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的成立：历史叙述的本原

当今之世，很少人会有兴趣读历史典籍了吧？但世界很大，人很多，总会有人偶尔想起来，读点古史典籍之类的书。

如果让我来选择可读的中国历史典籍，第一种应当是《史记》,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的抱负与气魄，确然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第二种应当是《资治通鉴》, “明治乱之理，纪政治得失，察民间隐情，彰美德善行”，作为读书人，达也好，穷也罢，还是应当有些“庙堂之志”的；第三种应当是《三国志》，且不说周郎孔明、云长翼德，就是曹孟德、刘皇叔，也让人觉得非常可爱，恨不得生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兴废风灯明灭里，易君变国若传邮”，该是多么有趣！那么，班固的《汉书》，最好的排名，也是前三名之后的第一名了。

太史公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还可以加上一句：史迁忍辱，百三十篇成。我等生当盛世，大道坦途，河山锦绣，人生快意，本无以知史公之悲愤，更无以存史公之大志，不过是“从俗浮沉，与时俯仰”而已。所以，《史记》，我不敢讲；心存敬畏，也不愿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实际上，“独善其身”比“兼济天下”要难得多，做“自己”且如此之难，庙堂之事，还是让“肉食者谋之”吧。所以，《资治通鉴》，我不想讲。“手拿三尺龙泉剑，夺却中原四百州。”温柔敦厚、爱民如子的刘皇叔，也都挥舞着龙泉宝剑，那个时代的杀伐声太高、血腥气太重。“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所以，《三国志》，我不忍讲，也有点不屑讲。

那么，《汉书》又有什么好呢？我为什么会讲它？也许，它也没什么好吧。上面三种书所有的东西，它也都有，却都不十分突出，所以，它既不让我畏惧，也没有让我感到遥远，也不至于心中不忍。这样，我就来和大家一起读《汉书》了。

我假定大家知道《汉书》是班固编的，是叙述西汉一朝历史的史书。让我们拿一本《汉书》（最好是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放在桌子上，不要打开，想一想，这部书，是怎样编出来的呢？史家们是怎样知道历史事实与过程，并加以叙述以让我们今天知道的呢？

一 刘邦的早年故事：“天命”与“民心”的制造

《汉书》卷一《高帝纪》起首即述高祖刘邦之出身及其青年时代之事迹，谓：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宽仁爱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吏，为泗上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辟仇，从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酒阑，吕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卒与高祖。吕公女即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

高祖尝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 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也。”令相两子，见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公主，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儿子皆以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人杀吾子。”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猒当之。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这一段记述，大抵抄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荀悦《汉纪》卷一《高祖皇帝纪》所记亦大致相同，仅文字略有差池。荀悦《汉纪》是根据班固《汉书》改编而成（将纪传体改编成简明的编年体），可置之不论；《史记·高祖本纪》，则或成书于司马迁父司马谈之手，或至少司马谈已得比次相关材料，勒成纲目，司马迁继之加以编辑修改，终得成篇。因此，可以相信，这里关于汉高祖刘邦早年事迹的叙述，出自汉代的官方文本，至迟到汉武帝的时代已经形成，是汉代正统意识形态下对其当代历史中最重要人物生平的“权威叙述”，其主旨，在于阐述刘邦生就异禀，秉承天命，少年时代即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且仁慈博爱，深得民心。天命既归，民心所向，故终得取暴秦而代之，统有天下，开创炎汉。

显然，《史记》《汉书》《汉纪》的这些描述，目的在于通过对诸种异迹的叙述，阐释汉朝立国的“合法性”——天命与民心，而“天命”又是其核心，因为“民心”实因“天命”而来，民因目睹亲历诸种“天命”的异象而“归心”。毫无疑问，无论“天命”，还是“民心”，都是“得天下”者的“造作”与“追述”，是“代天立言”、“为民表心”，所谓“天命”与“民心”，实质上都是“朝廷的意旨”，是“官意”。

那么，这些关于“天命”与“民心”的“神话”式叙述背后，究竟透露出怎样的事实呢？或者说，这些叙述与阐释，究竟有多少历史真实呢？真实的历史又可能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史记》《汉书》关于高祖刘邦早年经历的叙述，总共讲了五个故事。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五个故事的由来及其意蕴。

（一）刘媪梦神而孕高祖

刘邦的父母亲，史书都没有留下名字，仅得称为“太公”、“媪”。西晋时人皇甫谧说，太公名“执嘉”，刘媪姓王氏。皇甫谧所说多不可信，此说亦未知所据。颜师古说：“皇甫谧等妄引谶记，好奇骋博，强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说，盖无取焉。”东汉时人王符称：“太上皇名煓。”“煓”字之名，从火，显然是为了附会“汉为火德”之说而起的名，很可能直到武帝以后才有。媪，即老妇。文颖曰：“幽州及汉中皆谓老妪为媪。”韦昭云：“媪，夫人长老之称。”刘邦之母之称为“媪”，当然是后来的追述，当她生刘邦时，还不至于称“媪”，只能是刘氏妇（刘家媳妇）。颜师古说：“史家不详著高祖母之姓氏，无得记之，故取当时相呼称号而言也。”当是通达之解。

