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浮华背后

他被爱情抛弃了。1810年，他又重新回到了单身生活。但是，无限荣光的时刻来到了，他感觉到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正是年富力强之际，任凭自己四处释放粗犷激烈的性格，对于人言、习俗、社会等一切毫无顾忌。他还有什么可以害怕，可以敷衍的呢？爱情已去，雄心不再。剩下的只有力量。他在滥用着自己的力量，消耗着自己的精力，寻找他自认为的欢乐。“力量，那是一种使你鹤立鸡群的精神！”他又开始不修边幅，行为举止比从前更加地肆无忌惮。他知道自己有言论的自由，甚至面对权势人物也不例外。1812年7月17日，他写道：“我认为，除了善良，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作为高贵的标志。”那时见过他的贝蒂娜·布伦塔诺说：“没有任何一个君主，任何一个国王对自己的力量有这样的自信。”她被贝多芬的魅力所征服。她在写给歌德的信中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觉得整个世界突然全都消失了，贝多芬让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啊，歌德……我不觉得自己搞错了，我坚信他远远地走在了当代文明的前面。”

歌德想要结识贝多芬。1812年他们在特普利兹的波希米亚浴场相见，但却话不投缘。贝多芬对歌德的才华大加赞赏；但是他散漫和暴躁的个性与歌德难以相容，而且难免会对歌德造成伤害。贝多芬曾讲述他们一起散步的情况：

“君主们和亲王们完全可以造就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可以给予他们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但是他们永远无法造就出伟大的人物和超凡脱俗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感觉到我们的伟大。昨天，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遇见皇室一家。远远地看见他们后，歌德便挣开我的手臂，垂首立于路旁。无论我如何劝说都是白费口舌，他始终不肯再往前多走一步。于是，我压低帽檐，系好外套的纽扣，背着双手，走进了密集的人群。此时，王公贵族们已经列队恭迎；太子鲁道夫也向我脱帽致敬；皇后向我打了招呼。这些大人物都认识我。——看到皇家的车队在歌德面前经过我不禁哑然一笑。他仍然弯着腰，恭敬地站在路边，手里拿着帽子。事后我毫不客气地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通……”

对于这位傲慢的共和派不留情面的教训，歌德这位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议一直耿耿于怀。歌德写信给策尔特说：“不幸的是贝多芬是一个桀骜不驯之人。他认为整个世界都令人厌恶，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能使世界对他和其他人变得和善。我们应该原谅他，替他感到惋惜，因为他毕竟是个聋子。”但歌德一生从未做过任何诋毁贝多芬的事情，当然也不曾做过拥护贝多芬的事情。对于贝多芬以及贝多芬的作品，他保持着绝对的缄默。他从骨子里对音乐既钦佩又恐惧，音乐使他烦乱，音乐使他丧失心灵的平衡。

《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于1812年在特普利兹完成了这两部作品。前者是节奏明快的狂欢曲，后者是风格戏谑的交响曲。他在这两部作品中也许是最真实的自我出演，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完全放开了”。那种欢乐，那种狂乱，出其不意的对比，使人惊愕的夸张的跳跃，使歌德与策尔特感到惊骇。按照德国北部流行的说法，《第七交响曲》是一个酒鬼的作品。的确，这是一部令人陶醉的作品，是力量与才华的结晶。贝多芬自己也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我把至高无上的狂热精神赐予人类。”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如瓦格纳所言，希望在《第七交响曲》的终曲中描绘一个酒神的庆祝会。在这首热情欢快的乡村音乐中，显示着他那弗朗德勒人的遗传基因。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度里，他那狂放不羁的言谈举止正是自身的血统使然。在他的任何其他作品中，都没有《第七交响曲》中所蕴含的坦率和自由的力量。这纯粹是为了娱乐的目的，在放肆地耗费异禀天赋，如同一条洪水泛滥的河流携带着无尽的欢乐。在《第八交响曲》中，气势不再那么恢宏，但个性十足，完全表现出了作者的特质，其中交融着悲情与滑稽，勇士般的刚强与孩子般的任性。

1804年，贝多芬的声誉达到了极致。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被视作欧罗巴的光荣。他热情地参与各种庆祝活动。王公贵族们向他致敬，正如他高傲地对辛德勒所说的那样，他听任他们的追逐，接受他们的奉承。

他为独立战争而激动。1813年，他写了一支《惠灵顿之胜利交响曲》，而在1814年初，他又写了一个战斗合唱曲：《德意志的重生》。1814年11月29日，他在众多君主面前指挥演奏了一支爱国主义歌曲：《光荣时刻》；而在1815年，他为攻陷巴黎作了一个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应景之作为他带来了更大的荣誉，甚至超过了他其他所有的音乐作品。

