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心理学如何研究心理
生物学家用观察的方法来研究鸟类的进化；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分离出了化学元素；神经生理学家切开人的大脑研究神经组织；传记学家则躲在档案馆里，通过翻阅发黄的资料撰写人物传记。对于心理学家来说，需要博采众长才能进行科学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心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中间学科。
何以踏入科学之门？
在物理学领域，事物总是很容易被量化。比如，张三和李四哪个人跑得快？只要让他们出去跑一跑就知道了。同样是100米的距离，如果张三用了14秒，李四用了15秒，很显然，张三比李四跑得快。
然而，在心理学领域，并没有经典物理学的这些成熟理论，也没有这么成熟的运算公式，更确切地说，心理学的概念根本无法用简单的数据公式来衡量。在物理学中，速度可以通过公式来计算，地球引力也可以根据公式推导获得，那么在心理学中，如果心理学家想要研究某一个心理过程，又该如何操作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心理学家借鉴了物理学的一个概念——操作性定义。操作性定义，也叫作操作定义，是根据可观察、可测量、可操作的特征来界定变量含义的方法。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的物理学家布里奇曼。
简单来说，操作性定义就是用一种简单、可见的指标来测量抽象概念的一种方法。比如物理学上的“1米”，就是用赤道到北极距离的1/10000000来定义的；“1小时”的时间长度为地球自转一周所需时间的1/24。不过，操作性定义运用到心理学中，就比物理学要困难得多了。
比如，如何定义美女？街上的女孩很多，如何定义其中的美女？一个很浅显的标准是回头率。我们可以定义：回头率在80%以上的女子就是美女。可是，那些回头看的人可能不是因为一个女子的美，也可能是因为她的衣着怪异，或者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奇特气味。可见，将心理学概念量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我们也可以尝试定义“学生的阅读能力”。我们可以将阅读能力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阅读速度、文字辨别和理解能力，然后我们可以要求学生阅读一份材料，如果他的阅读速度达到200字/分钟，文字辨别达到90%以上，理解能力达到80%以上的人，就可以定义为“这个学生的阅读能力强”。
此外，很多心理学家都在研究电视中的暴力镜头与儿童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是如何给“暴力镜头”和“攻击行为”下操作性定义，往往成为心理学家首先遇到的难题。在所有的心理研究中，都是研究的程度越高，对于操作定义的控制就要越严谨，因此情况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心理学家往往都在操作那些无法直接观察，甚至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心理变量。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名心理学家，想要研究人的自尊水平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动机水平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那么，你要如何合适地定义“自尊”这一概念？要怎么区别人的不同动机水平呢？如果你的定义在同行之间引起了较大争议，你又要怎样抓住心理概念的实质，给出一个精确的答案呢？
永远主观的观察者
人们常说，一个人所看见的、听见的、所观察到的，只是主观臆测的结果，永远都不可能是事实的本来面目。最直白的原因是，人不可能100%不用大脑进行观察和分析，而来自大脑的信号往往都是主观的。
在心理学实验中，经常有研究者因为个人的动机和预期导致实验结果的错误，这一现象被心理学家称为观察者偏见。心理学家在研究某一课题时，都会尽量要求实验条件和实验设计的标准化，并且对研究的目标进行标准化定义，但是如果心理学家忽视了主观态度、观察角度对实验的影响，依旧无法保证研究的公正，令人信服。
