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我四岁半的时候开始上学。在那个时候，密苏里只有两所私立学校，公立学校根本没有——学费为每人每周二角五分，至于是否能够收到，那就要看老师们的本领了。在大街南头的一间小小的圆木屋里，霍尔太太在教学生。山坡上木板房的校舍里，萨姆·克罗斯先生在教年纪大点的人。我则被送到距今已有六十五年多的霍尔太太办的学校里去了。可是我还将那间小小的圆木屋中最初的一些日子记得清清楚楚——至少我还记得第一天的一个插曲。我破坏了一条校规，并得到了不得再犯的警告，否则第二次再犯是要挨鞭子的。不久，我再次触犯了校规，于是霍尔太太告诉我出去找一根枝条回来。她这样做我很高兴，因为我认为自己能比别人更审慎，能够找到一根更适宜于这个场合的枝条回来。

在烂泥浆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箍桶匠刨出来的那种旧式的橡木木块，宽有两英寸，厚有四分之一英寸，在它一头弯曲的地方有点儿鼓起来。它的附近其实还有些新刨的木块，不过仔细比较之后我还是取了这一块，虽然它已经有点儿烂了。我将它拿到了霍尔太太那里，递了上去，然后恭顺地站在她面前，就像要存心争取她的好感与同情那样。可是我的希望并没有实现。她特别不以为然地一边看我，一边望望那刨下来的木块，然后大喊我的全名塞缪尔·兰霍恩·克莱门斯。这可能是我头一次听到人家将我的名字串成一行后一齐叫出来——并且还说，她真替我害臊。后来，我明白了，当一个小孩被老师叫全名的时候，就意味着要出事了。她说，以后类似于选枝条这种事，她得指派一个判断力强过我的人去干。当时曾有多少张渴望的面孔焕发出光彩，都希望能去干这件事，直到今天想起来，还是令人感到伤心。吉姆·邓拉普被指派到了，一会儿他拿着拣的枝条回来了。我必须承认，他确实内行。

霍尔太太是一位来自新英格兰的中年太太。她一直是以祈祷和读第一章《新约》开始开学的第一课。她还简要地解释了一下这一章。有一次进行解释，她讲到原书所说的“祈求，你就会得到”的时候说，不管是谁，只要在祈祷的时候真心实意，就不用怀疑你的祈祷肯定会得到允准。

我对这个说法具有极深的印象，对祈祷能提供如此好的运气感到非常高兴，也许是因为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所以，我就想试一下。对于霍尔太太，我是深信不疑的，我对祈祷的结果也没有任何怀疑。我祈祷可以得到一块姜饼。玛格丽特·库纳曼，一位面包师傅的女儿，每天都会带一块姜饼到学校。过去的时候，她总是不让人见到她那块姜饼，可是当我祈祷完后一看，见到了这块姜饼，并且一伸手就可以拿到，她却正张望着别处。在我这一生中，祈祷后就能够灵验，是绝对没有过的。我的欲望真的没有止境，到那个时候为止，总是感觉满足不了。不过我一直希望能够满足欲望，扩大欲望，特别是现在已经找到了诀窍。

只不过这种梦想，和生活中所迷恋的起他的梦想一样，根本就是虚妄的。接下来的两三天内，虽然我的祈祷同镇上其他人一样虔诚，但是却毫无结果。我发现，即便祈祷再灵验，也不能再次往上举起那块姜饼，我就得出了结论：假如某人一心想着姜饼，那就用眼睛盯着姜饼就行了，不必在祷告上浪费什么工夫。

肯定是我的行为举止有些什么东西令我妈妈不安，她将我叫到一边，忧心忡忡地盘问我。我不太愿意向她透露在我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因为假如告诉她，而使她慈祥的心感到难过，我也会很痛心的。但是到了后来，我终于一面流泪，一面向她承认说，我已经不是基督徒了。她非常难过，问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我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为了得到好处才去做基督徒的，想到这一点，我就不好过，感觉自己实在是太卑鄙了。

她把我抱在怀里，安慰我。从她的话语里，我得出这样的意思，只要我能继续保持这个样子，就不会孤独。

我妈妈老是替我操心。不过据我看，她也愿意这样做。以比我小两岁的弟弟亨利为例，她根本用不着操心。依我看，如果不是我在另一个方面为她提供一些调剂和变化，只凭亨利那副老实、听话的德行，也太单调了，那样只会成为她的负担。而我则是一剂对她大有益处的补药。过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我从没有见过亨利对我或是任何人做过什么坏事——但他经常做些正当的却给我造成了很大损害的事。他有责任对我的所作所为进行汇报，而当我理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汇报而没有这样做时，他却忠实地对那个义务进行了履行。他就是《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那个锡德。不过锡德却不就是亨利。亨利要比锡德高尚得多、好得多。

