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先生乌镇追思会

浙江 乌镇 昭明书院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午后三点至七点一刻

陈丹青：谢谢所有前来参加告别仪式的朋友们。今天我受委托做追思会主持。我没有做过，但是我要做。这里没有任何权力关系，大家都是木心的读者，都是敬爱他的人，我用不着按照职务排列权力的大小，介绍在座的人。

我最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代威和杨绍波。他俩是当地领导陈向宏特意从公司员工挑选的年轻人，分配在老人身边，照顾生活起居。小代来自贵州，小杨来自云南。这些年，他俩和先生相处得很好，先生会调理孩子，小代甚至学会了画画。久病床前无孝子。秋天先生病重以来，我亲眼看见他俩忠心耿耿，每分钟侍护先生，没有丝毫厌烦。后期，先生有二十天左右在重症病房，每天准许半小时探视，他们二十四小时轮流守候，等那半个钟头，进去看看，夜里睡在凳子上，就这样，直到把先生送走。先生走了，他们跟到殡仪馆，昨天、前天、大前天，在冰冷的殡仪馆过夜，继续忠心耿耿，守到现在。

所以我和家人上前和先生遗体告别，跟着先生骨灰盒出来，都拉着他俩的手。

得知先生病重，自行从外地赶来侍护先生的文学青年，今天在场的有将近十位，我不记得每个人的名字。最早带先生去医院的，是北京的李春阳夫妇，奔走守护十多天。之后先生二度入院，赶来最早、侍护时间最长，日日夜夜不离开的，名叫仲青，是来自盐城的诗人和画家。从桐乡第一人民医院12楼病房——当时先生还有意识，还能说话——直到先生进入重症病房，仲青一直在，之后也守在殡仪馆，等到今天的告别仪式。此外还有好几位，完全是读者。其中有先生在纽约最后十年的照顾者黄秋虹女士，远道从纽约赶来，守了二十天，她自己有病，只得先离开了。

我真的想让大家看到他们。可爱可敬的年轻人！先生最后时刻已完全不省人事，深度昏迷，很多事情需要决定，我们非常焦虑：他肺部感染，痰出不来，左肺塞满了，必须做决定，要不要切气管？要不要送他回家？非常艰难，向宏始终跟我保持密集沟通，考虑各种细节，包括后事……有一天我和这些年轻人回到12楼先生原来的病房商量，拍了照，看过去像是一群孤儿。

这是后期发生的事情。现在我应该介绍木心先生惟一的亲属，就是他的大姐留下的五个子女。有两位去世了，今天来到这里的，一位是王韦先生，和王太太，还有他们的女儿，就是刚才捧着先生遗像的女孩，木心是她的舅公。另一位是王韦的小姐姐和姐夫。木心这位小外甥女生在乌镇祖屋，就是刚才我们去过的设置灵堂的地点。王韦先生也守护在先生身边，长达近一个月。

我连日处理各种事，有点恍惚，脑子不清楚，很多人想介绍给大家。但其实，我最最高兴的是面对生面孔，就是，所有无名的读者。他们仅仅因为读过木心的书，就从远道赶来，与先生告别。

这里还要介绍一位特殊的客人，弗里德·高登，来自纽约，十四五年前开始收藏先生作品。另外，去年12月，非常庆幸，在先生相对健康的情况下，向宏和我说服他接受了纽约两位独立制片人的纪录片拍摄，他们是弗朗西斯科·贝罗，蒂姆·斯丹伯格。他们和先生相处十天，临走流泪，想到可能再见不到木心了。他们持续关切先生的病情，为今天的葬礼，专门截选影片中十五个先生的肖像画面给大家看。他们各自写了追悼文章发来，回头上海来的樊小纯小姐翻译，念给大家听。

陈向宏，前乌镇党委书记，现旅游公司老总，就坐在这里。是他全程做主，促成木心先生回到故乡，直到今天送走先生。大家要知道，整个乌镇景区几乎是他一个人设计出来，营造成今天这个规模和品质。他的整个团队的执行能力，今天上午大家都看到了。他也跟大家一样，是木心的读者，是尊敬木心的人。

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林兵先生，建筑设计家，贝聿铭先生的弟子，跟随师傅十二年。他和日本人冈本博一起在上海开设事务所，今年夏天开始接手木心美术馆设计方案。9月份，先生虽然虚弱，还能跟他沟通关于美术馆的设想，他们秉承贝聿铭的作风，不但在乎建筑外部怎么做，还要首先了解先生的画作、风格、气质，然后考虑美术馆空间怎么弄。幸运的是，当先生第二次住院时，林兵委托我将设计稿带给先生看，这是大礼物，是先生期待多年的事。大家知道，先生中年长期从事设计，懂行，很挑剔。可是他老病后，意识不清楚了，甚至不认识我。第二天他认出了，我就把设计图给他看，像哄小孩一样，我说：这是什么，你知道吗？他看了很久，说：我看见一顶桥。我说你再看看，他说：很好看。我说：这顶桥跟你什么关系？他说：什么关系？是美术馆吗？我说，这就是木心美术馆。他凝神看了很久，慢慢慢慢想起来：这就是他想象的那个美术馆。他说：哦，这么好啊——我可以去死了。

大家明年就会看到这座美术馆。当我给陈向宏看，向宏说：你告诉这个设计家，他会出大名。林兵已经来过六七次乌镇了，看地形，看种种细节，今天他又从上海赶来，和先生告别。

我还要介绍春阳。春阳女士，是国内最早评论木心著作的人之一。她做了一件令我很惭愧、很佩服的事：最难阅读的木心先生的著作，就是《诗经演》，全部注释，是春阳做的。先生今年虚弱，春阳夫妇10月份来看望，就带先生去到医院。起先先生是要去治疗白内障。做白内障手术先要做体检，体检出来，才发现各方面极度虚弱了，下了病危通知书……整个过程，是春阳在操心，连续十来天，每天与我通话告知情况，直到初步诊疗奏效后，亲自送先生回到乌镇的家。

春阳可能是最后见到先生还能使性子的人。此后，先生开始昏睡，不再有力气说话开玩笑了。向宏随即部署医院和各方面救援到位，只剩一件事，说服先生再去医院。等我赶到，先生已经是谵妄状态。所以先生重病入院，春阳是第一见证，你今后要写出来。

最后的时刻跟先生密切接触的，一个是小代，一个是小杨，还有其他守护的青年，现在人多，我一下子没法辨认，我希望还有机会介绍。这是我最最感谢的情景。很难想象，中国哪位作家岁数大了，生病了，会有完全不相识的读者自己前去守护，直到最后一刻。

我刚才说了，这不是一个权力的场合。不论见过先生或没见过的，大家愿意把心里对木心先生的感想都说出来吗？这是珍贵的机会。大家，尤其是媒体，一定有兴趣知道：先生最后六年怎么会来到乌镇，来到故乡后，他又怎样。第一叙述应该是向宏先生，向宏你来说两句。先生还乡，故事在你那里。

陈向宏：各位来宾，其实我要说的，上午在告别仪式都说过了。我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我相信先生会满意上午的告别仪式的。我以前不知晓先生，我是乌镇人，从1999年开始筹备乌镇的旅游开发。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1999年的冬天，乌镇的一位老百姓给了我一张报纸，台湾的报纸，《中国时报》，登了木心先生在1994年回来时写的一篇文章。我知道乌镇近代有茅盾，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位木心，可是无处打听。我相信先生离开故乡，对故乡怀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他不愿意跟国内有更多的联系，我问了所有官方机构，都不了解。2001年元旦，第四届还是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刚好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领奖，坐在我边上，我就问她：你知晓不知晓这么一位人。她说：我知道。她说我有一个好朋友陈丹青，非常了解。她就把陈丹青的联系方式给了我。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跟陈丹青联系，丹青老师很快回复了。

所以我作为家乡的一分子，只是在对的时刻，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这件事很艰难，我更多的是被丹青老师所感染，可以这么说，这件事情是相互促进的。我从来没看到过，无论从学生也好，从晚辈也好，丹青老师对老先生这么尊重。他是发自内心的，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我们两个人差不多用了三四年，有无数的书信来往。说实在，先生一开始有顾虑，他对事物很敏感，而且以他的思维惯式，把问题想得很复杂。我们一再表示，这无关任何商业成分或者回报，我们只是怀抱一种补偿的心愿，请你回来安度晚年。他2005年回来一次，当时对他的“晚晴小筑”有好多想法，画了图纸。他的故居，六十年代变成一个翻砂厂，铁工厂，只剩进去的一个破门，什么都没了，里面各种铁砂子差不多有一米厚。我记得很清楚，刨出的土是红的，酒红色。我们非常快迁出工厂，重建木心的宅院。先生一回来，首先对乌镇巨大的变化感到欣慰。我记得他经常跟我说，这个地方好啊，种什么都快，生命力特别强。到了2005年，我跟丹青老师非常激动，他可算是决定回来了。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特意到杭州楼外楼吃了一顿饭，丹青老师很高兴，我们俩拥抱一下，说终于把这件事情办成了。

我真的以为是很平实的一个过程，对我们来说，当然仰望先生的学问、人品。这么多年来，包括小代、小杨，包括乌镇旅游公司所有员工，都把先生当做长者。我要趁机说一句话：先生晚年不太喜欢见人，不太喜欢见媒体。我跟他说：先生，你愿意见什么人你跟我说，你不愿意见什么人，也跟我说。我有一个原则，丹青老师知道的，先生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不强求半分，所有事都顺着他来。今天好多媒体朋友也在，我可能怠慢了好多媒体，尤其是上门的媒体，大家都以为我藏得好，不给大家见。其实不是这样子。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媒体道个歉。我就讲这些，谢谢各位。

