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市场与政府(1)
杯水和井水——财富瓜分与财富创造
重组“老夫少妻”——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
假如让狼照看羊——社会保险有危险
砍了小树当柴烧——企业为何不讲信誉
警惕“卖拐”——管制带来大问题
把美女画成猴子——“市场失灵”是误判
杯水和井水——财富瓜分与财富创造
打个比方，这里有一杯水，如果这一杯水我喝了，大家还能不能喝？显然不能喝。这叫自然经济的财富观。就是说，在自然经济下，财富就像杯里的水——你喝多了，我就喝少了；你富了，我就穷了。所以在自然经济下，人们往往注意的是财富的瓜分。商品经济社会的财富观是什么呢？财富不是杯子里的水，而是井里的水，是泉水，不是汲之有限的而是掘之无限的，掘井的人可以给整个社会带来福利。所以在商品经济下，人们的注意力不是财富的瓜分，而是财富的创造。
这是张维迎在1985年针对财富的分配和创造提出的比喻。当时正值中国改革早期，农村里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议论。他通过划分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种不同的财富观念，来论证改革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合理性，并引导人们要关注财富的创造。而事实上，在“杯水”和“井水”两种财富观念背后，还有更普遍的制度变迁含义，计划经济的诞生和发展就与此有关。多年以后，在这些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张维迎进一步提出“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两个概念，阐释了中国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内在含义。
如何看待先富起来的人
1985年的中国社会，受政治意识形态束缚，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近义词，只能用“商品经济”代指，人们的思想状况可想而知。农村变革后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先富起来的人。有人说：有一个发财的，就有一个倒霉的；有人富了，肯定就有人穷了；蛋糕给他多切一点，我就少了一点；诸如此类。虽然在1984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已首次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写进中央文件，但对于如何看待“先富”和“共富”的关系，如何理解改革对财富分配和创造的影响，深入的理论解释还是比较少见。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迎提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种财富观的区别。他认为在自然经济下，财富被当做大自然的恩赐，“土地乃财富之母”，土地的有限性决定了财富的有限性。所以传统社会注重的是财富的瓜分，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如历代的战争大多是瓜分土地的战争，历代的变革如同轻徭薄赋之类，都是分配的变革。而在商品经济下，财富母体从生产要素本身转向要素的组合方式，如分工、创新、交换等。这些要素的组合方式可以说是无限的，财富生产潜力也是无限的。在这种状况下竞争也免不了失败者，但成功者之所得并非失败者之所失，所以市场中的企业家不畏惧竞争，还乐于竞争。因为竞争可以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改变要素的组合方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扩大社会财富的总量。
以这样的观念看中国农村改革，地还是原来的地，人还是原来的人，但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因何在？除了包产到户带来的积极性提高，更重要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自由扩大，农村出现许多能人，给农村带来了生产、交易的活力。这些人先富起来并不是把原来的财富瓜分了，而是像企业家一样靠着机敏和才能参与交换，促进分工，创造出新的财富。因此张维迎认为，改革不是利益的再分配，而是利益的再创造。“损人利己”这个流行口号给人灌输了一种思想：利己就等于损人。这在自然经济下有一定道理，但在商品经济中就不对了。一个体制下如果“利己”总要“损人”，这个体制肯定有问题，它就需要改革，改成利己又能利人的制度。这就是社会变革的正确方向。
零和思维与剥削理论的危害
张维迎的这些观点，指向经济理论中两个重要的基本概念：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所谓零和博弈，是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他们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也就是说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而在非零和博弈中，参与者之间的收益或损失的总和不是零，不存在“你之得即我之失”的简单关系，而可能形成某种共同的利益，即蕴含着“双赢”或“多赢”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是“双输”或“多输”的局面）。这背后有深刻的制度含义，足以揭示计划经济诞生和发展的历史。
众所周知，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所谓剩余价值，按马克思的观点，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即剥削）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由于剩余价值的存在，工人所得的总收入永远少于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否则没有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的购买力总是低于社会生产的财富价值，因此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消除经济危机，消灭剥削，社会必须取消私人资本和市场交易。这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理论来源。
这套理论提出来以后被很多政治家、革命家接受，对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既然资本雇佣工人是剥削，劳资双方就是互相对立的关系，社会因此分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一个没有剥削的世界，抛头颅洒热血，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从事革命斗争。他们一度取得胜利，建造了没有“剥削”的国家。可在这样的社会里权力取代货币成为经济的主宰，结果农民的生活更惨，工人的收入更低，人们吃尽苦头，甚至出现大规模非正常死亡。
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就在剩余价值与资本剥削理论。按照这个理论，资方永远是赚钱的。如果发生亏损，资方可以压低工资弥补亏损。但事实不支持这个理论——亏损的企业到处可见，企业永远是有赚有赔。事实正像很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剩余价值并非无偿被资产阶级占有，因为在企业创办发展过程中存在种种风险，所谓的剩余价值有时为正、有时为负，但不论正负都由资本拥有者承担。所以它并不是被资本家强占的利益，而是资本家承担风险的报酬。而且同资本家相比，打工也有打工的好处，工人下班后自由自在，没有压力，只管领工资。而当老板的人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即使下了班也得时刻想着企业的经营。打工者之所以能领到工资，正是因为老板不分昼夜费尽心思赚到了钱；老板能够赚钱，也是靠打工者的劳动。他们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如果把雇佣关系看成是简单的对立或剥削，就会助长双方损人利己的心态和动机，把合作双赢的关系引向斗争动乱的局面。