观察者偏见中最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螳螂吃夫”的故事。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常识”，认为雌雄螳螂交配成功后，雌性螳螂会吃掉自己的配偶。并且解释说，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补充营养，以保证后代的健康出生。对于这样流传许久的事情，你是抱着诧异的态度，惊叹世间竟然还有这样的事？还是心中怀着疑问，事实真的如此吗？有什么证据证明呢？其实，这一讹传来自20世纪的一项实验研究。
1886年，美国昆虫学家哈沃德在《科学》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描述他对“螳螂吃夫”的观察。文章中记录道：“把它们放在罐子里的时候，交配后的雄螳螂会尝试着逃跑。可是几分钟之内，它就会被雌螳螂捉住。雌螳螂会先扯下雄螳螂的头吃掉，然后是胫节、大腿，最后只剩下两只薄薄的翅膀……看起来，如果一个雄螳螂最终竟然能从雌螳螂那里逃脱的话，几乎是天赐的好运。”
后来，法布尔在《昆虫记》中也对“螳螂吃夫”进行了描述：“事实上，螳螂甚至还具有食用它丈夫的习性。这可真让人吃惊！在吃它的丈夫的时候，雌性的螳螂会咬住它丈夫的头颈，然后一口一口地吃下去。最后，剩余下来的只是它丈夫的两片薄薄的翅膀而已。这真令人难以置信。”
从此之后，这个来自实验观察，并且被专业人士引用的说法流传了近百年，所有人都未曾质疑，这一结论可能完全来自观察者的主观偏见。后来的研究者们发现，在自然界中，“螳螂吃夫”的现象并不绝对。当时哈沃德观察到的现象，很可能是由于观察者在场，引起了雌性螳螂的紧张，误将雄螳螂当成了敌人，更可信的原因是，雌性螳螂当时正处于严重的饥饿状态，雄螳螂不过是它充饥的食物。这一结论在后来的实验中得到了证实。
1988年，科学家里斯克和戴维斯在实验室里重新观察了螳螂交配的过程。为了避免雌雄螳螂因为紧张或者因为饥饿吃掉配偶，他们在实验之前喂饱了那些挥着大刀的伙计，随后他们将灯光调暗，离开实验室，走到摄影机后面观察。
结果非常令人意外，在30多次交配过程中，没有一只雌性螳螂吃掉自己的配偶。在观察期间，他们还奇迹般地记录了专属螳螂的求偶仪式。在交配之前，雄螳螂会翩翩起舞，在长达十分钟，甚至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雌性慢慢放下了戒心，开始坦诚地接纳雄性。
里斯克和戴维斯分析，在以往的实验中，研究者之所以会看到“螳螂吃夫”的现象，原因之一就是观察者的在场让螳螂的求偶仪式无法进行，从而引发了雌性螳螂的攻击行为。此外，为了证明雌性吃掉配偶是由于饥饿，里斯克和戴维斯安排了处于三种状态的螳螂——严重饥饿、中度饥饿和零饥饿。
观察发现，处于严重饥饿状态的雌性螳螂在见到雄螳螂之后，根本无心交配，抓过来直接吃掉。处于中度饥饿状态的雌螳螂尚且能完成交配，但是在交配结束后，雌螳螂还是会吃掉配偶。而那些刚刚吃饱，毫无饥饿感的雌螳螂则并不想吃掉配偶。由此可见，“螳螂吃夫”的其中一个动机是饥饿。
1992年，劳伦斯在野外观察了欧洲螳螂的交配过程。在他观察的成对雌雄螳螂中，大约有1/3的雌性出现了“吃夫”的行为。在野外，螳螂经常处于饥饿的状态，吃掉雄性螳螂的确对它们的后代存活有好处。
一个“螳螂吃夫”的现象就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寻得真相。真相的到来也再次证明，当年的研究者并未创造标准的实验条件，从而导致主观的因素影响了实验的结论。
实际上，观察者偏见是心理学实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验研究最普遍、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观察法，但是一旦需要人来观察，需要人来做出评价时，难免都会牵扯到实验者的主观因素。
为此，在心理实验中一般都要严格设计实验流程，尽量避免研究人员对实验结果的主观影响。同时，在分析结果时，每一个论点都应该提供翔实的数据，因为数据永远比论点可信。
内心期待歪曲了事实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将一群小老鼠分成了两组，分别为A组和B组。他把A组的小老鼠交给了一组学生，并告诉他们说：“这群小老鼠特别聪明，下面就交给你们来训练。”他把B组小老鼠交给了另一组学生，并且说：“这是一些智力普通的老鼠。”
两组学生分别对A、B组老鼠进行了走迷宫测试。实验结束后，学生们得出结论，A组老鼠的确比B组老鼠聪明很多，因为它们总是能够先从迷宫中穿越出来。实际上，罗森塔尔只对老鼠进行了随机分配，他并不知道哪些老鼠聪明，哪些愚笨。那么，这样的结论又是从何而来呢？
原来，一切都源于罗森塔尔嘱咐的那番话。当他告诉学生A组的老鼠聪明时，这些学生就会认为它们的确是聪明的老鼠；当他告诉学生B组老鼠愚笨时，学生也会自然地把它们当作不够聪明的老鼠对待。
老鼠走迷宫的实验并没有真实地测试出老鼠走迷宫的能力，或者说老鼠在走迷宫的过程中，偶然机会的影响比较大，根本无法区分老鼠聪明与否。那么，学生们得出的结论就不可能是真实的结果，而只是符合他们心中期待的结果罢了。
