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科学之科学

黑格尔去耶拿，并非出于偶然。当时德国的大学城当中，还没有一个像耶拿那样精神和文化生活都相当活跃的地方。1789年起，弗里德里希·席勒担任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大提高了该校的声誉。在耶拿大学，席勒写下了著名的《三十年战争史》、《论人类的审美教育书简》及其《华伦斯坦三部曲》。

1792年，胡弗兰德开设了一个讲授法国革命宪法的讲座。在宫廷，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及他的大臣福格特等人，虽然站在保守的立场，对此颇有微词，但他们觉得为了体现一下学术自由，对这类言论不妨容忍一下。1794年，费希特执教于耶拿大学，在其影响之下，该校的政治越来越激进，最后宫廷借故将其辞退掉了。

原来，在费希特和尼特哈默尔合办的《哲学杂志》当中，发表了卡尔·弗尔贝格的一篇叫《宗教概念的发展》的宣扬无神论的文章。费希特本人虽然自己并非无神论者，也不赞同弗尔贝格的宗教观点，但他认为这篇文章是可以发表的，并给它加了一段序言。结果，就有了1799年著名的“无神论论战”。在这场论战中，费希特被指控为不信仰上帝，罪孽重重，并受到官方的谴责，最后被迫离开了耶拿大学。

费希特因为所谓的信仰问题而受到惩罚，对此他愤愤不平。因为，同样在德国，教会首脑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也提出了一个与无神论的观点如出一辙的哲学体系，并公然出版，却没有受到任何制裁。这一体系是指斯宾诺莎主义，其追随者不但有赫尔德，而且还有他的朋友，担任魏玛公国大臣的歌德。歌德几乎毫不掩饰他对基督教的厌恶之情，认为福音书简直是胡说八道。

歌德和赫尔德身边不乏志同道合的自由思想家，这些思想家中的激进分子已经开始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了。奥古斯特·冯·艾因西德尔便是其中之一。他当时出名的原因并非出于文学活动，而是他轰动一时的恋爱逸事。他在魏玛喜欢上了有夫之妇艾米丽·维特恩。因为获得了对方的爱情，所以他决定做出一个冒险之举，让艾米丽事先离开魏玛，然后叫人放出了艾米丽死去的传言，接着为她举办了假葬礼，然后他们一起私奔到了非洲。但是，纸包不住火，不久大家就知道了真相。两年之后，艾因西德尔在魏玛重新露面时，大家并没有接受他。他从未发表过自己的作品，他把自己的作品都交给了赫尔德，赫尔德将之抄录了下来。这些手抄报流传了下来，直至1957年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得以出版。

而卡尔·路德维希·克内贝尔的著作则比较完整。他是诗人兼哲学家，十分崇拜伊壁鸠鲁，并翻译过他的著作，是魏玛集团的一员。在他移居耶拿之后，依然和该集团保持联系。总之，魏玛和耶拿是不可分割的，前者是萨克森—魏玛公国的首府，后者则是这个公国的大学中心。

大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以歌德为核心的魏玛集团之后，出现了浪漫派。它的奠基人和精神领袖是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施莱格尔最初沉浸于革命思想，但后来就对它失望了，于是就抛弃了。当然，他也不愿顺从专制制度和警察的专横，不愿过庸俗的市民生活。所以他把目光放在了过去，首先对德意志民族文化产生了兴趣，后来又转向天主教。这一点，他和兄弟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朋友诗人诺瓦利斯、瓦肯罗德尔和蒂克等，是极为相似的。他们都关心个人的命运，憎恨贪婪阴暗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且都相信艺术能起到拯救作用。相传人们在艺术创作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最可靠的工具则是嘲讽。获得自由的另一个途径就是爱，它要求感情解放。爱在浪漫派的纲领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和一位银行家的妻子多罗特娅·法伊特有染，在周围的老百姓当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后来，他们的“自由恋爱”有了结果，俩人最终结了婚，一同改信了天主教。他把这件事写进了小说《卢辛特》。而卡洛琳娜·伯麦尔情况就更有传奇色彩了。她聪颖坚强，早年守寡，在美因茨和福尔斯特一起并肩作战，共和国失败之后身陷囹圄，被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救了出来，嫁给了他。后来，她又嫁给了第三任丈夫谢林。