陈丹青：先生属兔子，向宏也属兔子；先生是东栅人，向宏是北栅人，真的是故乡子弟。他原来是乌镇党委书记，地方官，新乌镇景区起来后，他辞去这个职务，做公司总经理。他对故乡是有抱负的，现在乌镇在全国景点的知名度，仅次于黄山。我这两天因为告别仪式的事情，近距离接触了他和他的手下，刚才弗里德·高登还跟我说，很惊讶，执行这么到位。木心先生的事情，也是这样。向宏做事非常爽快，十一年前我初次见他，他还是小伙子，坐下来没有十分钟，意思表达很清楚：请你把话转回去，随时欢迎老先生回来，一切根据他的意愿做。此后十年，他全部实现了当初的承诺，每件事情，每一步，每个细节，都先问我先生意见怎么样，然后我问先生，先生说可以，或者不可以，向宏就安排下去。我是见证。我很惊讶他这么了解先生，先生有些话什么意思，有些决定什么意思，向宏好像有第六感觉，不让先生不舒服、不情愿。他很细心，几乎如履薄冰，又让外面不觉得。2005年先生第一次回来看看，一老一少总算见面了。现在我还记得那个情景，向宏扶着先生来到西栅，看“昭明太子读书处”这块古碑。

1995年我来乌镇，看见了“昭明太子读书处”，梁朝就有这块碑了。诸位要是见到，不能想象：古碑周围就是猪圈，垃圾场，破烂的人家，烧饭、晾衣服，面前是一条乌脏的河，古碑好像是多余的。现在大家在庭院里就可以看到这块碑，专门移到书院，供起来。那年西栅河水排干净了，河道全部露出，两岸正在重建西栅。我记得向宏和我扶着先生来，进入当时初具规模的昭明书院，在古碑下留了一张合影。第二年，2006年，我最得意的事情就是押送先生从纽约回中国，一路押送到乌镇。那年他七十九岁了，坐着轮椅，进飞机场，轻轻说：走了，美国。当时先生心里其实很激动。飞到北京先要停一停，然后飞上海。先生像小孩一样等着快点降落，飞机下降时，大家知道，很慢很慢的过程，他有点不耐烦了，说是飞机这么慢，你看苍蝇飞啊飞，一停，就停住了。到了上海，安排旅馆住下来，第二天一早，向宏和他的车队已经在旅馆门外等好了，然后往乌镇走。向宏跟周恩来一样忙，晚上有太多团体和领导要应酬，实在不能陪我们吃晚饭。走到包间，酒菜放齐了，正对着先生坐的位置，不知道谁关照的，桌面上有个胡萝卜雕成的龙，或者是凤！这是先生回到故乡吃的第一顿饭。接下来，他的故居还有很多细节没落实，向宏先安顿他在西栅通安客栈一个客房，一住半年多。第一位照顾他的女秘书也是向宏分配的，叫黄帆，今天也在，也在医院和殡仪馆守护先生到今天，是先生归国后第一个贴身照应的青年。还有一位昭明书院图书馆的徐晓琪，也全程守护。这俩女孩，这六年，跟先生很多交往，上午我眼看她们哭着送走先生。

所以要了解日常的活泼的先生，黄帆、徐晓琪、小代、小杨，是第一见证人，媒体或者可以跟他们细谈。

另一位人士也该介绍，赵国君，一个奇怪的人，干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事，有一天忽然给我电话，说他已经安排了两场木心诗歌朗诵会，在北京，2009年底。我就请一个小代，一个黄帆，专程到北京参加木心诗歌朗诵会，我相信木心先生非常想看到这个朗诵会，但他不肯去，他很害羞的人。去年又错过了一个跟大家见面的机会，刘瑞琳女士，我的老板，也是木心先生的老板，先生的所有书都是刘瑞琳做主出的。去年煞费苦心请先生参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论坛，说是能不能请先生来北京，不必参加会议，就是和大家见见，一个小时就好。我跟先生说，你围巾围好，西装穿好，拿一把手杖，沙发上就那样坐着，大家聊聊，好不好？他说好啊。可我知道他肯定会变卦，我不能威逼利诱，只好用尽办法，软的硬的，弄到最后，他说，不去了吧。消息都发出去了，北京一帮读者很期待，但是没办法。这一层，先生跟张爱玲有一拼。

还有位特殊的朋友，王玮达，小伙子刚从英国回来。前年他不知怎么追到我，说是听说先生有很多音乐想弄成谱子。我求之不得，这是先生几十年的愿望——把自己做的交响乐、交响诗、钢琴曲变成五线谱，将来可以演奏。他在八十年代就跟我说起过，还哼给我听，至少有五六首，他说，哪天到中国找几个会乐谱的青年在钢琴上试奏，就能留下来——可是我音乐界不太有朋友，2009年，就是这位王玮达，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学博士，找来了。我说你给找两位懂作曲或者记谱的，他立刻找到两位，巧了，都是先生的读者。从此他们隔三岔五跟先生打电话，我也使各种计策让先生同意，可是出于性格，也真的因为身体迅速虚弱，先生一推再推。2011年，今年上半年，王玮达最后通牒，说：陈老师我要到英国留学去了，只要先生愿意，我随时飞回来。结果很遗憾，先生的绘画、诗、文学，差不多留了下来，他的音乐不能留下来。他能长达十分钟哼给我听，每个旋律都记得。

我真的非常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拘谨。治丧委员会大约是有名头的作家、评论家，但在座的青年，金子一般珍贵。我刚才在车上碰到一位从烟台来的小伙子，只是在书店里翻到《哥伦比亚的倒影》，2007年，从此一路读下来。他一听说先生故去，立刻坐火车赶来。所以在座的青年，胆子大一点！这不是国务院在开会，你们为木心先生来，你们有话就说。

读者：我是江苏无锡的，《无锡日报》的，但那是我的单位，我没有采访任务，完全出于对先生的爱，来到乌镇。我有幸见过先生一面，前几天得知先生去世，我查了日记，是2007年11月5日下午，朋友动员我来旅游，我知道木心先生回到乌镇了。刚刚踏入景区，我就跟保安和当地住民打听，有一个大妈年纪的女同志说，我知道，木心住在东栅，热心带我去。到了以后，我说我是先生的读者，他说好的，你稍微等一会儿。然后他说，先生可以见你。我在先生的客厅里待了差不多五十分钟，跟先生有所交流。当时《南方周末》正好发表了木心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们谈起鲁迅，他说，我心目中最尊敬的作家，是文体家。我们还谈到了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不但是剧作家，也是诗人，在木心心目中，诗人的称号可能是最高贵的。

我要表达三句话，第一句话：今天送别先生，特别好，为什么？今天是圣诞夜，天气那么寒冷，但是有冬阳。我记得有一句话：冷是精神。寒冷是一种精神。在我心目中，木心先生具有寒冷的精神。第二句话，我在家里想：怎么表达对先生的爱？我说，我们对先生爱得不够。西方文学有一句话：有些作家是献给少数人的，但是更完整的说法，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我愿意把这句话献给先生。第三句话，是先生有几句话说，“那时候的日子很短，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那时候的锁很美，你锁了，别人就懂了。”我希望我们对先生的最好的怀念，就是阅读他的著作，更多地懂得先生。

女读者：我叫沈晓玉，是乌镇的工作人员。今天中午在大堂时有个女士着急过来问我，她说木心先生今天是不是有追思会？在哪里？我告诉她在昭明书院，两点钟开始。1点半钟我来了，那位女士已经坐在这里，激动地跟我说，她来自台湾，十六岁开始读先生，后来周周转转，踏遍整个世界，终于觉得有资格来跟先生见面，可是来到这里，还是错过了。她一直觉得先生至少可以活到九十九岁，她来得及见到先生。她在意大利定居，后来第一次回台湾，机缘巧合，说她在以前给先生的一封信里写，如果给读者排个序，她可不可以称之为最佳读者。先生回信说：可以啊，你是第一读者。她今天1点钟到这里，坐了一个小时，她说，这样就够了。她的名字叫林慧宜，她给了我她和她女儿的照片，说：你一定要读先生。她是以先生的思维教导她的女儿。她说一定要让很多人读先生，可以得到智慧，感觉到真实——我想说的是，今天来到这里的，大家很幸福，很幸运，很多很多人没有来到这里，但心里一直有先生，他们在世界各地，都爱着先生，木心先生没有离去，他活着。但是这位女士还是很难过、很遗憾，她没有尽早来乌镇见先生，她希望大家，如果你心里有爱，或者想要去见一个人，就要赶紧去！谢谢。

读者：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湖北美术学院的学生。来之前我很紧张，我在微博上问陈向宏先生，他回了话给我。我下午有重要的课，专业老师说你不能走。我把书一丢，抱着木心先生的几本书，对我最重要的七本书，直奔乌镇。我坐了十五个小时的火车，那趟火车整个车厢没有人，就我一个。我4点钟上车，一直读先生的几本书，10点钟熄灯了，我躺在床上，一直哭，列车员发现了，他问怎么了孩子，我说家里有位老先生去世了。第二天早上到了先生故居，看见陈向宏先生布置的灵堂。我到得很早，路途上很多坎坷，不去说了。我十七岁，高二的时候，2006年5月，我读到先生的第一本书，后来一直读其他木心的书，很多段落能够倒背。我只是想讲我心中的两个景象：全国有太多这样的读者！我们这一代人，如果没有先生的文字来到大陆，没有先生这个人来到大陆，我们这一代人就会很悲哀。这六年来，我因为读了先生的书，对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改变得那么大。我是学建筑艺术的，我想到以后的某种景象：全中国的读者都知道木心先生，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了，先生是乌镇人，是个大诗人，大家都要去美术馆看他的作品。还有一个景象，我很老了，有孩子了，甚至孩子也读了先生，并不是我强行要他读的，他读了，会激动地跟我说：爸爸，木心先生怎么怎么……我会慢慢地跟他谈木心先生的故事，还有两位陈先生。我谢谢两位陈先生，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太多太多……

