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热血
你要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着的地方。
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
2004年2月12日，早上9点，北京西客站，Z18次列车。
我和粟智在喧闹中醒来，他有一个CD机，整个旅途都在听西村由纪江。他有轻微的神经衰弱，听钢琴曲容易睡着。我没有，摇摇晃晃，却也睡得安稳。四处打听，找到行李仓库，一共九个大包裹，连DVD和音箱都被运过来，决绝的态度，破釜沉舟的意思。他账户上有4000元。我刚出一本新书，版税不高，买了车票和行李箱，还剩八千多元。网上查过北京的租房标准，先对付几个月，应该没问题。
我们在西客站外的路边站着，等我素未谋面的出版社编辑来接。在北京，几乎没有朋友，工作无从谈起，落脚的地方只有三天期限。
少年不识愁滋味，似乎并无顾虑。那天风很大，莫名的悲壮。西客站人来人往，编辑迟到很久。我们站累了，坐在包裹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之前，我在长沙一家新闻网站上班，那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2003年大学毕业时，我已经出版了两本书，其中一本还带来一些另类的声誉，所以我以为自己在当地算个有些名气的人，找一份体面的文职类工作，应是手到擒来。做了花哨考究的简历，一份看起来耀眼的大学成绩单，两本著作，趾高气昂地去了很多地方应聘。
唯一心虚又惶恐的，是我没有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幸运的是，没有人知道这事，也没有人相信。辅导员待我如同亲兄弟，能帮我的只是出谋划策。他说，如果问起，你就说因病耽误考试，推迟发证，我给你开证明，理论上不会为难你。有过经验的学长偷偷教我，不参军，不考公务员，问题不大，入职时蒙混过关，基本上之后也不会查，你履历优秀，没人会注意这个。
在电线杆上找了个办证的电话，平常厌恶极了这些随意张贴的广告信息，没想到有天竟然用上了。联系了三个，选了一个听起来更靠谱一些的，谈了价钱，50元一个，毕业证加学位证一共100元。告知相关信息，约好第二天下午在东塘一家超市门口交易。
做了多年乖学生，第一次做这种事，心慌慌的，便叫粟智陪我。他听说后骂我，大学四年，一千多个日夜，花了家里不少钱，最后就值100元？
好像一直就在等这么一个人出现，制止我。我马上打电话跟办证的那人说，不用帮我办，我不要了。对方骂骂咧咧地挂了电话。
我不是个坏学生，循规蹈矩，从来都是其他同窗的榜样，没有抽烟喝酒的陋习，四年一共只爬过两次围墙，甚至还拿过两次一等奖学金。幼儿园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都喜欢我，除了体育老师。大一时考引体向上，没有过，补考也没有过，过不了就是过不了，十二个算达标，我只能做两个。体育老师见我没辙，有些同情，让我找家人开个病假条，说骑摩托车摔伤过胳膊，无法进行传统体育锻炼，可以转去特殊班学气功或推拿来补体育课的学分。我照做，去了趟特殊班，都是一群考不过传统项目而装病的校友，也有真正的轻度残疾，待在其间装病人，实在有些不舒服，上了两次便翘课不去了。拖拖拉拉，四年累积了不少未补齐的学分。毕业时，系里查出来，便扣下了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还算给我面子，系领导未曾对外透露，还托辅导员告诫我，只是暂时扣下，待我毕业后申请补考，两年内修满欠下的体育课学分，便补发给我。
很奇怪，尽管感激，但好像并没有很想要。这个想法很邪恶，不可以让爸妈知道，保不准真会气病的。
高三时本来想出国，后来因为政策问题没去成，然后又办保送，手续办完，我已经彻底放弃复习，天天走街串巷，还假惺惺跟同学得瑟，唉，其实挺想高考，检验一下我的实力。这话可不能乱说，看吧，让我给说中了，我们那所中学正好当年评选省重点，考察升学率，省里临时下规定，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高考，取消了连我在内八个学生的保送资格，霉运走到头。那时我已经玩足了两个月，有的教材都已经弄丢了。慌慌张张找回复习资料，又开始埋头苦读，可只剩一个半月就要考了。最后只是勉强上了本科线。
若他们知道这四年寒窗，毕业时竟两手空空，不知作何感想。
