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中山舰事件之后(3)

四、“党务整理案”的通过与蒋介石掌握最高权力

从5月12日起，蒋介石即与鲍罗廷商谈“党务整理办法”。鲍罗廷表示过不同意见，但“态度极为缓和”，凡蒋介石所提主张，都接受了[317]。14日，蒋对鲍说：“对共产党提出条件虽苛，然大党允许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余心实不愿提此亡党条件，但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故余不愿违教分裂也。”这段话，表面上声称遵从孙中山遗教，而实际上认为孙中山的“容共”将导致国民党“亡党”。对于这一段本应反驳的话，鲍罗廷“默然”[318]。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会上，委员们“相顾惊惶”，蒋介石也自觉“言之太过，终日不安，精神恍惚异常。”[319]16日，蒋介石再晤鲍罗廷，声称：“余甚以两党革命，小党胜于大党为忧；又以革命不专制不能成功为忧；又以本党党员消极抵制共产而不能积极奋发自强为忧。”[320]

据说，鲍罗廷“颇感动”云。17日，《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作为《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通过。至20日，会议共通过《整理党务决议案》四件。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党团曾讨论对“党务整理办法”的态度。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说明不能接受，但提不出具体办法。反复讨论，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接受”[321]。

根据谢福林的报告，鲍罗廷对蒋介石的让步共三条：1.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2.将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3.不允许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322]。在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决议案中，这些内容都包括进去了。此外还增加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1/3等规定。至此，蒋介石的限共要求全部得到满足。会议并根据孙科的提议，规定以后国民党完全信任蒋介石为“革命重心”[323]。从中山舰事件以来，蒋介石步步进攻，至此可谓赢得了全盘胜利。

中山舰事件后，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墨辛向中共提出，广州是国民革命取得了胜利的地区，执政的是国民党，其主要任务是进一步争取国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之间的任何争斗都会削弱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力量，并会使广东省内外国民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泡影”[324]。4月24日，联共中央拒绝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认为必须实行让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同时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325]。5月17日，布勃诺夫使团向联共中央提出的总结报告说：“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来说，主要危险是‘左’的危险。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应当竭尽全力在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过程中保证这场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和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然而无论如何不应在目前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326]鲍罗廷和张国焘的让步显然与上述情况有关。

鲍罗廷指望以让步换取对右派的镇压，蒋介石在这方面给了鲍罗廷以某种满足。

5月8日，蒋介石拒绝和胡汉民会谈，迫使胡于次日离开广州[327]。30日，逮捕吴铁城。同日，通过张静江和孙科、伍朝枢商量，希望孙科充当党政代表赴俄与共产国际接洽，伍朝枢暂时离粤[328]。鲍罗廷觉得自己的策略成功了，兴致勃勃地致函加拉罕称：“中央全会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右派被置于极其不利的局面”，“他们被剥夺了用来反对我们的主要的和很方便的武器”[329]。同时，他又向莫斯科报告：“右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得不放弃他们的阴谋”，“城市变得很平静，所有的商会都在以很大的努力向国民党政府表达忠诚”[330]。作为对蒋介石的回报，鲍罗廷又竭力动员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在蒋“惶愧力辞”的时候，鲍罗廷居然以去就力争，声言如蒋不就总司令一职，他自己就要辞去总顾问一职[331]。

6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在此前后，他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鲍罗廷终于使斯切潘诺夫的策略成为现实，满足蒋的“喜尊荣心”，协助蒋取得“比较现时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可以说，没有苏联方面的“利用”政策，蒋介石在取得最高权力的过程中不会那样顺利。

1926年4、5月间，广州的形势确实相当严峻。谢福林报告所述胡汉民企图离间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的关系[332]，右派准备举行欢迎胡汉民的游行[333]，要求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334]，谣言蜂起，金融紧张，左右派公开冲突等情况，都是事实。吴铁城、马超俊、古应芬等人并曾有一个计划，准备以突击检查的办法逮捕在广州的全部共产党人[335]。吴铁城的被捕使这一计划破产，从而消弭了危险，但是，通过旨在限共的“整理党务决议案”，将蒋介石捧上总司令和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宝座，使他掌握至关紧要的军权和党权，中国革命的形势就更加严峻了。