浪漫派的思想原本倾向于费希特哲学。但是，谢林的思想，特别是他对自然、艺术和宗教的崇拜，更加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谢林很早就在哲学上崭露头角。1798年，只有23岁的他就已经当上了耶拿大学的副教授。这位早熟的学者在哲学领域享有革命者的声誉，是一位才华横溢、著述颇丰的演说家，也是大学生们崇拜的偶像。他的课堂深受欢迎，经常被学生围得水泄不通。

黑格尔为他的这位老朋友、老同学有如此的殊荣而备感高兴。虽然谢林小他五岁，但他在大学时就像对待老师一样对待谢林。到耶拿之后，他们俩就住在了一起。俩人不但私人关系好，而且也有共同语言，这使得他们俩的友谊越来越深。黑格尔以自己的名字署名的第一部著作就是替谢林辩护的。

这书的题目是《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黑格尔写这篇论文的原因是莱因霍尔德宣称“哲学领域的革命已经进行过了”，而且谢林的观点只不过是费希特论点的重复而已。黑格尔在文章中说，虽然法国一再声称“革命已经结束”，但革命一直在进行着。说到德国哲学，革命尚未发生，康德只不过开了一个头而已。

为了弄清黑格尔观点的脉络，最好了解一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一些观点。人们在整个哲学史当中一直认为认识带有被动、直观的性质，而康德在该书中破除了这一观点。他第一个发现了意识的“能动性”。马克思认为，对认识能动性的研究，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最基本的贡献。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看，人是以自己的行动为参照来观察事物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还能创作世界。这一观点就源于康德。在康德看来，人类无法接触到自在之物的世界，而只能接触到现象世界。认识能力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构成这个现象世界。

人们总把康德与哥白尼相比。例如，海涅写道，“以前理性就像太阳一样绕着现象世界转，想把它照亮；但康德却让理性这个太阳停了下来，结果现象世界绕着理性转了起来，而且只有它运行到了太阳的光线里，才能得到它的沐浴”[1]。

康德还有一个重要性毫不逊色于此的发现。他断言，在认识的过程中，矛盾不可避免。他态度坚决地认为，倘若人的理性试图进入自在之物的世界，就必然会遇到矛盾。传统观点认为，矛盾是谬误的标志，康德摆脱不了这种观点，所以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理性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

理性和知性分属认识的两个不同领域。知性对感官和直觉进行加工处理，将其分成具有普遍性的科学思维成分。它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而理性则属于哲学，从广义上讲，是形而上学的较高阶段，它在超越知性的同时，认为能揭露各种现象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但康德认为这是做不到的。黑格尔在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的开头，用如下开头论述康德的观点：“如果知性原本要靠理性来补正，那么理性反过来也要靠知性来补正。”[2]

费希特继承了康德的意识能动性的思想。黑格尔评论说，费希特并没有拘泥于康德的学说，而是保留了它的精神实质，让它摆脱了自在之物可悲的矛盾性。人类面对的永远都是自己的行动过程和结果。所以，费希特非常肯定地认为，存在之物的基础是称之为“自我”的主体。同时，费希特以新的方式看待康德的矛盾问题。在康德看来，矛盾是追求理性的过程中无法逾越的障碍。费希特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矛盾具有创造性，是行动与发展之源泉。“自我”必然会向“非我”转化，并与之相融合，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不难看出，费希特比康德更具辩证思想。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费希特思想的几个术语。“许多人以为费希特所谓的自我误解指的是他自己，但这个个别的自我又否定其他一切存在的。‘岂有此理！’善良的人民叫喊起来，‘他竟然不相信我们的存在。我们要比他胖得多，我们是市长和书记官，还是他的上司呢！’女士们则质问道：‘难道他连自己太太的存在也不相信吗？费希特太太难道对此置之不理？’然而，费希特所指的自我，根本不是个别的自我，而是被意识到的普遍世界的自我。费希特所谓的思维，不是单个人的思维，或者某个名叫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的人的思维；这是一种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普遍思维。正像人们说：下雨了，打雷了，等等。费希特也并不会说‘我思维着’，而是说‘思维着’，‘普遍的世界思维在我脑子里面思维着’。”[3]

在费希特看来，出发点并不是个别的人，不是某一个“自我”，而是作为群体的“我们”。但这样界定并没有超越费希特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因为按照他的观点，最初的动因依然是主体没有前提的行动。费希特提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时，是以主体作为同一性的体现者为前提的。