事实证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正是以零和博弈的思维看待劳资关系，导致社会“多输”的结果。这个理论一度被广泛接受，引导很多国家走上公有制计划经济之路。但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实践，大部分人懂得了它的错误。这些国家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回到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来，其中包括中国。2010年前后，张维迎通过总结两个概念“市场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完整阐释了中国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迁的内在含义。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在张维迎看来，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表明，人们追求幸福的方式分两种：一种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自己变得幸福，比如偷抢别人的东西，让别人不能享受，自己可以享受，这叫强盗的逻辑（当然，也不一定是简单的偷和抢，有些隐蔽的强盗逻辑是合法的）。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使别人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也就是给别人创造价值，自己获得收入，过上富足的生活，这叫市场的逻辑。人类历史大致就是在这两种逻辑作用下演进发展的，有时候强盗的逻辑占主导多一些，有时候市场的逻辑占主导多一些。
那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同是，在计划经济下，权利是依附在职位上的，你有多大的职位，就能行使多大的权利。例如部级干部、局级干部、处级干部等，每一级干部都有特定的权益，从生产资料的调拨，到生活资料的享受，都是根据权力大小和职位级别决定的，可以叫它职权经济。而市场经济呢？可以叫它产权经济。简单地说就是，只要有钱，你不需要当官也能享受当官的待遇。例如出差可以坐飞机，出门可以坐小轿车，可以买到和部级官员一样大的房子，等等。总之计划经济是权说了算，市场经济是钱说了算，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
这两种不同制度的后果是什么？在职权经济下，政府官员要爬上一个高位，比如从科长到处长，从处长到局长，从局长到部长，等等，是一个漫长的、激烈竞争的过程。但他们竞争的不是创造价值的能力，而是在官场上钩心斗角、摸爬滚打的手段。这种竞争不是创造财富的竞争，而是互相伤害的竞争。结果是在计划经济下，人们折腾那么几十年，生活没有改善。1978年改革以后，国家走向市场经济（产权经济），权力在资源调配中的作用越来越小。一个人要想过上舒适的生活，必须通过给别人提供价值去交换，可以当个体户，可以长途贩运，可以创办企业，不论做什么，一定要满足别人的需要。所以同样是中国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斗来斗去，互相伤害，不创造社会价值。而到了市场经济，每个人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必须给他人创造价值，结果就是社会的财富不断增加，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回过头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与资本剥削理论是建立计划经济的基础。而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想得到幸福，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这是市场能够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点，市场需要一系列制度设计前提，譬如私有产权、自由价格、企业、企业家、利润，等等。它们的确立与财富观念密切相关。拿利润来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它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象征，是需要被纠正和消灭的东西。而在市场经济的观念中，它是鼓励企业创新和促使企业家承担连带责任的重要机制。正因为有了这些制度安排，才使跨区域、跨血缘的陌生人可以互相信任，从事分工、交易、合作；才保证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干损人利己的事；才使得企业家为了生存、发展而不断创新，为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结果，就把个人对幸福的追求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样，才有了西方世界过去两百多年的崛起，也才有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
由此可见，分清“杯水”和“井水”这两种不同的财富观是多么重要。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制度变迁背后，伴随着财富观念的转变，这两种财富观念的划分至今并没有过时。因为在现实中还有很多社会、经济问题，例如穷人与富人的收入分配、工人和企业主的权益界定、国与国的贸易竞争，等等，都需要通过零和博弈或非零和博弈的思维去辨析和解决。对这些问题稍有不慎，就会陷入“阴谋论”、“剥削论”、“掠夺论”的误区，重蹈历史覆辙。为了避免再犯历史错误，需要在社会中继续强调健康、正确的财富观念。
重组“老夫少妻”——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
假定一个社会由4个人组成，两男两女，男女各有一个80岁，各有一个20岁。如果政府规定20岁的姑娘和80岁的老翁结婚，20岁的小伙子和80岁的老太太结婚，那谁都生不出孩子来，即使每个人都长生不老，这个社会的人口也不会增长。这就像计划经济。现在如果允许人们自由组合，20岁的姑娘和80岁的老翁会离婚，20岁的小伙子和80岁的老太太也会离婚。然后，20岁的小伙子和20岁的姑娘结婚，他们都有生育能力，就可以生出孩子了，整个社会的人口就会增加。这就是配置效率导致的增长。假如生育技术的进步使得年轻男女的生育能力可以提高，甚至80岁的老人也能生育，这样的人口增长就是生产效率导致的增长。
这是2004年，在一次政府官员的培训讲座中，张维迎对中国经济增长提出的独特的解释。在这个寓言中，张维迎借助“老少配”的比喻提出两个重要概念——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来回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来自何处、未来前景会如何的问题。他认为在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中，经济增长的动力首先来自配置效率提高，也就是寓言中所说的纠正“老少配”错误的资源配置方式。具体表现为允许劳动力流动、企业家资源重新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开发利用国内外市场，等等。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因配置效率不同而存在的增长潜力越来越小。要想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就要从配置效率的提高转向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就是比喻中所说的“生育技术的进步”）。为此，中国社会必须完成一系列变革与积累，包括扩大经济自由、加强产权保护、完善教育体系、增加研发投入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