读者：大家好，我来自上海。是一个没有编制的老师。木心先生对我来说，就像另外一个父亲。我跟学生说，你的一生中总会有缘分遇到一个神奇的人，他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他跟咱们并不像，但是他影响你的一生，影响整个人的方向，包括你所有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是有缘分的，木心先生在我的心里。我是昨天晚上才知道木心先生去世，所以从晚上到凌晨一直没有睡着。一早我就一个人开车过来。我实现了一个真实的、具象的梦。走到灵堂门口，我看到木心两个字，眼泪流下来。我平时从来不落泪。因为木心对今天在这里的所有朋友来说，应该是生命中的一种力量，就像光芒，一直在那个地方，我们不会忘记。昨天晚上，我突然感觉到这股力量在呼唤我，我知道会有一群人在等候，不论来自哪里，不论贫穷或者富有，没有权力，也没有地位，没有任何其他阻碍，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真诚、坦诚，甚至有点理想化的聚会，我相信木心先生在他的世界会很开心，有这么多人难得这么纯粹地聚在一起，想念他、怀念他，感慨我们每个人和他的故事。只是我们可能很害羞。我非常感谢在这里遇到各位，最感谢陈丹青能够给大陆年轻人认识这位前辈、学长、老师。谢谢。

读者：我是香港中文大学读宗教的。21号上午我得知木心先生去世，当时很吃惊，因为在我想象里，这一天至少还要过十年吧。其实我很早就想来乌镇。没想到这么早！我产生那个愿望还不到一年，我就来到这里。我想感谢陈先生，因为您的介绍，让我在大学有一个自我启蒙，真正让我对文学，对艺术有自信、有信仰，虽然木心先生不喜欢信仰这个词，但是，我觉得，让我对艺术有兴趣、有自信，是因为木心先生。木心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要拿哲学当文学读，拿文学当哲学读。木心先生还说，要像读人一样读书，要像读书一样读人。我会记住木心先生的话。

读者：我对木心先生的爱，非常私人。就像先生说的那样，是那种“小步急跑去迎接一个人的快乐”。读书是一种态度，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生活。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懂艺术，或者懂文学，但是我读木心的书，有一种感动。我感到特别遗憾，他生前的时候我没能来。我是特别会照顾人的，可以把他照顾得很好。但是21号，他去世了，“木心”这两个字给我的感觉，好像他会长命百岁，至少活到九十九岁，不知道怎么，他就去世了，特别突然。

读者：我是一个风水师。之前看到木心先生的画册，很感动，在当代水墨画里，看不到这种东西。我今天想问一个问题：艺术可不可以学？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讲到艺术是不可以学的，但是艺术可以启发。木心先生有一种悟性，相比之下，我们都很有限，但这种无限对比有限，才把有限变成更大的可能。木心的精神在接下来哪个年代会大放异彩？未来的三十年木心先生真正的精髓会出来。

读者：大家好，我来自杭州。前天我在微博上知道木心先生过世了。从2006年读先生的书，到现在，我有全套的书，每本起码看过十遍以上。那天我在办公室，旁边一个女同志，那一刻我很想痛哭，但我忍住了，因为我无法向她们解释，我为什么要哭。我记得木心先生跟记者说，他年轻的时候迷恋纪德，盛澄华先生翻译的《地粮》是木心先生随身携带、经常阅读的。他说他曾苦练法语，为了能去法国见纪德一面，但是他听到了纪德先生去世的消息。木心说他痛哭一场，从此断了念想。那一刻，我觉得，我多多少少明白那种感觉。以前觉得没资格见木心先生，读了五六年他的书，有一天，也许有勇气到乌镇拜望他，现在他走了。我本来今天跟朋友约好，平安夜，去教堂，但是我来到这里，是更好的选择。我无法向诸位说木心先生给我的影响是什么，我只能说，在2006年、2007年我快大学毕业时，很不幸的，是世界观完全崩坏的一代，每次我很绝望时，我会把木心先生随便一本书抽出来看，看到有些话，譬如“以死殉道易，以不死殉道难”，心里就很开心。我今天来，以为自己会哭，但我发现我非常地惊恐，看着先生。先生在我眼里，你会想，中国人应该是这样一种样子。那种从魏晋六朝走出来的，宋元以后那种软弱的样子，都已经没有了。中国人应该就是木心先生这个样子。木心先生说过，他要以不死殉道，倘若他要走，是不是应该再晚一点？不要那么快，所以我很惊恐，不愿相信。我今年二十七岁，从二十二岁到现在，是我世界观非常重要的五年，我很开心，因为这五年的世界观，是木心先生帮我重新搭建的，我非常感谢。希望木心先生最新的著作能够尽量早点出版。木心先生曾经说过教世界文学史那五年中，陈丹青是最勤快的弟子，每一节课都不落下。（陈丹青：不，我缺过课，我只是保留着完整的听课笔记，大概有五六本。）您是否愿意把这个出版？（陈丹青：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我当然愿意，但现在不能问先生了。）

读者：前面听了很多人发言，大家都在木心先生精神世界中分享精神成果，我不是很懂，我很关心木心人生中柴米油盐的生活，他一个人，没有伴侣，也没有子女，他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我想知道他在国外的生活是怎么度过的。木心先生可能比较腼腆，不愿在大众面前曝光，这是因为我们对他的欢迎欠缺诚意，造成他腼腆，还是他本身就是这么腼腆的人。能不能请陈丹青老师聊聊这两个问题？

陈丹青：这是不好回答的问题，你能告诉我张爱玲为什么不愿见人吗？你愿意见人吗？我想不管在哪里，哪个年代，木心也还是这个性格。我无法回答为什么。我也很想问他：你为什么腼腆？为什么讲好了你都不去？他靠稿费，他也卖画，他讲课有费用，但不是很多。我们每个人在美国都有办法活下来，但是活的姿态很不一样。现在请樊小纯担任翻译，弗里德·高登致词，他是木心先生的收藏家，同时另外两位美国电影人特意写了文章，希望在这个场合表达他们的哀思。

弗里德·高登：非常感谢。非常想和大家分享我自己和木心交往的几次经历。许多年前我读过一篇英语作家的文章，他说，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模糊的，灰色的，是难以区分的，然而生命里总是有一些时光难以忘记，它一定会时常让我们想起。我个人和木心三次见面。第一次是1998年，我已是中国水墨画的收藏家，在加州收藏了十五年。我的朋友、老师，是王方宇，他1913年出生在北京，是著名的书法家和藏家。他在四十年代去了美国，教中文。是王方宇对我的教导，让我有准备去见到木心和他的画。阿历克珊德拉·梦露，是古根海姆美术馆亚洲区策展人，她介绍我认识了木心。我在纽约见到木心的画，当场就买了两件，第二次去画廊，又买了三件。我向画廊请求安排一次和木心面对面的机会，那天木心带了翻译，彬彬有礼，他很会打扮。我仍然清晰记得第一次和他的见面，他非常有魅力，但是很害羞，一开始的谈话缓慢艰难。幸运的是，当我告诉他我认为他的画作深受塞尚的影响，他非常高兴，突然不那么害羞了，显得非常友好。

第二次与木心的见面，是去年，在乌镇。2010年我迁居上海，其中一个原因是想重见木心。前六个月我在交通大学学中文，非常努力。我问了在上海的三个朋友：你们知道木心吗？有人读过他的书，有人从来没听到过他，也有人不知道他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画家。在上海待了八个月，我收到一个邮件，来自美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弗朗西斯科·贝罗和蒂姆·斯丹伯格，他们询问我是不是可以帮忙找到木心和陈丹青，并帮助他们做木心的纪录片。我们用Skype通了电话会议。这个故事最美妙之处，是第一封邮件，直到后来三十个小时素材的拍摄，连续发生在四周之内，这美妙对我来说是命中注定的。我跟陈丹青通话后，他安排弗朗西斯科·贝罗和蒂姆·斯丹伯格来到上海，我对纪录片有所投资和协调。去年12月，我第二次见到了木心——不久，两位纪录片导演来到乌镇，他们有语言障碍，我们特意找了翻译——那次和木心先生聊，在花园散步，影片拍摄时，陈向宏先生包了美国人的住宿和一切协调工作。木心看到我非常开心，我们谈起第一次见面，谈起了那次关于塞尚的谈话，今天我们会看到那部纪录片的小片花。

我和木心的第三次见面是在今年10月。阿历克珊德拉来到上海，她到洛克外滩源美术馆演讲，她大概七八年没见过木心了，樊小纯帮忙联络了这次会面。我们在乌镇与木心共处四个小时，自从我上次见他的10月以来，他的健康急剧恶化了。对于他和阿历克珊德拉，这是一个有着强烈情感的见面，一次重聚，对我来说，也是情感非常强烈的经历。那天真的很开心。但是我们回上海的时候，三个人其实非常伤感，我们知道可能这一生见不到他了。我认为木心是二十世纪中国真正的文人，（转用中文正色说道）他学贯中西，他特立独行。

樊小纯：下面这封信，来自美国纪录片导演弗朗西斯科·贝罗和蒂姆·斯丹伯格，请允许我翻译这封信，表达他们对木心的追思。

我们曾在2010年12月幸运地见到木心并采访了他，他在我们心中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有幸见过木心的人都曾被他感染，而对于大多数没有见过他的人来说，他的作品传达的感染力是同样强烈的。事实上他养成了的那种低调，给他带来了一种令他舒服的距离，因为他坚信福楼拜的信条：呈示艺术，隐藏艺术家。在我们亲眼见到木心之前，我们曾听说他不一定会那么耐心，但我们从未感觉到这些，他很生动、爽朗，在各种话题中跳跃，并机智地与我们说笑。他自由地从东西方文学和艺术传统中举例，在对话中穿梭于古典和现代之间，他谈起这些的时候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轻松。木心的脸几乎没有皱纹，他的眼神明亮又开阔，并没有表现出他的年龄或他的那些遭遇给他刻下的东西。是的，他会同我们讲起他的过去，但他真正想同我们说的是他依然在创作。对木心来说，最重要的是，他这样告诉我们，是对得起少年时他对艺术所做的承诺。在历经了六七十年代的牢狱和之后远走美国初期的拮据，他千万里回到中国，依然怀着热情继续写、继续画，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美妙的人。他上了一堂课：他告诉我们如何在阴影和逆境中对待生活，他向我们展示了使用你的自由去做些什么比空谈更重要。我们将深深怀念他。——弗朗西斯科·贝罗和蒂姆·斯丹伯格。谢谢。