粟智说，你办了假证，即便看着能以假乱真，但只要上网一查编号，立马就可知真假。你苦心经营，大堆的奖状和荣誉证书，若最后查出毕业证是假的，便功亏一篑，任你多么优秀，没有诚信，让人看低，获得工作又如何？
垂头丧气。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又说，不如大大方方承认，我没有毕业证，但我没犯过错，能力也不输他人，愿意要你的单位，会珍惜你，为难你的单位，不去也罢。
辅导员主动找到我，开了个延缓发放毕业证的证明，上面附带了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的编号，说，拿着这个，用人单位打电话来查，我会告知真实情况，他们上网按编号查，也会显示你的毕业证信息，只是你还没有拿到，先把工作搞定，其他以后想办法，不碍事。你简历漂亮，我想，会另当别论的吧。
一瞬间像找到了救命稻草，踏实了，于是又骄傲起来。
脑子里自动过滤掉毕业证的困扰，觉得自己优秀极了，挑剔得很。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打来电话，说电信部门招聘，待遇优厚，他推荐几位不错的学生，其中有我。我听后皱眉头，礼貌地婉拒说，体制内的工作，不适合我，硬生生推却了。
宿舍的兄弟骂我，傻啊，放着铁饭碗不要，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我不屑，勉强自己才傻呢。
没有目标单位，大致的幻想是：光芒照人，毫无市井气，吟风弄月，咬文嚼字，即是一天的工作。倘若真实现，那才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才能。
奔走来去，现实很残酷。每家看起来都对我有兴趣，问长问短，我表现也诚恳积极，他们说会联系我。每个这样说的单位，我都在本子上小心翼翼打上一个勾，表示可以静候佳音，但事实上，他们最后都没有联系我。
辅导员暗示我，有些事业单位招聘只是形式，纵使再优秀，也是很难的。你是师范生，干脆随大流去教书。你实习教课评分不错，回老家或许可以拿到正式编制，国家养你到老。末了，他还劝我，人生嘛，不过是个不断认命的过程。
连番打击，疲惫不堪，所以还真的心动过。但想想中学时的那些老师，同一个讲台站一辈子，送走一批又一批，任学生们天涯海角追逐梦想，自己却站到头发落雪，腿脚弯曲。于是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倔强制伏了，坚持留守长沙。
可以认输，但不认命。
第一个单位是在学校官方招聘信息上找到的，一份发行量不大的报纸，叫《当代商报》。先从实习做起。投简历，草草面试，也没有要看我的毕业证，复印了身份证就通知我第二天来上班。
报社在曲折的巷子里面，陈旧简陋，摇摇欲坠的两层楼。编辑室与发行部也并未划分开，感觉粗糙随意，彼此间也没有交流。没有我的工位，就四处找琐碎的事情做，以免尴尬地呆坐着。
有几个编辑部。我所在的编辑部主任一口浓郁的乡音，办公室的人分别是他的女儿、侄女和情人。他们上班也无所事事，抽着烟，聊着只有他们懂的八卦，我这个外人显得分外格格不入。大约两周后，主任调我去广告部，说如果能谈到两单就给我转试用。我骄傲又倔强，却也得无奈地对着黄页一个个拨过去，说着一样的话，边说边环顾四周，声音越说越小。我还偷偷发短信给父亲，有没有朋友是做生意的？有钱吗？需要投广告吗？帮帮我吧。幼稚得可笑。
常问自己，你到底在干什么，怎么变得如此糟糕？
自然不会待太久。那报社没多久竟真的倒闭，主任的去向我当然不得而知，也许会在另一个办公室，和他的侄女聊着彩票，吐着烟圈，悠然依旧。这世上本就有各种活法。
我有些急了。找《都市报》副刊部的编辑明明，问她有没有适合的工作，打杂跑腿均可，只要让我待下来。大学时常投稿给她，对我亲和委婉。我们约在附近的餐厅吃饭，她说，多写稿来，稿费可以补贴一些生活开支，至于工作，编制已满，无能为力。记得后来，我离开长沙时也与她在同一家餐厅吃饭。她鼓励我，在外漂泊，练就一身本领便回来，到时再试试能否帮上忙。记得她一直微笑说，年轻时也曾向往北京，因为爱的人在那里，却没有勇气去追寻，于是变成悔至今天的痛。
终于，父亲拜托了省委的朋友，让我去一家新闻网站面试。离我住处很远，需要转两趟公车。正是烈日当头，我被烤得无精打采。或许是连番的打击，让我并没有太多信心，只是觉得既然有了希望，不去争取一下会是个遗憾。那时，同学们都陆续找到了教书的工作，黄瑾和童童都考上了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我形单影只，觉得自卑。
面试后第二天，他们竟然打电话给我，说可以直接试用，想必是父亲的关系有些用处吧。
