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行动第一

1785年，有一个少年走进了斯图加特市的文科中学。他就是该市税务局书记、绅士格奥尔格·路德维希·黑格尔的儿子威廉，全名叫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威廉的父亲认为，儿子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是不够用的。尽管威廉各门功课都出类拔萃，考试成绩优异，可父亲还是给他请了个家庭教师。

小威廉博览群书。他的零花钱都买了书，还经常去公爵图书馆读书，他觉得那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图书馆周三和周六开放。图书馆大屋子里的长桌上放着钢笔、墨水和纸，供读者使用。不管你想看什么书，只需把书名写在纸上，交给管理员，他立刻就会把书找来给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小威廉借了巴托德文版的《美学导论》，读了论述叙事诗的那一章节内容。

他偏爱严肃读物。小威廉读书时养成了一种特有的习惯，就是把读过的书详尽地摘录在活页上，并按语言学、美学、面相学、算数、几何、心理学、历史学、神学和哲学等进行分类。每一类都按字母顺序排列，把摘录的东西全放入贴有标签的文件夹。这样一来，就可以马上找到所需要的摘录内容。这些装着摘录的文件夹后来伴随了他的一生。

在家庭图书馆里，年轻的黑格尔有一卷德语版莎士比亚全集，是他上低年级时备受尊敬的老师赠给他的。扉页上有一段话：“虽然现在你还读不懂它，但不久你就会的。”[1]十年之后，这位叫勒夫勒的老师的预言是否灵验呢？现在的确很难回答。对于文艺作品，年轻的黑格尔难说有超过普通人以上的欣赏水平，对于新鲜事物，也难说有特别的接受能力。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德国诗歌和散文等名著不断问世，例如《埃米里·加洛蒂》（1772）、《葛兹·冯·伯利欣根》（1773）、《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先知拿单》（1779）和《海盗》（1781）等。直至中学毕业，这位未来的哲学家还没有读过这些作品。年轻的黑格尔情有独钟的一部作品是约翰·提摩太乌斯·赫尔姆斯的《索菲游记——从默默尔到萨克森》，这是一部六卷本精装小说，模仿了英国家庭小说描写七年战争时期东普鲁士市民生活状况的情景，小说不乏惩恶扬善的说教，同时以清新的写实手法描写了市民们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黑格尔对这部小说喜爱有加，直至18世纪末，它还是其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黑格尔的日记，除了表现得少年老成、过于谨慎，尽是一些琐碎之事，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例如：

7月14日，星期四。前天阿贝尔和霍普夫教授参加了我们的聚会。我们一起散步的时候，他们特别给我们讲述了维也纳。

7月15日，星期五。我和克勒斯教授一起散步。我们一起入迷地朗读门德尔松的《斐多》……

7月16日，星期六。市政府秘书克拉普夫勒先生今天去世。我们原以为他的身体状况已有好转。他有九个孩子，其中一个儿子八天前接替了他的职位，另有一个儿子（于）去年秋天入了修道院。

7月19日，星期二。政府顾问兼枢密院秘书施密特林今天也去世了。他当时正在吃饭，伸手拿汤匙的时候中风了[2]。

日记的前面几页还记录了他和其他几个模范生被叫到教务处的情况。内容是：

我们并没有遭到训斥，他们只是严肃地要求我们去劝诫其他同学。让他们有所提防，别被拉入那些低俗的娱乐聚会。还举了个例子，说有一个团体，全是些年轻人，男的十六七岁，女的十一二岁……这些先生们带着女士们到处闲逛、腐化堕落，不可救药[3]。

从这些日记内容可以看出，黑格尔做人传统本分，过于守己，而且显得乏味。给他作传的库诺·菲舍尔这样写道，“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个迷恋于一部乏味的小说，毫不出众的少年，竟然日后会脱胎换骨，成了一位很有洞见的思想家，而且通过他孜孜不倦的努力，竟然成了当代数一数二的哲学家”[4]。

从另一方面看，事实并非完全如菲舍尔所言。读文科中学的最后一年，黑格尔的一篇名为《论古诗人之若干特征》的文章得到了如下评语：“将来定会大有作为。”虽然黑格尔对近代文学不太了解，但他却谙熟古典文学。他对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情有独钟，还翻译过爱比克泰德和隆各司的作品，所以写一篇赞颂古代诗人的文章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一年前，他已经在《论希腊和罗马人的宗教》一文中表达了他对古代纯理性主义的看法。在他看来，希腊人的迷信是出于启蒙知识的缺乏。在文章结尾，他把批评的触角还延伸到了现代。在《论古诗人之若干特征》一文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话题，对新时期的文学做出了评判。在他看来，近代的诗人已经再也不能发挥古代诗人的作用了。古人的品质和长处在于他们的质朴，他们的思想不是源自书本，而是直接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自然。他们关注的是如何为真理服务，而不是取悦读者。