“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颜师古注云：“蓄水曰陂。盖于泽陂堤塘之上休息而寝寐也。”“遇，会也。不期而会曰遇。”《释言》:“遇，偶也。”则“遇”不仅是指遇见，更指对偶、偶合。刘妇在美丽的湖泽之畔睡觉，天空电闪雷鸣，晦冥昏暗，大概是夏日的午后吧，怀了孕，后来告诉丈夫是梦见了神，与神发生了关系；刘太公去检查现场，大概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史记》谓“见蛟龙于其上”, 《汉书》作“见交龙于上”），或者竟然是抓了个“现行”。如果这个故事有所本，那么，刘邦一定是她母亲“婚外恋”的结晶，并非刘太公的亲子。

这个故事显然有点暧昧，不够好：刘邦的母亲刘媪，当时应当还是一位少妇，午后在湖畔堤上树荫下乘凉小寐，做了一个春梦，并因此而怀上了刘邦。这个故事可不怎么样，很容易引人遐思。所以，后来的人就要想方设法改写这个故事。《史记·高祖本纪》司马贞索隐引《春秋握成图》说：“执嘉妻含始游洛池，生刘季。”刘执嘉与王含始贤伉俪执手游于洛池之畔，情意缠绵，怀上了刘季。这个故事非常浪漫，却无法让刘季与神搭上关系，而且实在与刘家的平民身份相差太远。司马贞还说：《诗含神雾》所说与此相同。张守节正义引《帝王世纪》云：“汉昭灵后含始游洛池，有宝鸡衔赤珠出炫日，后吞之，生高祖。”昭灵后，就是刘媪。《陈留风俗传》云：“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宫招幽魂，于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宫，其浴处有遗发，谥曰昭灵夫人。”昭灵夫人，就是刘媪。据《陈留风俗传》所云，在刘邦起兵后不久，刘媪即死于战乱，大抵是可信的。在《帝王世纪》里，刘妇王含始是独身游览洛池，也没有与神发生关系，而是吞下了一个宝鸡衔来的赤珠（显然与火德、尚赤有关），之后就怀了孕。《春秋握成图》《帝王世纪》等书，大抵成书于魏晋间，较之《史记》《汉书》皆当晚出，故刘媪遂有了“含始”之名，且游于洛池，吞赤珠而孕刘邦，很有些士女的风范，不再是那个在湖泽之畔午睡、梦见神仙而且被丈夫发现的农妇了。显然，这样的说法又经过了文人雅士的修饰。

当然，这是魏晋时人的想法，在汉代，大约并不以为一个少妇梦与神遇有些不妥，甚至是以为本当如此、非如此不可的。实际上，汉代的人，似乎很喜欢讲与神相遇的故事，让很多“圣人”的母亲与神发生了性关系。如熹平四年（175）《帝尧碑》称：“帝尧者，盖昔世之圣王也。……爰嗣八九，庆都与赤龙交而生伊尧。”庆都，是尧的母亲。《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世纪》:“帝尧陶唐氏，祁姓也。母庆都，十四月生尧。”建宁五年（172）《成阳灵台碑》说得更为详细：

惟帝尧母，昔者庆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体兰石之操，履规矩之度，则乾川之象，通三光之曜。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始生尧。厥后尧来祖统，庆都告以河龙。尧历三河，有龙授图，躬行圣政，以育苗萌。火阳之盛，先暗后明，遂以侯伯，恢践帝宫。庆都仙殁，盖葬于兹，欲人莫知，名曰灵台。上立黄屋，尧所奉祠。下营以水，神龙所熹。

这是说尧的母亲庆都在河滨游览，与赤龙产生了感情，并发生了关系，生下了尧。尧长大以后，想知道自己的来历与世系，庆都告诉他自己昔年与河龙的爱情故事。尧到三河去寻亲，河龙现身，授给他一幅“图”（就是“河图”），让他推行仁爱之政，养育百姓。庆都过世之后，尧将她葬在汉代的济阴郡成阳县（在今山东菏泽市东境）。尧不想让人知道是庆都的墓，称之为“灵台”，台上建有黄屋，作为祭祀之所；台下有水相通，以便神龙前来与庆都亡魂相聚。