办入职手续，填了一沓表。人事部的负责人把我的相关证件复印了一份，然后问我，毕业证呢？我不敢出声，把辅导员开给我的证明小心翼翼地递给他，他看了看，头都没抬，又还给我。
我手足无措，问，办完了吗？
他懒洋洋地说，办完了。
我有些不敢相信，老老实实地问，我毕业证还没拿到呢，这也行？
他有些不耐烦，证明不是让我看了吗？快回去吧，下周一来报到。
开开心心地走了。
几年后看《奋斗》，开篇便是没拿到毕业证的大学生跳楼自杀，有些不解，不知是他太偏执，还是我缺心眼儿。连死也不怕，为什么害怕缺了一个小小的证？这么大的勇气，还不够打败这么不值一提的挫败吗？也许我天性乐观，所以也能换来些好运气，之后的每份工作，似乎都未在意我的学历，我也大胆地在履历表上本科那一栏打上勾，从未被质疑过。多年后创业，生意场上驰骋，更不会有人再留意我的学历，只是偶尔会想起我的辅导员。他在我毕业后几年，每年都会提醒我回去重修体育课的学分，语重心长地说，四年啊，为的不就是这个证吗？我心怀感恩，却一直未能赴约；直到今天，我仍是一个没有大学毕业证的人。不知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现在是不是还被锁在哪个冰冷的抽屉里，怨恨主人对它们残忍的遗弃。
正式在这家网站上班了。同事谦和，领导体贴，都很好。在我看来，只要不拿毕业证为难我，就千恩万谢了。
只是我面试的新闻部，却把我安排在最不受重视的社区管理部，理由是新闻部编制已满，应届生应从低做起，循序渐进，能更快了解企业文化。每天的工作是管理论坛后台，有些不得当的帖子及时删除。试用期月薪800元，转正后1000元，但扣除税费和保险，竟然比试用期还要低。早上8点半打卡，晚上12点才能离开。没有周末，没有班车，打车回家，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尽管如此，当时看来却是一份极好的工作。网速够快，没有业绩压力，空调吹得犯困，闲暇时写写小文，也没人管。传说员工都是干部子弟，来养老赋闲，所以少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偶尔还换来领导的意外赞许：咦，你的东西写得不错嘛，听说你以前是个作家？
竟然也待下来了。
早上起来在街口买两个包子，一杯绿豆粥，边吃边等车。每个月微薄的薪水剥夺了我血拼唱K的权利，于是多了时间创作。写专栏，出书，我尚算勤奋，所以每个月尚有结余。平时可以看电影，买双好看的鞋，回老家在父母面前显摆，还拿出红包塞给他们，不要，硬退还给我，我也厚着脸皮狡黠地笑着收好，觉得省了钱可另作他用。
我看上了一双三叶草限量版的鞋，一千多元，买了就没钱吃饭。每次去逛，逛着逛着就走到了那家专卖店，摸一摸，看一看，然后搁回原处。粟智说，要么就买，要么就不要看了。我开玩笑说，多摸几次，摸旧了，或许就能打折。
公司点盒饭，都点十块的，我点十五的，多一个荤菜和汤，因为觉得工作已经不如意，何必亏待自己的胃。他们啧啧议论，说我定是富二代，工资少得可怜，吃饭竟如此铺张。可明明只是多了五块而已嘛。
每晚12点下班，总能遇见趴活儿的出租车司机常德籍小哥。
他说，真羡慕你。
什么，羡慕我？
对啊，这么高档的写字楼，里面很气派吧，真想进去看看。
有什么气派的，你自由自在不挺好的吗？
他年轻骄傲，哈哈，谁想一辈子开出租啊。
沉默。心里在说，开出租也好，写字楼打卡也罢，还不都是漂泊人生。离开家那一天就变成了王家卫电影里的那只无脚鸟，一辈子也无法栖息，停止飞翔的日子就是生命的终点。
没有租房。粟智家在长沙，好友钟林在电视台当主持人，台里给他安排了住处，于是我在他们家轮换着住，居无定所。反正也没什么行李，几件衣服，几本书，再给我一把剑就可以浪迹天涯。
偶尔聚会看碟，聊着未来，还在家用电饭煲做火锅。没有砧板，铺一张塑料桌布，小心翼翼地切午餐肉；没有碗，用一次性纸杯，省了麻烦，还不用洗，吃完把桌布一裹，全部扔掉。缺了可乐和甜点，就打给千惠超市，麻烦送来会展中心员工宿舍，南栋605。
夜晚散步，走在家门口的小路上，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但也会隐约感到不对。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个命题太大，我不会去深究，总之先安稳，养活自己，已是幸运。即便明知心很大，梦想却很遥远，那又如何？无法反抗，甚至有点害怕改变，有点逃避的意味。当然也知道不会一直如此，只是不确定那一天何时才会到来。
这时最惊喜的收获，便是发现自己的底线无限，期待中光芒照人的生活并没有实现，卑微得像一粒尘埃，竟然接受了。日复一日，也无所谓自己最引以为豪的才能。因为，什么是才能，我已概念模糊。
