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人的大脑与心理
心理是脑的机能，即脑是心理活动的器官。没有大脑就谈不上心理，思维、意识也不会存在。脑的正常发育保证了个体心理的发展，心理活动也不断丰富了脑的神经结构。当然，脑和心理的媒介便是客观现实，即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除却了客观现实，脑不过是形同虚设，心理也变成了无源之水。
脑的进化
对于人脑的看法，《偶然的心灵》作者，霍普金斯大学的神经科学教授大卫·林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一个角度来看，人类的大脑真是个杰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只是一个三磅重的低效的肉果冻。”在他看来，人类的大脑脱胎于水母，在类似于蜥蜴、老鼠大脑的基础上，创造了足够多的神经元和大量的相互联系。这一变化的结果，使得人类从普通动物中脱离出来，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
在八千万年前，人类和短尾猴、老鼠同属一个祖先。和其他的物种相比，人脑在进化速度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人类脑部进化的速度不是像蜗牛一样爬行，而是用火箭般的速度在飞速发展。于是，在未来的发展中，人类和那些同源的生物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大量的基因突变正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
大脑的发达令脑的重量增加、体积增大，这一变化直接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脑的增大让我们的祖先变得聪明起来，从而发展出复杂的思维、推理和记忆能力。目前，一个成人大脑的大小已经约为大猩猩大脑的3倍。
然而，人类的大脑毕竟是以水母、蜥蜴、老鼠这些动物大脑为原型拼凑起来的，为了能够适应直立行走后快速变化的外界环境，大脑必须发展成一个高效的、能够迅速处理紧急情况的中枢系统。按照水母那种慢节拍的生活方式，人类必将在进化的道路上灭亡。
为此，一种由神经元构成的神经网络正在慢慢搭建起来。对于单个的脑细胞来说，它们往往反应缓慢而且效率不高。最令人头疼的是，它们还会经常向身边的“朋友”泄露正在传递的信息。如果想在不更换大脑零件——脑细胞的基础上，让人类拥有一颗聪明的大脑，唯一的方法就是在神经元之间构建大量的连线。
当细胞元之间的连线搭建完毕后，大脑之内就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神经网络。这些通达的神经网络保证了信息的完整和畅通。这时候，如果你的脚底在星期一被虫子咬了一口之后，绝对不会星期三才感受到痛感，星期五才得到大脑的指令，收回脚趾。
不过，人类的大脑袋也给后天的发育造成了很大困难。婴儿出生后，需要用5年的时间来完成大脑的增长，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全部神经线路的连接。这样的时间，对于只有几十年生命的物种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奢侈的发展成本。
同时，占据人体体重2%的大脑消耗着人体总能量的20%，使得人类不得不摄入大量的食物，以保证大脑的能量供应。难怪会有研究者认为，人类在未来可能走上大脑萎缩的退化之路，退回到我们祖先的水平，其目的就是为了节省过多的能量消耗。
可是，大脑的进化真的会就此停止，甚至走向倒退的道路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自然选择对大脑的进化已经不起作用了，却不代表这一过程会就此停止。芝加哥大学的学者布鲁斯·莱恩研究发现，人脑中的两个决定人脑大小的基因在过去的六万年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基因的改变证明人脑的进化，于是莱恩得出结论：人脑仍然处在快速进化的过程中。
新的问题又来了。如果说人脑依旧处在进化的过程中，那么，它是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是《X战警》中的基因进化，还是《星球大战》中的系统升级，将人脑变成2.0版本？这些选择不失为一种进化的可能，同时，这种进化所需的科学基础和基因技术也是一个难题。
当然，头脑的进化并不是将人类变成机器人或者生物工程的技术产品。即使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相信许多人偏爱的，依旧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身体和与水母、蜥蜴、老鼠有着相同童年的大脑。
大脑皮层的工作模式
当我们看到身边的事物时，总是轻而易举地叫出它们的名字，比如，这是矢车菊，那是公共汽车，500米处是一个年迈的盲眼老人，落在路边枝头的鸟是一只麻雀。在你毫不费力地辨认出眼前事物时，你是否想过，当你说出这一词汇，描绘出某一状况时，大脑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实际上，哪怕仅仅是读出写在纸上的“苹果”二字，也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神经传递过程。首先，纸上的文字“苹果”构成了视觉上的刺激，它会被视网膜内的神经细胞检测出来，然后将这一信号通过丘脑传递给大脑中的视皮层。视皮层的工作就是处理所有的视觉信息。
