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欢迎来到超级精英时代(5)
我们已经看到被称为“劳动力市场两极化”的现象出现，这一概念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劳动经济学家大卫·奥托（David Autor）的关系最为密切。劳动力市场两极化是指劳动者正越来越分化为两个阵营：他们不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极好，就是极差。美国并没有在2013年失去它的中产阶级，我也奉劝读者不要相信那些言过其实的判断，例如说中产阶级已经被“大批消灭”了，但是未来的趋势十分清楚：中间阶层的比例正在变小，而且这一过程似乎还将持续很长时间。恕我直言——虽然我无法证明这一点，我怀疑很多中产阶级来自政府或受保护的服务行业，他们的产出事实上远远小于他们的收入。
在经济危机中失业的人，60%都来自被我们称为“中等收入”的职业。那么，危机结束之后增加的工作又是哪些呢？新增工作中，有75％属于较低收入的职业，也就是平均每小时收入不到13.52美元。1999——2007年的数据都体现了这一低收入工作迅速增长的趋势，因此我们不能将其原因归结于金融危机或者现在的特殊问题。
在经济衰退结束之后，我们发现工人的标准工资仍在持续下降。从2009年6月（衰退正式结束的时间）到2011年6月，经过通胀调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下降了6.7%，甚至比在衰退期下降得还要多（衰退期下降了3.2%）。2011年收入的中位数比2007年下降了8%以上，而事实上，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在1999年之后就开始下降了。这些数字的准确性有待商榷，但他们确实体现了长期的结构性趋势。很多工作不如以前值钱了，这些失去的工作也并没有被同样数量的高收入工作所取代。
在通用电气或者卡特彼勒（Caterpillar）这样的公司，常常会有新的工作出现，这些新工作包含的任务与以前的工作大同小异；然而员工的时薪却减少了10——15美元，而且公司也允许因拥有两类不同员工而引发的士气问题。
数据也表明，劳动报酬在总产出中的份额正在下降。1990年，美国国民收入的63%都是劳动收入的形式，但到了2011年年中，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58%。大部分发达国家——包括德国、法国、日本——都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这些趋势大致始于1980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技术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所上升，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上升了大概五个百分点。
当然，劳动收入的类别也在发生很多变化。较长期的趋势是：中等技术、白领职员、行政以及销售类工作会变少；对低工资、低技术工作的需求正在增加，对高工资、高技术工作的需求也在增加，其中包括科技类和管理类的工作，但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层工作，报酬并没有上涨。
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美国，而且在欧洲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类似的事情也在发生。1993——2006年，在16个主要的欧洲国家中，中等收入的职业在整体就业中的比例都有所下降。在其中的13个国家中，高收入职业在整体就业中的比重有所增加。在所有这16个国家里，与中等收入职业相比，低收入职业在整体就业中的比重都有所上升。现在有更多非常好的工作，也有更多非常差的工作，也就是使人疲惫不堪的低收入工作——这种工作甚至可能会缩短你的寿命。
很好的工作和高收入职位的变化趋势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回顾过去10年，把人口按受教育程度来分组，那么只有一组人在收入方面遥遥领先，就是那些具有更高的研究生学历的人。如果你有一个博士学位，那么你的平均收入大概上升了5%多一点；如果你有一个医学博士（MD）、法律博士（JD）或者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那么平均收入就上升了将近5%。即使是普通硕士学位的拥有者，工资也平均下降了7%左右。至于只有学士学位的人，平均工资下降了约8%；对于接受了一些大学教育但没有拿到四年制大学学位的人，平均工资则下降了10%。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这个世界对文凭和能力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并且把大部分的高收入都送到了少数认知能力很强的精英手中。毕竟前两类收入上涨的赢家——也就是那些拥有更高学位的人——只占了美国总人口的3%左右。