后来，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叫作罗森塔尔效应，也叫作期望效应。期望效应也是认知偏见的一种。在实验中，常常由于实验者无意识地操作、心理暗示或者预期某些测试结果，结果得出了实验者预期的结论，而不是真实的实验结论。为了避免这种预期的发生，在心理实验中，常常采用双盲的实验方式来进行。
在认识双盲实验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单盲实验。
在北美洲，可口可乐一直是饮料行业的老大，即使百事可乐几次三番地奋起直追，也没能撼动它的位置。
1972年，在一次美国的饮料调查中，只喝可口可乐的人占18%，只喝百事可乐的人占4%。到了80年代，比例有所变化，只喝可口可乐的人占12%，只喝百事可乐的人占11%。为了证明百事可乐的口味并不输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公司发起了一个测试，名叫百事挑战。
在购物中心和卖场，百事的工作人员在一张桌子上摆了两个杯子，杯子上没有任何标签。其中一杯装的是百事可乐，另外一杯装的是可口可乐。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可以随机挑选杯子，喝掉杯子里的可乐，然后报告喜欢哪一杯的口味。实验结束后，工作人员会告知参与者，哪一杯是百事可乐，哪一杯是可口可乐。
测试结果显示，在所有参与实验的志愿者中，有57%的人认为百事可乐好喝，43%的人认为可口可乐好喝。既然百事可乐的口味并没有输给可口可乐，为什么市场上选择可口可乐的人永远多过百事呢？
百事的领导层发现，原来主导人们进行选择的根本不是可乐的口味本身，而是一种品牌认同度。从此之后，百事将方向转向打造知名的品牌，至今为止，百事可乐已经成为唯一一家有实力和可口可乐竞争的饮料公司。
在百事公司发起的“百事挑战”实验中，百事公司的工作人员知道实验的内容，而参与者不知道，这样的实验就叫作单盲实验。如果连负责测试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实验内容，这个实验就变成了双盲实验。
相对于单盲实验，双盲实验避免了实验参与者的期望效应。比如，如果事先告诉参与者哪一杯是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品牌的忠实拥护者就会忽略掉口味的比较，直接选择“可口可乐更好喝”。除此之外，双盲实验还避免了观察者偏见。毕竟，如果实验者在实验中加入了个人的品牌偏好，就有可能对参与者做出无意识的暗示，从而影响参与者的选择。
当然，无论是双盲实验还是单盲实验都不是万能的。即使这些实验方法有效地避免了许多误差，它依旧有不够完善的地方。比如在双盲实验中，很难避免分组信息的泄露。但是，这已经是目前为止人类能够想到的最聪明、有效的方法了。相对于完美来说，我们还相差很远，但是和黑暗中的摸索相比，已经进步一大截了。
在自然中观察
对于人类和各种动物的行为，心理学家总是充满了激情和兴趣。他们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为猴子的合作行为设计一系列实验，也愿意花费几十年的时间跟踪几个孩子，研究学生记忆的发展过程。在普通人看来，这种长久的坚持、细致的观察和不懈的执着近乎偏执，一般人都无法理解，然而这正是科学研究的魅力所在。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对一种现象进行长久的观察和记录，叫作自然观察法；根据标准的量表来获得某种心理品质的数据叫作测量法；将某个心理现象涉及的变量放入严格控制的实验室环境中，探究因素之间的关系，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实验法。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从医疗中演变而来的古老方法——个案法。就像医生对某位病人的跟踪治疗一样，心理学家也会选择固定的研究对象，然后花上几十年的时间，发现其内心世界的变化以及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比如，想要了解单亲家庭对儿童心理的影响，就要研究被试的成长过程，从小到大进行跟踪研究。这种方法耗时最长，却也能够得到最翔实的资料和最丰富的信息。
在所有的研究方法中，自然观察法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所谓自然观察，就是在不改变周围环境的前提下，观察一些自然发生的行为。这种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的行为，比如研究儿童的游戏行为，也可以用来观察动物的行为，比如观察黑猩猩。