粟智在湖南经视做实习编导，月薪500元拿了快半年。那时经视很难进，传闻有人实习一年，每三个月提出一次转正申请，却仍然只能倔强地留下来继续等，最后还是落魄离开。然而，他竟然转正了。当时《放肆娱乐》是省城知名的娱乐资讯栏目，收视极高。制片人郭晓华赏识他，觉得他审美能力不错，肯吃苦，低调温和，人缘好，视作得意门生。团队默契快乐，笑点一致，算是温暖的归宿，理应知足。
但他仍不甘心如此。后来，他说，好像有种奇妙的使命感告诉他，必须离开长沙。
他问我，去不去北京？
我没听清，干嘛？
他一字一顿说，去北京，工作。
我好像也有那种奇妙的使命感，几乎没有思考，就说好。隐约感觉有个巨大无形的手掌拍着我的肩膀，传递给我特别的力量，觉得那一天就快来了。
辞职那天，依然站好最后一班岗。12点下班，出门，漫天星斗。回头看这栋大厦，夜色里竟然变得如此温柔美好。再见。
我上了常德小哥的车，他问我，怎么这么兴高采烈？我说，我辞职了，准备去北漂。他有些惊讶，说，今天不收你钱吧，我们这辈子怕是见不着了。
快十年，没再见过他，不知他是否还开着车，每晚在写字楼下趴活儿。希望他能有机会去气派的写字楼工作，西装革履，意气风发。
第二天，粟智说要庆祝我大胆离职，去附近一家海鲜大排档吃蟹，然后拿出一个盒子，说是送我的礼物，感谢我毫不犹豫地支持一同赴京的计划。拆开，就是那双三叶草的限量版球鞋。一时语塞。
过年。吃饭。告别。喝醉。拥抱。一路向北。
编辑终于来了，他叫王海燕，来北京之前我并没有见过他。
他初入行，在一家民营出版公司工作，跟我签了一本书的合约，听说我来北京找工作，出于编辑对作者的爱护，为我租了辆金杯。
九个包裹把车塞得满满的，我和粟智坐在包裹中间，看着窗外倒退的高楼，相对静默。路上不堵，还来不及感叹，就到达了目的地。我们暂时借住在好朋友潘峰的家里，在定慧寺，他与朋友合租。
潘峰只比我们早来几个月。他是湖南电视界的前辈，曾提携过李维嘉，又担任湖南台节目《大当家》主持人，兼任湖南经视节目部副主任，曾在湖南红极一时。事业高峰期，他放着长沙的豪宅不住，远赴北京，在一家广告公司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中午拿着饭盆去食堂打饭，跟三五同事边吃边聊，云淡风轻，乐在其中。我问他，这算苦修吗？他说，那些虚荣的东西不会带来什么，在湖南的工作进入一个瓶颈，不知道怎么前行，我总觉得，这种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
在客厅放个席梦思，铺个床单，我和粟智就先住下了。因为是合租房，所以不便久留，第二天一早便去办手机卡，去网吧分头查询租房和招聘信息。
抄下了十多个租房中介的电话，正准备一个个联络，潘峰打给我，说他有朋友的室友搬走，空出一间房，想找人分摊房租。
那个朋友叫刘涛，东方卫视驻京的记者，后来去了华谊做经纪人。我们同为湖南人，都来京不久，都在湖南电台做过DJ，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聊起来不生疏，算是惺惺相惜。晚上我和粟智就搬去，取钱付房租，算正式住下，倒是省了去看房的气力。紫竹桥附近的老式小区，门户时常在打瞌睡。旁边有条干涸的护城河，沿边种着矮冬青，一片破旧的平房。那是我对北京最初的记忆。
我们的房间略大，日光灯是坏的，修过几次，说是线路问题，很麻烦。索性放弃，去宜家买来几盏台灯，同时打开，也光芒满屋。
两人洗洗刷刷，扯了几米格子布，钉好垂下来，就算是窗帘，台灯歪歪斜斜地照着，有种莫可名状的美。拍照发给黄瑾和童童，有点得意地说，我的北京生活。他们高呼说，你不是说计划受苦吗？却住得像天堂。
天堂之所以是天堂，是因为没有人曾抵达吧。
照片上是看不出来的。那洗衣机是坏的，总洗着洗着就停了，拍拍它才继续转动，用力必须刚刚好，重了轻了仍不动；暖气不够热，房间通阳台的门透风，塞很多抹布才算严实，二月春寒，常被冻醒；客厅只是一个过道，放了个三人座沙发和电视机，侧身才可勉强走过；老楼房，不隔音，哭天喊地声夜夜传来，被子一拉，蒙上头数羊，努力睡着。
容不得挑剔，否则就得在这寒风凛冽的北京街头满世界找房，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会不会被骗，而且没有时间。
工作还没找呢。
工作比我想象的要容易许多。粟智在湖南台有工作经验，还有台里的推荐信，时任湖南经视节目部主任的龙丹妮还在信中说，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那时她还在地方台苦干实干，并未显山露水，但在电视圈里已是权威，有她签名的推荐信更容易被重视。