职业生涯
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在获得良好教育之后，还需要决定未来的职业方向。为什么这么多人会选择进入金融、法律和咨询行业呢？
人们普遍的印象是——这并不是错觉——顶级学府毕业的聪明人即使没有多少实践经验，也可以相对容易地进入高收入行业。他们初入职场的工资就已经高于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而且在短期之内就可以升到六位数以上。在金融行业，至少在行情好的年份里，他们在几年内就可能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奖金。在这些传言背后，人们总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么高的薪水也许只是无功受禄或是分配不公。用我父亲（他曾经是一个传统生意人）的话来说：“我不会放心让他照看我的糖果店。”如果你把一些年轻员工从咨询公司调到工厂车间里，他们大概会一头雾水。他们似乎确实是没有实践能力的一批人。
就业机会在金融、法律和咨询领域的增长是有特殊原因的。比起我父亲的时代，如今的法律更加繁杂，这就造成了对律师的需求增加，至少在高端市场上如此。全球性经济活动意味着更长的供应链，在这种情况下，咨询人员可以帮助公司了解和评估这些链条中复杂的业务运作。金融业发展的部分原因是提供紧急援助的银行变得更大和更愿意冒险。但是我打算把这些（确凿的）事实放在一边，先专注于一些更一般化的原因，以此来解释为什么聪明但是不够专业的年轻人能在这些部门找到如此多的好机会。
一般来说，由于专业化程度的增加和知识量的增长，人们取得成就的年龄也应该越来越大。过去的数学家在20岁就能证明定理，但如今有太多需要事先学习的东西，所以这一成就通常发生在30岁。如果你是一个有才华的22岁的年轻人，并且刚刚从哈佛大学毕业，那么你大概不能直接走进一家家具工厂并很快设计出更好的家具。年轻人已经在一些与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相关的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能是因为这些领域还不成熟。马克·扎克伯格也许需要对聚友网（Myspace）有很深的了解，但他不需要掌握过去几十年中前人在社交网络上的努力。他几乎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在这类产业中，年轻人倾向于占据业内主导，但是家具工厂当然不属于这类情况。
现在我们以一个并不熟悉家具制造的年轻人为例，比如一个哈佛经济系的应届毕业生。她和她的父母都会期待她获得很高的收入——刚毕业就很高，并且与其他高学历的聪明人一起工作，说不定哪天还能和他们中的一个结婚。到代顿（Dayton）[7]花四年时间学习怎么造出咖啡桌，是不足以帮她实现这些目标的。
这些应届毕业生会试图找一份工作，让他们较高的综合素质或者智能可以得到回报，金融、法律及咨询就是这样的工作。在这些领域，毕业生可以很快地发挥作用，他们与其他聪明人建立起很好的联系，并且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表现出来，以期获得更好的发展。事实上，发挥和表现综合智能是他们最擅长的工作，超越这一阶段可能需要很多年。
就说咨询行业吧。你去问一个聪明但是没有专业技能的22岁年轻人，“你能不能制作一份精美的幻灯片”，或者“你能不能研究一下这个新的会计实务或者国会法案”，甚至“这份商业计划有什么不妥”，也许都能得到相当不错的回答。正因为如此，公司才会需要这些综合才智很高的人。时机一到，这个被雇用的年轻人就可能成为公司的领导者或合伙人，在此之前他们会积累经验，学习如何把综合智能运用到具体的商业问题中去。
我们总是容易美化这些高收入工作。如果能把光环或者嫉妒放到一边，我们也许就能注意到，除了让他们做这些工作，我们的社会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人，因为他们在其他方面不一定具备生产能力。
幸运的是（对他们来说），社会确实需要他们。其他领域的分工越细，他们的综合智能就越能创造某些价值。不要再计较工厂车间的细节知识了，那些代顿的专家们并没有看到整体图景。试试一些简单的问题和告诫吧：“喂，想想你在做什么！你确定吗？那这样呢？你确定这是对待员工的最好方式吗？”“你真的明白世界市场上正在发生的事吗？来看看我做的幻灯片吧。”