显然，这算不上什么独特的见解。在德国，继温克尔曼、莱辛和赫尔德之后，古典热已经成为知识界的热点。作为学生的黑格尔只不过转述了他读过的内容罢了。可他转述得井井有条，让人信服。对古代语言和古代诗人的倾慕持续了他的一生。

老师对他的文章内容很是满意，只是在修辞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见。文科中学的学生须在班上讲述自己的作文，可黑格尔的口才平平。

在文科中学毕业前，黑格尔得做一次演讲。他的题目是《土耳其人统治下艺术与科学的衰落》。他此前对近东地区没有什么兴趣，选该主题只是借题发挥而已。

演讲中，他在描述奥斯曼帝国悲惨状况的同时，呼吁听众想一想自己的家乡符腾堡。对比的结果让人瞠目结舌。他讲道：

……所以，我们会感到自己有多么幸运，会珍惜上天让我们出生在这个国度的机会。我们的君主深信教育的重要性，深信科学用途的广泛。因为对其重视，所以赢得了荣誉，为自己建立了永垂不朽，供后人瞻仰的纪念碑[5]。

黑格尔极力推崇学监，感谢老师，呼吁同学和朋友反思无视学监和老师的教诲给自己带来的恶果。

倘若把这篇演说看作是反话，那完全是误解。事实上，这样的演说在当时非常流行，黑格尔也因此颇受欢迎。他的这番言论是否进了公爵的耳朵，我们不得而知，但毕竟他拿到了奖学金。1788年，他进入图宾根修道院，开始在那里的神学院继续他的学业。

符腾堡有两所高校，一所是斯图加特卡尔学院，另一所是图宾根神学院。前者是卡尔·欧根为了培养军官、医生和律师而建立的（席勒就于1780年毕业于该校）；后者建校要早一些，创立于16世纪，旨在培养牧师和教师。神学院学生不多，约有两三百人，建在以前一个叫奥古斯丁教团修道院的旧址上。这里的生活方式具有修道院的特点：学生按要求很早起床，然后祷告、吃早餐。上课、自习和散步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违反一次规定就要受到惩罚，轻则不许午饭时喝酒，重则关禁闭。因为学生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城里人都称他们为“黑鬼”。

骑马和击剑也是做牧师的训练科目。黑格尔对此并没有什么兴趣。他依旧和中学时期一样喜欢读书。同学们都拿他开心，把他叫作“老头子”。他的纪念册里有同学为他画的漫画，画面上驼背的黑格尔拄着一副拐杖，旁边还有一句题词：“愿上帝保佑这位老头子。”黑格尔对此也见怪不怪，他跟谁都合得来，大家都把他看作知心朋友。

黑格尔喜欢吸鼻烟、喝酒和玩牌。只要条件允许，别人干什么他就跟着干什么。一次，因为迟到，他被关了一小时的禁闭。还有一次，他在宿舍喝醉了，幸好朋友们把他藏了起来，没被老师发现，才逃脱了惩罚。后来舍长埋怨说：“黑格尔，或许你把自己的魂都给喝没了吧？”

黑格尔和学院里最优秀的两个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是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荷尔德林1788年和黑格尔同年进入神学院，谢林则在1790年才入学。

黑格尔学习勤奋。1788年12月，他写了上了大学后的第一篇作文，又一次重申了数月前在文科中学时的观点。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论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作品给我们的教益》。他依然坚持以前的观点，仍然认为古代诗人是从自然获取灵感的，文中还批判了当代人对书本知识的重视。文章认为古典作家的优势就在于他们丰富的语言表达力。古典文学是培养鉴赏力的殿堂，是美育的殿堂。阅读古代史学家的作品让人受益匪浅，它们是历史记载的典范，让人们很好地理解人类走过的道路。人类的精神永远都是一样的，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有所变化。当时的精神领域盛行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黑格尔对这一方法越来越坚信不疑。

神学院第一学年结束时，黑格尔获得了优等证书，评语是“聪明，勤奋，品行优良”。在以后十个学期的评语中，智力一栏一直填写的是“聪明”。而品行一栏则从“优良”降到“合格”，有时甚至是“差”。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循规蹈矩的文科中学生了。当然，他也没有变成肆无忌惮的酒鬼。在图宾根，这样的酒鬼比比皆是，他原本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但是他的生活中有了新的兴趣，那就是政治。政治让他感到痴迷。

1789年春天，来自法国的警报传至德国。饥荒和骚乱遍及法国，国王被迫召开了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不再听从国王的旨意，人民代表召集了国民会议。当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革命之火燃遍全国。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宣言”，这一宣言在当时的甚至整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法国革命受到德国进步力量的热烈欢迎。图宾根和其他的城市一样，也成立了一个政治俱乐部。人们在那里交流有关法国革命的新闻，阅读法国报纸，关注德国的命运。他们效仿法国人，种了一棵自由之树。据说，黑格尔和他的朋友谢林也参加了这个活动。