至于吞赤珠而孕，则另有渊源。《史记·殷本纪》述殷商始祖契之母简狄，“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简狄等三人一起到河中洗浴，吃了一只鸟蛋，回来就怀了孕。这件事情也很暧昧。而这种说法，来源甚古。《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篇一般认为是用来“祫祭”高宗武丁的，周时一直被宋国采用。那么，这个说法，应当是殷商人自己的传说。《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引禇先生（少孙，西汉元帝、成帝间为博士）之言，说经今文家所著的《诗传》叙述得更为详细，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这样，那个暧昧的故事就变成了一次意外，简狄的怀孕就是一次失误的结果了。

周人始祖后稷（名弃）的出生则是另一种述说。《史记·周本纪》说弃的母亲是有邰氏之女，名叫姜原（《诗经·大雅·生民》作“姜嫄”）, “出野”（到山野去，去做什么不详）, “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这个叫“原”的女孩子，到荒野里跑了一趟，说是踩了巨人的脚印而怀了孕，也只能归于神奇之列。而这个故事，也是周人自己讲的。《诗·大雅·生民》歌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拆不副，无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姜原为什么要到野外去？在这个叙述里，给了一个理由：是到郊禖去禋祀上帝，以求子息的。武，鲁诗解作“迹”，或误，当即“大”的意思；敏，拇也，这里是指大脚趾吧。姜原踩了“上帝”的大脚印而怀了孕，“帝”似乎不高兴（“以赫厥灵，上帝不宁”），竟然要惩罚她。而姜原是个非常健壮的女子，还是生下了孩子。当然，孩子后来又经历了一些磨难，以显示其“神性”。

王充在《论衡·奇怪篇》里总结说：“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契母吞燕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谶书》又言：‘尧母庆都野出，赤龙感己，遂生尧。' 《高祖本纪》言：‘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见蛟龙于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验，文又明著，世儒学者，莫谓不然。”王充虽力辨其说之虚妄，但由此恰反映出，这些说法，正是汉代普遍流行的说法。王符《潜夫论·五德志》所说更为系统：

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日角，世号太，都于陈，其德木，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作八卦，结绳为网以渔。……

后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弃。厥相披颐，为尧司徒，又主播种，农植嘉谷。尧遭水灾，万民以济。故舜命曰后稷。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故立以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兴也，以弃代之，至今祀之。

太妊梦长人感己，生文王。厥相四乳。为西伯，兴于岐。断虞、芮之讼而始受命。……

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其德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后嗣庆都，与龙合婚，生伊尧。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号唐。作乐大章。始禅位。武王克殷，而封其胄于铸。

含始吞赤珠，克曰“玉英生汉”，龙感女媪，刘季兴。

大电绕枢炤野，感符宝，生黄帝轩辕。代炎帝氏。其相龙颜，其德土行。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作乐咸池。是始制衣裳。

后嗣握登，见大虹，意感生重华虞舜。其目重瞳。……

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生白帝挚青阳。世号少。代皇帝氏，都于曲阜。其德金行。……

后嗣修纪，见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戎禹。其耳参漏。为尧司空，主平水土，命山川，画九州，制九贡。功成，赐玄圭，以告勋于天。舜乃禅位，命如尧诏，禹乃即位。作乐大夏。世号夏后。……

摇光如月正白，感女枢幽防之宫，生黑帝颛顼。其相骈干。身号高阳，世号共工。代少 氏。其德水行，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王符所说三皇五帝以来的世代兴亡，与《史记》之《五帝本纪》《夏本纪》《商本纪》《周本纪》及《三代世表》所记不尽相同，显然来自另一种知识系统，此且不论。按照王符的说法：1．伏羲是因为他的母亲华胥踩了雷泽中“大人”（也就是“巨人”）的脚印而生下的；2．弃（后稷）也是由于其母姜嫄“履大人迹”而生；3．周文王姬昌是母亲太姙梦见一个“长人”垂爱自己而怀上身孕的；4．神农（炎帝、赤帝魁隗）是他的母亲任姒（按照《太平御览》卷七八所引《帝王世纪》的说法，任姒是有乔氏之女，名女登）在常羊地方游玩，遇见神龙，受感而孕的；5．尧是母亲庆都与龙合婚所生（与上引汉碑所述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在这里，庆都与龙是“合婚”了的）;6．刘邦（刘季）是母亲含始吞吃了赤珠、又与龙发生了感情之后怀上的（这里把“吞赤珠”和“与龙交”两个故事合在了一起，而且在赤珠上刻了字，“玉英生汉”，看来是越说越离谱了）;7．黄帝轩辕的母亲名叫符宝（《初学记》九引《帝王世纪》作“附宝”），有一天，明亮的电光环绕着枢星，光芒把大地照得一片通明，附宝就在这天（应当是夜里）怀上了孩子，后来生下了轩辕；8．舜（重华）的出生与此相似：他的母亲握登是因为看见一条大彩虹而怀孕的；9．帝挚（青阳，据《初学记》卷十所引《河图》，挚名朱宣）的母亲名叫女节，在一个夜晚，一颗大星流曳如虹（星光流曳，在天空中划过一道绚丽的光线，就像长虹一样，应当是一次彗星事件），女节在华渚（华水之滨）目睹了这一壮丽景象，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个光彩的大星化作一位英俊的男子，与自己缠绵，后来就怀了孕；10．夏的始祖禹，也是母亲修纪（又作“修己”）目睹流星，感孕而生的（《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尚书帝命验》说“修已山行，见流星，意感栗然，生姒戎文命”，则更有现场感）;11．颛顼的母亲叫女枢，不知何故，住在一间幽暗的房子里（防，即房；幽防，当即幽暗之房），瑶光之星（“摇”当作“瑶”）贯月而过，光洒如水银彻地，天地间一片光明，女枢就怀了孕。