不过，和以人的行为为对象的研究相比，观察动物的行为似乎更困难一些。毕竟，想要了解非洲瞪羚的迁徙行为，就需要研究者亲身前往非洲，与瞪羚相处几个月，甚至几年；如果想要研究南极帝企鹅，就需要前往南极腹地，在严寒的环境下耐心观察。
虽然说自然观察可以帮助研究者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如果真的涉及严苛的自然环境，一个简单的初衷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幸运的是，投身于科学研究的人根本没有把这些困难放在眼里。在人类的科学研究史上，将自然观察法运用到极致的莫过于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了。
1934年，珍妮·古道尔出生在英国伦敦。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就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类的书籍。每次看到书中提到的非洲动物，古道尔就会在心中升起莫名的渴望，非常期待有一天能够飞到那个遥远的大陆，亲眼见识一下那里的动物。
中学毕业后，古道尔在牛津大学找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在工作之余，她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自然博物馆。她喜欢看所有关于动物的著作，并且细心研究。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的一个中学同学搬到了非洲的肯尼亚居住，并且邀请她去做客。
朋友的热情邀请，加之古道尔多年来的内心期待促成了她的非洲之行。在出发之前，古道尔找到了一份餐馆服务员的工作。服务员的工作虽然辛苦，却可以帮助她尽快攒足旅费。可能连她自己都不曾想到，这次意外的旅行竟然彻底地改变了她的一生。
来到肯尼亚之后，古道尔找到了著名的考古学家里基，想找到一份能够和动物接触的工作。缺少专业素养的古道尔用她的真诚和对野生动物的了解打动了里基，最后，她成为了里基的私人秘书。随后，里基看到古道尔的志向——研究野生动物，于是，里基派她到坦桑尼亚去观察黑猩猩群。这个不曾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孩只身闯入了黑猩猩的领地，开始了她在黑猩猩领域的科学研究之旅。那一年，古道尔26岁。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研究，等待古道尔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黑猩猩生活的地方人迹罕至，随时都有不可预知的危险发生。即使是生活在当地的居民，也曾遭遇过被黑猩猩挖去眼球的经历，更何况形单影只的一个年轻女子。
刚刚进入森林腹地，黑猩猩对这位闯入者并不欢迎，不是纷纷躲避她，就是对着她嘶声呐喊。为了不引起丛林的骚乱，古道尔只能站在500米之外观察它们。为了尽快融入森林的环境中，古道尔选择了一个最直接，也是最艰苦的办法——露宿林中。
在十几个月的时间里，古道尔住在山林间的帐篷里，和黑猩猩吃一样的果子，用所有的时间观察黑猩猩的行为。功夫不负苦心人，黑猩猩最终接受了她的存在，甚至和她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五年后，古道尔对黑猩猩的观察和研究成果使她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同时，她的一个发现也震惊了世界学术圈。在古道尔的发现问世之前，生物学家对人类的定义一直是“能够直立行走，制造工具的高级动物”。然而，古道尔通过观察发现，黑猩猩同样能够制造、使用工具。古道尔观察了一只黑猩猩用树枝取食白蚁的过程。
首先，黑猩猩会折断一根树枝，将树枝上面的叶子摘掉，然后将树枝伸入白蚁洞内，过一会儿取出，这时树枝上已经沾满了白蚁。黑猩猩吃掉树枝上的白蚁后，再次重复这样的动作。如果一根树枝用断了，它还会重新折一段，摘掉叶子之后继续使用。黑猩猩的这一行为，正是人类制造、使用工具的雏形。
此后，古道尔一头扎进了非洲的丛林中，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来研究黑猩猩的行为模式。多年来，她已经认识了研究中的每只黑猩猩，并且为它们各自起了名字。由于黑猩猩和人类具有98%相同的基因组，古道尔也发现了黑猩猩和人类的相同之处。不过，古道尔认为黑猩猩并不像人类一样拥有意识，即使细致地观察，也看不出它们的个性所在。
如今，珍妮·古道尔这个名字已经和保护大猩猩成了同义词，她多次受到国家级的表彰，成了世界级的模范科学研究员，也成为黑猩猩最好的人类朋友。
被阈下信息操控的行为
如果有人告诉你，在超市播放的音乐中嵌入一组“如果偷窃，将被送到监狱”的阈下信息，就能够帮助减少超市的偷窃案和现金流失现象，你会相信吗？如果有人说，在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中嵌入毫无秩序的次声波，会让音乐厅中的观众感到头痛、恶心，甚至愤然离席，你觉得这是真的吗？