黑格尔是这个俱乐部的积极分子。他在会议上发表政治言论，颇受朋友们的欢迎。在他当时的纪念册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口号：“反对暴君”、“打倒坏蛋”、“打倒妄想独裁的暴政”、“自由万岁”、“卢梭万岁”等。其中还有一条摘自《社会契约论》的语录：“如果天使有自己的政府，他们也会实行民主管理的。”[6]

卢梭对社会罪恶和封建奴役提出了不满的控诉，他的革命思想深深地吸引了黑格尔。卢梭也是最先发现资产阶级在进步的同时也有其缺陷的人士当中的一个。他的口号是“回归大自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经济的繁荣与科学的发达，不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为此成就付出了代价，那就是自由和道德的沦丧。但是，卢梭相信，许许多多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最终会摆脱暴政，获得平等。他认为，理想的国家体制就是古代城邦国家的体制。黑格尔认为，法国革命正好践行了卢梭的思想。

法国革命继续发展。国王想逃跑，但给抓住后押回了巴黎，山岳党乘机推翻了君主制统治。反革命队伍在法国境外集结，企图用武力恢复旧的统治秩序。

离图宾根不远的罗登堡驻扎着一个法国的流亡军团。他们当中有王军旧部军官、贵族、僧侣、税吏和冒险家。出于自己安全的考虑，他们决定不再在图宾根露面，以免被大学生搜到后要求决斗或者遭到痛打。

有一天，一个衣冠不整、满脸血迹的人，步履蹒跚地走在图宾根的街上，他是被保皇党派逮捕过，又奇迹般地逃脱了的雅各宾派。可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了，只有眼睁睁地等着罗登堡来的追捕者。就在这时，俱乐部的人把他救了下来，并藏到了安全的地方，然后用募捐的钱把他送到了国外。

但是，后来俱乐部出了奸细，秘密被泄露，当局开始追查。卡尔公爵专程来到图宾根，亲自坐镇办案。俱乐部的主任及时躲了起来，其他人惊慌逃散。就连因为把《马赛曲》译成德语而闻名的谢林也逃脱了处罚。他并没有掩饰自己的行踪，公爵亲自审问他，问他是不是那首“强盗之歌”的翻译者，他毫无惧色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年轻的谢林才华超众，15岁就上了神学院，比其他人早三年。当时，黑格尔正在神学院读第五学期。他们常在政治俱乐部会议上见面，政治立场让他们走得很近。他们俩人的结交完全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哲学。至于理论方面的共同语言，那是以后的事情了。

总体说来，黑格尔当时对哲学没有什么兴趣。虽说他在法国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就开始阅读康德的作品，但那时还是领会不了批判哲学的革命精神。当时，神学院有一个研究《纯粹理性批判》的团体。虽然谢林积极地参加这个团体的活动，但黑格尔对其无动于衷。

不过，年仅20岁的黑格尔并没有因此而错失哲学硕士学位。按照神学院的规定，学生在头两年应当学习哲学，接下来还要参加硕士论文答辩。为了获得论文答辩资格，得先写两篇篇幅不大的哲学论文，并通过相关考试，才能参加答辩。学生无须撰写大篇幅的独立论文，真正的论文是教授写出来的，学生只需参加答辩即可。黑格尔的那两篇论文并没有保存下来。他参加答辩的论文《论义务的界限》是奥古斯特·伯克教授写的。该论文论述了沃尔夫的道德观，认为德行的基础不仅在于理性，也在于感情。道德义务的概念虽然不是源于灵魂不灭和上帝永恒的思想，但对最高本体的信仰可以巩固和完善这个概念。参加这篇论文答辩的共有四个同学，其中就包括黑格尔和荷尔德林。

接下来的三年就该攻读神学了。黑格尔结业时答辩的论文是关于符腾堡教会史的相关问题。共有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九个人参加。1793年秋季的宗教考试，是黑格尔在图宾根的最后一次考试。黑格尔的毕业文凭上是这样写的：健康不佳，身材中等，不善言辞，沉默寡言，天赋过人，判断力强，记忆力好，文字通顺，作风优良，偶尔不太用功，体质一般，神学成绩显著，虽热情地尝试讲道，但不是一名优秀传道士，语言只是丰富，哲学学习努力刻苦。

虽然考试过关了，但黑格尔不愿投身宗教事业。出于某些原因，他没有去做牧师。他的同学罗伊特维因解释说，黑格尔改变主意的原因是虚荣心受到了挫伤。上文科中学时，黑格尔成绩排在第一，他的同学梅尔克林排在第二，但上大学后，他们的次序颠倒了过来。梅尔克林神学院毕业时成绩排在第三，黑格尔却落到了第四，这在黑格尔的内心留下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罗伊特维因说，倘若黑格尔神学院毕业时不是第四名，那他一定会成为一名牧师的。事实上，黑格尔绝不是自称为其知己的罗伊特维因所说的那么一个虚荣和贪图名利的人。