可以相信，在汉代人的观念里，“圣人”之出身，必有其特异之处，特别是必与某些神迹相联系。《诗·大雅·生民》孔疏引许氏《五经异义》称：《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则王充所谓“儒者”、“世儒学者”，当即指经今文家而言。但看来并不止今文家这么说。王符就很难说是什么家。许慎在《说文》中也说：“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看来，圣人有母无父，感天而生，大约是汉代人的通识。

明晰这一背景之后，“刘媪梦神而孕高祖”说法的来历就很容易理解了。原来，早在汉代之前，就有这样的叙述“模板”：大凡了不起的“圣人”都不是自己的父亲亲生的，而是神明（上帝）采取不同方式与“圣人”之母发生关系的结晶。这些方式，既可以让那个后来做了“圣人”之母的女子吞吃一个鸟蛋（或者变化成赤珠），也可以让她在清醒时或在梦中与龙做爱，还可以让她在荒郊野外把自己的玉足放在神明留下的大脚印里，或者让她目睹一道绚丽的自然景观，在当时就感受到性爱的愉悦（“栗然”），或者在晚上做个美梦，等等，不一而足。关于皇朝开创者刘邦出生的想象与叙述，汉代的人选择了和尧一样的故事，让刘媪和庆都一样，去和赤龙发生关系（之所以是赤龙，看来是与炎汉尚赤联系在一起的，也与汉承尧德相配套，见下文）；不过，因为刘太公就在家里，而且并没有三妻四妾，所以在刘媪的故事里，只有把这场人龙间的性爱放在夏日午后湖畔柳荫下刘媪的梦中了。

（二）刘邦醉卧酒家与王媪、武负折券弃债

刘邦大概是很漂亮的，可称为“美男子”。“隆准”是高鼻子，男子鼻高，确是比较有威仪。但“龙颜”是什么颜呢？却很难知道。颜，指额。揣其意，大概是额头隆起，所谓“天庭饱满”。文颖说：“高祖感龙而生，故其颜貌似龙，长颈而高鼻。”又加上了长脖子，有些玉树临风的样子了。“美须髯”，颜师古曰：“在颐曰须，在颊曰髯”，有一副很漂亮的络缌胡子，很有些江湖豪客的风采。

汉高祖刘邦的确可能长得很帅，但我仍然怀疑《史记》《汉书》关于其相貌的描述是有套路的。上引《潜夫论》述上古诸圣人，往往生具异相，如伏羲相日角，后稷相披颐，文王四乳，伊尧眉八彩，轩辕龙颜，虞舜重瞳，颛顼相骈干。“圣人必有异相”，大约也是一种通识。《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世纪》述周文王的相貌，说他“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又引《雒书灵准听》，说姬昌“日角鸟鼻，高长八尺二寸，圣智慈理也”。日角，也是宽阔而隆起的额头；鸟鼻，也是高鼻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大梁人尉缭之言，谓：“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蜂准，据徐广所说，亦作“隆准”，也是高鼻子；长目，是眼睛很长；挚鸟膺，是说胸脯向挚鸟那样向前突出，胸肌很发达。看来，文王、始皇都有一个高鼻子，汉高祖刘邦也不得不有高鼻子了。至于龙颜，倒也是应中之义，因为刘季本就是他母亲与龙交合而生的。

无论怎样，“隆准而龙颜，美须髯”，这些都是能看得见的，即使是美言，也当大致靠谱。可是，“左股有七十颗二黑子”，又是如何知道的呢？而且，黑子（痣）有七十二颗之多，是怎么数过来的呢？《史记·高祖本纪》张守节《正义》揭开了这个谜团：

《河图》云：“帝刘季口角戴胜，斗胸，龟背，龙股，长七尺八寸。”《合诚图》云：“赤帝体为朱鸟，其表龙颜，多黑子。”按：左，阳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数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岁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并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应火德七十二日之征也。