那时，北京的电视行业还处于比较传统，又急于拓新的开创阶段，需大量吸收新鲜力量，在湖南台锻炼过的北漂电视人都很受欢迎。粟智很快在一家传媒公司找到了工作，做一档日播娱乐新闻节目的记者，没有底薪，凭工作量计酬。公司的副总裁沈婷昭对他印象很好。她热情温柔，善于沟通，在业内颇有名望，正赶上公司扩编，她广纳贤才，俏皮的同事私下给她取外号“沈不停招”。她对湖南电视人情有独钟，是大家亲爱的昭昭姐。
我原本不急于工作。
打给父母安抚他们，说一切均好，需要一点时间适应，有新的作品要写，所以过些天再考虑工作的事，不缺钱。
陪粟智去公司，遇见昭昭姐，简单问了我的情况，知道我写过一些东西，又是湖南人，问以前在哪工作。我撒了谎，说在长沙一家新闻网站做新闻稿件编辑工作。
她说，来我们公司试试吧，做娱乐新闻的文统，和以前差不多，看看口播稿，略作修改，有兴趣吗？
我还想客气一番，粟智抢着代我答应，说，他求之不得，快道谢。
我结结巴巴赶紧谢过。
事后问他，你倒好，比我还着急。
他说，公司离家近，可以一起上下班，省了一家家去面试，领导直接邀请，有这等好事还想什么？
大概有一个月的试用期，安排我去另一个节目先学习文统的工作流程。领导叫小胖，湖南人，冷面，言辞犀利，批评下属不留情面。他和另外三个同事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我问候过，他们应了一声，并没有搭理我，继续忙碌。房间里没有多余的工位，甚至连加一把椅子的空间都没有了，我只好傻傻地站着，听他们交流、争吵、闲聊，更多的是各自沉默。插不上话，有点委屈，就这么一直站到下班。不能离开，离开便意味着拒绝学习，也不便去跟昭昭姐抱怨，那间屋原本也容不下另一把椅子，而他们似乎也并没有义务教我什么。
站了五天，每天上班几乎是扮演一天哑巴，然后拖着酸痛的腿回家。第六天，小胖没有回头，却突然说，过来。
我抬头环顾四周，仍站那里，有点茫然。
说你呢，过来吧。
才意识到是在叫我，赶紧凑过去。他打开几篇口播稿，为我示范，这样，这样，再这样。我鸡啄米似的点头，心里不知多开心。
一个月后我进入粟智那一组，正式转为试用。工作时间是晚上六点到早上五点，日播节目，没有周末，工资不高，刚刚好够养活自己。我很高兴，发短信给小胖，说，谢谢你，我学到很多。他没回我。后来很多年都没见过他，也不知他近况，但有一天他曾给我发邮件祝福，提到当年我站在他身后的那一个月。他说，没见过这么老实胆怯的小孩，隐忍又固执，预感前途一片光明。我回邮笑道，那你面若冰霜，也不拯救我。他依旧犀利，说，你也知道房间小，我唯有叫你滚出去，那你能学到东西吗？
后来听说小胖的团队已经各奔东西，有的在做电影编剧，有的去了《壹周立波秀》，有的已转行，做了普通的观众，闲时看看综艺节目，不负责任地吐槽一二，再没有夜夜苦战机房的压力。
作息成为很恼人的问题，每天睡到下午起来，粟智出去采访，我走着去公司，在楼下草草吃一碗拉面，等到早上下班再和粟智去吃烤串。一天两顿，总觉得吃不饱睡不好。公司常常会在凌晨提供夜宵，包子、春卷和小米粥，我反应慢，又矜持，一群人拥上去，剩一勺小米粥的残渣，看了看，没胃口。
总算安定下来，也懒得抱怨。北京没有可以倾诉的朋友，打电话回去当然要吹吹见多识广的牛，虚荣心茂盛得火树银花。
粟智比较辛苦，拍摄的新闻条数核算工作量来计酬，但他是新人，没有新闻线，只能靠自己积累，或者昭昭姐偶尔帮忙介绍一些活动窗口给他，让他保持一定的薪资水准。不过他好强，又有生活的压力，我们常半夜折腾，翻遍娱乐网站，研究新闻线索。
有天看到新闻说，演员黄老师将在北京登记结婚。商量后觉得，若能在登记当日采访到他们夫妇，应该是一条轰动的独家新闻吧。关键是，公司规定，这类独家有一千元奖金。
大清早，粟智便扛着机器跑去朝阳区民政局。因为完全只是碰运气，于是也不敢申请摄像师同去。中午他失落地回来，说，白跑一趟，等了几个小时，他们没来，不过我跟民政局大妈聊成了朋友，留了电话，说有消息通知我。
下午两点左右，电话响了，居然是民政局大妈。来了来了，黄老师来了，你赶紧的！还在补觉，他一跃而起；我说，赶快赶快，而他也兴奋地念叨着，一千元，一千元。
那条新闻理所当然成为了独家，1000元奖金也拿到了。粟智表现得有理有节，黄老师夫妇婉拒采访之后，他仍报以热烈的祝福，还在大妈的帮助下拍到了夫妇宣誓领证的画面，显得温馨却不失新闻点。播出后收视喜人，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全国媒体的狂轰滥炸。那时国内的娱乐新闻仍中规中矩，尤其是电视媒体，基本都是发布会上的套话和剧组花絮，鲜见这种偷拍素材，关于娱乐记者的新闻道德素质的热议继而由此展开。