还有一些人认为黑格尔没有做神职人员的原因是他口才不行。但是，大学讲台上对口才的要求绝不亚于教堂之上。显然这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让黑格尔对教会产生厌恶情绪的是大学里笼罩着的那种像修道院和兵营一样的气氛。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图宾根受到了法国革命和卢梭著作的影响，思想变得过于激进。

1793年10月，黑格尔去了瑞士，那是卢梭的故乡，但是他没有去日内瓦，而是去了伯尔尼。在伯尔尼，他在当地的贵族卡尔·弗里德里希·施泰格尔那里当家庭教师，给三个孩子教书——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当家庭教师不需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主人有大量的藏书，他可以随意阅读，所以在这里黑格尔有时间加深自己的修养，从事学术研究。

在这里，黑格尔摘抄了德国著名的雅各宾派格奥尔格·福尔斯特的作品。1792年，无裤党军队追逐被击败的干涉军，并踏上了德国的土地，他们在美因茨成立了一个共和国，宣称隶属于革命的法兰西。格奥尔格·福尔斯特是他们的领导人之一，他一直在巴黎参加革命工作，直至1794年在当地去世。

黑格尔和以前一样关注着法国的情况。和大多数同情法国革命的德国人一样，他并不支持雅各宾派的恐怖行为。亲眼看见了这些事件的福尔斯特惊愕地写道：“捣乱者和阴谋分子伪装成人们的朋友，其目的是为了敛财，在法国为所欲为，而那些最聪明，也是我觉得最善良的人，却死在这些家伙手里。”[7]恐怖行为证明了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陷入了绝境。对于雅各宾派的恐怖行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这样评价的：“恐怖行为大都是无济于事的暴行，都是那些心存恐惧的人安慰自己的把戏。我坚信，1793年的恐怖统治几乎都归罪于那些极度恐惧、自诩为爱国者的资产者，以及那些吓破胆的小市民，还有那些在恐怖时期干尽坏事的流氓。”[8]

黑格尔虽然反对雅各宾派的恐怖行为，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法国革命的支持态度，并将其看作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他后来这样评价法国革命：“这是一次辉煌灿烂的日出。”法国革命和黑格尔的理念息息相通，即便在黑格尔成为保守派之后，他仍然认为，如果没有一场大变革，欧洲的历史是难以想象的。

在安静的伯尔尼，黑格尔埋头苦读，著书立说。他决定写一篇有关认识论方面的文章，他在笔记里记着很多关于主观精神哲学方面的素材。从中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的哲学家在思考一些很古怪的问题。例如，直观是如何变成自觉行为的？神经又如何起到感觉器官的作用？人的灵魂在哪里？英国的普利斯特莱和哈特莱，法国的邦内都曾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不管怎么说，黑格尔是读过他们的著作的。这些著作已经被斯图加卡尔学院的教授，也就是后来在图宾根修道院做教授的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翻译成了德语。黑格尔把阿贝尔的论文《论人的观念本源》中的某些内容逐字逐句抄录了下来。

这段时间，黑格尔对康德著作的领悟也越来越深，逐渐懂得了其中的含义。他给谢林的信中写道：“我期待着康德的思想体系及其成就能在德国引发一场革命。”他感兴趣的是康德有关实践哲学的著作及费希特为这些著作所做的诠释，而不是后来才吸引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他还写道：“人类终于登上了所有哲学的巅峰，让他感到眼花缭乱。但是，为何人类时至今日才想到重视自己的尊严，才认识到人类有同一切神灵平起平坐的能力呢？我认为，这个时代最好的标志，就是人类自身受到了如此的尊重。它证明压迫者和诸神头顶上的光轮已经散去。哲学家正力图证明这一尊严，人们将会习惯于这一尊严，不再低三下四地祈求被肆意践踏的权利，而是自己去争取，并将其占为己有。宗教和政治同流合污，宗教的教条正是专制制度梦寐以求的……”[9]黑格尔诚挚地呼吁：“朋友们，为了人类幸福之花的绽放，向着太阳奔去吧！拨开挡住阳光的树叶与树枝，向着太阳奋斗吧……”[10]

当时，谢林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可黑格尔觉得他和谢林不能同日而语，不敢把自己的见解发表出来，觉得他在这方面只是一个学徒而已。谢林请求黑格尔聊一聊他的学术研究情况，他的回答却是“我的作业不值得一提……”