原来，刘邦左股上的这七十二个黑子，是为了“应火德七十二日之征”而造出来的。他是否给自己做了七十二个黑子的纹身，不能确定，大约没有这种必要，因为绝不会有人有胆量要去数数皇帝左股上的黑子。

王媪和武负是酒店的老板娘。负，也是指老妇人。如淳曰：“俗谓老大母为阿负。”颜师古说：“王媪，王家之媪也。武负，武家之母也。”王媪、武负之称，也当是追述之辞。当亭长刘邦向她们贳酒买醉时，她们一定还是如花少妇，至不济，也应是半老徐娘，否则怎么能以“数倍”的价钱把酒卖给刘邦？必然是把姿色与风情一并加在酒里作价了。秦汉时期的亭，是县衙的派出机构；亭长，是由县衙任命的，其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续汉书·百官志五》:“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本注曰：亭长，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注引《汉官仪》称：“亭长课徼巡。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剑、甲铠。鼓吏赤帻行縢，带剑佩刀，持楯被甲，设矛戟，习射。设十里一亭，亭长、亭候。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亭长持二尺版以劾贼，索绳以收执贼。”亭长执兵器，责司巡检警备，是地方武吏。地方官吏“好酒及色”，自古迄今，一直如此，作为泗上亭长的刘邦，也不例外，并不足怪。他到王、武二妇人家去买酒，“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怪”（《史记》此处作“见其上常有龙，怪之”，当更近原本，可能是班固觉得二妇人竟然常见龙，不甚妥当，故改写），其醉卧之所，就当在武、王二妇人处，所以二妇人才能在他睡眠时得见其神明出化之龙。也因为他以亭长身份，醉卧酒家，公款结账，二妇人遂以数倍价钱卖酒给他。《史记》司马贞《索隐》谓：“盖高祖大度，既贳饮，且雠其数倍价也。”真是腐儒之论。然二妇人最终却是“折券弃债”，即折断了用简牍写成的欠债凭证，把所有债务一笔勾销，这确乎出人意料。“见怪”或“见龙”之说，当然不足信，很可能是刘邦威以权势，或者诱以自身美色，让王、武二妇人心甘情愿地“倒贴”，更可能的情况是，二者兼具。

至此，史家笔下用以描述刘邦早年异象奇迹、以显示其为天命所系，并开始摄服民心的半神话性描述，就被还原成一个身为县中小吏的美男子刘邦，公款消费、倚权弄势、醉卧酒家、与老板娘（还不止一个！）不清不白的庸俗故事。毫无疑问，这个庸俗的老套故事，竟然最可能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三）“大丈夫当如此”

这是个典型的励志故事，可以写入小学课本的。可是，《史记》《汉书》对这个故事的记述，却都非常简略，没头没尾，连具体的时间都没有。“纵观”，师古解释说：“纵，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观。”然遍检《秦始皇本纪》，并未见有始皇帝出行时“放人令观”的记载，这让人很怀疑刘邦真的曾经有机会在咸阳见过秦始皇。而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却有一个与此相类的故事：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检《秦始皇本纪》，知始皇帝游会稽，是在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其行程是先至楚地云梦，浮江而下，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上会稽，然后还过吴，从江乘渡江，浮海北上，至琅玡、荣成山，归途中至平原津而病，死于途中。其时项梁、项羽正居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是吴中豪杰，故项氏叔侄得以往观秦始皇。盖其时秦始皇或已衰病，兼在旅途之中，并无多少威仪可言，故项羽见之，并不觉得怎么了不起，乃发出“彼可取而代也”的感慨。项氏出自楚国贵族，世为楚将，其时是流亡身份（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一直站在朝廷的对立面，处身秦帝国的“体制”之外，故项羽得有此言，可以理解。刘邦出身卑微，身为秦朝亭长，是“体制内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即使有，又怎么敢、怎么会出之于口？即使出之于口，如此狂妄之言，当时又是何人听到的？听到了而不告发，岂非与刘邦同罪？如果无人听到、更无人告发，史家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显然，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个故事，是在刘、项相争的过程中，为了应对项羽的那个英雄故事而编造出来的，意在表明刘邦曾经与项羽一样，拥有推翻秦朝的远大志向，在推翻暴秦的伟大斗争中，拥有至少是同样的起点。换言之，是为了与项羽争夺推翻秦朝的政治资源，受到项羽英雄故事的启发，移花接木，嫁接过来的。