陈丹青：我曾经问过这两位导演，我说，眼下中国当代艺术很火，国外知道中国很多现代艺术家和文学家，大量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翻译成几十种语言，为什么你们会找到木心？他们回答，他们最初的计划确实想拍摄中国当代艺术，比较了大量中国当代艺术资料，可是感觉仍然在看西方艺术，在看西方艺术在外国的反射。最后，他们在无意中看到木心先生那一年在耶鲁大学美术馆展览的画，他们第一时间就定下来，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经过两年曲折的联系和案头研究，最后联系到我，联系到木心先生。现在请放映他们目前剪辑的非常小的片花。

（播放《木心纪录片》视频）

陈丹青：回到刚才的发言。今天看到好几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曹立伟，我在美院的老同学，还有秦明。在纽约，我们都是木心的老朋友，有过珍贵交往，在先生两度搬家之间，有一年，木心先生就住在曹立伟家里，他们朝夕相处。

曹立伟：21号在网上突然看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当时感觉有点超现实，不像是真的。这种感觉有时会在特定的时刻出现：某一个心里常常惦记的人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我着急，有不祥的感觉，再看一遍，确实木心先生去世了。

我刚才看片花，突然看到非常熟悉的情景，就是狱中手稿。好像在1991、1992年，木心通过一个要到美国读书的学生，看看能不能把当年在防空洞监狱关押时写的稿件，带出来。那天晚上，我忘记那个学生的名字了，他带来一大堆稿件，一沓一沓的小本子，很旧了，都没有封面，就像一本破书没有封面一样，一大包。他交给我。现在我讲这个话，你们可能不理解：当时我根本不敢看。放到包里，就拿去交给木心先生。

我这里稍微多说一下，为什么不敢——木心他非常随和，没有丝毫架子，他上来就能跟你非常舒服地谈话，善于把谈话引向深入——现在我在网上读到关于木心先生文学的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些人胆子这么大，随随便便就说木心怎么样。这些人不理解木心，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更不知道对谁在说这些话。

说回狱中手稿。隔了一个礼拜，他说，隐私是隐私，但还是给你看看。他拿了几张稿纸放在桌子上，桌子放不下，他又放在地上，我记得是七页。我一看，写得一丝不苟。在那之前我没见过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写任何稿子，如此一丝不苟。我不知道什么内容，来不及看清，脱口而出：吓死人！不得了！我注意第一张到第七张，有没有稍微放松一点，从头到尾，就是不潦草。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我就说，当时你怎么能够在地下室有这样的心境。他微笑着说：没事干，在底下闲着，就写。

木心在很多场合，譬如说，去办有关身份的事，社会保险等等事，很烦琐，你要排队，要预约。在国外居住的人都经历过这种事，不想去，又不得不去。有时我陪木心先生去，他有一个特点，在这种场合突然变成局外人。比如说排队盖章签字，他会被另一个事情分神，跟他正在具体做的事，毫无关系，但他被吸引：比如说某个人长得很有特点，比如说某个人说话很有意思，都会让他分神，离开事关非常现实的生活问题。这种时刻常常出现。

我尤其清醒地记得，1989年，我三十岁出头，在纽约读研究生，匆忙赶来上木心的第一堂世界文学课。丹青或许穿得正式一点，大家穿得都非常随便，惟独木心先生，深灰色西服正装，打领带，也是深灰色，好像衬衫是鸭蛋青，非常舒服的颜色。他对待第一堂文学课，极其慎重，讲究。一堂课听下来，我觉得对人的震撼大概有两类，一种是感官性的，还有一种震撼是没有声音的，持续很久很久不会忘掉。刚才有位年轻人谈到纪德，纪德是他常提到的人。有一次文学课谈得兴致高了，他说过一句话，这句话特别容易被人误解，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我是一个“坏人”。当然，这是打引号的。下个注脚的话，我想，这个“坏”字，就是指怀疑性，指批判性。他非常认真地谈尼采，说你们年轻人要读尼采，读尼采，是个长骨头、长钙的过程。这些话，我今天还言犹在耳。他不止一次谈嵇康，非常忘情。他也谈福楼拜。有一次谈到福楼拜，他的眼睛有点湿润，他说很多人对福楼拜的死，写了悼念词，但是他特别引用了莫泊桑的话。莫泊桑说：请你们不要再谈福楼拜，福楼拜死了，我最悲伤。

读者：大家好，我来自杭州。看了所有木心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写的一段话，大意是说：世上多的是比恺撒不足、比乞丐有余的人，零零碎碎的如意总是有的，然而难以构成快乐。因而我选了一个淡淡的目的，使许多微茫的快乐集中，不停地变化着。我想这是他的艺术观，也是他追求的人生。

读者：我是从南京来的，还在上大学。21号在网上得知木心先生去世的消息。我觉得一定要来。但是非常遗憾，来的时候非常狼狈，钱包掉了，所以早上没能赶上告别仪式，我走进这里时，在放音乐，当时忍不住流泪，但我在想为什么我会哭？其实就是很寂寞，真的很寂寞。我第一次读木心是《即兴判断》，当时我上高中，在一家书店翻到的。我看不懂，但是非常想看，喜欢看。因为我很长时间不太喜欢读中国作家的书，但是读了那本书——虽然我对这作家完全不了解——可我一口气把他的书全部搬回家读。高三时很忙，但我还是在毕业前都读完了。我觉得，正是因为他的文字很美，让我觉得中国的文学就是这样的，你读不懂，可还是愿意读！如果一篇英文作品，我读不下去，就放下了。我不能说我真的读懂木心，因为我觉得他离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很远，包括跟他有过很多接触的人。我觉得他像是一个读书的起点，因为我们这代人活得无聊。每当我读他的书，不仅仅是读文学造诣，他的品德，总是让你在放任自己时，能够警醒一下。

读者：我是乌镇的工作人员，我姓沈。我第一次对先生有印象，是我的导游词，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生日是1927年2月14日，情人节，这也是我们讨论最多的。有一次我带团游历，一位游客突然激情高昂地跟我说：木心先生是乌镇人！而且给我介绍了很多木心先生的著作。从此我有意无意探索他的著作。慢慢地我认识了黄帆，黄帆说起先生没有结婚。我觉得不可思议，更想去看望他。在这之前，那位游客跟我说起他之后，我偷偷到东栅想去看望他，经过他的旧居，偶然看到一个老人的背影，但那是三年前的我，胆子小，只看到他的背影。我没敢走进去，就跑掉了。后来听黄帆讲起先生的一些故事，慢慢让我坚定了意志：我要去看他。但一直没去。今年中秋节，我又想要去看他，我有一个同事的妈妈是服侍他的，想通过她去看望他，但被委婉地拒绝了，最后没能去。在大家心里，木心先生是诗人、画家，或者是作家，但是在我心里（哽咽、哭泣）他更多的是一位老人家。

陈丹青：对，他是一位老人家，他今天熔化了，你以后可以去看他。他设想的自己的墓碑，很简单，只有“木心”两个字。我非常非常感动这些年轻人说着这么朴素的话。剩下的时间不很多了，但我仍然希望听到更多的读者说出来。这位青年是从青岛来的，他甚至为了见到先生在乌镇找了工作，在围墙外转了多少个月，最后通过小代才见到了先生，也是侍护先生直到最后的青年之一。

读者：我现在的心情很激动，但是我感觉很幸福，为什么幸福，一句话说不清。我上午一直哭，哭到不行，从来没有这样哭过，我现在想说自己内心的感受，很幸福，我觉得先生真的是可以含笑离开我们了。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小故事。我是2007年去新华书店买的木心先生的书。2007年丹青老师在青岛签售，我跟刘瑞琳女士聊起来，她把我介绍到丹青老师面前，他特别高兴，直接问我喜欢先生哪本书，我说《哥伦比亚的倒影》，他问喜欢哪篇文章，我说喜欢“莫干山竹子”（《竹秀》），他说你想不想跟我去乌镇见先生？当时我刚工作，没敢答应，觉得是天方夜谭，感觉做梦一样。那个晚上我睡不着。不久，庆幸的事出现了，我在青岛工作三年，2009年12月份，圣诞前一星期，我毅然辞掉在青岛很好的一份工作，来到乌镇。

初进西栅时，我也是先遇到黄帆，然后跟先生身边亲近的人成为好朋友。我对先生的感觉就像神一样，不敢去见。旅游公司一个月休息四天，每到休息日，我就骑自行车从东栅进去，一直走到财神湾，在先生家周围像狗一样转啊转啊，整整一年零八个月，没敢进去见先生。之间一直跟晓琪、黄帆有空就聚，听她们聊聊先生，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太不够资格了。之后种种原因，终于见到先生了，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最真实的事情。（陈丹青：你把它写出来。你刚才说像狗一样围着木心先生的围墙转，木心也说，他自己曾像狗一样围着《诗经》转。）我今天真的特别高兴，特别幸福。

读者：我是从上海赶过来的。我从没见过先生。从读书的角度说，我是从今年5月份看到《退步集续编》的一篇文章，才了解到先生。当我一本一本阅读木心先生的书时，我就想，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写出这样文字的人。我一直想来拜访，但觉得不够资格，贸然来也不合适，到现在就变成遗憾了。我看读者留言，因为很早就看到木心在纽约给丹青老师他们开文学史课，非常向往。我在论坛上留言：今天我们还有什么办法能弥补这样的遗憾？没有得到回应，于是我就自己把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通读了一遍，还是不能弥补遗憾，所以我非常希望陈丹青能够把当时的笔记整理好出版，和大家分享。

