遭到格鲁吉亚人的屠杀），早在苏联时期，这些自治政治体和格鲁吉亚共和国政府就一直不合。
1989年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局势已经变得难以控制，格鲁吉亚内部开始不断爆发武装冲突。1990年，格鲁吉亚的正式宣告独立只是时间问题[22]，为了最大限度地挽救联盟，苏联最高苏维埃在这一年宣布承认阿布哈兹由自治共和国升级为加盟共和国，不再受格鲁吉亚管控，南奥塞梯口治州因此也看到摆脱格鲁吉亚的希望，公开提出要求，和北奥塞梯合并回归俄罗斯。
1991年格鲁吉亚宣告独立后不久即陷入内战，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借机宣布要脱离格鲁吉亚，由于在苏联解体前夕得到了驻地苏军的援助，当地民兵武装在面对前来镇压的格鲁吉亚政府军时竟然占了上风，格政府军被打得节节败退。然而当时叶利钦正忙于稳固自己的位置，同时也不敢过分刺激西方国家——美国此时早已瞄上了格鲁吉亚，因此俄罗斯并没有支持上述两个地区脱离格鲁吉亚的诉求。与此同时，驻扎在首都第比利斯的格军在1991年冬季发动了哗变，靠街头政治起家，奉行极端反苏、反俄政策的格第一任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曾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谢瓦尔德纳泽在上台之后，继续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离运动进行武力镇压。
在1993年，事态终于有了转机。之前在政变中逃出第比利斯的前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带领残部逃到了当时已经完全失控的俄罗斯车臣，在车臣重新集结力量之后，于1993年率众打了回来。这一次谢瓦尔德纳泽开始招架不住了，此时只能选择向俄罗斯求援，于是第比利斯和莫斯科直接有了合作的可能。谢瓦尔德纳泽同叶利钦很快达成了协议，俄军向格鲁吉亚移交了大批武器弹药，同时在俄罗斯的推动下，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宣布停火，这样一来，腾出手脚的谢瓦尔德纳泽终于击溃了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反扑。作为回报，格鲁吉亚在1993年加入了以俄罗斯为主导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俄军维护部队进驻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俄国军队可以继续使用苏联时代苏军在格鲁吉亚的军事基地并在当地设立高加索司令部。
然而俄格之间的矛盾仅仅是得到了缓和，远谈不上消失：格鲁吉亚独立之后，很快就成了美国里海石油战略的重要一环，这也就是前文中多次提到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汗）”石油管线，通过这条管线，美国有望彻底踢开俄罗斯和伊朗，独自控制里海石油。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正是这一管线最重要的中转站。换句话说，对俄罗斯而言，独立后的格鲁吉亚直接危及到了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力。
此外，格鲁吉亚对于俄车臣地区的稳定同样是一个隐患。车臣战争期间，大批宗教极端分子和武器弹药通过格鲁吉亚流入车臣，二次车臣战争时期，被击溃的武装人员为了逃避俄军的打击，也大批逃入格鲁吉亚境内，而格鲁吉亚政府对此始终是抱以默许的态度。
2003年，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在加入北约的问题上态度比较暧昧的谢瓦尔德纳泽被迫下台，取而代之的是靠街头政治运动上台的萨卡什维利。后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得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等境外组织的资助。在颜色革命期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给谢瓦尔德纳泽打电话施压，迫使其“和平交权”[23]。萨卡什维利上台之后，格鲁吉亚开始奉行彻底的对美一边倒政策，国家政策的决定权与其说是在第比利斯，不如说是在华盛顿和纽约。格鲁吉亚开始筹备加入北约，一旦最终实现，那么美国的军事力量将可以直接部署在外高加索地区。如此一来，不但未来俄罗斯南下的陆上通道将被彻底封死，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地区形势也将迅速恶化，之前在1999～2000年第二次车臣战争中获得的成果，极可能因此得而复失。
终于，在2008年，这个火药桶最终被点着了。