节目不可避免地火了，开大会领导表扬，这就是娱乐圈的规则。但粟智并不开心。
他说，结婚本是私事，被拍的人并不想公之于众，我却为了这1000元奖金做了这件让人不开心的事，未来是不是要一直这样下去，变成我的所谓事业呢？
这个疑问埋下了我们渴望转型的种子。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有趣的经历，希望未对黄老师夫妇造成伤害与不便。
多年后，他们夫妇受邀做客我们自己公司旗下的节目《Lady呱呱》。我逗粟智，要不要去握手言和，给一句迟来的道歉呢？他笑笑说，不必了吧，不过，这一期的内容，记得祝福为主吧。
于是果真祝福为主，相谈甚欢。录完之后，团队与他们合影，粟智上前握手，但不发一言。时隔多年，黄老师笑脸相迎，全然不记得当年偷拍他的记者就在面前。
我知道粟智的举动，只是一种释怀，他心思单纯，想还人一个开心的画面，不想留有遗憾。
抵京到开始正式工作，不到一周。
匆匆忙忙地活着。节目收视不错，业界赞许声很多。几近不见天日的时光，年轻似乎也扛得起。忙碌时饿了，可以一直忍，忍到后来居然也不用吃了。
公司离家步行十五分钟，下班都在凌晨四五点。有段时间很恐怖，沿路贴满了杀人犯的通缉令，那凶恶的眼神仿佛直勾勾盯着你。两人结伴回家，几乎是不顾一切地飞奔，一秒也不敢停留。后来报纸上说那杀人犯在海南被逮捕后我才松了口气，可以放心大胆地大步走回家了。
有一天，凌晨5点左右，天未亮，因为太累决定走护城河边的小路，没有路灯，阴森可怕，我们并肩走着，故意说话很大声，给自己壮胆。走到一半，发现有两个男人脱了上衣正挥舞锄头挖地，你一下我一下。两人旁边躺着一个女的，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死了。我很紧张，不敢出声，我感觉粟智也很紧张，他拉拉我的衣角小声说，快走。我们屏住呼吸加快速度，走了两步，发现前面是一辆吉普，旁边堆放了几个麻袋，歪歪斜斜，显得神秘。
我们绕过车，那几个人也没搭理我们。等走远了点，我们对视一眼，月光下看到他神色慌乱。他低声说，数一二三，马上跑。
一、二、三。
数完，我们开始疯狂地奔跑，也不对话，只是拼命跑，风声在耳边作响，五分钟后到了家，我们还有点六神无主，他问，要不要报警？我喘着粗气说，不知道。然后一片沉默。因为太累，我们竟然就这样大汗淋漓地睡着了，也忘了报警。
第二天白天，因为好奇心使然，我们重走了那条路，结果发现那两名男子挥舞锄头的地方，多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我们相视大笑，互相嘲笑着对方的胆小。
小区安保不严，流动人口居多，住得不算安全。
还有一次，一人在家，有人急切地敲门。问是谁，说是公安，我不相信，不肯开，对方把证件从门缝里递进来，确认身份后才把门打开。两个人，一个穿制服的是公安，另一个男人满头鲜血，一滴一滴落在地上。公安问那男人，是他吗？男人摇摇头。然后说，打扰了，走了。我站在原地，门敞开着，凝视着地上的一摊血，发呆了很久。那流着明晃晃鲜血的头，闭上眼就会再次出现，像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来北京两个月，第一次跟粟智说，回去吧。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想好了也可以，不是非得在北京。
那一天，我们失眠了，聊着这两个月的种种，既爱又恨，这个偌大的北京城，真的就在这里了吗？
就在第二天，我们在长沙相识的湖南台领导周先生来京，电话约我们在香格里拉见面。他已离开湖南，去了一家香港的境外电视台任台长，运筹帷幄，正大规模举贤纳士。听说我们在北京，趁出差的空档相约一聊。他开门见山，问我们肯不肯去协助他，工作地点在深圳，境外台空间大，待遇好，只是工作地点在广东，若我们点头，又得大费周章地转战深圳，要下一番决心。
他说，这么年轻，背井离乡来北京，有勇气。但深圳离长沙近，想回湖南，分分钟。
整个见面不超过半小时，他匆匆离开，走时说希望三天内得到我们的答复。
很纠结的三天。
打电话和家人讨论，说深圳温暖干净，虽然治安相较北京略差，但饮食属南方口味，服务也讲究，很好。粟智则打给了湖南经视的老领导晓华姐，听她的建议。她说是个机会，但要谨慎对待。打给深圳的好朋友向丹，嚷嚷说，把家里收拾干净，我要来借宿了。打给黄瑾，我马上就要离你们近一点了，开心吗？
我们都没提这件事，严重的拖延症，不愿面对，不愿决定。第二天就要回复周先生，去或不去，不能再踌躇不定。
似乎默契地决定了去。逛街走很远，什么也没买，突然就把自己当成了即将离别的游客，想要尽快记住这里的每个颜色。