但是，在这一阶段，他的著述却颇丰。在伯尔尼期间，他写过一部早在图宾根时就已开始的著作。他的这部著作一直没有完成，直到去世之后才以《人民宗教与基督教》作为书名出版。在这部没有完成的著作中，黑格尔认为“宗教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11]。让他对宗教感兴趣的，首先是“心灵”的概念，因为他认为真正活的“主观”宗教体现在感情和行为之中。而“客观”宗教是有关上帝的死板的知识，它和“主观”宗教相互对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包括在“主观”宗教当中。倘若“主观”宗教是生动的自然之书，那么“客观”宗教就是科学家的标本陈列馆，把昆虫杀死，把植物晾干，动物的躯体被泡在酒精之中，将其从大自然隔离出来，统统塞进一个统一的模式之中。自然将纷繁复杂的目的编织成友谊之网，可研究自然的科学家们为其设定了一个统一的目的。换言之，“主观”宗教体现的是善良人的德行，而“客观”宗教则关乎神学。对二者道德功能的判定，黑格尔态度极为谨慎，认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宗教的特色（拿单曾说过，在你们眼里，我成为基督徒的原因，也就是在我眼里你们成为犹太人的原因[12]），而是宗教是否关乎到人的心灵。

“客观”宗教有赖于知性，因为知性充其量只是讨好主人的仆人，所以它并不能将原则应用于实践。启发知性力可以让人变得机灵一些，但无法让人变得更好，或者更智慧，因为智慧并不等同于学问。有人认为知性能产生真理，但哪一个凡胎肉眼的人能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呢？这些想法和黑格尔后来的观点相去甚远，但同卢梭的思想及依靠“感觉着”的人来做狂飙运动的原则异曲同工。

黑格尔从启蒙神学家那里借用了“神启宗教”的概念，来指称依仗权威和传统的僵化的宗教。和神启宗教对立的是大众宗教。大众宗教虽然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但它首先关乎人的感情，并且所有生活和国家事务都和大众宗教息息相关。透过这些与神学相关的术语，他提出了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问题。和卢梭一样，年轻的黑格尔认为，该制度的典型范例，就是古代的民主制。

事实上，黑格尔批判的首先并非基督教本身，而是它当时的现状；并非人格神的概念，而是教会的机构问题。谢林因为康德派的哲学家们乱用道德论据，在一封信中这样嘲笑他们：“突然间，跳出一位救星，就是那个天上独特的本体。”[13]看到这句话，黑格尔百思不得其解，于是问谢林，“你是不是认为我们无法实现那一步？”[14]对方立马严厉地答复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认为我们无法通过道德论据达到独特的本体？说实话，我感到异常吃惊。真没想到，一个莱辛的人竟然能问出这样的问题。你提出这个问题，无非是想知道我是否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你呢，想必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吧？而且，我俩已经再也没有对上帝正统的理解了。所以，我的回答是，我们所实现的，比独特本体还要远。顺便说一声，我已经成了一名斯宾诺莎派！”[15]

黑格尔并没有把自己标榜为斯宾诺莎派，更加吸引他的却是基督的形象。1795年夏，他在伯尔尼附近的楚格着手为新宗教创始人写传记。该传记表面上近似福音书，可实际情况又如何呢？书中只字未提像报喜节、圣灵妊娠、奇迹和复活等内容。他笔下的基督是一个有理性的道德家。可以看出，作为年轻神学家的黑格尔观点有了变化。就在一年之前，还在颂扬感情的他，现在却转向理性了。

他几乎是借基督之口讲出了康德的绝对律令：“倘若希望别人按照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法则对待你们，那么首先得按照同样的法则对待他们，这便是伦理的基本法则。”[16]此时的黑格尔还没有把伦理和道德分清楚。所以伦理成了虔诚的唯一标准。人人都得按其标准来衡量。殊不知，作为个人的人高于一切。

几个月之后，年轻的黑格尔又开始沉思其他问题。基督教通过个别人物的事迹来讲道的方式已经不适合他的胃口。他开始写一篇新的稿子。这篇稿子就是后来著名的《基督教的神启性》。这里，黑格尔所说的神启性，代表着死板、一成不变，即僵化。

黑格尔把原始基督教和后来有组织的基督教，以及后来成为国教的基督教区别视之。这三种基督教是一个日益僵化，即“神启性”不断深化的过程。不过，该特征在其创始人那里早已有之。基督当年凭借人们对他的权威的信仰，来消除犹太教的“神启性”。

让我们看一看和基督相关的情况。黑格尔把基督与苏格拉底进行了比较。谁都可以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的学生遍及各行各业，有商人、士兵、政治家等。和苏格拉底不同的是，基督身边只有十二个信徒。作为宣扬其学说的代表，他们只是为了基督本人及其他的言行而活。这种做法为精神上的独断和迷信权威创造了条件。

基督教是如何兴起的呢？古代“大众宗教”又为何衰落了呢？在黑格尔的那个年代里，有一种流行的解释，说人们已经不再信仰那些态度不严肃、行为不检点的希腊诸神了，而以基督代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人们心灵上的需求。但是，黑格尔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古代宗教不再赢得人心，并非书本上的说教，基督教的传播，也非人们得到教化。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希腊罗马的宗教本来是自由人民的宗教，一旦人们丧失了自由，这种宗教也就该消失了，因为它已变得毫无意义，软弱无用。正如倘若河流干涸了，渔网还有用吗？因此，基督教是专制政治的产物。国家本来产生于公民的自身行动，一旦人民心中再无国家概念，基督教便产生了。此时，对国家的关注，只是一个或数个人的事情。人们各得其位，这些有限的地位各不相同。国家机器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和小齿轮一样，只有和别的齿轮放在一起才能运作，没有人再为整体做出牺牲，要么为自己工作，要么在别人的逼迫之下劳动。