接着，视皮层会将神经冲动传送给大脑颞叶上的一个叫作角回的分区。在那里，大脑会找到视觉信息相对应的听觉信息，随后将听觉信息传递给听皮层。接着，眼睛看到的图像就被解释为“哦，这个词是苹果”。最后，听觉信息会被传递到运动皮层，刺激嘴唇、舌头和咽喉共同合作，发出“苹果”这一词的声音。
想象一下，仅仅是识别一个词汇，就需要走过这么多的大脑分区，耗费如此之大的精力，那么读完一句广告语，朗诵完一首诗，甚至读完一本大部头的著作，需要花费多大的脑力呀！基于这样的工作强度，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身体上这个体积甚微的区域，竟然消耗着人体能量的1/5。
从大脑识别一个词汇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大脑在工作的过程中，每个区域都有合理的分工。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大脑额叶负责管理全身骨骼肌运动的躯体运动区，颞叶负责理解别人的语言和监听自己所说的话。一旦某个区域受到损伤，都会影响身体的相应功能，甚至影响一个人的人格。
1848年，哈劳发表了一个关于前额叶损伤患者的观察报告，在报告中，他记录了一个前额叶受损者的前后表现。当时，美国有一位名叫盖奇的工长，他在带领工人向岩石里填充炸药时，碰撞出的火花引燃了火药。爆炸导致一根长1米，直径为2.5厘米的铁钎从他的面部刺入，穿过前额，从头顶飞了出去。
铁钎飞出后，盖奇当场昏迷。几分钟之后，他奇迹般地清醒了过来。他能说话，也能活动，同伴送他去医院之后，他甚至可以自己走进手术室。不过，铁钎使得盖奇的大脑前额叶受到严重损伤。两个月后，盖奇顺利出院，一切生理机能也恢复了正常，但是他的性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熟悉他的人都好像不认识他一般。
受伤前，盖奇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和工作伙伴也相处愉快。受伤后，他变得偏执、粗野、优柔寡断，对同事们漠不关心。他对曾经引起他巨大兴趣的工作也漫不经心起来，连工长的工作也无法胜任了。
哈劳的报告让人们第一次知道前额叶损伤对人的心理造成的影响，也引起了研究者对于这一领域的注意。神经科学的发现表明，额叶是大脑半球的四个叶中最大的一个，大约占1/3的面积，对人的思维活动和行为有重要的作用。额叶受损或者人为切除后，人就无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甚至会失去很大一部分的人格，同时也会失去原本的创新能力。
讽刺的是，即使额叶的损伤会将一个有感情、有性格的人变成行尸走肉，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竟然有很多精神科的医生对精神病人实施切除额叶的手术，这一手术的创始人甚至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在额叶切除手术盛行之时，研究者们纷纷在科学刊物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们向世人宣称，切除额叶手术是帮助有暴力或自杀倾向的患者安静下来的最好方法。1942年，一位科学家在纽约的医学介绍会中提出，对病人实施额叶切除术后，病人的确会变得懒惰，甚至像个孩子一样。然而，这样的结果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仍旧是一件喜事。
针对这一极端不人道的治疗方式，电影《飞越疯人院》和《禁闭岛》都有过深入的描写。1962年，电影《飞越疯人院》的原著小说问世之后，西方世界曾经掀起一系列反对滥用电击、切除额叶等方式治疗精神病人的运动，此后，各国政府相继出台了法律条文，精神病人的生活才得到改善。
幸福感也会遗传吗？
在一般人的认识中，有钱的人、身穿名牌的人、整日出入高档会所的人、有机会看外面世界的人，内心一定是幸福的；相反，那些生活拮据、衣不蔽体，或者整日为了果腹之食奔波的人，生活在穷街陋巷的人，一定感受不到幸福的滋味。
按照这样的说法，人们的幸福与否完全和物质水平成正比，享受丰厚物质生活的人才能得到幸福，否则就只能沦为不幸者。实际上，人们内心的幸福感和物质的丰富程度并不成正比。
那些拥有幸福感的人，并非拥有的财富多，而是要求比别人低。始终感受不到幸福的人，一定是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太高，以至于生活的现实始终达不到内心的标准。在心理学研究中，心理学家讨论了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令人诧异的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竟然是来自遗传。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里肯和他的同事特里根一起研究了“幸福感会遗传吗”这个课题。他们在明尼苏达州找到了2300个双胞胎被试，并且对他们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跟踪研究。
之所以选择双胞胎作为被试，是因为双胞胎的性格很像，在遗传基因上，有很大一部分是两人共享的。如果不同生活境遇的双胞胎同样能感受到幸福，或者不同境遇的双胞胎同时感到不幸，就证明幸福感和遗传有一定关系。
这些双胞胎被试年龄在40到60岁之间，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经济状况不同，受教育程度也不同。在调查问卷中，里肯对这些被试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其中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对经济、社会、宗教、家庭的看法。