自邹鲁、林森等于1925年1月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随后又在上海另立中央，召开对立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共产国际、苏联顾问、中共中央都把和这一个右派集团作斗争看成主要任务，完全忽视了革命阵营中正在发展的新右派。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发表文章说，“现在所谓新右派，还非常模糊幼稚”[336]，正是这一忽视的明证。

五、蒋介石提出一党专政理论与新的反共要求

根据整理党务案，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辞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农民部、宣传部部长或代理部长的职务，并且，各省、市党部均将陆续改组，但是，蒋介石不以此为满足，又超出整理党务案的范围，进一步要求共产党人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同时要求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

还在4月上旬，蒋介石就声称，国民革命军以三民主义为主义，只能以三民主义者为干部，因此，共产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军队[337]。同月20日，他在宴请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人时发表讲话，声称：“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338]，企图进一步提出反共要求。不过，限于时机，他的话讲得比较含蓄。二届二中全会后，他觉得时机成熟，便直言不讳了。5月27日，他对由退出军队的共产党人组成的高级训练班讲话，宣称“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是非专政不行的，一定要一个主义、一个党来专政的”[339]。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称：“一国有两个革命党，这个革命也一定不能成功”；“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他并称：“如果一党中间，有另外的一个小党的党员在里面活动，一班党员便起了猜忌怀疑之心，由这猜忌怀疑便发生一种恐慌，由这恐慌便生出冲突，由这冲突使自己的势力互相残杀，同归于尽。”因此，他要求共产党作出“暂时牺牲”，以便辅助国民党强大起来。

他说：“一方面主张世界革命统一。中国革命要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一方面，中国革命是中国国民党来领导中国各阶级革命，要请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暂时退出共产党，纯粹做一个中国国民党的党员。”[340]次日，他向鲍罗廷明确提出：“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跨党。”[341]同年8月，他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要求国际接纳国民党，同时命邵转达：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但共产国际应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共产党实际上是不需要的[342]。

联合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是孙中山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决策，采取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更是孙中山的选择。

蒋介石关于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完全违背孙中山的决策，他的“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的理论更明确地暴露了他反对以至取消共产党的用心。但是，这一切都未能引起鲍罗廷的重视。相反，他却继续鼓吹“绝对团结”。6月16日，他在黄埔军校演讲称：“绝对团结，于革命方有希望。现在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各派一定要联合起来，共同去打倒敌人。敌人既推倒之后，方再讨论革命的原理。”[343]7月20日，他又在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宴会上发表演讲，号召“在蒋同志之下，共同前进，打倒敌人”[344]。结果是，敌人尚未打倒，蒋介石就动手打倒共产党了。

中共中央注意到了蒋介石“一个主义”之类的言论。6月4日，陈独秀发表致蒋介石的公开信，说明国民党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有各阶级的“别信”；除了共同主义之外，也还有各阶级各别需要所构成的各别主义之存在[345]。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346]，表示出和蒋介石抗争的意味。但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也制订不出正确对待蒋介石的方针。在陈独秀等人心目中，蒋介石还是中派，还要“爱护”、“扶助”，“使之左倾”。自然，基于这种认识，只能响应鲍罗廷的号召，“在蒋同志之下，共同前进”了。

六、共产党人失去了最好的一次机会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道义上处于劣势，军事上只掌握第一军的部分力量，实力处于下风。如果在这个时候组成反蒋联盟，对蒋介石的进攻采取坚决的回击，那么，胜利者显然是左派。然而，苏联考察团和苏联顾问计不出此，一再对蒋妥协、退让，并帮助蒋达到了他当时可能达到的权力高峰。及至蒋介石率领重兵开始北伐后，鲍罗廷等才慢慢感觉失策，于是先有迎汪运动，后有提高党权运动，目的都在于夺回蒋介石已经取得的权力。但是，文斗敌不过武斗，党权敌不过军权。直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夕，武汉政府才下决心利用程潜第六军的力量逮捕蒋介石，然而，那时候，蒋介石重兵在握，岂是轻易能够就范的呢！

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人失去了最好的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