（四）空手赴宴，娶得美人归

就真实性而言，这个故事可能最合乎逻辑与情理，因而也最为可信。后来成为刘邦岳父的吕公（史书也未留下可信的名字），在老家惹下仇冤，到沛县来投奔故交沛县令。其身份是“客”，而且是县令的“重客”（尊贵的客人）。《说文解字》:“客，寄也。”凡是脱离原籍、寄居异乡的都叫“客”。吕公因是县令的重客，所以“沛中豪杰吏”皆往贺。贺，颜师古解释说：“以礼物相庆曰贺。”也就是说，“往贺”是要带着礼物的。看来，这是县令为了给吕公筹措在沛县安居的费用而专门举办的宴会。“主进”的“进”，本当作“尽”，亦即“赆”，指赆仪。颜师古说：“进者，会礼之财。”萧何主进，就是负责收受礼钱。吕公应是一个精明练达之人，看他听说有人“贺钱万”，即“大惊，起，迎之门”，即可知他急于结交沛县各色权势人物。刘邦虽只是一介亭长，但空手闯入由县令示意举办、全县贵要毕集的宴会，旁若无人，恣意狂肆，如果不是大有来头，那该是怎样的“大流氓派头”？一定是黑白道通吃的“地方精英”。人情练达、洞明世故之如吕公者，怎么能不“重敬之”？站在吕公的立场上考虑：如果要在沛县站稳脚跟，发展势力，仅仅依靠县令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是要指靠具有潜势力的“地方精英”。但萧何、曹参之流已位至县署主吏，根深柢固，主要是看在县令的面子上应付自己，并不能指望他们时常照应。因此，当意态狂妄、无所顾忌的刘邦闯入宴会之后，吕公很快就定下“重要决策”：刻意结交、笼络此人。所以，他不仅在宴会后留下刘邦（刘季），倾身相结，而且将宝贝女儿嫁给了他。历史的发展已经雄辩地证明，这一决策是多么伟大英明！

在这个故事里，两次提到了“相”。一次是吕公给刘邦看相：“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因为相中了一个皇帝，后来的《相经》里，就将吕公说成是名相家，还给了他名字，说是叫“文”，字“叔平”（《史记·高祖本纪》索隐引《相经》）。另一次是一位不知所出、更不知所去的“老父”，给刘邦一家四口看相，皆贵，至“贵不可言”。我们知道，战国秦汉时代的相人术主要与医学诊断有关，属于以目验方法确定对象身体状况与病痛的“望”的内容（《汉书·艺文志》记有《相人》一种，列入“形法”类，揣测其内容，当即“形法”类小序中所说“形人骨法之度数，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我以为后一段记载的情节，其本来面貌可能是：吕后及两个孩子在乡下生了病，刘邦告假回乡照料，请了一个当地的医生来给母子三人看病。这位老先生大概也没有太好的医术，所以只说了一些好听的话，给病人以安慰，属于抚慰疗法。刘邦觉得医生不负责任，追上去找他理论，老先生只好说：“贵夫人与令郎令爱的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都会像您这样健壮无比的。”刘邦听了，也只好说：“借您吉言。如果她们都康复无事，我再去谢您。”我相信这个请乡村医生的故事，很可能曾经发生在刘邦一家身上。到了史家的笔下，医生就变成了相士（在那个时代，医生与相士本来就不是分得很清楚），对话也作了改写（或“再创作”）。但在汉代，相术是显学，相家都是有名有姓有师承门派的，这个老父能够相出刘邦一家日后将“贵不可言”，一定是名相家，但又无法指实他属于何门何派，所以，史家只有让他无名无姓又“不知所去处”了。

这当然只是一种揣测。《史记·高祖本纪》明言当时吕雉与两子在田里锄草（“居田中耨”），看来是没有生病的。但这个故事本身有很多破绽，我们知道，刘邦在起事前所生的孩子，除了后来的鲁元公主和孝惠帝盈之外，还有一个庶出的长子（曹夫人所生。曹夫人，《汉书》卷三八《刘肥传》称：“高祖微时外妇也。”“外妇”，师古注：“谓与旁通者”），即后来的齐悼惠王刘肥。而在这个“老父相贵”的故事里，刘肥却并没有出现。据《汉书·惠帝纪》，刘邦为汉王之年（前206），刘盈年方五岁，则其生年当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亦即刘邦起事之时或稍前。而此前刘邦已亡命芒砀山泽间。换言之，当刘邦任亭长时，刘盈应当尚未出生；即使出生，也尚在襁褓之中，不可能与母亲吕雉一起“居田中耨”。可能正是因为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班固在《汉书》中去掉了“耨”字，但称“居田中”。所以，这个“老父相贵”的故事，一定是后来“制造”的。