在揭开谜底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个心理学中重要的名词：阈。在汉语中，“阈”有国门、家门的意思，表示一种界限。在心理学上，它同样表达了一种界限，指的是人的“感觉界限”。
周围环境中存在着各种声、光、画的刺激，但是人的感官并不能一一感受到这些刺激，原因就在于，我们只能接受一定范围内的刺激。这个引起感觉的刺激范围被称作感觉阈限。只有在阈限范围内的刺激，才能被人感觉到。
举个例子来说，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房间里，有一个声音正在从微弱逐渐变大。但是，当这个声音的振动频率在5Hz时，人耳是感受不到的，只有到了20Hz，人耳才能感受到。当声音越来越大，超过20KHz时，人耳又会再次感觉不到。因此，人耳的听觉阈限就在20Hz～20KHz之间。不过，这是理论数值，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的数值还有可能发生变化。
了解了“阈”的概念，“阈下”的概念自然也很好了解了。所谓阈下，自然就是在人类感官能够接受的最低强度之下。处在阈下的信息，虽然感官接收不到，但是却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人类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大众还可能被懂得运用阈下信息的商家所操控，就像开篇所说的那样——你永远不知道，行为的发生是来自意识的决定，还是来自阈下信息的影响。
1979年，威尔逊做了一个著名的“双耳分听”实验，用以研究阈下信息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实验开始后，实验者给被试戴上耳机，两只耳机里播放的是完全不同的内容。一只耳机在播放一篇文章，实验者要求被试边听边朗读。另一只耳朵则播放数段音乐，而且都是被试从来没有听过的。
边听边朗读的目的是使被试集中注意力听耳机里播放的文章，同时忽略掉另一只耳机播放的音乐。所谓一心不可二用，从心理过程来看，当人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件事物时，其他事物则被知觉为背景，不会被感官接收。于是，另一只耳机里的音乐可以视为阈下刺激。
文章播放完毕后，实验者要求被试从三首刚刚播放的音乐和三首未曾播放过的音乐中选择听过的，被试无法正确辨认。不过，当实验者要求被试从六首混合的音乐中挑出比较熟悉的音乐，他们辨别出的音乐都是刚刚播放过的。由此可见，虽然被试并没有知觉到音乐片段，它仍旧在不知不觉中对人的大脑产生了影响。
除了威尔逊的实验之外，心理学家也通过监控被试生理上的变化，证实了阈下信息对人的影响。当播放一段低于听觉阈限的音乐时，虽然人无法感觉，生理上却会出现反应，比如脑电波开始变化，眼睛的瞳孔放大等。
阈下信息对人的影响有多大，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论。不过，一些聪明的商家已经想到了应用阈下信息的办法，比如，超市中播放的音乐，录影带里的信息暗示等。在利用阈下技术改变人类行为的实验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维卡里的投影实验。
1957年，维卡里在新泽西的一家电影院做了阈下信息的尝试。在电影播放的过程中，维卡里利用另外一台投影仪，每隔五秒钟就会在荧幕上投放“吃爆米花”和“喝可口可乐”的信息。这一信息只会在荧幕上停留1/3000秒，人眼根本捕捉不到。
自从这一信息出现后，电影院里爆米花和可口可乐的销量都有所增加。但是这一实验不够正规，无法直接确定爆米花和可口可乐销量的增加是由于阈下信息的出现。不过，这一实验还是引起了人们对阈下信息的关注，学术界也开始讨论应用阈下信息在伦理上的合理性。
心灵视窗
心理实验中的人道主义
在上一章的《心灵视窗》中，我们讲到了心理实验对人造成的伤害。在这一章里，我们来看看心理学家们对动物造成的伤害。
如果说设计不够完善的实验可能伤害到人类的情感和精神，那么对于动物的伤害，则更多的是肉体上的痛苦，甚至死亡。在研究者们尚且没有想到用人道主义的方式对待动物之前，实验室里备受折磨，最终死去的动物不计其数。它们中的少数成功地帮助了心理学家发现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大多数动物则只是忍受一轮又一轮的实验折磨后，绝望地死去。
在一系列关于“习得性无助”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数十条狗成为心理学家的被试，在经历过无数次的电击之后，它们变得非常沮丧，甚至不再努力逃脱，只是无助地继续忍受电击。
