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他是男孩子

桑迪站在我的办公室里，都快哭了。她4岁的儿子汤米最近因为扇老师耳光，还把玩具丢到一个小女孩脸上而被幼儿园开除。还没等桑迪把汤米的测试结果和幼儿园提供的资料递给我，汤米就已经爬上了一把转椅，斜躺在上面，之后又干脆像冲浪运动员脚踩冲浪板一样把椅子踩在脚下。桑迪恳求他从椅子上下来，可是他根本不理会。桑迪赶忙向我道歉。我可以看得出，她每天都在担心，不知道她的儿子接下来还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其他人又会怎么看待她。她很痛苦，时刻保持警惕，为她的儿子揪心。

我和桑迪哄着汤米到一边玩乐高玩具，然后桑迪跟我讲了汤米的一些具体情况。汤米的情况和来我这儿咨询的很多孩子是一样的。幼儿园的园长让桑迪把孩子领走，然后告诉她和汤米的爸爸，他们的儿子发展不正常。桑迪说，汤米在不同的活动之间切换时会有困难，因为他可能对某件事情表现得过于专注，而对另一件事情却极其厌烦。他经常发脾气，乱扔东西，还在手工课上打搅其他的孩子。

园长为他们推荐了一位治疗儿童发展性障碍（development disorders）的专家。桑迪到那儿，花了20分钟填了一张关于汤米的行为表现的表格之后，那位医生便根据表格判断出汤米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ADHD）。“他的病要很久才能治愈，”医生说，“这是一辈子的事，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他开了一些利他林（Ritalin），把处方递给桑迪。

“我不想给他吃药。”桑迪说。

那位医生似乎没听到她的话。“这种药对很多患儿都有效，”他说，“咱们先看看他服药的效果后再做决定吧。”

桑迪含着眼泪离开了医生的诊所，她感觉除了听从这位医生的治疗方案之外别无选择。

幸运的是，后来桑迪四处打听，想看看其他的医生有没有什么别的建议。她从别人那儿听说了我。在过去的20年中，我先是在哈佛医学院附属波士顿儿童医院工作，后来又开了我自己的诊所，名字就叫“行为解决方案”诊所（Behavioral Solutions）。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并不仅仅依靠药物来医治那些处于挣扎困境中的小男孩。我看了汤米的资料，对他的状况并不感到意外。尽管学校出具的报告和那位专家的表格可以证实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诊断，但那些不足以说明什么——那是很容易就能做出的诊断。糟糕的是，一位临床医生可能会因为这样一个诊断结果而忽视了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可能——这个男孩完全没有问题。以我的观察来看，汤米很有可能只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一点小毛病而已。

首先， 汤米在幼儿园的糟糕表现并不出人意料，它并不能表明汤米有什么重大问题。男孩们在6岁之前还不能适应和小朋友们围坐在一起上课，不习惯课程之间死板的过渡，搞不懂老师下达的复杂指令，也不愿意听她们没完没了的讲话。问题不是出在孩子们身上，而是大人们对他们的期望过高了。

我还告诉桑迪，大概6个月之后汤米会完全变一个人，不再是现在这个在我的办公室里横冲直撞的小男孩。我跟她说，很可能是汤米的大脑中控制冲动的区域发展得比同龄人慢，而且从长远来看，那张关于他的行为表现的表格也不能证明他有问题。我这么说是想让桑迪明白，过上一段时间之后她就可以不用再担心汤米了。6个月之后，他的情绪可能会更稳定，可以更好地集中注意力，表达能力也会有所提高。再过6个月以后，他甚至会变得越来越好。没有必要对这么小的孩子急着下诊断、用药。我知道就算他不吃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也会改变，会变得更平静，因为一个4岁男孩的大脑发展得非常快。和汤米一样，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孩子在幼儿园和托儿所里表现得很糟糕，如果的确需要借助什么来帮助他们安静下来，则可以用行为方法等治疗手段，以免他们在玩得很疯或者表现很冲动时伤到其他人。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单纯地等待一段时间，让孩子的大脑有机会发展成熟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