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谢林则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客体因素是同一性的体现者。谢林维护行动的原则，可他把这一原则指向了大自然。他的这一观念让德国哲学思维步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把研究对象转向了自然科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唯物主义的特色。

德国是一个有着古老的唯物主义传统的国度。这种唯物主义传统始于中世纪时的泛神论的学说，并且在斯宾诺莎思想和经验科学那里得到了发展。年轻的谢林吸收了这一成果，虽然其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谢林甚至认为他是费希特思想的追随者。在费希特的思想体系中，一方面以主观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又假定了一个普遍存在的自我，从而对主观主义的片面性做出了限制。这种矛盾，让谢林和其他人一样，没有看到自己的创新之处。恩格斯评价道，“是黑格尔使谢林意识到，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远远超过了费希特”[4]。恩格斯的这段话，就是指黑格尔的那本《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一书。

在这篇论著里，黑格尔完全站在了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他对主观唯心主义提出了批判，认为它等同于形而上学的、独断的唯物主义。在他看来，二者都有其片面性——主观唯心主义否认客体的独立存在，独断的唯物主义则否认主体的能动性。唯有将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才具有现实意义。费希特的思想当中也有一个同样的术语，但区别在于，主体在这种统一体当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黑格尔特别强调，费希特构想出了“主观的主体与客体统一”的模式。他的这种同一性必须由“客观的主体与客体统一”的模式来补充。存在之物包括这两个因素，不但生产着这两个因素，而且本身也产生于这两个因素。

黑格尔的《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一书于1801年7月完成。这时，他开始谋划登上大学讲堂了。要在大学授课，还得符合两项条件：一是让外邦证书获得认可；二是获得大学授课资格。前者就是让耶拿大学哲学院承认他在图宾根神学院获得的学位。这项手续较为好办，只需交阅学位证书，并缴纳付给学院成员22塔拉20格罗申的费用。至于后者，即取得大学授课资格，需要申请人具备学者和教师的水平，这需要经过审核才行，还得缴纳2塔拉20格罗申作为聘请哲学院院长参加审核和答辩的费用。

1801年8月13日，黑格尔递交了请求承认他的外邦学院证书的申请。他希望能在冬季学期开始上课。因为9月初就要印制授课表，所以得尽快办妥。可是，院长在一份通告中向全体学院成员提议，把他编进了春季学期的授课表，而且仅限于试讲，还责成他在春季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学院成员找不出不承认他的学位证书的理由。要知道，乌尔力希教授是代表官方鉴定并准许出版《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的。他读过这篇论文之后，对黑格尔赞美有加。学院资历最深的教授、枢密顾问祖科夫，像平素一样抱怨说：“过不了多久，我们这里老师和学生就一样多了。那些斯瓦比亚的先生们，想必都想搬到这里来，把这座三百多年之久的高等学府重组一番。”不过，就连他也找不到反对把黑格尔列入耶拿大学授课表的理由。

该学院关于黑格尔议论最多的是，他这个来自符腾堡的人没有物质保障，担心他会不会申请补助金。原因是，不要说刚刚开课的讲师，就连副教授们也经常拿不到自己的薪水。虽说讲师可以从听课的学生那里获取一点点报酬，但要维持生活，那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只有有资产的人，才能从事教学事业。黑格尔声明，他有几千古尔盾的资金，再次提出给他颁发讲课证书。但学院坚决要求他履行正常手续——先将论文印刷出来，然后送给学院成员，最后参加答辩。当时已经到了8月底，要办完这些手续，显然是来不及了。最后，根据乌尔力希教授的提议，让黑格尔提出论文的要点，以后再提交论文，暂时根据提纲进行答辩。按照大学相关规定，是可以这么做的。半年前，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就是这样获得授课资格的。

最后，黑格尔根据他提交的《论行星轨道》一文的提纲参加了答辩。提纲总共有十二条，用拉丁文撰写，并印成了五页的小册子。他按照学校的规定，在星期日祷告结束后，散发给了学院的成员。他的这十二条提纲，和行星相关的内容并不多，大多可以看作是他以后作为讲义的一般哲学原则。其中的一系列问题，是作为似是而非的怪论提出来的。也刚好符合他的初衷，因为这些提纲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大家的争论。另外，从这些提纲当中可以看到黑格尔未来辩证法思想体系的雏形。