这些话在外人听来像是毫无意义或者随意编造的陈词滥调，但业内人士往往不得要领或者并没有概念化地看待其运营方式。他们并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同时他们的专业性过度集中在某些日常工作上——例如掌握如何经营一家家具厂。有时候，从综合智能的角度提出的问题确实能够有所帮助，并且产生较高的预期收益。那些日益流行的管理学书籍对于外人来说或许是陈词滥调，但它们试图提供的正是专业领域之外的关键性综合智能。这涉及一系列沟通技巧的概念化，还有如何将其用于现实之中。因此，在短期之内，对咨询师（包括年轻咨询师）的需要都不会消失。商业和管理类书籍大概会一直层出不穷。
劳动力市场形势艰难，而且并不总是公平公正，但在遥远的未来，智力都会得到回报。STEM、金融、管理、营销等方面的有关技能也会得到回报，这些领域把分散的智能结合在了一起，既包括人类智能，也包括人工智能。
哪些人能保住工作
①智能机器不会一次占据整个经济，但它们会慢慢地颠覆我们的经济和工作世界。
②由于结构性的变革，大量中等收入工作终将消失，精英分子大幅受惠，缺乏技能的劳工陷入勉强糊口的困境。
③服务业中的微职业正在兴起，部分因为看不到报酬丰厚的工作机会，年轻人中推迟成年的趋势正在增长。
我们也许已经相信，机器不会让所有人都失业，事实上智能机器的兴起将会给很多人带来极大的利益。然而，毫无疑问，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它们会使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失业。
我们拿经济学家所用的“劳动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来说，它是指除了儿童和老人以外，真正在工作的人所占的比重[8]。你从下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劳动参与率已经持续下降很久了。人类劳动突然好像没有那么不可或缺了，但真的是这样吗？劳动参与率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商业周期、储蓄、福利政策，还有生命周期和性别因素。我们现在暂且只关心智能机器在未来几十年会如何发生影响。
我还记得电脑象棋刚刚出现的日子，那是20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一个参加锦标赛的小孩。那时有一台名为“尤物”（Belle）却长相难看的机器怪物——看起来很像一台尺寸过大的计算器，不时会被拖来拖去参加锦标赛。如果分组结果显示你在下一轮中将和机器对战，你是有权拒绝的，因为毕竟象棋比赛是为了人类竞技而举行的。不过大多数优秀选手都愿意与机器较量，不只是因为他们通常都能轻松获胜，还因为他们相当好奇。“尤物”比赛时，需要有一名服务员把它在桌上推来推去，需要有人打开和关闭它的开关，还需要有人将比赛步骤输入进去。这台机器有时会遇到技术故障，从而胡乱输出，或者彻底停止运行。必须有人试着修复它，否则它就只能退出比赛。这台机器并不能为优秀棋手的比赛增添多少价值。
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开始建造一台可以打败世界象棋冠军的机器。这家公司聘请了大量程序员和硬件专家，当然还有一些顶级象棋选手，例如特级大师乔恩·本杰明（Joel Benjamin）。可以说，他们正在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他们的梦想是建造一台可以打败任何人的自动机器。但在那之后，竞争的性质几乎是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追求最高质量的竞争。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电脑程序和顶级象棋大师开始试图联手——人类参赛者会在比赛中咨询电脑。相继而生的就是所谓的“自由式象棋”（Freestyle chess）。在一场最高水平的人机合作自由式比赛中，顶级象棋大师会和电脑坐在一起，这位大师会事先费尽心机揣摩比赛战略。电脑程序比赛时在战略性上仍然存在缺陷，因此，特级大师补充或是引导了电脑的战略性思考，却也要依赖电脑对短期战术做出精确计算。
由于程序有了改进，2004——2007年间，自由式象棋对熟悉电脑程序的选手非常有利。这些人不需要且通常也不是很好的象棋选手，但他们能迅速处理信息，并且迅速找出比赛的关键部分，再用最强大的软件进行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