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海战

——《倭寇图卷·出征图》 明末摹绘

——《抗倭图卷·交战图》 约1557年绘

——《抗倭图卷·献俘图》 约1557年绘

《日本岛夷入寇之图》作为海战图，只标出了日本一方的进攻路线，没有标注海防卫、所的位置，攻防对抗的意味略有不足。所以，这里选取了明代的海上抗倭的画卷，借画说事，以补其不足。

明代传下来的抗倭图画，最著名的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抗倭图卷》（绢本设色，纵31厘米，横570厘米）和日本东京大学收藏的《倭寇图卷》（绢本设色，纵32厘米，横523厘米）。两幅长卷都没留下作者名，但两幅画都在倭船战旗上用日本年号记录了战争的时间，《抗倭图卷》为“日本弘治三年（1557）”, 《倭寇图卷》为“日本弘治四年（1558）”。《抗倭图卷》绘制年代应是战旗上所注的时间“日本弘治三年”之后所作；《倭寇图卷》画上题签“明仇十洲台湾奏凯图”，但据中日两国专家分析，明嘉靖时并无攻打台湾的战事，题签是附会于仇英，此画应是明末清初根据《抗倭图卷》临摹的作品。

两幅长卷都用了同一种“纪功图卷”的方法，描绘的几乎是同一场抗倭大战。遗憾的是两幅画都没有注明是哪一场战役，但两幅画的叙事环境是一样的，画面从头到尾都绘有大面积的水面，其水面又以大小不同的波纹表现了由海入江的不同水面。两幅画描绘的战事，皆从倭寇船登陆开始，而后是探查地形、掠夺、放火、百姓避难、明军出战、海陆交战、明军大胜和凯旋的全过程。两幅画描绘的交战双方表现得非常明确，《抗倭图卷》与《倭寇图卷》的进攻一方都是3艘倭船，登陆入侵。从人物造型上看得出入侵者为留“月代”发式的“真倭”，但他们并非正规部队，而是装备简单的日本浪人，上身穿着单衣，下身仅着兜裆布，赤脚，腰挎倭刀。

《抗倭图卷·交战图》

此部分表现了两条倭寇船与两条明军战船在交战，倭寇一方仅有刀、箭，完全是草寇型的冷兵器作战；而明军船头则架有管状火器，已然是掌握热兵器的军队。图为绢本设色，纵31厘米，横570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从《倭寇图卷·出征图》这一部分，可以看出抗击倭寇的是军容整齐的大明正规军。明朝的军旗有很多种，有“明”字旗，还有太阳旗、三勾玉旗、玄门旗、八卦旗等。这里可以看到部分明朝军旗，如朱雀旗、爻阵旗、长方战旗等。排成一字长蛇阵的明军以刀盾手和长枪兵为先导，后边是肩扛斩马剑、蝎子尾的大部队。

值得细读的是水上交战场面：《抗倭图卷》与《倭寇图卷》上都是两条倭船与两条明军战船在交战。倭寇一方有刀有箭，完全是草寇型的冷兵器作战。明代中国已经有了火器，如单眼铳、子母铳、喷筒这些管状火器。后期，还有火绳枪和佛郎机炮。《抗倭图卷·交战图》明军船头架有管状火器，已然是掌握“现代”武装的军队。所以，胜负已定，倭寇被打落水中。接下来的《抗倭图卷·献俘图》可以看到3名倭人，高举“浙直文武官僚”旗帜的明军总督的部队，接收前线抓回来的倭寇。

《抗倭图卷·献俘图》

此部分表现了高举“浙直文武官僚”旗帜的明军总督的部队带着3名倭寇凯旋的场景。图为绢本设色，纵31厘米，横570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研究此画的日本学者须田牧子认为，画面表现的时间段为明嘉靖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这两年，在剿倭方面，明军的最大胜利就是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即日本弘治三年。这一年，王直被明廷以“招抚”之名从日本诱骗到大陆，次年，被投入按察司大狱，隔年被斩。如果把此前戚家军接连不断的剿倭大捷和接下来的王直被诱捕与被杀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大明抗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创作的，它并不一定是表现哪一场具体的抗倭海战。

不过，从战争的意义上讲，这算不上真正的海战，更不是国家与国家，即大明与日本两国的开战。它只是大明正规军在剿匪，那些倭寇不仅不受日本国的保护，日本国还多次公开表明支持中国剿灭这些海盗。

应该指出的是，这两幅画的影响完全不同。日本东京大学收藏的《倭寇图卷》一直是日本中学课本里必选之图，曾被反复介绍。凡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倭寇图卷》这幅画。而很有可能是日本的《倭寇图卷》之母本的《抗倭图卷》，自1965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后，始终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直到近几年才与公众见面，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历史与艺术研究中的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