正是亨利提醒我妈妈要注意，她为了不许我去游泳而缝到衣领上的线已经变颜色了。没有亨利这样的提醒，我妈妈是发现不了的。她发现，证据是如此的确凿，而以她犀利的眼光却没有能够注意到，这令她很生气。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她将对我的惩罚也加重了一分。这是非常合乎人情的。人们总是在有借口的时候，将自己的短处推给别人——不过，那并没有什么。我会在亨利身上进行报复。有的时候，事情还没开始，我便先预知了它。这种预知经常是在那件事引诱力非常强的时候进行的。这个做法我不用从我妈妈那里去学。并且很可能是我自己发明的。可是，我肯定是受过她经常性的影响才会信奉这条原则的。

我已经不记得打破糖钵的事件是否被我写在《汤姆·索亚历险记》里了，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一个例子。亨利总是公开从钵子里取糖吃，因此他是从来不偷的。妈妈知道，只要没有她在旁边看着，他是不会拿糖吃的。但是她对我有点疑心。确切地说，也不能算是疑心。她很清楚我是会偷糖吃的。有一天，趁着她不在，亨利从她那珍贵的老英国式的糖钵里偷拿了糖。这糖钵是传家之宝——并且他还把糖钵打破了。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告他一状，我心里真是有着说不出的高兴。我对他说我要告他了，但是他却一点都不着急。等到妈妈进来，看见掉在地上，已经碎成一片一片的钵子，竟然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故作沉默，因为我知道这样会增强效果。我等她问：“这是谁干的？”——这样，我就能够把新闻端出来了。可是我想错了。她沉默过后，并没有问什么——她只是用她那个针箍猛击了一下我的脑袋，我只觉得那痛一直延至脚跟。因为受了冤枉，我发作起来，我以为她会因为错怪了人而感到十分难过。我盼望着她会懊悔、难过。我对她说，那不是我，而是亨利干的。可是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发生。她无动于衷地说：“这算不了什么。反正你总是会做些什么事以为我听不到。这是你应得的。”

在我们的屋外有一个通过二楼后面的扶梯。有一天，亨利受妈妈的指派去做一件事。于是他拿了一只铁桶去了。我明白他要爬这个楼梯，就走了上去，将门从里面反锁了起来，然后下楼进到园子里。园子刚被犁过，遍地都是乌黑、结实的泥土块，可供我进行挑拣。我收集了许多，埋伏在那里。我等着他上了楼梯，靠近楼梯口，逃不了的时候，然后，就将泥块儿扔向他，他用铁桶使劲儿地抵挡，可是挡不住我这个神枪手。泥块打到屋檐板上，将妈妈也引出来了。她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解释说，我是在逗亨利玩儿。听到这话他们两人都开始追我，不过我能够爬过高高的木板栅栏，就这样逃掉了。过了一两个钟头，我鼓起勇气往回转，朝四下看了看，见没有人，就以为这件事算完了。但却没有完。亨利埋伏在那里等着我。跟往常不同的是，他这一回瞄得很准，他扔出来的石子，打在我脑袋边上，被打的地方立刻肿起了一个像阿尔卑斯山的马特霍恩峰[38]那样的包来，我直接带着它去找妈妈了，想要寻求些同情，可是她却没有很受感动。我想，她的想法是，这种倒霉事，我应该多遇到一些，那会使我改好的。因此，这件事主要是具有教育上的意义。至于疼痛什么的，是我看得太严重了。

我现在才懂得不应该给猫吃“止痛药”。如今，我不会再干这种蠢事了。不过，在创作《汤姆·索亚历险记》的那些日子里，看着彼得受药性的影响进行表演，是我的一大乐趣——如果动作真的能够像字眼那样大声说话的话，那么我能够说，他同我一样，对之有着非常大的兴趣。佩里·戴维斯的止痛药是世界上最可恶的。帕维先生的黑人，他的判断力很强并且好奇心很重，他要用它作为样品，我也同意了。按照他的想法，这是地狱之火做成的。

在一八四九年霍乱流行的日子。居住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老百姓被吓呆了。能逃的人全部逃了。很多人是在逃亡的途中被惊吓致死。由于霍乱和惊吓而死的人的比例是一比三。那些不能逃的人就只能吃预防霍乱的药，我妈妈为我挑了佩里·戴维斯的止痛药。对于自己，她倒没操什么心。她没有服用预防药物。她要求我必须每天喝一调羹止痛药。原本我想照她说的去做，不过那时候我还不了解止痛药，不像我头一次试过后那么清楚。她并没有对亨利的瓶子留意——她信得过亨利。但是她每天在我的瓶子标签上做个铅笔记号，还要每天进行检查，看我有没有吃一调羹。地板上有裂缝，并且没有铺地毯。于是我就把止痛药顺着裂缝喂下去，结果非常好——下面没有发生霍乱。

有一次，我正在做这个事情，来了一只善意的猫，它摇着尾巴，去吃止痛药——吃完之后，就歇斯底里起来，满屋子乱撞，开始是撞到家具上，后来终于从开着的窗口冲了出去，花盆也被带了下去，碰巧我妈妈走来，透过眼镜一看，她简直吓呆了，说：“彼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进行解释的了，假如在那本书（《汤姆·索亚历险记》）上有记载的话，那可能是写得不正确的。