陈丹青：谢谢大家愿意看到木心先生给我们上的世界文学史课——我不能说是讲稿，讲稿在先生那里——就是，我做的笔录，大家愿意看到吗？（众声回答：愿意）我的老板就坐在旁边，回头你们跟她细谈。我在2007年青岛的签售会上，拼命找木心先生的读者，我要找到一个活的人，一张脸，在我面前告诉我：“我喜欢读木心先生的书！”因为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做主出版了木心的书。此前我很茫然，整个中国除了极个别人，文学界完全不知道木心。话从何说起？什么时候出书？都是难题。我非常非常感激陈村，2005年他忽然在网上写了一篇他阅读木心以后的感受，说是“如遭雷击”。他这一声叫，我也“如遭雷击”！我觉得时间到了，有一个人在我之外，先把木心这个名字叫了出来，每句话都说得很到位，我前天在来的飞机上又重读了陈村的那篇文章，还是痛快！我是有压力的，因为我在国内有虚名，用这虚名来推举木心，就会听到议论，说这个人又在作秀，在借老先生炒作自己。但我知道，秉承良知的人，看了木心的书会有感应。陈村你愿不愿意说几句？

陈村：我昨天到了乌镇，想起曾经跟先生两次会面。我看到他的书很偶然，是陈子善教授在《上海文学》的一个专栏里转载的文章。我非常吃惊，后来有人问我，他说你为什么说他好，我说你也写写看，能不能写几行出来。我们都住在上海，对这个城市很有感觉，经常有人向我问起上海，但是我说，你去读木心的书，你的感想是不一样的——我昨天晚上跟两个年轻记者说，你们看看他在《上海赋》里写的旗袍——我从没想到过，也从没见过别人这么写。不仅是文学用词的问题，描写细节的问题，而是他的一种思量和胸怀。正是有这样的胸怀，才会从旗袍发现天然的母亲感、姊妹感。后来我跟木心先生提起《上海赋》，他觉得好像是很容易的事，觉得还没写完，他说这不是正经文章，《诗经演》对他来说更重要。2005年，丹青说木心先生来了，咱们见见，一起吃了顿饭。那天我拿了两本他的台湾版书，请他签名。我带着相机，但我知道他不喜欢拍照，一直没拍，他在签名时我想应该拍了，这两天我在小众菜园贴了一张那天的照片。我跟甘露一起去的，后来他在《上海流水》也写到这一次见面。

后来他说要回国，大家很高兴。2007年，陈向宏邀请我们“小众菜园”十来个人来乌镇看看，然后拜访木心先生。见了面，吃了饭，他是一个很奇特的人，跟我们看到的所谓作家、画家，不一样。刚才很多人说他文质彬彬，打扮得很好，他不是一个潦草的人，他对文字有洁癖。你会发现他受那么多苦，很坎坷，五十多岁还要跑到外国去。这样一个人，你看他的目光，很明澈。可能他跟你有距离，他不会跟所有人都没有距离，但他不设防。按理说，这样一个人看人看事应该是狐疑的、世故的，他不是，你跟他谈话，非常好，他非常好地跟你谈话，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民间俚语，什么他都行。

后来总觉得不要去打扰老人，你跑那去，也不是跟先生非常熟，他要费神接待你。你纯粹是听他说话，又不能有什么东西教教他。现在我明白这样不大好，还是应该来看看他，跟他坐一坐，吃顿饭，对先生也是一种支持吧。丹青在他去世前两天的半夜里打电话来说，先生病重了，我很惊异，之前一点不知道，又忽然，一天上午网友转过来消息说，木心先生去世。我心里很难过，这样的老人我们无缘再见了，以前我们也没曾想能见到这样的老人，有一天你发现，有这样的文章，有这样的人，居然跟你活在同一个时代里，活在一个世界上，你很高兴，你发现了，你见到了。我们多出他的书吧。木心的名字在大陆读书界已经不是陌生的名字。我读他的书，我也不能说看懂了，我们应该多看看他的书，应该讨论他的书，他在说什么，我们看见了什么，我想这些对先生来说是最重要的，他写东西给我们看的，不是为自己写的。

陈丹青：我有画家朋友，也有写作的朋友，但不跟美术界来往，也不跟文学界来往，我不跟各种界来往，大家知道为什么。今天还有一位特殊的朋友，牛陇菲先生，来自西北兰州的音乐学家和国学家，陇菲先生今年六十六岁，他持续认真地评价木心先生，他昨天晚上到了乌镇，甚至写了三千多字的发言。陇菲你跟大家分享吧。

陇菲：我最遗憾的是一直以为自己没有资格跟木心对话，多次想见他，没有成行，没想到先生去世后，才来到这里。我年轻时很骄傲，自视甚高，但我遇见了两个人之后，改变了自己。都是陈丹青先生向我推荐的，一位是木心先生，一位是胡兰成先生。这些年我一直在读胡兰成和木心，昨天晚上写的稿子不念了，我只想请大家认真地读一下木心的《爱默生家的恶客》，先生关于“沮丧”是怎么定义的。

木心先生说，很多人在说沮丧，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沮丧，凡文学写到沮丧，大半不是沮丧。木心如此自述：沮丧并非无方而来、无理可喻，它是位于无数度“知人之明”之后的最后一度自知之明，这样的自知之明已是一把剑，在“知人之明”之上反复磨出锋刃的剑，连剑柄也磨出了锋刃。这通体锐利的东西，难于执著，却分明在你手中。木心是在文化塔尖上的人，不是塔上，是塔尖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有这么深刻的体会，值得我们反思。下面的话几乎使人不敢直面，木心说：“毫不假借地直接与历史和世界的经纬度相对，进而他不能不置身于宇宙的整个时间空间的观念里，他失重、他失值，不论他是伪金币真金币，际此一概无用。他失去了那所谓真善美的凭借，他便形销骨立。”我不知道诸位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读这段话，五雷轰顶，原来人是如此之渺小，人面对天地，如此无知、愚蠢。我们懂得了这个，我们才能懂得木心，懂得真善美的追求到了最后陷入深度的沮丧，而不改至善至纯之心。今天是木心去世的第三天，按照中国老百姓的惯例，今天木心回魂，此刻他与我们同在。

陈丹青：我们没机会跟鲁迅先生在葬礼上告别，也没机会跟张爱玲在葬礼上告别，可是今天在座的所有人跟木心先生告别。孙郁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孙郁：我此时觉得说什么都不重要。刚才听了几个青年朋友的发言，非常感动，它比北京各种各样的所谓学术会议的发言都精彩。我在北京几十年，遇到过几位文化老人，有两个人给我影响很大，一位是汪曾祺先生，一位是张中行先生。我当时非常惊叹，这两个老人把民国文人很优秀的品质集中在自己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原以为在中国不会再出现这样的老人了，陈丹青先生把木心的作品介绍到大陆，我非常感动。木心先生使我们的文学有了另外一种可能，或者说，我们的艺术有了另外一种可能。在乌镇讲木心，自然会想起茅盾先生，茅盾先生的传统在中国有相当的影响力，直到今天。我们还有鲁迅的传统，周作人的传统，胡适的传统，张爱玲的传统，但是木心跟他们都不一样。木心使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汉语表达，有了另外一种可能，他不论在修辞上，在哲学的思考方面，包括他的意象的捕捉的方式，给我们带来惊喜！这都是白话文普及后所没有的。昨天晚上我们从北京飞过来的路上还在讲，能把汉语表达如此之充沛，木心是一个，张爱玲是一个。我讲完了。

读者：我没来过乌镇，2008年9月，我心血来潮，鼓足勇气，坐火车从杭州过来，问了一位老爷爷，指给我看大概是哪个方位，找到孙家花园外面，但是我跟别的年轻人一样，胆子太小，不敢，终于留下终身的遗憾。可能有些读者五年、十年，有些读者三个月、五个月，但我今天既然来到这里，还有很多人一直知道、一直喜欢木心先生，不管年龄多大，都是喜欢木心先生内心的思想以及他的博学，在此，我斗胆念木心老先生《遗狂篇》前面那段赋：

釆采景云，照我明堂。

樽中叆叇，堪息彷徨。

理易昭灼，道且惚恍。

惚兮恍兮，与子颉颃。

有风东来，翼彼高冈。

巧智交作，劳忧若狂。

并介已矣，漆园茫茫。

呼凤唤麟，同归大荒。

陈丹青：好像1985年左右，先生写了《遗狂篇》手稿，给我看，把这首诗一句一句念给我听，给我解释，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

岳建一：今天让我格外感动，一个年龄到了六十岁的人，在场的年轻人使我很受震撼。我没想到年轻人这么爱木心，从全国各地来。有人为了看到木心不惜几个月打工，有的在火车上痛哭……我非常受震撼。如果我懂你们的话，我想你们不仅仅是爱木心著作里表现的大爱，大仁，大悲悯，不仅仅是爱他文字的功力，我感到，你们爱的是他所代表的中国汉语的尊严、高贵和天赋。

木心走了，百年一人，百年何堪！我在想，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何以诞生了木心？一百年前如果木心诞生，是不可能的，那时开始革命；八十年前诞生木心，也是不可能的，革命正在深化，六十年前诞生木心，更不可能了，因为正在专政，正在继续革命。可是木心居然诞生了，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在当下不可思议的一个奇迹。

大家知道，汉语文化在现在的中国，成为了什么。我作为过来人，我所看到的历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特别是1989年以后的全民下海，全民挣钱：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还存在吗？精神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还存在吗？我们居然诞生了木心，这是何等的奇迹！让我感动的是，我们悼念这样一位伟人，怀着这样一种感念，从大家的发言里我能感受到大家的感恩，感恩先生写出了这样的文字，感恩先生以他一己之力，以他孱弱的肩膀，担当着汉语的尊严，担当汉语百年以来日渐衰弱、又要崛起的梦。在木心的著作里，我感受到的，正是他自始至终说的那句话：“我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实际上，木心哪里是在救出自己，他分明是一字一句，救出汉字，救出汉语，救出汉语曾有过的高贵的命运。