在黑格尔早期的著作中，与其说宣扬教会神学，还不如说对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虽说不仅仅针对基督教，但对基督教的攻击首当其冲。他说，“教会体制的根本错误在于否认精神能具备各种能力，特别是否认理性。当理性受到教会的否定，教会体制就成了非人的体制”[17]。

很明显，黑格尔的这番话不仅仅是对官方基督教的批判，而是揭露了教会对精神自由的压迫。宗教成了披在专制政治身上的外衣，其现存的教义也受到政治的庇护。

要想重新获得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必须得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有一段时间，在年轻的黑格尔看来，这种彻底的改造就是消灭国家。在他1796年初夏写的《德意志唯心主义的第一个体系纲领》中，黑格尔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在这篇文章中，他按照赫尔德的思想，把国家描述为机械、反人道的机器，认为它是暴力的产物，注定要消亡。他写道：“因此，我们必须要超越国家，因为国家把自由人当作齿轮装置一样对待。这是不应该的，因此它应该消亡。”他认为，“……要彻底剥掉国家、宪法、政府和立法这一套卑劣的人造画皮”[18]。他还认为，“永久和平”是可能的。他认为最高思想应该是美的思想，号召创造一种新的理性的神话学说。他写道：“现在我坚信，因为理性包含所有思想，理性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审美行为；我坚信，真和善只有和美在一起，才能相得益彰。哲学家必须和诗人一样，具有同等的审美能力。那些迂腐的哲学家总是缺乏审美能力。精神哲学是审美的哲学。如果缺乏审美情趣，无论做什么都缺乏激情，甚至谈论历史的时候都是有气无力”[19]。

很难相信这些话是黑格尔所写。因为这和他日后的见解相去甚远，所以有些人认为它未必出自黑格尔的笔下。无疑，黑格尔在此把理性包含在审美当中，但理性在他的晚年却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位未来的国家拥护者在此还把国家攻击得一文不值。但是，这种对国家的观念的确是黑格尔青年时代的国家观，他的第一个体系纲领绝非这种观点的唯一证明。让我们看看耶稣的传记吧。黑格尔笔下的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总希望看到在尘世间建立起上帝的王国。经常有人对你们讲，某个地方有一个乐园，这里人们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别相信这些谎言。别期望在一个冠冕堂皇的团体当中，在一个国家体制当中，在一个教会戒律统治的社会中，看到属于上帝的王国。”[20]

黑格尔喜欢到伯尔尼和楚格的郊区去散步。有一回，他和三个和他一样的家庭教师在一起，前往阿尔卑斯山去旅游。他们去了戈尔德沃尔特冰川，去了赖兴巴赫瀑布，去了圣哥大，跨过恶魔桥，游览了菲尔瓦尔德施塔特湖，最后又回到了伯尔尼。黑格尔对这次旅行感想如何呢？

他对常年积雪的崇山峻岭毫无兴趣。他在自己的旅行日志里写道：“不管是视觉还是想象力，都无法在这些形状怪异的大土包上发现什么赏心悦目或足以消遣的东西……理性只是看到了这些山脉的永恒性，或者说看到了人们认为巍峨高耸的相貌，却没有发现什么难忘、称奇或赞美的东西。看着这些毫无生气的大土包，留下的印象只是单调和毫无生气。仅此而已。”[21]这位年轻的哲学家思想完全集中在了当时的政治与精神生活领域，阿尔卑斯山的威严与雄伟丝毫引不起他的注意。他关注的不是安宁与寂静。倘若在大自然当中看到某种和他的思想相呼应的东西，才能让他感到发自内心的兴奋。当他看到赖兴巴赫瀑布时就是有这种感觉。眼前的一切都在运动当中，虽然呈现的是同一景象，但又不是此刻前的景象。在一个人迹罕至，到处是奇山峻石，难以居住的地方，黑格尔冥想到了目的论的荒诞，因为该理论认为大自然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才被创造出来的。待在这样的地方，虽然不能确定明天会不会被突如其来的雪崩埋没，但今天却不得不可怜地到山上偷取一点果腹的食物。在这种地方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论，但却产生不了目的论，因为这种理论相信，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安排的。黑格尔觉得，他那个时代的特点是，大家宁愿扬扬自得地觉得一切都是一个外在的本体创造的，也不愿承认，是人类自己为自然制定了所有的目的。