为了进行对比，当几对双胞胎被试只有20岁时，里肯就对他们进行了测验；10年之后，当他们到了30岁，里肯再一次对他们进行了同样的测验，以此来证明，生活经历、人生阶段对幸福感的影响。
里肯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收入、社会地位、宗教信仰都不是决定幸福的主要因素。在参与测验的被试中，有几对双胞胎十年来始终感到生活幸福，另外几对则长时间情绪低落，并且受到各种心理疾病的困扰。
针对这一课题，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员蒂姆·贝茨也做了类似的研究。蒂姆·贝茨选择了1000对双胞胎进行研究，这些双胞胎的年龄在25岁至75岁之间。实验者会询问他们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个性、焦虑程度和对生活的满意度等。
研究的结果发现，感到幸福的被试一半取决于人际关系、身体健康和职业，另一半则取决于性格。喜欢社交、情绪稳定的人往往更容易产生幸福感。同时，那些冷静处事、工作活跃的人能够轻松地应对压力，保证幸福感的“储存量”。
对于双胞胎彼此来说，同卵双胞胎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构造，因此他们在性格、幸福感上都很相似；相比之下，异卵双胞胎的相似程度只有一半。可见，基因对人的幸福感还是具有一定影响的。
这些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世界上的很多人从一出生就决定了生活的幸福水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高智商的人能够顺利地成为社会中的精英，比如医生、律师或者企业主，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感到幸福。相反，那些流浪者、单身汉或者目不识丁的文盲同样能生活快乐。也许，天赋智慧可以让一个人取得不俗的专业成绩和社会地位，但是这些却不一定带来快乐的心情。
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北美洲，那些每月收入超过16000美元的中产阶级，即使再多赚一点也不会感到更快乐。但对于低于这个水平的人来说，每多赚一百块就会多快乐一分。研究者说，好像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个感受幸福的标线，对生活的满意度永远不会超过这个标线。人们之所以努力工作，追求人生的价值，实际上就是使幸福感不要低于这个标线。
心灵视窗
你是左脑人还是右脑人？
众多周知，人脑分左右，左右互相联系，又各司其职。大脑左半球擅长抽象思维，以分析、推理见长，严格按照逻辑顺序工作，因此，左半球控制人的语言和理性。相反，大脑的右半球则擅长形象思维，掌管人的创造性和直觉，因此，右半球会产生艺术创造、音乐作品和美术。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那些整天奔波于工作，为了追求事业成功而忽略生活娱乐的人，属于纯粹的“左脑人”。实验证明，“左脑人”能够体验到成功的快感，却无法享受到幸福感，因此，即使他们在事业上取得非凡的成绩，也不容易得到快乐。相反，“右脑人”善于直觉和感受，能够在音乐上、艺术上体会到生活的美感和喜悦。
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让我们对大脑功能有了更细致的了解，然而，人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大脑的工作模式了如指掌的。人类对于左右脑的认识，还要从斯佩里的“割裂脑”实验开始说起。
20世纪50年代，美国神经心理学家斯佩里对割裂脑病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斯佩里设计了一个测试装置，用来检测病人的脑功能变化。测试装置有左右两个屏幕，左边呈现的文字会进入到左侧视野，右边呈现的文字则进入右侧视野，互相之间没有干扰。
实验结果表明，当实验者在右侧屏幕上呈现单词“苹果”后，割裂脑病人能够读出单词，并且用右手写出；若在左侧屏幕上呈现单词“苹果”，病人就无法读出，只是报告说“看到了一个闪光”。奇怪的是，病人却可以在装有各种物品的袋子中找到“苹果”这一物品。
斯佩里在进一步的实验中发现，当要求割裂脑病人分别用左手和右手照着实物画图时，即使病人原本是右利手，他左手画出来的图也比右手更接近实物。
一系列的实验证实，大脑的左半球在语言方面占据优势，右半球则在感受形状、立体空间方面占据优势。当左右脑之间的连接——胼胝体被切断之后，虽然左右脑依旧可以工作，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识。
习惯上，大多数人们都喜欢用右手完成重要的工作，由于大脑和身体行动的交叉作用，于是左脑成为人们积累知识、工作经验的重要区域，为此，左脑就要负荷更多的工作。这时，习惯使用左手的“左撇子”就能够充分发挥右脑功能，调节生活的压力。
所谓“左撇子”，就是左利手的人，在处理生活事务时，使用左手更方便、更协调。可是，生活中的“左撇子”又总是在右利手的人堆里显得出格，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围坐在一起的人，只要有一个人是用左手吃饭的，就可能和身边的人出现“筷子打架”的状况。不过，也有人说“左撇子”比右利手的人更聪明。