1953年，哈佛大学的所罗门·坎明和维恩找来了40条狗，并将它们放在了一种自制的、名叫穿梭箱的东西里。穿梭箱的中间有一个挡板，将箱子分成了两部分。挡板和狗背一般高，足以让它轻松地从一边跳到另一边。
实验开始后，实验者在箱子底部对狗进行电击，狗感受到疼痛后，会迅速跳过挡板，逃到另一边。此时，实验者会将箱子的另一边也通上电，并且对从对面跳过来的狗进行二次电击。实验者发现：“当狗从一边跳入另一边时，发出了一种如释重负的叹息声，当它再次遭受电击时，却会发出一种惨叫。”
接下来，实验者用透明的塑胶玻璃将狗封闭在箱子的一边。给箱子通电后，狗会迅速跳跃以试图逃离疼痛，这一次它却会头撞玻璃，忍受更严重的疼痛。玻璃没有撞碎，狗却开始发出惨叫，同时伴有颤抖、萎缩、大小便失禁等。
十多天之后，这些永远无法逃脱痛苦的狗已经放弃了逃跑的念头，即使实验人员继续电击它，它也不再挣扎、不再反抗。实验者在最后的结论中写道：“反复对动物进行电击，当这些电击非常强烈并且无法避免时，动物会产生一种无助和绝望的情绪。”
196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西里格曼做了类似的实验，并且第一次提出“习得性无助”这一概念。实验中，西里格曼将狗关在一个上锁的笼子里，在笼子的铁丝网上安装一个扩音器和通电装置。
只要扩音器一响，西里格曼就会给铁丝网通电。电流的强度会让狗感到痛苦，但是不会造成实质的伤害。实验开始后，扩音器一响，被电到的狗就会在笼子里四处乱窜、四处冲撞，企图寻找逃脱的出口。几次失败之后，狗就会放弃挣扎。到最后，即使扩音器响了，电流通过铁丝网，狗也宁愿躺在笼子里忍受痛苦，不再做无效的抗争了。
后来，西里格曼又将狗放在了一个更大的笼子里，与所罗门·坎明和维恩的研究类似，他也用隔板在笼子中间隔开，隔板的高度刚好是狗可以轻松跳过的。为了进行对比，西里格曼找到了一条没有参与之前实验的狗，和之前被电击过的狗一起关进了笼子里。
扩音器响起来时，笼子通电，作为对照组的狗感受到疼痛后，一下子跳过了挡板，逃到了安全的一边；那条备受摧残的狗则眼睁睁地看着同伴逃离到安全地带，自己则麻木地躺在笼子里，直接放弃了尝试的机会。
看过了这些动物被试的遭遇，不知道你是否有一点感同身受，为心理学家们这种不人道的实验方式感到气愤，为动物的悲惨命运感到难过？实际上，如今已经有许多心理学家早已放弃了对人类心灵的兴趣，他们研究的焦点已经从人变成了老鼠、猴子、猫、狗这些动物。于是，动物的悲惨命运一代一代地延续着。
牺牲动物的健康甚至生命做实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心理基础，就是人类的自大，这种自大被称作种属主义。人类习惯认为，只要是我们人类能够获益的事情，牺牲一些动物根本不足为道。于是，动物们的欢笑、哀愁、痛苦和死亡，就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铺垫，动物们成了科学发展的殉道者。
虽然心理学家也在考虑在实验中替代动物的方法，不过就目前而言，心理研究尚未找到其他途径。为了实验者能够更人道地对待实验中的动物，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各国心理学会和政府都在制定相应的法律。在各地的心理研究中心，也制定了使用动物作为被试的原则。
如果未来的心理研究者依然无法避免用动物来做实验，保护动物最好的方法就是认真阅读各项法律条款和指导原则。一个具有道德良心的心理研究者不可以虐待动物，也不应该让动物忍受痛苦和伤害。
心理学家
扛着行为主义大旗的学者——华生
约翰·布罗德斯·华生，1878年出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他的父亲是一个农场主，母亲是美南浸信会的虔诚教徒。13岁那年，华生的父亲抛弃了家庭，选择和一个女人私奔，随后他的母亲卖掉了农场，带着孩子搬到城市居住。
来到城市之后，经常被同学嘲弄的华生学习成绩非常糟糕，他整天情绪低落，不是不认真听课，就是与同学争斗，为此他曾经两次被捕。在中学阶段，他的成绩总是勉勉强强能够升级。16岁那年，华生见到了福尔曼大学的校长，得以顺利升入大学。
起初，华生遵从母亲的意愿选择了神学，不久后他就放弃了。转入哲学系之后，华生开始认真学习，五年后顺利拿到硕士学位。毕业后，华生在一所只有一个班级的小学担任校长。一年后，华生进入芝加哥大学，跟随约翰·杜威学习哲学。
没过多久，华生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哲学的激情，同时，他也无法理解导师杜威的思想，于是，华生选择了转系。这一次，他选择了真正感兴趣的心理学，并且跟随心理学家安吉尔和生理学家唐纳森学习。
在大学里学习的同时，华生还需要自谋生路。于是，他在芝加哥同时打了好几份零工，包括给心理学系看门，在实验室照管小白鼠，在学校餐厅当服务员等。1903年，华生顺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且和玛丽·伊克斯结了婚。