哲学的核心问题在他提出的第一个论点：“凡是真的东西，其规律是有矛盾；凡是假的东西，其规律是无矛盾。”[5]这当然并不等于黑格尔想废除形式逻辑。他从来没有想过概念会同其自身相矛盾，或同经验相矛盾。同一律没有错，但是，思维想要表达发展情况，仅凭同一律是不够的。在这里，黑格尔只不过重复了谢林在《自然哲学思想》一文当中已经有过的论点而已。在那篇文章里，谢林提到了真正现实的普遍矛盾性问题。在自然界，对立的力量无处不在起作用。所以，自然科学必须以普遍二重性的原则为基础。真理并不等于对立的力量同一或者不同一，而是两者的统一。康德早已说过，如果思维想深究事物的本质问题，矛盾永远是不可避免的思维结果。然而，康德的局限性在于，他把这看作是人类智力有限的例证。只有到了费希特那里，才把矛盾看作是创造性的原则。发现矛盾就等于发现了发展的动力。

从他的提纲，不仅看到了黑格尔未来思想体系的核心，而且看到了它的外形。他提出的第二个论点是：三段论是唯心主义的原则。我们知道，三段论包括三个部分：两个前提，一个结论。这种三分法在康德的范畴表和费希特的“自我发展过程”论述当中都已经提到过。但是，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体系当中，它却成了最基本的出发点。

黑格尔的第三个论点也必须从这个意义上来加以理解。他的这个论点是：正方形是自然的法则，三角形是精神的法则。对于发展的三重性原则，黑格尔只是在精神现象的视角看到了它在起作用。黑格尔认为，自然是不知道什么是发展的。就这一问题，黑格尔和谢林后来观点上产生了分歧。

不过在两人产生分歧之前，黑格尔依旧追随着这位比他更加年轻的老师。他们还一起攻击康德的思想，认为其批判哲学缺乏思想，是一种形式不完备的怀疑论。这一观点在黑格尔晚年的著作当中，有详细的论述。

年轻的黑格尔一眼便看出了康德哲学思想的矛盾性：批判哲学所提出的理性公设的材料恰恰摧毁了这一哲学，并且是斯宾诺莎主义的一个原则。既然在康德看来，自在之物是不可认知的，那么，他也就理所当然地驳斥了上帝存在的逻辑论据。可是，康德把宗教赶出大门的同时，又把它从窗户里放了进来。在他看来，最高本体的存在，并不需要任何逻辑论据。显然，康德的批判主义在这里完全变成了独断主义。

在黑格尔提纲的末尾，是两个相当冒险的论断：“德行并不包含主动或被动的无辜。完满的伦理完全排斥德行。”此前他还说道：“自然状态无所谓不义，所以才需要摆脱它。”在他看来，进步的工具不是善和正义，而是恶与不义。就这样，他已经完全不再有青年时代的乌托邦幻想了。

在他的提纲里，与行星有关的论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其中的第五个论点。该论点认为：磁性是大自然的杠杆，太阳对于行星的引力则是大自然的钟摆。后来，黑格尔在为获得教师资格而撰写的论文当中，详细地论述了他的天文学观点。而他的答辩内容则仅限于哲学上的问题。

在黑格尔的答辩过程当中，谢林的弟弟、学生卡尔·谢林以辩护人的身份出现。他的职责是维护候选人的观点。以辩驳人身份出场的是谢林和尼特哈默尔两位教授以及学生施瓦错特。

根据惯例，黑格尔首先表达自己的谢意，特别是对辩驳人的谢意。他下面这番表达谢意的言辞，若非用拉丁语讲出来，就让人感到十分的肉麻：“世界上最聪明的、最尊敬的谢林教授先生，我请求您把提纲中不同意的一切论点在这里公开指出来。这次答辩目的就是为了向您请教。毋庸置疑，能够得到您的支持，我感到是多么荣幸。不是同时代人，也不是朋友们，唯独后代，唯独科学（因为它是永恒的）才配得上评价您的精神的高贵力量，评价您的精神能力。请允许我推崇您为一位真正的哲学家。”[6]

这次答辩对黑格尔来说就像一次盛大的典礼。让他感到十分欣慰的是，副校长和院长也莅临现场指导。他十分感谢国王对科学的关爱，也感谢学院和所有出席他答辩的人对他的关注。

举行黑格尔授课资格答辩的日期是1801年8月27日。这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答辩成功之后，哲学讲师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