在智商上，并没有数据证明，左利手的人比右利手的人更聪明。不过，在人类整体倾向于左脑发达的情况下，“左撇子”似乎弥补了这种失衡的现象。有人说，左利手的人在水下的视觉调节能力比较强；也有人说，左利手的青春期比右利手的人晚。也有好奇心强的人发现，人类中少数的左撇子，常常在社会中发挥巨大的能量，比如微软的创始人之一比尔·盖茨，比如“马里奥之父”宫本茂，又比如20世纪末美国的多任总统。
在左利手和右利手之间，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人在无意识状态下作画时，如果恰好画的是人的侧面像，那么左利手画出来的人物面朝右，右利手画出来的面朝左；如果在打个叉之后再画个圈，左利手会逆时针行笔，右利手则恰恰相反。不信的话，你可以找个朋友，亲自验证一下！
心理学家
神经心理学第一人——鲁利亚
亚历山大·鲁利亚，1902年出生于苏联喀山的一个医生家庭。鲁利亚的父亲是一位犹太医生，同时还在大学任教。
少年时期，鲁利亚就表现出心理学研究的特殊才能，他建立了一个精神分析小组，并且创办了刊物，宣传心理学的理论。进入喀山大学社会系后，鲁利亚学习了多门语言，并且能够阅读外国的心理学文献，同时，他还开始和当时著名的精神分析学者弗洛伊德通信。
1921年，鲁利亚从喀山大学毕业后，到莫斯科的心理研究所工作。当时，他在科尔尼洛夫的领导下，开始研究人的激情状态。在心理研究所，鲁利亚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维果斯基。在鲁利亚的研究历程中，结识维果斯基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可以说，维果斯基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他不仅擅长多门学科，并且随时有新的概念涌现，当他演讲时，甚至可以不用讲稿，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在莫斯科心理研究所工作期间，维果斯基曾经对人的高级心理机能进行了研究，并在1925年发表了《意识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问题》一文。多年后，鲁利亚曾经回忆说：“今天俄国心理学的全部精华都来自维果斯基。”
1928年，鲁利亚和维果斯基共同在精神病院进行脑机制的研究，随后，他们还对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居民进行了心理特点的比较研究，以此证明高级心理机能不是由遗传来决定的。1931年，鲁利亚转到哈尔科夫乌克兰精神神经病研究所附属医院继续研究脑机制，并于五年后从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结业，得到医生证书。同年，鲁利亚以论文《激情过程的生理心理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
二战期间，鲁利亚进入医院，通过护理伤员，他掌握了一系列脑损伤的伴随症状。其间，他着重研究了脑外伤引起的心理障碍和伤员恢复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开始探索心理学的一个全新领域——神经心理学的研究。
战后，苏联的心理学界发生了动荡，鲁利亚和维果斯基等人合作的研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也失去了神经外科研究所的工作。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鲁利亚才重新恢复了工作。此时，他放弃了脑损伤研究，开始转入儿童心理学、失语症和其他脑病的研究。
1967年，鲁利亚在神经心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获得了罗蒙诺索夫奖金一等奖。不久后，鲁利亚晋升为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并且开始担任国际心理科学联盟的副主席。1977年，鲁利亚因为心脏衰竭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5岁。
在鲁利亚几十年的心理学研究中，他总是在不同领域之间跳来跳去。当然，有许多选择都是时势使然，并非他本意如此。于是，鲁利亚一生研究了多种不同的对象，其中包括儿童、罪犯、农民、战争中的脑外伤病人和智力落后的人。他在人的思维、情绪等方面做了出色的研究，使得他毫无疑问地成为苏联最杰出的心理学家。
鲁利亚在他所有研究中都贯穿了他普通心理学的观点。他认为心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机能系统，无法将它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细胞或者皮肤上。只有通过不同区域的系统作用，大脑才能完成复杂的心理过程。鲁利亚关于心理机能定位的研究，为后来的脑功能理论铺垫了道路。
鲁利亚的一生笔耕不辍，一共写了300多篇著作，其中有30多部大型专著，包括《创伤性失语症》《战伤后脑机能的恢复》等。生前的最后几年，鲁利亚写了自传《思想的形成——个人对俄国心理学的看法》。
从字面上看，鲁利亚没打算在这本书里介绍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也没打算介绍他个人的感情倾向，按照鲁利亚的话说：“我于伟大的俄国革命之后开始了自己的历程。这个重大事件给我、给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以决定性的影响。”可见，和他本人的人生故事相比，一个国家的经历似乎对他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