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大师们讲课

大学里，有很多受尊崇的师长们授课；工作后，有很多妇产科前辈们讲演。记得起的、印象深的，似乎不在于讲的内容好不好（学生又怎么评价老师讲的内容呢），而在于讲者的个性、特点或者风采。

回忆大师们的讲演风采是有趣的。

鲍铿清教授是著名的组织胚胎学专家，他的科学家秉性卓尔不群。20世纪60年代，据说某国一位学者发现了针刺穴位的组织学结构，名曰XX小体，并连接成经络。鲍教授认为他讲的无法重复，不能验证，是伪科学，这在当时是要有点勇气的。后来证明那不过是一场政治闹剧。鲍教授讲课则基本上（或根本上）是念他的稿子，非常认真地念，包括“重起一行”“逗号”之类照念不漏。于是，我们上课就是记录。我的同桌每每打瞌睡，本子上便拉成了曲线，同学们戏称为“睡波”。一下课，便又精神起来，赶忙抄笔记，再上课，再绘“睡波”。鲍教授依然故我，继续一板一眼地念他的稿子。记得他的眼镜可以翻转，一会儿翻下来（老花镜）看讲义，一会儿翻上去（平镜）看同学……从不敷衍。

王根本老师（当时是解剖学讲师，后来当然是大教授了）讲课极为熟练，可以说倒背如流。更有绝招的是，他背靠解剖挂图，可以用教鞭准确地指点什么骨头、什么肌肉，再加上他浓重的口音，使讲课变得生动有趣。解剖本来很枯燥，可是到现在，我都喜欢解剖，看图谱，背记血管、神经、淋巴，好像锻炼记忆，乐此不疲。当然，对于外科大夫，这是必备的基本功。

阴毓章是妇产科教授，以严谨、严肃、严厉闻名，令师生畏惧。他37岁便在美国得到了内、外、妇、儿科四大教授的头衔，怪不得那么“牛”！早晨在手术室走一遭，连外科手术也能指点。他还研究过克山病。他做手术得意之时，要哼一曲洋歌，当时我们听不懂，拉钩唯恐不及，哪敢分心欣赏歌曲。解剖盆腔血管时，会不时地发问，令人胆寒。有一次“倒霉”竟落到了院长身上：那天，院长到手术室“视察”，站在我们后面看阴教授做手术。阴教授指着一根血管问：“后面的，这是什么血管？”院长非外科大夫也，怎能回答，默不作声。阴教授喝道：“连这根血管都不知道，还看什么手术？你出去吧！”院长居然一声不吭，乖乖地退下去了……

而阴教授对病人可是非常关心，对工作可是非常认真。记得那时开始用双氢克尿噻治疗妊高症（当时叫妊娠中毒症），阴教授一整夜地坐在病人床边，观察病人，计量尿液。

阴教授的讲课可谓“空前绝后”，那不是讲课，是教诲，是教训。讲“骨质软化症”，板书由当时任助教的老师用粉笔写好。教授手拿教鞭，熟练地绕着圈。本来不大的眼睛眯缝着，不知道目视何方。他开始便提问：“为什么北方孕妇容易患骨质软化症？”从前头一排点起。一般的问答都是北方冬天日照时间短，少户外接受日光的活动，蔬菜缺乏又单调，钙质摄入也不足……好像教科书上写的基本也讲出来了。可是阶梯教室近200人已经站立起一半，教授仍不满意（现今，我已经是妇产科教授了，似乎还不清楚阴教授所要求的答案是什么）。后来，他讲课前，问过“巴斯德消毒法”，问过“分娩因素”，甚至问“白细胞分类”……都不是特别“了不起的问题”，但也从来没有人答对过。同学们害怕他提问，上课不敢坐在前排，可这也逃脱不了教授的目光——他眯缝着眼睛，略微抬一下头，用教鞭向后方一点，像乐队指挥将指挥棒向上一挑，“请最后一排，最右边那位戴眼镜的同学回答”，于是教室后半部分同学都相继站起来了。