他的博大情怀，他的心愿，就是还原汉语在这个世界上的重量。我们看一看经过百年以来、特别是六十年以来的劫难，我们还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吗？百年以来，八十年以来，七十年以来，六十年以来，五十年以来，我们看看我们都消灭了什么？我们首先消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担当者，就是乡绅阶层。无论是梁启超、康有为、六君子还是陈独秀、鲁迅，包括我们乌镇的茅盾，谁的背景不是乡绅？大家再看一看，中华民族几百年、几千年以来，无论是唐宋八大家，无论是四书五经，哪一位创作者的背景不是乡绅？乡绅，讲白了，就是中国布衣，是相对于中国皇统的道统，是中国民间的知识精英。他们创造着担当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他们承袭着，一直到近代。我们还消灭了什么阶级？我们消灭了知识阶级，一个民族要诞生优秀的人物，诞生像木心这样的老人，中国文化的灵魂人物，是需要一个强大的、成熟的、完整的知识阶级，这个知识阶级在各个国家都是有的，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也是有的，它叫“仕”。百年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知识阶层。一个民族它要产生自己的优秀历史人物，必须要有这样的阶级。整个民国时期，我们是有这么一个阶级的，梁启超、康有为、陈独秀、鲁迅，一直延续下来，数不尽。在那样一个时期诞生木心可以想象的。但是我们看看今天还有知识阶级吗？

木心的著作，真正是秉承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精神，汉语文化最优秀的部分，就是海纳百川，就是多元。看看木心的著作，我们可以得到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可以读到哲学、文学融为一体，可以读到各种语体、文体借之所长，然后又一一放弃，借由他的理念，还原为非常清澈、透明、同时非常富有意义的文字。他的文字所展现的功力，在我近四十年阅读中是从未见过的深厚功力。

我们真正读懂先生作品所寓意的深远文化意义，必定不是今天。今天，汉语精神尚未苏醒，汉语传承的价值体系正在崩毁，汉语道德、汉语尊严、汉语的高贵气质，正在汉语的皮囊里日益枯化。以这样集体的情境中，读懂先生，几无可能。我还要讲的是，我们的第三个阶级也被消灭了，就是最有希望成为中产阶级的白领群体。因为房价上涨，我们白领阶层可能永远进入不了中产阶级，买不起房子，居无住所。财富日益两极分化，权贵阶层贪得无厌地拼命敛财，造成真正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几无可能。中国近百年历史，最有可能担当文化命运的三个阶级，乡绅阶级、知识阶级、中产阶级，就是这样的命运。我们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读木心，不能不是感慨万千！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陈丹青：这段说话得太好了。你说到两个核心问题，一个，就是在我们的时代，木心绝对不可能，但是他可能了！第二个，你讲到了汉语。这番话对在场的年轻人非常重要。大家爱木心，这个老人有警句，有格言，会用词语打动年轻人，但我相信，其实是汉语直透人心的力量，在打动他们，他们未必知道。你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现在我想请春阳说话。2009年，春阳在艺术研究院完成了庞大的博士论文，六十万字，专门分析白话文运动危机和白话文的没落。这是曾被过度谈论的话题，但真正的内核，从来没有谈清楚过。春阳这篇大论文触及了你刚才说到的命题，就是，整个一百年政治、一百年国家命运，是一场浩劫，这场浩劫，最后归结在语言的浩劫。春阳私下告诉我，她写这六十万字的论文，就是为木心先生写的。自从2006年她看到木心先生的著作和文体，她觉得：是时候了，这个大问题应该写出来了。

李春阳：这一刻，我们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谈论先生，先生应是有知的。

我与先生交谈了五六年，从他2006年9月回来的第十几天，到他去世前四十几日，他清醒状态下的最后一次长谈。我把他送进医院后，他对我说，看你把我累的。这些年我与他保持密切的交谈，玩笑的交谈。先生忤逆这个世界，我试着忤逆他，最后已不谈艺术了，完全是玩笑，两个孩子斗气似的，他总能赢我的，我多么快乐。艺术和学术相比，本无所谓高低，都是追求永恒，以终极为关怀，先生是大家，这些在先生那里当然不是对立的。他说我的缺点是举重若重，但他其实更看重我身上诗性的一面，那可能存在的诗性，与他并没有距离。我们不谈事情，只谈精神问题。我试着讲以下几个意思：

以不如木心的文字来谈论木心，有多大的可能性，这甚至是荒谬的。但同时，怎能忽视我们对他的情感，今天我见着了这么多的年轻人，自发来到这里，参加一个未曾谋面的人的葬礼。对木心文学艺术情感的纯粹，它如此珍贵，这是在别的作家，活着的、去世的作家那里，未发生过的，这也是我的情感。我对这些年轻人表达我最大的敬意，先生说：“我们是文学一家人”，“爱我的人，爱艺术”。木心与艺术是一件事，他是怎么做到的？

在现代白话文语境下，我们如何谈论木心？因为白话文当初确立，是为着民族国家的危亡而想出的应急策略，以胡适的话来说，是“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文学为国家主义政治服务，在白话文运动中始终是第一义的。我们都是白话文运动的后果，只是每个人的出逃方式不同。1921年之前，这个方向就确定下来了，这样的语境下，不可能有独立的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无所不包的语言政治，两种作家为多，以文学控诉的人、以文学反叛的人，后者哪怕以知识或者西化的背景来反叛，也落在了文学之外。

木心作品的出现，使我们看到，文学是某种高于国家主义之上和超越于政治之外，与人性与精神的全部奥秘难分彼此的，它是艺术的作为。政治与苦难，对于他是不成立的，木心的奥秘，比我们的奥秘要多，他的美，比我们的美要深重得多！

有时候，为了读懂一本书，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怀疑自己。有时候，为了理解一个人，需要将民族的集体追求判定为错。阅读和谈论木心，使我面临这样有意思的处境，我用了许多年来思考白话文出了什么问题。但凡你在谈论艺术，但凡你在谈论木心，他都在看你，你会被他阅读和评价。大家都说见不到他，但他一直看着大家，看着评论他的人，他在读评论他的每句话，他不会轻视，可能觉得有点无可奈何，但他不会无视我们说的话。所以，为什么讲阅读木心是被木心阅读，我对他说，我来试试寻找这背后的学理。刚才有发言讲文学的六十年或九十年，胡适把浅近的文字理解为白话文，溯至先秦，徐时仪等认为白话文史始于宋代，木心为什么讲他的文学不是《红楼梦》那一路的，他不愿意在域内，甚至不愿在百年、两百年语境中谈问题。先生有一个特点，他的每一句话搁在那里，不止是一个意思、两个意思。

我原先以为文学不那么严肃和重大。他跟我多次谈话，语气那么肯定，又那么热诚，他相信他书中的每一句，每一字，他说人是一个字一个字救出自己，读者的勇气和判断力经受着考验。这个唯一的人死了，他把选择和判断的权利赋予我们每一位读者。

木心先生走了，他来的不是时候。八十四年，他始终面临各种非艺术势力的剥夺和取消，他用自己的法子竟然逃过了一切的劫难，衔命首义，老虎衔着自己的命在走，他衔着自己的命在走。他认为自己是汉语的第五福音书，我问，怎么能这样呢，他说你想一想。不晓得我是否能够理解他，这涉及尼采与他的关系。尼采是反基督的，但他承担基督所承担的所有痛苦，尼采以承担痛苦的分量，划分人的等级，十架上的基督，是最高等的人，在承受苦难的意义上，木心以此自喻。四福音书是四种解释基督的版本，第五种版本，是关于艺术的故事，这是一种象征。尼采决不要成为基督，木心需要信徒，我跟他说那这是尼采的没落，他说没有办法，要先相信。又说，在中国做尼采难。

木心关于美的见识，是如此深切，艺术的形而上学，被如此带到了中国。在世俗与精神之间，我不知他是如何切换的，竟然了无痕迹。艺术的价值在于自由，真善美的统一难度太大，这些在先生身上是实实在在的，他是什么，比他做了什么，更令人神往。

木心仿佛生来是传播艺术的，却始终没有得到适宜于他的气候与土壤，文学界无视木心、不承认木心，是文学界的损失，不是木心的损失。

木心是这块土地上的稀有品种，任何张扬的做派与他无缘。艺术的道以某种隐秘的方式传播。也许木心的继承人，不是在座的任何人，他正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写下不起眼的字句，他是知道这个人的。

在中西古今之间，总有那么多冲突，每一种势力有自己的神灵，互相对峙。有一种文学出现，它们立刻平息下来，在他文字的调理下唱出不同的声部，他的演奏一结束，那些古今中西即刻又对立起来。现在，他的演奏结束了，素履之往，诗心永存。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我非常感谢丹青老师！没有他的引荐，就没有我们今天的阅读与情感；没有他为先生安置晚年起居，就没有我们与先生的交谈与认知！刚才陈村老师跟我说，木心的文字没用的，这句话耐人寻味。我想其中一个涵义是，他写出来不是为了什么。许多人以艺术做官，用艺术出名，但是丹青老师有一点，他做木心的事情，很多人不解，丹青老师是在做艺术本身这件事，他在为艺术全力以赴，我没见过第二个人能够如此！在中国这样的语境中，面对大的题材，他受的艰难困苦误解委屈，他自己不提，他由衷的欢乐，是看见不曾相识的读者或观众，在他的话语与失语之间，逐渐增长艺术的见识，他忘记了也不在意自己也是大艺术家。他做得多，说得少，做得雅，说得俗，据说他的修辞还不够好，丹青老师我跟你讲，先生还会跟我笑话你的。天性的见识与人为的见识融在一起，艺术，是克服最大的困难！