华生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动物教育：白鼠心理发展与其神经系统发育的实验研究》。在这本书中，华生描述了不同年龄白鼠大脑的髓鞘化与学习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证明，大脑髓鞘化的程度与学习能力基本无关。
从1903年到1908年，华生一直留在芝加哥大学工作。在授课的同时，他还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在这五年间，他主要研究感觉输入、学习与鸟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些研究，华生渐渐形成了关于行为主义的信念。
1908年，华生被霍普金斯大学更丰厚的薪水和研究条件所吸引，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前往巴尔的摩市工作。在那里，华生慢慢走入学术生涯的顶峰，并且确立了自己“行为主义者”的身份。1913年，华生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的文章，正式开始了行为主义的革命。
随后，华生在行为主义专著《行为：比较心理学导言》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对美国心理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年后，华生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这一年，他仅仅38岁。
1920年，一则轰动社会的桃色新闻结束了华生的学院生活。在与美丽的研究生助手罗莎莉·雷纳合作期间，两人日久生情，发展出了婚外情。按照当时的校规，教授发生这样的性丑闻是不被允许的。于是，在妻子玛丽·伊克斯将华生写给雷纳的露骨情书交给校长富兰克·古德劳后，华生随即被解除教职，离开了霍普金斯大学。
离开大学后，华生的学术经历从此中断，不过，他对行为主义的研究仍在继续。进入广告界后，华生致力于用行为主义的方法对商品进行广告宣传。同时，他还通过为杂志撰稿、亲自讲课的方式来普及行为主义理论。
1925年，华生出版了《行为主义》一书。在这本书里，他用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了行为主义。此后，华生再也没有做过心理学方面的专业工作。1947年，华生从商界退休，在一个农庄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1958年华生去世，享年80岁。
作为行为主义的先行者，华生忽略掉人的整个心理过程，直接关注人的外显行为。同时，他也反对“遗传决定论”的说法，认为所有的先天行为都是后天造就的。在华生的众多言论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把他们带到我独特的世界中，我可以保证，在其中随机选出一个，训练成为我所选定的任何类型的人物——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人，或者乞丐、窃贼，不用考虑他的天赋、倾向、能力，祖先的职业与种族。我承认这超出了事实，但是持相反主张的人已经夸张了数千年。”
在众多的引述中，最后一句“我承认这超出了事实，但是持相反主张的人已经夸张了数千年”经常被省略，以此显示华生更为激进的思想。不过，他的确做过类似的尝试。在讨论人的行为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产生的过程中，华生进行了著名的“小阿尔伯特”实验。
华生和他的助手雷纳在孤儿院找到了一个健康、正常的幼儿，当时，小阿尔伯特只有11个月零5天。根据华生的观察，小阿尔伯特并不害怕小白鼠，但却对巨大的铁锤敲击声表现出恐惧。每次听到敲击声，小阿尔伯特都会哭闹或者爬开。
于是，华生让小阿尔伯特先接触小白鼠，然后让他听铁锤的敲击声。当小白鼠和敲击声一起出现多次之后，小白鼠和小阿尔伯特的恐惧之间形成了条件反射。此后，只要小阿尔伯特一见到小白鼠，就会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
当小阿尔伯特1岁零21天时，华生对他进行了泛化的测验。结果发现，小阿尔伯特不仅对小白鼠产生恐惧，小白兔、小白狗，甚至是白色的毛皮大衣也会令他苦恼不已。
从实验伦理的角度来说，华生的做法是非常不人道的。当时，华生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惜的是，当他想要重新实验，试图消除小阿尔伯特身上的条件反射时，小阿尔伯特已经被人领养离开了孤儿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