据说“文革”期间，阴教授受了不少苦。阴教授的学问太深了，个性太强了。

我1964年到协和以后，林巧稚老主任（在协和大家更习惯叫大夫，如张孝骞大夫、方圻大夫等）已经不太讲课了，但林大夫查房却是很有意思的。对林大夫查房，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我们要把病例摘要，包括各项化验结果都背得滚瓜烂熟，特别是要准备林大夫可能提的问题，要查阅文献。高年大夫更要能引经据典，表明自己的“高深”。然而，林大夫可不是那么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提问题、讲问题的人；她看见窗户新涂了绿漆，便提问，颜色对病人的心理有什么影响；她在待产室直接用耳朵贴在孕妇肚皮上听胎动、胎心，旁边大夫送上胎心听诊器，她便问，这种听诊器是谁发明的？最能让林大夫查房高兴的是陪伴她的高级医师必须有如下两个本领：第一，因为林大夫英语太好了，查房时会经常不由自主地说出一些英语来，你必须能准确、简要地帮助老人家解释一下；第二，林大夫有时会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汉语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她又要求非常准确地找出这个词，你必须善于捕捉林大夫的思想脉络和表达方式。

后来，我经常陪林大夫接待来访者，或拟文发表，或拟稿讲演。通常是和记者商定提纲，然后和林大夫交谈，再将其谈话整理出来，有序有段。还得让林大夫看得满意，说得上口。林大夫有深刻的思想、睿智的见地，我们会从她朴实无华的言语中领会到一位伟大医学家的胸怀、宽广无涯的仁爱。

还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已故副主任王文彬教授讲得好：林大夫从美国芝加哥回来，在10楼223室（一个老协和聚会的阶梯教室）讲演，她用英文演说近两小时，却唯独没有一个“我”字。何止是讲演，她的八十二年生命历程，如此壮丽，也是只有妇女和儿童，唯独没有她自己。

宋鸿钊大夫可是讲课的能手。特点有三：一是熟练流畅；二是记忆力非凡，数字概率皆张口即来；三是朴实无华，如同说书者手中一把扇子，他也只是一支粉笔。那时倒也没有如今的电脑多媒体投影之类，从头至尾都是板书。宋大夫或端坐或站立，一杯茶，一支笔，一面黑板。但讲起来十分动人、酣畅，如讲绒癌脑转移早期征象，拿筷子竟然掉落，下地突然不稳，都会作些逼真的模仿，惟妙惟肖，足见其观察之细腻。我常陪同先生为进修生或外出讲课，发现宋大夫一口气讲下来，不看稿，不停歇，而且材料全面、准确无误，让人铭记于心，我居然也可以“依葫芦画瓢”描述一番了。

宋大夫为了推广其滋养细胞肿瘤的诊治规范，走遍大江南北，全国的主要省市几乎都去过，不厌其烦地宣讲，通常还要在讲演后对听众的提问不厌其烦地回答，还要到病房去不厌其烦地指导。让人体会到圣人所云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真大学问家也！

江森教授（我们愿称之为江公）是山东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我没有直接聆听过他的授课，但在各种学术会议上，他的讲演颇富特色。江公学贯中西，融汇古今，有深厚的中国文字之底蕴，所以常常咬文嚼字，用词十分缜密。如我们以前讲剖腹产习以为常，而江公首先提出剖腹产一词不妥，应改为剖宫产。后来，他成为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真乃非他莫属。杂志叫《妇产科进展》，江公以为“科”如何进展，应是妇产科“学”之进展。他亦常在文中注释英文名词，也是字斟句酌，不知道他何以有那么多词！

江公并不吃老本，常有新知新意，一个剖宫产题目讲了又讲，居然也是屡讲屡新。几年前，在南京讲，给他的时间到了，主席摇铃示之，先生听力不及，并不介意，还以为是自己声音太小，于是说“好，我大点声”，我行我素地继续讲下去。工作人员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让老先生讲吧。后来，又在威海讲，放投影的学生显然知道如何“控制”老师，但江公也会不高兴：“怎么这样快！”但毕竟还是让人“牵着鼻子走”了。等到2004年在青岛开会，江公已届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他从剖宫产的历史讲到分类，进而适应征、并发症，头头是道，侃侃而谈。令人惊喜的是，他已完全适应“现代化”要求，和多媒体投影协调同步，时间也掌握得好。更令人惊诧的是，他拒绝人搀扶，自己快行上下，中间还有几个跳步，让人捏一把汗。

江公老而弥坚，不乏幽默机智，偶有波谲云诡之举。他愿意看武侠小说，吴葆桢大夫在世时，他们经常互换书籍，互通有无。也许，从中学了不少义气、侠气、乖气。听说他入冬时做了一个小手术，术前问学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能否复还？”当然一切顺利。晚上，却假装输液反应，“骗得”医生给他打针。然后，不无得意地跟护士说：“你看我装得像不像，他们都没有看出来，哈哈！”江公，真可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