所以北京真的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过路景点吗？
晚上我们看完一场电影，走着回家，终于忍不住要商量了。摆出利弊，一条一条思考。
粟智沉思一会儿，说，不走了。
为什么？
我们离开湖南，所有的地方便都一样了，注定是一辈子的过客。相比那些住在地下室，拿着报纸看就业信息的北漂同路人，我们已经是幸运儿。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选择和诱惑，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对于自己未来的改变，是因为我们足够好，而不是因为我们不太好。
一段话说得我热泪盈眶。
我们婉拒了周先生，决定留守北京，理由是，若才来就离开，对不起自己当初的决心。他也理解我们，全是祝福。后来他与我们结为忘年交，微博上时不时互动交流，看他闲暇时创作的诗篇，很有些大气磅礴的感觉。
我们继续着周而复始、昼夜颠倒的生活，并相信总有一天会改变。
临近五一假期，接到电话，是光线传媒的一个制片人，问我下午有没有时间，他们的副总裁李总想见我和粟智。有点诧异。
因为是竞争公司，我和粟智低调赴约，选择了附近的咖啡厅。当时两家较劲得厉害，私下去接触对方公司，总觉是见不得光的事。
李总叫李德来，四十出头，之前也听过他的名号，电视圈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比想象中随和。似乎这个行业都不太会拐弯抹角。他说，听说了你们，节目做得好，湖南电视人厉害，来光线吧，给你们一档节目，你们自己做制片人，过完五一来上班。
完全没有理由拒绝，好平台，好机会，这是成长。只是不知如何跟昭昭姐说。
和昭昭姐进行了一次长达三小时的谈话，她对我们的离开抱以最诚挚的理解，或许因为他丈夫是湖南人的缘故吧，所以更疼我们一点。她说，漂泊不是容易的事，你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步入更高的台阶，除了祝福，我还能说的只有，如果不如意，就回来。如果不回来，我们也会是长长久久的朋友；你叫我一声昭昭姐，我就会把你当我一辈子的弟弟。
一直感恩于她，后来创业，她也经常帮我，见证我每个成长的脚印。
当你和前任分开，无论是恋人还是老板，都不必去后悔，更不要抱怨与痛恨。前任给予你的，也许有艰难疼痛，但我相信更多的是美好幸福。
后来昭昭姐他们成功转型做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等贺岁片成绩斐然，《富春山居图》更请来刘德华助阵。我发短信祝贺，说，感谢我来北京以后的第一个亲人。
回电给李总，说，我们来。
那天他请我和粟智吃饭，边吃边聊，从餐厅出来时，冷空气扑面，一下清醒很多。看时间竟已是凌晨两点，他送我们回去。坐在他的奥迪上，我有些拘谨，想象着，我什么时候会在北京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觉得应该是很遥远的事吧。
办完离职再办入职，风风火火，迅速在光线有了自己的工位。西三环的小白楼，隔壁酒吧的苏打饼，团校的腊肉煲仔饭，新一代光线人不会有的记忆。
新节目策划、筹备、开工。
粟智当上了制片人，那一年，他二十二岁，不可思议。
五一长假，回去之前李总嘱咐我，去看看还有什么想来京发展的优秀电视人，接触一下。当时光线旗下王牌节目众多，一时间风头无两，对湘籍电视工作者有种特别的偏爱与包容。湖南人敢说敢做，胆量惊人，像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都有种天生骄傲的气质。
和粟智回湖南过五一，在火车上开了两瓶啤酒，干杯。
三个月前，趔趄抵达，怀疑自己是否真能在这里待下，现在却有种毫无来由的骄傲。未来如何无需计较，总算没有狼狈回乡。
留守长沙的三个好友是必须见的。黄瑾在湖南娱乐频道做着导演，周播的儿童综艺节目，每次录完就散了骨头，腰酸背痛去按摩，那技师都跟她相熟，见到她便问，又录完了吧；老汤在湖南卫视《金鹰之星》，他以前是个优秀的火车司机，还是国家二级钳工，为了梦想转行做电视，跨度有点大，倒也挥洒自如；童童从娱乐频道去了湖南经视，接替粟智做《放肆娱乐》的记者，压力大，头发一片片掉，俗话说的“鬼剃头”，不过这时他已经先于他们得到了去光线的机会，正准备辞职。
我晚上住在他们家，河西一个居民区，想说服他们来北京。
各有各的百感交集。黄瑾说，领导器重，但留下来转台聘的希望不大，长沙这种地方，一个月这么点钱，其实还不如去教书。不过真要离开，又有点怯，去北漂，听起来有些悲壮。老汤顾虑的是，母亲身体不太好，但他更憧憬不可预知的未来；当时他所在的节目组人事变动，他待得并不如意，踌躇两难。