每当我的行为如此荒唐，而我妈妈的当场惩罚还不够时，她总是将事情留到星期天再处理，叫我星期天晚上去教堂——作为一种惩罚，我在有的时候能够禁受得住。不过一般来说，我是受不了的。我按照自己的脾气，总是设法躲掉。在进行考察以前，我妈妈决不相信我已经去过教堂了。她在我回来后，肯定是要我说说讲的是《圣经》里的哪一段。这很简单——不用我费事。我不需到教堂里去搞明白讲的哪一段经文。而是自己直接挑了一段。本来这一直很灵，直到有一次，我所说的经文和当天去过教堂的邻居说的对不上。这之后，我妈妈就开始采取别的方法。至于是那些方法是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

那些年月里，男人、男孩冬天穿的是黑色的长袍。带有华丽的闪闪发亮的苏格兰格子花呢衬里。有一个冬夜，我出发去教堂，去给本周犯的一项罪恶定时结账。我将袍子藏在大门附近，然后就出去和别的孩子们玩了，一直玩儿到礼拜结束后我就回家去了。不过黑暗中，我将袍子穿反了，进入屋里，把袍子一甩，然后开始接受照例要进行的盘问。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直到提起了教堂里的温度。我妈妈说：“像这样的晚上，那里要暖暖和和的肯定不可能。”

我并不理解妈妈这句话的艺术所在，于是傻头傻脑地回答说，在教堂里，我一直穿着袍子。她又问道，从教堂到家里这一路上是不是一直都穿在身上。我仍旧没有领会她所说的这句话的含义。我说，是这样的。她说：“这苏格兰格子花呢红得发亮，你穿上它在外边招摇过市？难道不引人注意吗？”

当然，这样的对话，如果继续下去肯定是沉闷且又无益的，于是我就随它而去，并且只好自作自受。

那大概是一八四九年的事。汤姆·纳什是个与我同龄的男孩——那个邮政局长的儿子。那个时候密西西比河上结满了冰，有一个晚上，我们两人约好在河上滑冰，可能是事前没有得到许可。我不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夜晚去滑冰。除非是因为没有得到许可。如果没人反对的话，半夜去滑冰是没有什么趣味的。将近半夜的时候，我们已经滑出了半英里多，都到伊利诺斯[39]岸边了。突然我们听到，在我们所在的和家那边的这段河上，发出了很不吉利的隆隆声，咔咔的挤压声和破裂声。我们意识到情况不妙——河开冻了，我们开始回家转，实在是吓坏了。尽可能的，我们借着透过云层的月光，来分辨清哪是冰、哪是水，急急忙忙地进行飞速滑行。有时候，我们停下来等一会儿，一旦发现能够用来摆渡的冰块就立马起步。如果遇到的全是水，便又停下来，心急如焚地等着一片大冰块漂浮过来，好渡过去。我们总共走了一个小时——一路上担惊受怕。不过，我们最终离河岸很近了。我们又停了下来。又到了必须摆渡的地方了。我们的四周，冰在猛冲、碾碎，在岸上堆得像山一样，危险越来越多了，一点都没有减少。我们急着要到结实的岸上去，心里很不耐烦，所以便过早地从一块冰块跳到另一块冰块上。汤姆想错了，失脚成了个落汤鸡。不过他却已经逼近河岸了，只要游那么一两下——这样，脚就能够触到结实的河底，他就趁机爬了出来。我到得略微迟了一些，没出什么事情。我们通身都是汗淋淋的，对于汤姆来说，他的那次落水对他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他浑身不适，只能睡倒在床上，后来还接连生出一连串的疾病。其中最后的一个是猩红热[40]，等他病愈后，便完全丧失了听力。这样，一两年后，他的说话能力自然也就丧失了。不过，一些年后，人家又教他略微学着说说话——人们经常辨不清他到底在说些什么。自然的，因为他听不到自己说话的声音，不可能对他自己的声音进行调解。当他自以为是在低声说些秘密的时候，声音却大得让人在伊利诺斯州都能听到。

密苏里大学在四年以前邀请我到那里去接受法学博士的名誉学位。借这个机会，我在汉尼巴尔停留了一个星期——汉尼巴尔现在是一个城市了，那时候却是一个村子。自从汤姆·纳什我俩那次冒险到现在，已经有五十五年了。当我站在火车站上，就要离开汉尼巴尔的时候，一大群公民聚在了那里。我见汤姆·纳什通过一段空地向我走来，便迎了过去，因为我立刻就认出了他。他老了，头发都白了，但是我依旧能够在他身上看出那个十五岁孩子的身影。他向我走过来，将双手凑成喇叭朝着我的耳朵叫唤，向公民们点点头，很机密地说——像雾里的喇叭那样吼叫——“你还是当年那副傻乎乎的老样子，萨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