陈丹青：年轻人听明白刚才岳建一先生和李春阳女士说的话吗？我真的不太想结束今天的追思会。我这些天忙昏掉了，不知道时间，现在天暗下来了，是晚上了。我们不可能无限制追思下去，没完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稍微说一下木心先生和我最后的谈话。我速记非常快，在他病床边，在他几乎不认识我的情况下，记录他说的胡话，一些珍贵的胡话。那天，12月1日，我离开桐乡回北京，有别的事情等着，下午4点钟我必须上车。木心在中午正好做完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签署委托我和陈向宏代理他的遗稿，进入木心美术馆。这是法律程序，非常艰难的过程。他居然有半小时左右，完全清醒了，做完这件事，又昏睡。他很快醒来，醒了，就用眼睛找我，跟我说话，一句昏一句醒，后来，护士进来给他弄呼吸器，吸痰，这是每天的程序。这时我问小代几点钟了，小代说4点了——小代不想打断我们，他俩非常忠诚懂事——我看先生在那吸，就溜下楼去。刚上车，小代电话打进来，他说：“先生问丹青在哪里，话还没有讲完。”我心里一下给揪住了，非常为难，车要开，如果路上遇到堵车，就会误班机——其实世界上有他妈的什么重要的事情啊——我就跟小代说，你去问问先生想跟我说什么话，我拿着电话等，他回来说，先生说要谈纲领性问题，没有纲领，无法生活。我说先生在干嘛，他说他要睡觉了。我是个滑头，我知道老先生睡觉又会忘记，于是开车走了。

这就是我跟先生最后的谈话。等我再一次来，他已在重症病房，完全失去知觉，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纲领性问题，同样的话他在早年跟我随便谈话时，也说过。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当时我在他眼里就是年轻人，才二十八九岁），原来你们是这样的？！你们一点不知道怎样交朋友，一点不知道怎样穿衣服，一点不知道怎么生活，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说，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现在非常明白，今天的年轻人，迷途羔羊，就是岳先生刚才说的话，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懂，结果遇到这么一个老人。他发昏了，要死了，居然还要和我谈纲领性问题，没有纲领，无法生活。

读者：去年元旦我们从木心家走出来（陈丹青：这个小伙子也是守护先生旁边的家伙之一，日日夜夜），这个地方真是冷冷清清的世界文化中心，先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文化中心。他是直接跟文艺复兴、跟达·芬奇他们对话的，跟贝多芬、跟莫扎特他们对话的。他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是贝多芬在向宇宙外的慈父祈祷，他说慈父，请不要对人类那么残忍，但是人类哪里对得起贝多芬的祝愿和劝导。他说世界文化都在衰落，西方是衰落，东方是堕落，他说文化断层不要再谈了，文化价值，风俗、习惯、人情、世故，统统断掉了。

陈丹青：我真高兴，这些话从前在纽约他都说过。也是天要暗下来了，灯还没开，我就听他谈，心里他妈着急啊，我想，怎么他就跟我一个人谈，应该好多人听到这些话。什么话呢？就像小伙子刚才说的。木心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第三乐章，他说：听见吗，这是在劝你啊！到第四乐章，他说：人类不配听啊，不肯听的。他经常跟我讲这种话，我在三十多岁、四十出头，忽然懂了木心的意思。现在有这些年轻人，你看，这小子，他记着呢。人的根性、灵性，其实都在，可是失落了，遇不到这样一个老人跟他们说。可是，只要几句话，小孩子听进去、想进去了，他脸上就有反应，他就会说出来。

读者（同一位）：他说读书贵在选择，有的时候你读了变成文盲。他说，生活的过程就是自我的教育过程。所有青年都会遇到问题，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救，就是读书，读好书。读好书，就是你自己拯救自己的开始。但是这个时代不配木心先生，这个时代配不起他。

读者：我昨天从长沙来这边，车上我跟朋友发短信，我说这是不能完成的旅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成熟到来见先生，甚至不够完整地送先生。但是今天我觉得我完成了。木心的外甥王先生说，先生遭遇“文革”，摧毁了他整个人，当时我在书上看到先生写的：他不情愿出来，他觉得在关在地下室，能够有吃的，有喝的，觉得很潇洒。我发现先生其实在说谎，先生用一定的谎言和他骄傲的姿态，揉和着这种痛苦。但是今天大家说的一些细节，让我觉得这种隔阂已经突然消失了。

陈丹青：大家想必在灵堂和这面墙上，看到了先生自撰的联，这个联，现在我来用作先生的挽联，我在他笔记本里发现的。大家看看，多工整的一对联：

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

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

“此心有一”对“彼岸无双”！他留下那么多作品，他称作“私愿”！今天的追悼会上，除了先生自撰这幅联，只有牛陇菲先生撰写的一副挽联，其他人，我想，实在写不出来。我的感叹是什么呢？二三十年代的葬礼，鲁迅先生嘲笑，说所谓葬礼，就是很多文人斗挽联。为什么？你们看看历史照片就知道。当时譬如“八一三”惨案，葬礼上挂满了挽联，都写得好。照现在我们这点可怜的中文程度，谁也写不出来。可是鲁迅当时讽刺说，挽联写得好，也就是挽联写得好。这句话本身就是很妙的修辞。鲁迅万万想不到，过了半个世纪，没有人会做挽联了，斗挽联？斗什么斗？更早的时候，鲁迅的著名公案就是回答“青年必读书”，他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此刻说不出”。他说，我劝青年人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后来引起一场争论，有人问他，你再提倡的话，将来年轻人不会做文章。鲁迅到底鲁迅，他说：“不会做文章有什么大不了！”那是国家危亡的时代，那也是中国人都还会做文章的时代，所以鲁迅一句挡回去。可是鲁迅也万万料不到，过了半个多世纪，年轻人真的不会做文章了，文章家也不会做文章了。

这就是岳先生刚才说的：士绅阶层灭了，知识精英消灭了，我们看见了报应。白领，不用说了。你现在让白领写个挽联，等于让他死，他写广告词都累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语言沙漠。

话说回来，我透露一下先生的所谓“私愿已了”，未了，至少是指还有四本书要出。一是他的版画集，这是他在纽约期间，我看着他挥汗如雨，穿着工作服做出来的石版画，很抽象的石版画。第二本是他的素描集。第三本是他的照片集，第四本，是他的俳句集，书名在九十年代初就想好了，叫做《雪句》，多得像纷纷雪花。他的笔记本里还有大量未发表的俳句。

我希望王韦，如果可能，你为了这么多爱他的人，你把木心家族的照片，或者他年轻时代任何照片，拿出来。木心在劫难中丧失了自己过去的资料。先生在病床时，我把他十九岁时的照片给他看，他认了半天，认出来，他说：神气得很啊。我问他：你怎么不在乎你的照片。他说这有什么，当时看过就送给朋友了。我说怎么就这样送掉了，多珍贵。他靠在床上，讲了一句话——真是那个年代的人啊——他说“国家存亡，几张照片算什么”。他就这样看着我，跟我说。

王韦：今天非常感动。我一直关注舅舅回国后的作品。外界的评论、文章，我都给他收集起来，寄给他，他非常高兴。他没想到一下子有这么大的反应。他的目标肯定远远不止这个，他非常自负的。我小时候老是听他讲文学艺术，那时我太小，十一岁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一抄家，抄了三次，我舅舅的书全部抄走，我父亲、我妈、我哥，全部被批斗，家破人亡。中学毕业我就去插队落户。父亲进了牛棚，1967年，母亲（就是先生的亲姐姐）给斗死了。我舅舅被关起来，我哥哥也在挨斗，我就跟着表姐姐去插队，没法再读书。我舅舅教我们一个人要立志，但是太艰苦了，立了志，没法实现。什么叫人文精神，我舅舅就是把西方人文精神和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结合在一块，取它们的精华，用他非常漂亮、非常精美、非常优雅的文字把这些精华重新演绎一遍给我们看。现在多数人只看到他文笔好，但他的思想、精神，还没有完全读懂，包括我自己。他的句子含义非常深刻，有好多典故，你仔细去读，越读味道越浓，越有收获。你读他的作品，实际上他是在读你，你水平有多高，你就能了解多少，像潜水一样，潜得越深，看到的东西越漂亮，越能看到底下的东西，好东西往往是在最底下的东西，最深的东西是最好的。

陈丹青：时间晚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还有年轻人愿意说话吗？我目前想到的请三个人相继发言。一位，我希望是仲青，木心病重直到逝世，连续将近一个月，仲青日日夜夜守护在旁边。然后，子善先生愿不愿意说两句？你一直做张爱玲先生的遗稿，现在先生走了，你应该有话说。最后请刘瑞琳跟大家谈谈先生的文学后事。但我知道许多年轻人还没说话，愿意说话，这是今天最动人的部分。

陈子善：今天纪念木心先生，必须提到一点：木心先生的文章，最先是在台湾发表的。我在台湾《联合文学》上看到木心的作品。台湾文学界对木心的传播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之后我开始努力搜集木心先生的作品，到了本世纪初，《上海文学》杂志让我主持一个栏目，选择写上海的优秀杰出作品，我就想到了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木心先生的《上海赋》。到目前为止，这是我所看到的写上海最好的文章。其中有两句话，非常有意思，如果没有在上海的亭子间住过，那就不是上海人。如果一辈子住在亭子间里，那就枉为上海人。我把这篇文章在栏目里刊登了，这大概是木心先生的文章首次跟内地读者见面。后来陈村先生做了进一步的评价和推荐。回顾这段，无非要说明：我们认识木心先生，理解木心先生，太晚了。但尽管晚，我们还是坐在这里一起讨论他的文章、他的人品。他作为一位文体家，在二十世纪中国汉语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文学研究界，我坦率地说，是失职的，缺位的，没有对木心先生给予应有的关注。刚才那么多青年读者表达了对木心先生的爱慕和敬仰，但是文学界、评论界是缺席的，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本身，也值得我们研究深思。所以今天来纪念木心先生，我们有很多事要做。他已经走了，留给我们的是什么？这份文学遗产怎么样继承和发扬？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严肃的课题。我就讲这些。

陈丹青：仲青你说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你为什么这样忠心耿耿？

仲青：我在先生身边的时候，您问过我，您问你为什么这样服侍先生。我说因为爱他。我的心情到现在还不能平复。我想给大家念一首先生的诗，好不好？11月22日，我给先生背了这首诗（持话筒面对放映木心影像的屏幕）：