答辩结束之后，黑格尔开始撰写他的论文。他手头已经有一份关于天文学问题的手稿，这篇长篇手稿或许是他在来耶拿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的。现在他需要做的是把它压缩之后翻译成拉丁文。一个月之后，论文还没有交到学院。似乎大家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主讲人亨宁斯本来是批准了黑格尔讲课的申请，可是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要不是他这个符腾堡人的敌人从中捣乱，结果不会是这个样子的。10月18日，他怒气冲冲地写信给院长，信中说：“本人事先对黑格尔博士先生尚未递交他的论文一事一无所知，所以才表示同意。”[7]并要求立即对黑格尔采取措施。“请您派人撤掉黑格尔博士先生的讲课表。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正大光明搞到手的。”[8]就在同一天，《论行星轨道》的哲学论文就交到了院长的手里。

和那个时代的其他论文一样，他的这篇作品充满了批评的语调。他满怀激情地批判了机械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这篇论文中，牛顿被视为二者的代表人物。黑格尔把刻卜勒同牛顿对立起来，认为他是这位英国物理学家的对手，原因是他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割裂的部分。黑格尔当时的许多观点现在看来有些可笑。在他看来，力学的不幸在于不知道有上帝的存在。出于对机械主义的排斥，他回到了早已过时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观点：一块石头落到地面的重力，其性质不同于那些并不落到地面的星球相互之间起作用的重力。在黑格尔看来，让牛顿想到万有引力定律的那个苹果并不是什么好兆头。绿苹果已经预示过两次灾难：一次是夏娃的苹果降祸到了人类；另一次是巴利斯的苹果则让特洛伊人遭殃。

当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了人间，让他走进了凡人世界。如今的哲学，又重新返回了天上，认识到了天体的法则。据说，哲学在解决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上特别有帮助，即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提丢斯提出的规律性问题。先假定一个数列——3，6，12，24……然后将数列中的每一个数字加上4，那么按照提丢斯的观点，我们所得到的数字就能表示各个行星与太阳之间相应的距离。1781年，赫歇耳发现了天王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经验法则。依照提丢斯法则，天文学家们推测，在火星和木星之间还应当有另外一颗行星。天王星发现之后，他们马上着手寻找那一颗尚未发现的行星。而在黑格尔看来，他们的做法是白费力气，他认为提丢斯法则是经验主义的，不能用于实际生活。黑格尔引用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数列——1，2，3，4，9，16……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他说：“如果这一数列比上面提到的那一个算术级数更符合大自然的真正秩序，那么显然，在第四和第五个数之间就有一个巨大的空白，也就是说，那儿不能发现任何东西。”[9]然而，早在1801年1月1日，意大利天文学家皮亚齐在巴勒莫天文台观测的时候，就已经找到了火星和木星之间的第一颗小行星——谷神星。这一发现引发了一些笑话，让许多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有所怀疑。

黑格尔之所以犯了这么一个错误，显然是因为在撰写论文的时候，利用了当时拿到耶拿的那份手稿，而那篇手稿是在皮亚齐发现谷神星之前写的。很难判断，他在10月份提交自己论文的时候是否已经知道了这一发现。他迟迟没有提交论文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已经发现理论提纲和现实相矛盾，从而让他感到了不自信呢？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黑格尔在1801年12月准备给胡夫纳格尔博士送一份论文的时候，也没有在内容方面表达任何意见。

在写给胡夫纳格尔博士的信中，他说自己计划和谢林共同出版《哲学评论杂志》。这份杂志的任务是，“……剔除非哲学的糟粕；杂志有各种各样的武器，人们可以称其为棍棒和鞭子；一切都是为了行善，为了尊崇上帝……”[10]

很早以前，黑格尔就有了创办杂志的计划。出版商科塔原本想委托谢林和费希特来编撰这份杂志，还预约了施莱格尔兄弟两人。但是谢林执意要和黑格尔一起来做这项工作。他们两人不但是编辑，而且还是已经出版了六期的杂志所有稿件的作者，这些稿件都没有署名，所以到今天也不知道哪一篇是谁写的。

他们的第一期杂志于1802年年初出版，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由黑格尔写的，文章的题目是《综论哲学批判之本质，及其对哲学现状之关系》。这篇事先经过谢林修改的文章，提出了该杂志的纲领。