我用潘峰的话说服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这会是你们人生最伟大的改变。
最伟大的改变。我想是这句话打动了他们。
终于在北京团聚了。
和我们同住的刘涛因工作调动，正好要搬去离新公司近的住处，他们三人便住过来。五人挤在这蜗居，省下不少房租。
列着清单，谁洗衣服，谁拖地，谁负责早上把大家叫醒等等。都想偷懒，争个你死我活，最后又都抢着做。
看奥运会，买了啤酒、鸭脖子，东倒西歪地喊加油，不懂体育也跟着凑热闹。
这辈子不复重来的场景，有谁懂得其中的美好，只是反复念叨着我们要一直这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说得多，做不做得到，好像跟承诺无关，那是另外一件事。
结识了不少朋友。
当时的节目总监卓玛，西藏人，和我一样是摩羯座，工作玩命，却幼稚得要命。跟我打闹，喝矿泉水要吐对方身上，尖叫着绕办公室跑圈，撞到老板王总，以为我们疯了。
岁月轻狂，毫无畏惧，却承蒙错爱。当年出版第三本书，《新京报》做了我的专访，李总非要把有我照片的报纸张贴在公司公示栏上炫耀，还特地圈出来，标明这人是某某节目的谁谁，羞得我深夜趁加班人少偷偷撕掉。于我而言，工作的氛围必须纯粹，写写画画那是我个人私下的喜好，跟我的职业无关。
做综艺版《娱乐现场》，我大言不惭地说，现有的主持人不好，要找外援。辗转找来在涿州拍戏的谢娜，几乎没有主持经验，除了那位盛名在外的男友，观众对她也一无所知。赶鸭子上架，效果竟好得出奇，大红大紫是后来的事了。当年我们青春年少，把酒当歌，哑着嗓子唱《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为比赛讲冷笑话还买了本砖头般厚实的《笑话大全》……明天是既美好又不确定的礼物，人手一份。很多年后，在湖南卫视遇到她，见面默契还在，说起只有我们懂的旧段子，笑得人仰马翻，旁人皱眉疑惑，看不明白。
粟智游刃有余，成为我们中最早当上制片人的。二十二岁，中气十足地拿着对讲机倒数“三、二、一”，我一直说，他气定神闲的样子最有魅力。
黄瑾个性开朗，是我们五个人中唯一的女生，爱哭爱笑，真性情，所以有好人缘。
老汤和我们年纪差不多，看起来要略大，有老板范儿，所以我们常开玩笑叫他汤总，叫着叫着，后来便成了真的汤总，光线活动部的总监。
童童的奇思妙想、天马行空，总有惊喜，饭桌上他负责逗乐，舍得牺牲形象，苦练软骨功——左手拉右手，可以绕过全身360度又回到原处——只为哄得满堂喝彩。我们笑说，北漂不易，看得好辛酸。
也有争吵。
忘了是为什么，大吵之后，童童抱着我哭，说，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讲好不分开的五个人啊，来北京多不容易。我也跟着哭。眼泪交织，是多伤心才会流这么多泪水，现在想起来怎么印象模糊呢？
多年过去，现在想起这些，岁月静好，海阔天空，记得的竟全都是每个人的好。温暖如昨，却只能怀抱空气。当时的咬牙切齿，不共戴天，那些指责、痛恨，一条也说不上来。于是可以淡然地说，你是做错，而我，又何尝无过。
所以，往事随风，都随风。
往事里的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说永远，坚信我们是不会分开的，还嘲笑那些娱乐新闻里闹不和的组合。相濡以沫，荣辱与共，见识过那么多不堪的岁月，怎么会不和呢？五个人一起上下班，MSN上说去吃饭，齐刷刷站起身，所有目光扫射过来，万众瞩目的错觉；团结得让其他同事侧目，一个资深编导欺负童童，我们联合起来整得他跳脚，他却对我们无可奈何。事后暗地里递眼色，互相说，赢了。
说起梦想也毫无含蓄。老汤想去导春晚。童童要上《时代》封面。黄瑾烫了个秀兰·邓波尔的发型说，期待哪个导演看中，邀她去拍戏。我要《当代文学史》写足我十页。粟智说存够钱，自费出张玩票的唱片。说是玩笑，心里却并不是没有期待的。年轻最大的特权就是，我还没有遍体鳞伤，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晚上，五个人一起回家，提起刚来北京时遇见的锄头男，笑说五人同心同力，热血青年，即使赤手空拳遇见老虎也不会怕了。这是笑话，亦是誓言。
繁星流动，与你同路。
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五个被拉长的背影，歪歪斜斜，却像一个永不解散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