皆因兄弟不爱我

乃美食华服精玩辞令

恍如碧水环绕的紫禁城

果若兄弟爱我

我粝粢敝褐期期艾艾

悄然狂喜于兄弟背后面前

——《我的主祷文》

先生听了，就笑，笑容就像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我知道他很开心。丹青老师知道，那时先生已经一会儿很清醒，一会儿要休息。我听到这话，我觉得他记忆力非常清醒，这个话，是2007年11月25日，我记得黄帆当时带我见先生，在晚晴小筑，吃过晚饭，先生跟我在客房里说：仲青，你要做你能做的，你要发现你的可能，要看清它，要把它做到极致，要跟到底。

陈丹青：告诉大家，你刚刚进病房，第一眼看到他，他说了什么。

仲青：“疲倦。无穷无尽的疲倦。”第一个“疲倦”，任何人都会说的，因为病人，他确实很累。但是，紧接着，“无穷无尽的疲倦”，这就是木心先生。是我心目当中的木心先生。这才是他。他有一句话：“我的人和我的艺术，是同一而一元的。”在我三十多年的生命中，我没有见到第二个人是这样的。我有幸见到先生。父母亲给了我生命，但是这个人，如果我有资格这样讲的话，他给了我灵魂。下面是我自己模仿先生《诗经演》的诗句写的两首诗，我想给大家朗诵一下：

《昔我》

昔我往矣/遵彼乌镇/乌镇之雨/雨我心田/卉木萋萋/杨

柳依依/既见君子/我心则降/燕笑语兮/我心写兮/清扬

婉兮/适我愿兮/中心藏之/何日尽之

《令闻》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廿载澌止/彼薾维何/维

何之菁/若无记性/周遍而行/溥天率土/莫比斯恩/斯恩

斯勤/崇冈长陵/默默无声/令闻不已

赵国君：刚才丹青介绍我，说我是律师，在北京为木心组织了一场朗诵会。套用瑞琳的出版社那句美丽的话：“为了人与书的相遇。”坦然地说，我没有做过一天律师，我的网站只有我一个人。真正促使我做木心朗诵会的动因，确切地说，以我潜在的阅读经历，木心先生给了我三重惊讶，第一重惊讶，刚才岳建一老师说的，六十年来，中国知识人的命运太坏，所以木心给我的惊讶是，他并不是没有经历这些，他全经历了，他是一个逃离者。我不是说肉身的逃离，他是一个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第二重惊讶，刚才春阳谈到了，文字之美。我一生可能总在吃泡菜、咸菜、剩菜，但在木心这里，我吃到了青菜。我不会用文学家专业语言评价他，但我知道这个菜好吃，耐吃。最后一个惊讶，与我的理想气质有关。在这样一个时代，木心不能够真正被解读。我们做多少的正面解读、评判，常常会背离他的本意，违背他在文字中表现的贵族气概的优雅。最后我劝大家不要急切地进行评价，甚至于放到很长时间以后才能评价，我不敢说木心是人类语言精神的创造者，但我觉得他是人类语言精神的真正的捍卫者。感谢大家。

刘瑞琳：我非常非常感动，我都不舍得浪费时间在这里多说一句话。我作为木心著作的出版人，非常幸福，非常荣幸，也有使命感。对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的作品出好，最大范围地传播，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他的读者。目前已经出版的先生的文集、画集，一共有十四种，接下来可能会有四部分，一部分是刚才丹青老师说的四个集子，已在计划中，要出好。先生还有很多未整理的遗稿，怎么整理，怎么出，是个长远的计划，要慢慢做。第二部分是出他的全集，先生生前是表达过这个愿望的，但是没来得及细细规划，我要完成先生这个遗愿！

还有一部分，刚才大家都说到陈丹青老师的笔记，就是木心先生讲的世界文学史，之前我们也跟先生说过，他笑而不答。前两年我们就有这个计划，我想有了适合的机会，也许可以出版。我特别想说的是，孙郁老师和李静老师编的《读木心》，在座评论家都写过文章，今后希望更多更多的评论家，更多的读者，来说木心，读木心，我们一定持续出这样的集子。出版社要建纪念木心的网站，大家都能够说木心，跟木心说话，跟所有读者彼此说话。我感受到读者很爱他，今天大家都感受到。这几年我在不同的场合接触到很多木心的读者，非常年轻。他们对先生的爱真的出于文学的直觉，出于本心。

今天这样的场面，我当然很感动，但并不意外。很多很小的孩子，初中、高中，在不同场合，能碰到木心的读者，或在网站留言，表达对先生的爱。先生其实非常非常在乎他的读者，我有幸两次到乌镇看望先生，先生专门谈到读者的问题。他很认真听取各种各样读者的反馈，包括读者的故事。有天晚上先生说，他一定要写一本书，就叫做《论读者》，我后来跟他开玩笑，我说什么时候写呢？他说今天晚上就写。

其实《论读者》这本书一直伴随着他的始终。他写了几十年，他说，写作的时候你会想象有比你高明的读者在看着你，他说这是我写作的一个窍门。先生是那么看重他的读者，他以自己的方式去了解他的读者，当然，他始终不肯以流俗的方式跟读者见面，我觉得，这也是他对读者的一种尊重。今天在这个场合我有一种深刻的感受：先生走了，他更多的读者来了。也许有这么一天，这一天或许不会太远，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读木心，那时，属于先生的时代也许真的来到我们眼前。谢谢大家。

陈丹青：林兵，你来说两句，一两年后大家会看到林兵的作品，巨大的、纪念木心的作品，出现在乌镇。

林兵：我们很荣幸受到邀请设计木心美术馆。与木心先生会面是在三个月前，之后做了初步的设计，非常有幸能让先生看到他的美术馆未来的大致模样。我以前就在纽约听见木心先生的名字。他与贝聿铭先生结交多年。在木心家里，他给我看了一张贝聿铭先生为他印的大幅的画，五六年前，我为贝先生印那幅画，贝先生就送给木心先生，先生还珍藏着，放在画室。今天我听到很多读者发自肺腑的谈话，我的工作刚刚开始，很可惜没有机会再与先生交流了。我会通过大家对先生的理解、感受，以及先生的文稿，继续读懂先生。我也希望这个空间两年建成后，真正能够让先生的画稿成功展示，也让大家再次聚会谈先生、说先生、去看先生的场所。我的工作会继续，希望各位更多地给予支持和帮助。

陈丹青：林兵是个特殊的例子。他二十岁从上海到美国留学，三十岁跟随贝聿铭，现在的设计事务所在上海。苏州博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伊斯兰博物馆，还有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他都参与设计。大家将来看到他的设计，会看到他对水乡、对木心、对现代建筑，有他超越的理解。说起林兵，要说起另外一个朋友，今天没有机会来，名叫刘丹，他是跟我同龄的老朋友，也是知青，比我更早去了美国，非常精致的画家，文艺圈上流社会的人士喜欢和他结交。1992年我引他认识了先生，他就着十七世纪英国人的老蜡烛，阅读木心的诗，苦心推介木心。将先生的作品介绍给纽约大藏家罗森·奎斯，促成这些藏品日后在耶鲁大学美术馆展出——这中间，还有我另外一位老同学，巫鸿先生，芝加哥大学美术史教授，是八十年代最早给先生在哈佛办展览的人，最早为文评价先生的人——今年，刘丹介绍了林兵来到乌镇，跟木心谈，跟陈向宏谈，如何起建美术馆。刘丹先生在木心晚年是一个鼎力襄助的重要人物。他告诉我，林兵说及和先生的交谈中，先生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

贝聿铭在他的时间段每件事情都是对的；我在我的时间段，每件事情都是错的。

大家要明白，先生说话，从来是话里有话，话外有话。刘丹敏感，立即说，这句话好啊，很重要。林兵就建议，这句话今后可以刻在木心美术馆的墙上。

现在已经7点了。先生走了，我知道他会走，我看着他一步一步衰弱。我们这些在纽约跟他相处过的人，知道他从前多么帅、多么潇洒、多么健康的一个人。他给我们讲文学课，袖子撸起来，性感得很呢。他神采飞扬跟我们聊天，聊到什么地步？我们一群人围着他，譬如现在开始吃饭，吃完了，九十点钟开始聊，聊到夜深，聊到曙色初动，窗户开始亮了，我们东倒西歪睡着了，他仍然精神矍铄、目光如炬，一夜谈下来，不停不停地谈，全是灵感，可是他居然精神那么好。今天我看见了他的白骨：他非常健康。

我们要收摊了，大家同意收摊吗？好像很难，是吃晚饭的时候了。我最后讲一个先生跟我说的笑话，咱们就结束好吗。

先生一辈子喜欢讲笑话。我听他讲了二十九年的笑话。这两年我伤感，是瞧着他没力气说笑了。11月我第一次去医院探视，他不认得我了。清醒后，问他吃点啥？他像小孩一样想了想，我知道他又要开什么玩笑了，只见他害羞地，但是清楚地讲：“鱼翅。”我一听，又想笑又想哭，记起往事了。九十年代初有天我跟他通电话，为个什么事由，忘记了，大约是关于在一个低的、需要帮助的情况下，是做高的选择，还是将就。他是不肯将就的人。我听出他调整喉咙，知道他又要讲笑话了。我们说的是上海话，他说：“比方我是一只饿鬼，刚刚牢监里放出来，问你烧点什么吃吃，我说：要么佛跳墙。”我破口大笑，知道他肯定还没讲完，果然，他接着说：“再比方我是个老光棍，没有女人，说是现在给你娶个老婆，你要谁，他说，我想想——那么：玛莉莲·梦露。”我想起这段，看他呆呆躺在那里，就对他吼：你记得吗，你记得跟我开了多少玩笑吗？！他喃喃地说，记得。但接下来的三句话，我完全没料到：他看着别的什么地方，一口气说：“文学在于玩笑，文学在于胡闹……”喘了一喘，他说：“文学在于悲伤。”

大家看，忽然他就讲出这样的话来。夜里鱼翅弄来了，他完全不记得了，一口没吃，昏睡。

我们度过了珍贵的一天。非常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