批判主义打破了对权威的信仰，思维的独立性得到了大家的推崇。倘若哪个哲学家把自己标榜为某一现存理论的继承人，便会引起舆论界的哗然。人人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体系，认为唯独这样才能够显示出自己思维的独创性。哲学界的这种现状让黑格尔感到十分沮丧。他坚信，就像只有一种美一样，同样也只有一种真理。他认为，“只有一个哲学，并且只能有一个，只有一个因为理性……”[11]不同哲学思潮的存在，是由精神不完备和认识不充分造成的。每一种学说多多少少都包含一些真正哲学的思想，但包含有多少，还得由哲学批判说了算。该杂志的第二个任务是要确定真理究竟是如何形成一个合乎科学的哲学体系的。倘若思维没有体系性，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糟糕的心灵形象，它既懒于保护思维坠入堕落，又没有胆量自己陷身堕落，将其罪过一直忍受到解脱为止……”[12]

不管是谁，如果想给哲学强行披上一件带有个人口味或错误原则的外衣，哲学批判都得加以反对。个性不同于主观主义，前者有助于揭露客观思想，后者会让真理变味。要喊出反对主观主义和局限性的口号。空谈是哲学真正面临的灾难。如果这样的空谈再加上一些科学术语，就会让人信以为真，很容易传播下去。谁也不会料到华丽的外表之下会裹着糟粕的东西。

蹩脚的经验主义是哲学思维的又一大敌人。经验主义企图调和哲学与常识之间的矛盾。然而，根据常识（也就是人类时空的局限性），哲学世界永远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当前讲究自由、平等的时代，已经产生了很大一批公众，他们不愿了解自己无缘得知的一切，只想依附于一切好的或利己的东西，所以最美好的事物都免不了如此的下场，即庸俗难以上升到它认为比自己更高的事物的水平，于是便把这个事物也弄到如此庸俗的地步，直到可以掌握它为止，而庸俗化则一跃成为一种公认的有益之物。”[13]

正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黑格尔当时反对哲学思想的普及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黑格尔号召和敌人做不懈的斗争。在他的眼里，这些敌人在哲学上并不具备平等的权利。他认为，承认敌对派的地位，就意味着让自己丧失了普遍性，从而体现出自己的不足。

《哲学评论杂志》的纲领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号召和敌人做无情的斗争，决不妥协；认为几种观点不能共存；认为真理不但是统一的，也是唯一的。他们认为，在建筑真理的大厦之前，必须先要清理好地基。他们两人都积极地投入了这项任务。

他们的第一个抨击对象是一位迂腐的先生。他们文章的标题是“庸俗的知性是如何看待哲学的——评克鲁格先生的著作”。这位威廉·特劳戈特·克鲁格和黑格尔同岁，当时在维滕贝格哲学院任助教。他写过三本非常乏味的著作。他就是《综论哲学批判之本质，及其对哲学现状之关系》中批评的空谈假理论的例子。对付这样的敌人，黑格尔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另一个被他们抨击的对象是G.E.舒尔策。他摆出一副怀疑主义的架子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写文章时假托古典怀疑主义者艾因西德马斯。黑格尔写了一篇题为《怀疑主义与哲学的关系，怀疑主义的不同形式，最新的怀疑主义和古老的怀疑主义的比较》的文章，揭露了舒尔策思想独断主义的性质。黑格尔认为，舒尔策并没有吸收古典怀疑主义的精华，所以只能算作怀疑主义的变种，他也没有资格打着艾因西德马斯的旗号招摇过市。舒尔策企图以感官知觉为出发点，但古典怀疑主义正好反对夸大感官知觉的可靠性。这位新艾因西德马斯认为可靠的东西，恰好老艾因西德马斯认为是不可靠的。

《哲学评论杂志》的第四篇文章的题目是《信仰与知识，或以康德、雅科比与费希特哲学为其完全形式的主观性反思哲学》。文章向这三位哲学家发起了论战。他们三人的思想体系有一个共同特点，都认为信仰优先于知识。然而，黑格尔并不这样认为。他把科学放在了首要位置。他后来建构的思想体系当中，哲学的地位比宗教还高。

