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与政府

企业家应该和政府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企业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是颇为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在今天政府权力很大，对市场的管制干预无处不在的情况下，别说推动社会进步，仅仅是面对政府时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已经很让企业家犯难了。

企业家应该怎么办，现在有两种主要观点。

一种观点是柳传志所说的“在商言商”。他对此的进一步解释是：

在商言商是说作为企业家，我们更多的是要做实事，比如把企业做得更大、招收更多雇员为社会解决就业问题、让雇员享受更好的待遇、将社会风气带动得更好，不是逃避社会责任。

另一种观点网络上更常见，那就是呼吁企业家起来斗争，积极参与政治过程，用直接的对抗迫使政府放弃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为企业的发展开辟更大空间。

对这两种观点，都可做或深或浅的解释。粗浅的解释：第一种就是主张企业家做犬儒，埋头发财不问世事；第二种则是鼓吹社会对抗，甚至是唯恐天下不乱，最好能火中取栗。这种粗浅的解释，以及由此生发的滔滔评论，都没什么价值，不值一提。深入的解释则可以看出，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

企业家的本职是为股东或投资人谋利。“在商言商”是一种可贵的敬业精神。而且，企业只要能正常发展，本身就是在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让社会变得更好。在制度变革的背景下，企业的发展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必然会推动制度层面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变革。“在商言商”的企业家，其行为的正面效果可不会局限在商业上。因此，如果一定要我在这两个观点中选择一个，我会选择支持柳传志的“企业家应在商言商”。社会中的企业家如果都能在商言商，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这个社会就已经是在正轨上前进了。

当然，对第二种主张“对抗”的观点，我也抱有同情之理解。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对市场的干预，确实广泛而深入。官员随意干预市场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而广大公众，对此并无强烈的抵制意识，甚至往往还在呼吁更多的管制和干预。企业家是政府管制干预的首要和主要受害者。呼吁企业家参与政治过程，用政治手段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有相当的合理性。不过，相比“在商言商”的主张，我对此有些担忧。担忧之处在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思想资源中，妥协共存、渐进发展的因素一向薄弱。包括企业家在内的人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不能准确把握其间的平衡和尺度，鼓吹对抗很可能导致暴烈的冲突而不是良性的互动。企业家毕竟不是革命家，让他们勉强去做政治之事绝非社会之福。对企业家个人，其间的风险也无法预测。既然局面并非险恶危急，又何必冒着不可知的风险去走那结果难料之路呢？

其实，我想说的是，在这两条路以外，还有一条可说结合了两者优点，又能避免两者缺点的第三条道路。

如前所述，很多人把握不好平衡和尺度，要么自甘犬儒不问世事，要么言必称革命迫不及待。“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不过，并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如此。有一些人群有一些传统，已经习惯于妥协渐进。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避免了暴烈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分裂。我们应该观察、研究和总结他们的做法，并尽量效仿。

美国企业家查尔斯·科克（Charles Koch），其拥有的科氏工业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企业（未上市企业），年营业额超过千亿美元。科氏工业集团的业务涉及很多领域，核心部分是石油及相关化学工业。石油这样的行业，在各国都是政府管制的重点，美国也不例外。那么，科克如何处理和政府的关系呢？

在其著作《做大私企》（The Science of Success）中，科克是这样说的：

我们需要毫不妥协地要求100%的员工在100%的时间内遵守复杂的和不断变化的政府法规。努力遵守每项法规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同每项法规。但是，即使面对那些我们认为会降低效率的法律，我们也必须首先做到遵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政府管理机构的信任，可以与他们对话，进而向他们陈述别的更加有益的方案。如果这些努力全然无效，我们再与其他企业一起采取教育和政治方面的努力来改变法律。（第77页）

……有机会与各级政府部门中善意的人们一起努力，制定出立足现实、促进繁荣、增加全体人民福利的各项法规。（第79页）

科克的论述，包含了四个层次：

一、要遵守政府法规，即使那个法规是不合理的，是干预市场影响企业经营的。而这恰恰是中国大多数企业家做不到的，做到这一条有很大困难。但重要的是，企业家应该高度重视守法这件事，并将违反法规视为最后的、迫不得已的选择。我们的问题在于，很多中国企业家将违反法规视为第一选择优先考虑。