符合黑格尔口味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景，他一生都热爱为人类掌握并加以改造过的大自然。晚年时的黑格尔喜欢荷兰肥沃的牧场、蒙麦特里的花园、多瑙河的谷底和海德堡的郊野。未曾开化的自然让他感到索然无味。

话说回来，久在异国他乡，待在一个死板的贵族之家，让黑格尔感到极不自在。他请求荷尔德林和谢林给他在家乡找点事做，来摆脱这一境况。过了一段时间，直到1796年10月，在法兰克福当家庭教师的荷尔德林才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一位叫葛格尔的商人愿以优厚的条件邀请黑格尔做家庭教师。

荷尔德林非常希望黑格尔来法兰克福。黑格尔在父母那里小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797年初去了法兰克福，和荷尔德林见了面，但时间并不长久，荷尔德林得马上离开那里，因为这位年轻诗人爱上了东家的老婆苏珊特·贡塔德，她也热烈地爱上了他。他以《柏拉图对话录》中的《宴饮篇》中女祭司迪奥弟玛的名字来称呼她，他把自己写的诗献给这个女人，他的小说《许佩里奥》的女主人公也叫迪奥弟玛。两人的关系再也瞒不过别人的眼睛，于是荷尔德林只好离开了。

荷尔德林的结局很悲惨。他当时去了法国。那里的革命风暴已日趋消退，到处可见的是贪赃枉法、对军人的崇拜，卑躬屈膝地向上爬的风气开始弥漫。荷尔德林依然热恋着他的迪奥弟玛，秘密和她保持书信往来。不幸的是，从法兰克福传来噩耗，他所爱的人去世了。他立刻从法国动身回国，一路车马劳顿，十分辛苦。甚至有人说他是徒步走回来的。苏珊特·贡塔德的死讯让他痛不欲生，更重要的是他感到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无能为力”，对法国革命的历史作用感到幻灭，感到作为“艰难时代的诗人”前途的渺茫，这一切都加速让荷尔德林陷入精神错乱。

荷尔德林于1843年离开了人世。1806年起他就得了精神病，起初住在一家精神病院，后来由一对外国夫妇照料。其间，黑格尔一次也未探望过他。刚开始他还希望从辛克莱那里打问到他的下落，但辛克莱也不知道情况，渐渐地他俩就不再提起荷尔德林的名字。黑格尔主张理性至上，既然荷尔德林丧失了理性，在黑格尔的眼中，他也就与死亡无异。

1798年，黑格尔在法兰克福第一次刊印了他的一本译作。该译作是一本小书，原作者不详。封面上的书名是《关于瓦得州对伯尔尼城旧国法关系的密信》。该书译自一位已故瑞士作者的法语本，书中附有注释。本书的作者是瑞士律师，名叫J.J.卡特（他在该书出版时仍旧健在），书中揭发抨击了法国人进入之前伯尔尼一直实行的专制统治制度。黑格尔发现，作者的一些想法和他不谋而合。伯尔尼的公民没有自由可言，从权势人物蔑视法律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来。案件的判决权完全在大小官府。他们没有奉公守法可言。天底下没有哪一个地方会像伯尔尼一样，那么多的人被处死，绞杀，碾死或烧死。对被告的辩护只是流于形式，罪犯根本就没有机会享有这种权利。而最高法院也根本不看案卷，只是草率地批准下级法院的判决。

黑格尔一如既往地关心政治、社会状况和宗教问题。后来，他又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1799年年初，他读了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研究》一书。这让他开始思考财产问题，发现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财产问题。我们可以从黑格尔在法兰克福写过的一段话里看到这样的内容：“在近代国家，保障财产安全是整个立法的关键所在，因为公民的大部分权利与此有关。在古代的一些自由共和国，严格意义上的财产权，也就是所有管理层念念不忘、引以为豪的东西，早就被国家宪法所侵犯了……为了维护共和国的存在，到底得牺牲多少严格意义上的财产权，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倘若认为，法国无裤党的制度要求大幅度地均分财产，是出于贪婪，那未免太冤枉该制度了。”[22]

看上去似乎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不再关注哲学问题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仔细观察，在黑格尔的内心世界，哲学问题依然潜伏着，看似退居二线，但有时候甚至对他起着主导作用。能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就是黑格尔的一篇没有写完的重要手稿——《基督教精神及其命运》。文章中的主角和以前一样，依然是耶稣，但这里的耶稣已经不是康德伦理学意义上的代言人，而是它的反对者了。乍一看，黑格尔好像在驳斥古犹太人的立法之父摩西。他写道，摩西的十诫是上帝的律令，而非真理。犹太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依赖于他们的上帝。在他看来，对人类来说，他们所依赖的东西不具有真理意义。不同于希腊人，犹太人是一群奴才，他们的最高真理就在于他们有一个主人。统治与屈从和真理、美及自由是格格不入的。