这里隐藏着他和谢林之间的分歧。正因为这种思想上的分歧，俩人不久就分道扬镳了。在耶拿大学的时候，谢林起初认为艺术是精神活动的最高境界，后来又认为这种最高境界是宗教。黑格尔在去耶拿大学之前，也确信宗教的优先地位，到耶拿之后，却把哲学放到了首要位置。如果说谢林认为真理是通过知性直观而获得的，那么黑格尔则认为真理只能合乎科学体系，原因是非精神贵族是具备不了知性直观的天赋的。于是，除了少数人，知识无人问津。谢林拿贺拉斯“我憎恨无知的人群，同他们离得越远越好”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认识论方面，黑格尔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从黑格尔的一段草稿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新立场：“简而言之，哲学作为理性的科学，不但是由于其存在的普遍性，更是由于其本质的普遍性。它是为一切人所有的。自不待言，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掌握哲学，正如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君主。有些人高居他人之上，其可恨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这只是天性的差异造成的。”[14]

另外，黑格尔和谢林在对国家的态度上也产生了分歧。和康德一样，谢林把社会机构看作是不可避免的祸害。有了国家，人们得舍弃自己的部分权利，如果没有国家，他们又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他们不可能同时生活在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状态当中。即便是个别的国家，也不可能永远在冲突中永久存在下去。出于需要，人们成立国家；同样，国家也出于需要而结成联盟，即一个“国际最高法庭”，来传播和平与正义。

虽然几年之前黑格尔认为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但现在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在《哲学评论杂志》的第五篇文章中，他论述了自己的新观点。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论自然法的科学处理方式、自然法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实证法学的关系”。黑格尔在文中首先批判了其他观点之后，开始阐述自己的纲领。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人与人之间所需要的个别与一般的和谐一致问题。在这里，他第一次阐述了他的伦理观：伦理就是纯粹的民族精神。黑格尔重复了亚里士多德的话——民族在逻辑上优先于个别的人。符合伦理要求，就意味着按照自己的民族、乡土和国家的风俗习惯来生活。国家是一个基于道德的机制，战争可以促进它的健康发展。黑格尔认为：“这里……提出了战争的必要性；战争……会使各民族保持伦理上的健康，就像刮风会使海洋不至于腐败发臭一样；长期的静止是会使海洋腐败发臭的，长期的乃至‘永久的和平’也会使各民族腐败发臭。”[15]

读到这篇文章，谢林一定会感到很恐怖吧。不过，和黑格尔争辩也没有什么价值。再说，谢林已经要打算离开耶拿。谢林的离开使他和《总汇报》断绝了关系，接着另一些教授也因此而离开了耶拿，让耶拿一度陷入危机。当时，卡洛琳娜·伯麦尔与施莱格尔离婚，然后又嫁给了谢林，这也是谢林决定离开耶拿的原因。1803年5月，谢林和黑格尔分手，《哲学评论杂志》也随之停刊。谢林去了维尔茨堡，在当地大学任教，深受巴伐利亚王子的青睐，后被召往慕尼黑。在那里担任科学院院士和艺术院秘书长。年方32岁的谢林，获得了至高的荣誉。但是，不久之后他就江郎才尽，再没有写出有创造性的哲学著作。

谢林离开耶拿后的头几年，黑格尔和他之间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出版之后，两人的关系便彻底决裂了。

[1]海因里希·海涅：《著作书信十卷集》第5卷，柏林：建设出版社1961年版，第265页。

[2]格罗克纳本：《黑格尔全集》第1卷，斯图加特：弗罗曼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页。

[3]海因利希·海涅：《著作书信十卷集》第5卷，柏林：建设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27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编第2部分，柏林：迪茨出版社1967年版，第178页。

[5]卡尔·罗森克兰茨：《黑格尔传》，第156～159页。

[6]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本：《黑格尔思想发展史料》，斯图加特1936年版，第313页。

[7]《黑格尔研究》第4卷，波恩：博威尔出版社1967年版，第41页。

[8]《黑格尔研究》第4卷，波恩：博威尔出版社1967年版，第42页。

[9]格罗克纳本：《黑格尔全集》第1卷，斯图加特：弗罗曼出版社1958年版，第28页。

[10]《黑格尔书信集》第1卷，汉堡：梅纳出版社1952年版，第65页。

[11]格罗克纳本：《黑格尔全集》第1卷，斯图加特：弗罗曼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页。

[12]格罗克纳本：《黑格尔全集》第1卷，斯图加特：弗罗曼出版社1958年版，第176页。

[13]格罗克纳本：《黑格尔全集》第1卷，斯图加特：弗罗曼出版社1958年版，第185页。

[14]卡尔·罗森克兰茨：《黑格尔传》，柏林1844年版，第186页。

[15]格罗克纳本：《黑格尔全集》第4卷，斯图加特：弗罗曼出版社1958年版，第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