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改革方向大讨论

第三次思想交锋始于2004年，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及其引发的“郎顾之争”开始的。当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时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按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被写入修改后的宪法。这正面回应了对此前十年国有企业改革、民进国退过程中民营经济和私有财产不断壮大而产生的宪法保障需求。不可否认，在民进国退做大社会财富蛋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地方，甚至问题还比较严重。但是，郎咸平等人由国有资产流失、某些大公司里的资产转移而将批评面扩大，否定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鼓吹大政府主义和重新国有化。这使得围绕市场化改革的争论波及一个又一个领域，并从经济学界、企业界迅速扩展到社会学、法学及至整个学界，一些学者发表联合声明声援郎咸平，并通过网络等媒介全面走向公开讨论、辩论，逐步演变成全社会关于改革开放往何处去的大讨论。

在这次大讨论中，论战的一方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认为中国的产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是方向错误，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根本原因，建议中国的改革应该停下来，重新回到中央集权、政府主导的路子。论战的另一方则认为，当前社会诸多不和谐的深层次原因依然还是体制性原因，有相当多的社会矛盾与现有体制仍处于转型过程中，与农村土地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财政税收制度以及政府管理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有关，与改革的失误有关，并非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造成的。那些反对改革的观点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及危害性，严重误导了广大民众，不利于市场化改革的继续深入。

作为这次交锋的延续，2008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和思想界又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鉴于中国经济在近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中的增长表现较为抢眼，一些人于是通过对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简单横向国际比较，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因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政治治理结构，过度地强调政府的作用，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一个与现代发达社会不同的相对稳定的、成熟的、具有推广价值的终极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也开始弥漫着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思潮，进而对思想领域的一些正常的学术讨论进行上纲上线，改革开放以来几乎不见“斗争”等文革式的批判性高压语言充斥网络和媒体。这种政治上事事上纲上线的高压态势再发展下去，有可能冲击经济工作这个“中心”，使中国政治重蹈文革覆辙。1949年以来出现的多次经济大幅度下滑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再大的天灾或经济原因，也不如政治干扰对经济的影响严重。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同“中国模式”论，诸多市场派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都认为，所谓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中国模式”远未成熟和稳定，不具有推广价值，中国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充其量只有可供世界各国借鉴的“中国路径”或“中国经验”。然而，正是由于大量存在的关于“中国模式”的误读、误导、误区，中国改革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方向性问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抓大放小，无为而治，让市场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还是继续让政府统御市场，主导经济发展，国进民退，让政府发挥更多的作用？在这历史关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和路径上做出了旗帜鲜明的历史性选择，提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值得高度肯定、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市场化改革论述。例如，首次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全面深化改革；等等。本书第三部分将从理论上对这种历史性选择的合理性进行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