但是，这两次“相”，在史家的叙述体系中，却极为关键，因为吕公与老父，是代天来传达“天命”给刘邦的。如果不是他们，刘邦这个沛县的小吏，黑白道通吃的“地方精英”，还懵懵懂懂的，不知“天命”已寄于己身。现在，刘邦开始觉醒了，逐步意识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当然，这是史家写文章的逻辑，更是正统意识形态下历史叙述的“逻辑诉求”，绝不是历史真实。真实的历史过程，不会这样合乎史家的“逻辑”。

（五）“赤帝子斩白帝子”

这个故事漏洞非常多，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完全不能让人信服。首先，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有问题。刘邦奉命送徒往骊山，自沛县出发，至丰西泽中亭（《史记》作“丰西泽中”），即纵徒而去。“丰西泽中”，颜师古注：“丰邑之西，其亭在泽中，因以为名。”刘邦家在丰邑乡中阳里，丰西在丰邑乡之西，同属沛县。换言之，刘邦率徒自沛县出发，不过一两日，即可到丰西，何得言“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难道这些“徒卒”还没离开本县就大多逃亡？因此，纵徒之事，如果确实发生，也当是刘邦预谋而为之，并非事发突然、不得已而为之。《西京杂记》卷二“高祖送徒骊山”条：“高祖为泗水亭长，送徒骊山，将与故人诀去，徒卒赠高祖酒二壶、鹿肚牛肝各一。高祖与乐从者饮酒食肉而去。”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刘邦在离开沛县之前，就已经下决心纵徒亡命，不再为秦王朝卖命了，与“徒多道亡”没有关系。换言之，刘邦可能是受命送徒骊山之初，就已决定纵徒逃亡了。

如果此点可以确定，那么，其后所谓大蛇当道、刘邦挥剑斩蛇之事，就只能是写好剧本的演出。与此相类似然更为著名的表演，见于《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欲起事，“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陈胜、吴广乃决意假鬼神之事以威众，就用朱笔在帛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让人放在用网打来的鱼腹中，徒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吴广又趁人不注意，悄悄地藏在营地边上的神祠树丛中，到了晚上，点起一把火，学着狐狸的音调，高声呼叫：“大楚兴，陈胜王”。徒卒听了，当然大为惊恐。到了第二天早上，“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刘邦的做法，与陈胜、吴广的作为，如出一辙，都是“假鬼神之事以威众”；而且，刘邦和陈胜、吴广一样，都达到了目的，“诸从者日益畏之”。因此，我以为即使刘邦确实斩了一条蛇，那个自称与老妪对话的“后人”，也一定是刘邦安排的，正像吴广作夜火狐鸣一样。进而言之，我以为刘邦的醉固然有“装醉”的成分，那条“当径”的大蛇，可能也是准备好的“道具”，甚至是一条死蛇吧（如果真有一条蛇的话）。

这样读史，可能有点失于刻薄，不太厚道，刘邦也可能真的杀了一条蛇，我也许不该把他说得如此不堪。但自古以来的经验，对于帝王将相，总的态度是绝对不能相信的。官做得越大，谎言就会说得越多、越大。刘邦既然“贵不可言”, “官”做得不能再大，对与他有关的所有说法，特别是很可能是他自己讲的事情，先打上个问号，然后再加以考量，总是大致不错的。至于老妪夜哭之事，必然出于造作，则毫无疑问。

那么，为什么是“赤帝子斩白帝子”？

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甚或更早，就形成了一种五方五色帝的观念（虽然可能说法不一，也未必系统）。《墨子·贵义》篇说：“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这是以四色之龙配四方，其中青龙居于东方，赤龙居于南方，白龙居于西方，黑龙居于北方。《史记·孝武本纪》“泰一佐曰五帝”句下张守节《正义》曰：“五帝，五天帝也。”并引《国语》说：“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纪，黄帝含枢纽。”（今本《国语》未见此语）这大概是以苍帝居东方，赤帝居南方，白帝居西方，黑帝居北方，黄帝居中央，且五帝各有名字。《史记·封禅书》记高祖二年（前205），东击项羽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臣下回答说：“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又问：“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没有人能够回答，高祖乃立黑帝祠，成全五帝之祀。则知至少在刘邦的观念里，是应当有五方五色帝的。

五方五色帝的观念，有可能来自南方的楚人。楚辞《远游》篇一般认为是屈原所作，其文曰：

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闾。……撰余辔而正策兮，吾将过乎句芒。历太皓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凤皇翼其承旗兮，遇蓐收乎西皇。……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览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还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舒并节以驰骛兮，逴绝垠乎寒门。轶迅风于清源兮，从颛顼乎增冰。历玄冥以邪径兮，乘间维以反顾。