在黑格尔的描述中，基督要极力改变流行于古代犹太国的拘泥于教规的风气，让人们遵守十诫的精神，心存对上帝和周围的人的爱，这是一种把个人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的爱。接着，黑格尔就不再谈论基督和摩西之争了，因为他直接和康德发起了论战。在康德看来，道德及个别服从一般，也就是服从自己的良心。换言之，就是一般战胜了作为它的对立面的个别。相反，在黑格尔看来，其任务是从个别上升为一般，通过这两者之间的调和来扬弃它们的对立。这里体现了黑格尔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促生了他的辩证法思想。同时，就有了这么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找到把个别与一般统一起来的非形式的一般呢？辩证逻辑就是从伦理学当中萌芽而来的。

对于这一问题，其任务是如何把个人气质与道德戒律、个别和一般结合起来。可是，黑格尔刚开始提出的解决办法后来连自己都毫不满意。他把生活及其最高表现形式，也就是能够调和矛盾的爱，当作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黑格尔说，“《旧约》中有一条戒律是‘不要杀人’。耶稣把和解精神（爱的表现形式之一）与该戒律进行比较，认为前者不仅不违背后者，而且让后者变得多余。他认为和解精神内涵丰富而生动，根本不需要戒律之类的贫乏之物”[23]。

要提到黑格尔精神发展的轨迹，就不得不提到德国的神秘主义。在法兰克福时，黑格尔摘抄过神秘主义大师埃克哈特与陶勒尔的著作。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不少辩证思想都可以从神秘主义中找到蛛丝马迹。作为伟大的理性主义者，黑格尔年轻时代甚至曾赏识过弗朗茨·冯·巴德尔，因为巴德尔的几何学方法激发了黑格尔的想象力。他想，在一个四边形里画出一些三角形，再在这些三角形里画出一些小三角形，试图以这种方法将世界体系化，但最终发现这种直观的模式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黑格尔仇视正教，而对异教持有好感。在他看来，只要以国家的名义存在的教会继续扼杀人们的思想，异端思想和教派就会永远存在下去。如果黑格尔把宗教置于哲学之上，那么他这里所说的并非官方的教义。正如他在1800年秋季撰写的后来命名为《体系札记》的草稿中所说，“正因为这样，哲学不得不和宗教一起完结。因为哲学是一种思维，多少是和非思维相对立的，又多少和思维着的人和被思维的东西相对立……”[24]

宗教扬弃了一些个别存在的矛盾，体现了生活中某些无限的东西，让一切对抗从中消失。

此后不久，黑格尔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位哲学家已至而立之年。父亲一年之前去世，给他分到的遗产并不多，是一笔约为三千古尔盾的款项。次年（1801年）1月，黑格尔动身前往耶拿。

[1]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本：《黑格尔思想发展史资料》，斯图加特1936年版，第392页。

[2]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本：《黑格尔思想发展史资料》，斯图加特1936年版，第15～16页。

[3]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本：《黑格尔思想发展史资料》，斯图加特1936年版，第8页。

[4]库诺·菲舍尔：《黑格尔的生平、著作和学说》第一部分，海德堡1911年版，第9页。

[5]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本：《黑格尔思想发展史资料》，斯图加特1936年版，第52页。

[6]卡尔·罗森克兰茨：《黑格尔传》，柏林1844年版，第34页。

[7]《格奥尔格·福斯特尔全集》第9卷书信部分，莱比锡1843年版，第3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56页。

[9]《黑格尔书信集》第1卷，汉堡：梅纳出版社1952年版，第24页。

[10]《黑格尔书信集》第1卷，汉堡：梅纳出版社1952年版，第24页。

[11]《黑格尔全集》第1卷，美因法兰克福：祖尔坎普出版社1971年版，第9页。

[12]《黑格尔全集》第1卷，美因法兰克福：祖尔坎普出版社1971年版，第19页。

[13]《黑格尔书信集》第1卷，汉堡：梅纳出版社1952年版，第14页。

[14]《黑格尔书信集》第1卷，汉堡：梅纳出版社1952年版，第18页。

[15]《黑格尔书信集》第1卷，汉堡：梅纳出版社1952年版，第21～22页。

[16]黑格尔：《耶稣传》，图宾根：莫尔出版社1907年版，第87页。

[17]《黑格尔全集》第1卷，美因法兰克福：祖尔坎普出版社1971年版，第187～188页。

[18]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本：《黑格尔思想发展史资料》，斯图加特1936年版，第220页。

[19]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本：《黑格尔思想发展史资料》，斯图加特1936年版，第220页。

[20]黑格尔：《耶稣传》，图宾根：莫尔出版社1907年版，第112页。

[21]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本：《黑格尔思想发展史资料》，斯图加特1936年版，第236页。

[22]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本：《黑格尔思想发展史资料》，斯图加特1936年版，第268～269页。

[23]《黑格尔全集》第1卷，美因法兰克福：祖尔坎普出版社1971年版，第327页。

[24]《黑格尔全集》第1卷，美因法兰克福：祖尔坎普出版社1971年版，第422～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