二、遵守明显不合理的政府法规，目的在于保持和政府官员的信任和沟通。官员很难对一个公然或大量违背法规的企业保持友善，他们很可能会因此对企业做出粗暴蛮横的打击。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官员并无不同。遵守法规或许会给企业增加负担，影响企业的经营，但会有一个重要的好处，你有机会和政府官员保持正常甚至良好的关系。

三、保持和官员的良好关系，维持彼此的信任和沟通，目的在于展开对话。接下来是重点：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批评官员——没人喜欢听批评，手握权力的官员更不喜欢；对话的目的是为了展示可作替代的更有益的方案。这就要求企业家对经济规律、市场、行业、政府法规有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不但能指出什么是错的，还能指出什么是对的。替代方案不能只是原则性的，更不能是空洞的博取廉价喝彩的口号，而要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以成为政府制定、修改政策的依据或基础。在这方面，中国企业家的表现尤其薄弱。批评政策的企业家很多，但能提出具体替代方案的非常少。如果行业的直接经营者、有着丰富经验的企业家，都不能提出兼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又怎能指望官员提出来呢？你自己的权益，别人怎么可能了解和主张呢？

官员们虽然不愿意听批评，但对真正建设性的、立足于深入分析的方案往往并不排斥，甚至还很需要。在这方面，市场经济有一个先天优势——符合经济规律的方案，一定是双赢或者多赢的。只要愿意妥协，不固执于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人们往往会找到成功协调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当然，这种研究从来都不容易不轻松。但把资源用在这方面，打造更有利的市场环境，不是最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吗？

四、当和政府的对话归于无效时——这种情况肯定很多，企业家应转而谋求通过教育和政治来改变法律，这实际是在通过改变官员最在乎的东西来改变他们的行为，这个东西就是大众舆论。不管政府是否民选，现在的各国政府都不能无视民意和普遍的舆论倾向，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长期违背本国大众的舆论。事实上，很多管制和干预政策的出台，正是为了迎合公众舆论。如果不能直接改变政府法规，企业家可以致力于改变公众舆论，宣扬正确的知识和观念，让更多人认识到市场的益处，认识到政府干预市场的危害，认识到什么才最有利于他们的利益，以期促成舆论的转变。当这种普遍的舆论发生转变时，政府法规作出相应的改变，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种舆论转变是困难和长期的，但如果能实现，却也是坚实而稳固的，将成为市场经济环境最有力的保障。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作用的转变，正是源于美国社会对政府作用的重新认识。“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从那时开始再次成为美国的主流舆论，以至于一向乐于扩大政府权力的民主党，在克林顿时期也推行了大量限制政府权力的法案。而美国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舆论上的转折性变化，正是因为此前几十年间其国内知识界和商界的携手共同努力，无数人长期坚持用各种手段在社会中传播市场经济的观念和知识。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结出了硕果。

科克的这一整套和政府打交道的办法，典型地表现了中国社会非常稀缺的那种在妥协中求进步、深入关注问题本身而不是纠缠于意气之争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并不把对方妖魔化，也不把问题简单化，而是在合作的背景下寻求改变。我称之为“合作性改变”，以区别于我们熟悉的“忍辱负重”和“对抗性改变”。

当然，这种要求，对大多数企业家来说都是难以达到的，只有少数财力雄厚和观念先进的企业家才能承担起这种社会责任。不过，真正的商界领袖，也必然从这些勇于和善于承担责任的企业家中产生。其他企业家应该积极支持他们的这种努力。一大批自觉而又务实的企业家，将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改善市场环境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且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中国社会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商界领袖。

持续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但让中国取得了长足的经济进步，更重要的是，也让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正常社会中，必然是合作多于对抗。在外界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以后，人们应该同步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观念，逐渐习惯正常社会的思维方式和做法。

唯有如此，中国社会才能摆脱无穷无尽的治乱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