布莱休斯·赫弗尔根据弗朗索瓦·勒特罗纳的一张素描完成的木刻画，以及1812年弗兰茨·克莱恩在他脸上拓出的脸模，都栩栩如生地表现了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期间的形象：这是一张紧绷牙齿，布满了愤怒和痛苦的狮子一样的脸庞，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意志，一种拿破仑式的意志。贝多芬在耶拿战役之后如此评论拿破仑：“可惜，我更擅长音乐而不是战争！否则我将打败他！”但是，他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如同他在写给弗朗索瓦·德·布伦威克的信中所说：“我的王国在天国。”

繁华过后，接踵而至的是他一生之中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有过好感。这个城市浮夸轻佻。在这样一个地方，狂妄不羁、清高孤傲的天才是不可能被接纳的。贝多芬一直想离开维也纳。1808年前后，他曾经多次考虑过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拿破仑的弟弟）的宫廷。但是维也纳毕竟是欧洲音乐的圣地，而且有一大批真正懂得音乐的人，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失去贝多芬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家。1809年，维也纳最富有的三位贵族，即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王子、洛布科维茨亲王和金斯基亲王，应允他每年四千杜加的生活费，前提是他不能离开奥地利。他们说：“一个人只有在不为经济烦恼时，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之中，创作出伟大的不朽之作。因此，我们决定给予贝多芬可靠的生活保障，扫除一切阻碍他发挥天赋的障碍。”

然而，诺言没有兑现，生活费没有如数提供，而且不久之后还停发了。此外，1814年维也纳大会之后，社会风气大变，人民开始追求政治轻视艺术，城市里不再有音乐的品位，贝多芬被当作迂腐的象征，而罗西尼成为追逐的目标。

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先后失散或去世。1812年金斯基亲王去世，1814年利西诺夫斯基去世，1816年洛布科维茨去世。他在1816年的笔记中写道：“我没有了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我孤苦伶仃。”

此时，他的耳朵完全失聪。而且，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从1815年秋天起，他只能通过笔谈和别人交流。最早的谈话记录开始于1816年。辛德勒记述了一段1822年《菲岱里奥》彩排时贝多芬的一段痛苦经历：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彩排……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很明显他完全听不到台上的演唱。他把乐曲的节奏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演奏时，台上的歌唱演员手足无措地匆匆向前。结果整个舞台全乱了。场面全都乱套了。乐队的常任指挥乌姆劳夫并没有说明理由，只是提议休息一会儿，和歌唱演员交谈了几句之后，大家重新开始排练。接下来又是一片混乱。大家不得不停下来再次休息。毫无疑问，无法再让贝多芬指挥下去了。但怎么才能让他明白呢？没有人忍心告诉他：‘走吧，你这个可怜虫，你不能再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左顾右盼想从大家的表情上找出问题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叫我过去。我走到他身边，他把谈话本交给我，示意让我写。我于是写道：‘恳求您不要再继续指挥了，等回去后我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从舞台上一跃而下，对我喊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去，一头扎进沙发一动也不动，双手捂着脸，一直持续到晚餐时分。用餐时他仍然一言不发，脸上写满了沮丧和痛苦。晚饭后，当我告辞时，他挽留我，表示不希望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时，他请求我陪他去看一个著名的耳科医生……在我和贝多芬的交往中，没有一天可以与11月里这极度痛苦的一天相比。他的心受了伤，至死也没有忘记这可怕的一幕。”

两年以后，1824年5月7日，他“指挥”（准确地说，他的工作是节目单上所注明的“参与指挥事宜”）《合唱交响曲》时，全场一片欢呼喝彩之声，但他丝毫没有觉察。直到一个女歌唱演员牵着他的手，让他面对着群众时，他才看见全场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致敬。一个英国旅行家罗素，在1825年看到过他弹钢琴，当他要弹奏柔和的音节时，琴键没有发出声音，寂静之中只见他神情激动，脸和手指都抽搐起来。这幅场景，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他开始与世隔绝，隐遁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只有大自然能够给予他些许慰藉。特雷泽·布伦瑞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自然成了他的庇护所。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喜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依靠自然生活。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热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他每天要沿着城墙绕一圈。在乡间，他独自散步，不戴帽子，顶着太阳，冒着风雨。“万能的上帝！这一切太美妙了！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山峦上，一片宁谧——供你驱使的宁谧。”

他精神的忧虑在自然中获得了些许安慰，但他被贫困弄得狼狈不堪。他写道：“我差不多成了乞丐，但我还得做样子，讲排场。”此外，他说：“作品第一〇六号的奏鸣曲是在生活非常拮据的情况下完成的，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工作真是一件苦差事。”路德维希·施波尔说他由于靴子破了，往往无法出门。他欠出版商一大笔钱，作品又卖不出去。《D调弥撒曲》预售时，只有七个客户，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写了好几首美妙的奏鸣曲只挣了三四十个杜加，而每首曲子都得花费他三个月的时间。加利钦亲王要他制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二七、一三〇、一三二号），也许是他最深刻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呕心沥血制作，但却分文未得。日常生活的窘迫和无休止的诉讼——有的是别人追讨他拖欠的津贴，有的是为了夺取侄儿的监护权，耗尽了贝多芬的全部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