太仪，即天庭，天帝之庭；微闾，即医无闾山，在辽东。朝发天庭，夕至微闾，是自中央向东而行。东方有句芒、太皓之神。句芒，即句萌，本意是指春季草木勾芽萌生。洪兴祖补注引《山海经》说：“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太皓，王逸注：“东方甲乙，其帝太皓，其神句芒。太皓始结罔罟，以畋以渔，制立庖厨，天下号之为庖牺氏。”是以东方之帝为太皓，其神句芒，为木神。作者又转而向西，由凤凰夹毂扶轮，至于西方，西方之帝曰西皇，神为蓐收。王逸注：“西方庚辛，其帝少皓，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也。”洪兴祖补注引《山海经》:“西方神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人面白色，有毛，虎爪，执钺，金神也。”作者又在玄武、文昌、雨师、雷公及众神的侍从下，南向九疑、衡山，“指炎神而直驰”。炎神，即祝融。王逸注：“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炎神，一作炎帝。”洪兴祖补注引《山海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火神也。”祝融劝止作者继续南行，令其北征，遂绝垠寒门，入八风之藏府，“从颛顼乎增冰，历玄冥以邪径”。北方之帝为颛顼，神曰玄冥。王逸注称：“过观黑帝之邑宇也。”洪兴祖补注说：“北方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又引《左传》:“水正为玄冥。”木色为青，金色为白，火色为赤，水色为黑，故东方之帝太皓，行木，色青；西方之帝（西皇）少昊，行金，色白；南方之帝炎神（祝融），行火，色赤；北方之帝颛顼，行水，色黑。四方四帝四行四色的系统，于此已基本形成。

虽然这个观念可能来自楚人，但在诸国交争、文化大通的时代，很容易散布开来。在这个观念中，秦国居于西方，当对应白帝。《史记·封禅书》说：“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应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然则，秦人早期可能也认同这一观念，并奉祀白帝。

刘邦生长在楚地，其纵徒亡命之后在芒、砀山泽岩石间所聚集的数十百人，也多为楚人，所以刘邦是楚人的领袖。楚居南方，对应赤帝、赤龙，所以刘邦欲以鬼神之事威其众，当然自比赤帝子，而上述与其母亲梦中相交的龙也是赤龙。班固于《汉书·郊祀志》末赞语中说：“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说明刘邦起事之初，即曾大规模渲染、传播这个“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宣传自己“著赤帝之符”，所用旗章也是赤色。当楚汉相争时，汉军所用之旗帜也是赤色（红旗）。《史记·封禅书》说：“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则刘邦立为汉王时尚赤色，且其所以尚赤，与“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有直接联系。《史记·淮阴侯列传》记韩信击赵之役：

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山而望赵军。戒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军望见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张耳详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比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

则知汉军旗帜都是红旗。而当时在临淮郡东阳县起兵的陈婴所部，旗章则用苍色（青色）。《史记·项羽本纪》记载说：其时东阳少年欲立陈婴为王，“异军苍头特起”。应劭解释说：“苍头特起，言与众异也。苍头，谓士卒皂巾，若赤眉、青领，以相别也。”晋灼说：“殊异其军为苍头，谓著青帽。”可知东阳苍头军是着苍色（青色）头巾的，其所用旗帜也当是苍色（青色）。

不仅如此。当刘邦初起时，大概并没有取秦帝而自为之意，其所以造作“赤帝子斩白帝子”的鬼神之事，除假以威众之外，所要表达的，其实还是楚人灭秦。所以，“赤帝子斩白帝子”这一故事的政治诉求与背景，其实还是“亡秦必楚”。其时陈胜、吴广揭竿首义，天下群雄蜂起，各立旗号，陈胜吴广、项氏叔侄、刘邦秦嘉之徒，皆以亡秦复楚为号召，“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正是南方之楚将覆亡西方之秦的隐喻，其“赤帝子”未必专指刘邦，“白帝子”亦未必专指二世胡亥。换言之，正如秦时流行“东南有天子气”的说法一样，民间特别是楚地也很可能早已流行赤帝将斩白帝的传说，刘邦不过是加以利用而已。当然，在利用的过程中，刘邦及其徒众将这一传说做了改写，使赤帝子专门指称刘邦，以为其争取“沛中子弟”的归附制造舆论。总之，“东南有天子气”,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赤帝子斩白帝子”，应当都是秦始皇后期至秦二世时代广泛流行的政治预言，不同的政治势力均利用此类政治预言谋求自己的利益，刘邦所用并加以改写张大者，即为“赤帝子斩白帝子”。

综上可知：《史记》《汉书》等史书中有关汉高祖刘邦早年经历的叙述，虽然有部分事实作根据，但其主体部分，已经过了多次的重构与改写；重构与改写的宗旨，是试图阐明刘邦之所以得天下，乃来自“天命”，其种种异象奇迹，都是天命的具体显现；而天命显现的目的，既在于告知刘邦本人已膺天命，更是让民众得知天意，以归心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