2004年萨卡什维利上台后，俄格关系开始趋于恶化，同时格鲁吉亚内部的和解局面也就此被打破——俄罗斯此前反对几个自治共和国分离运动的态度开始出现了转变。2008年4月，格鲁吉亚公开宣布将加入北约。很快，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分离运动也跟着愈演愈烈。2008年8月1日，格鲁吉亚政府军首先对南奥塞梯发起进攻，俄58集团军迅速在俄格边界展开军事演习，以此来对格鲁吉亚继续威慑。在几天之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达成了协议，演习的俄军开始撤回驻地。8月7日19时，萨卡什维利在格鲁吉亚国家电视台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单方面在南奥塞梯冲突区内停火，并且声称“不会使用武力解决冲突”，“最终将实现全面停火”，许诺“给予南奥塞梯最广泛的自治”，“并希望俄罗斯成为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冲突的调停人”。可在3个小时之后，格鲁吉亚军队突然开始用火箭炮等重型武器，向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发起猛攻。此时，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正在北京观看奥运开幕式。
萨卡什维利的举动最终促使俄罗斯下了决心，普京在参加完北京奥运开幕式之后，于8月9日动身回国，在紧邻格鲁吉亚的北奥塞梯进行视察——此前俄军已于8日开进格鲁吉亚境内。在8月9日，南奥塞梯解围，俄军飞机开始对进攻阿布哈兹的格政府军进行轰炸。萨卡什维利一面宣布全国戒严，一面提出要和俄方进行停战谈判，而这个要求当即遭到了普京的拒绝。在后面的几天里，格军在战场上全面崩溃，除了陆地和领空，俄黑海舰队也封锁了格鲁吉亚的波季港[24]——格鲁吉亚海军全部的舰艇都停泊在这里，这些舰艇最后全部被俄军击沉、炸毁。
8月11日，萨卡什维利宣布要单方面停火，然而普京依然没有理会，俄军开始向第比利斯逼近，而美国在此时却选择了作壁上观——一直以来，美国其实并没有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与大国开战的能力和决心，除了做口头谴责外，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举动，第比利斯因此到了崩溃的边缘。
最终，俄军在“即将”打到第比利斯前，在8月12日宣布停火——这种小规模局部战争很难打出彻底的输赢，此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始终将战与和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普京在此时宣布停火可以说是恰到好处。既最大限度地震慑了格鲁吉亚各方势力以及西方国家，也使得战争最终限于局部冲突的范畴，否则一旦打进首都就成灭国之战了，这个度可以让各方都有台阶下。
之后，除了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留下少量部队驻防外，俄军从15日开始陆续撤离格鲁吉亚。出于对格鲁吉亚的报复和羞辱，俄军将之前占领的格军军营彻底搬空，并在围墙上写下了这样一段留言：“亲爱的格鲁吉亚同志们，请你们以正确的态度学习军事技能[25]，我们会回来再考你们的——第71机摩托化步兵团”。
这里面耐人寻味的是，从实力来说，格鲁吉亚举国的武装力量就数量而言，仅相当于面前俄58集团军加配属航空兵及海军数量的五分之一，人员及战术水平、装备水平同样远低于俄军。可正是格方首先挑起战火，而且还偏偏选在奥运会这个在舆论上最不适合开战的时间，更不可思议的是萨卡什维利在“表示出和平诚意”之后不到3个小时就立马变脸。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刻意为了激怒俄方，让对方打过来。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正好是金融海啸的高潮阶段，美元的地位正岌岌可危，欧盟正在谋划同俄罗斯联合起来“抢班夺权”，按照《保尔森回忆录》里的记载，奥运期间俄、欧甚至开始计划要“一起抛售美国国债”。在这种时候，俄格战争无异于在俄欧关系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双方决策者对此心知肚明，但迫于国内舆论压力，短期内也无法和对方继续保持合作。也就是说，萨卡什维利的举动，在关键时刻大大地减轻了美元的压力。而为什么如此多的巧合会凑在一起，我们不得而知。
2015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南奥塞梯总统提比罗夫签订协议：“当地的军事及经济将并入俄罗斯，并让南奥塞梯人民尽快取得俄罗斯国籍。”至此，南奥塞梯与俄罗斯算是“近乎合并”。
长远来看，将南奥塞梯合并，必然会对美国主导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汗”石油管线形成压力，这等于是在里海石油争夺战中，普京为俄罗斯又扳回了一局。未来无论是面对美国、西欧国家，还是中亚五国及土耳其，俄罗斯手中都多了一张牌可打。
而从短期来看，由于乌克兰危机，美国此前给俄罗斯施加了极大的外部压力，除了一般性经济制裁之外，还在极力打压油价（如果真是正常的市场波动，任何商品的价格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暴涨暴跌的），西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已经跌到了谷底。但也可以说，无论此时普京做什么，俄罗斯的外部环境都不可能变得更糟，既然如此，那何必还要在乎本来也不会改善的“外部环境”呢？索性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最大限度地扩展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