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序言(5)

七

由赫尔德肇其端的这三种重要观念之一，是伯林讨论赫斯、马克思和狄斯累利的文章的中心话题。它阐明了他论述民族主义的文章的关键段落：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就像对食物、住所、繁衍、安全和交往的基本需要一样，是归属于各种明确的共同体，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传统、历史记忆、习俗和世界观。只有当一个人自然地、无所察觉地真正属于这样一个共同体时，他才能够进入生活之流，过一种充实的、富有创造性的自立生活，他在这个世界上才有家的感觉，才能使自己与同胞合为一体。在这个自然的单位或群体中享有一个得到承认的位置，而这个群体也必须在世界上得到无条件的承认，由此得到一种人生观，得到自身及自身在共同体中的状况的一种意象，在这个共同体中会产生出具体而直接的、自发的人类关系，它没有被对个人的真实身份的神经质的自我怀疑所歪曲，也不会受到另一些人真实的或想像中的优越地位的伤害。

归属这样一个共同体的愿望如果受到挫折，就会引起不同类型的苦恼后果，伯林在这两篇文章中，对其中的主要形式给予了充满同情心的探讨。在伯林看来，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刚刚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实例。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脱离了狭小、熟悉、自我封闭的犹太人聚居区的世界，进入一个更广阔、更自由、更令人亢奋同时也更陌生更危险的非犹太人世界，他们的身份突然发生了问题。他们是谁？他们中间那些更能随机应变的人，没有遇到明显的麻烦便摆脱了过去，顺利融入了他们的新环境；另一些人，即那些自我意识同一种要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却无法让自己忘记自身的起源，因此他们无法做到这种顺利的自我改造。由于没有被他们试图进入的世界自动接受，他们心怀焦虑，甚至经常为这种伤害而极度痛苦，为了解决他们的自我认同问题，便或多或少自觉地求助于各种办法。

这些寻求地位、承认和“归属”的办法，一般会采取两种形式：向来处境卑微或受压迫的群体、民族或社团中的成员，自觉地要求地位平等（有时是要求优势地位）；或是认同于另一个未受到他们原来处境的缺陷和弱点所玷污的群体或运动。第一种方式要求以充分自我肯定的态度接受自己原来的身份，其中经常包含着进攻性的情绪。第二种方式则是接受一种新的身份、一些新的价值和习惯，远离给他们的amour propre（自尊）造成伤痛的卑微地位。伯林告诉我们，那些采用后一种方式的人，“易于对居支配地位的多数人采取一种夸张的怨恨或轻蔑的态度，或对他们产生一种过于强烈的赞赏或崇拜态度，有时则是两者兼备，它既会导致在观察事实上独具慧眼，也会——这是过度敏感的产物——导致对事实的一种神经质的歪曲。”

伯林的观点是，两个大师级的创造性人物，马克思和狄斯累利，都有着强烈的支配欲，要领导或改变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因此属于后一类人；而温和诚实的赫斯，既缺乏自欺欺人的能力，也缺少创造性的想像力，但是他有简单的直接领悟的天才，因此属于前一类人。

狄斯累利作为英国社会的一个局外人，把追求权力和社会承认看得高于一切：英国的贵族阶层在他那充满激情的想像中，被转化成了一个神话王国；他则把自己塑造成它的领袖，把自己对贵族身份的要求建立在自己种族的古老上，他在著述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一点。他看到自己正领导着这个阶层，与受剥削的大众团结在一起，反对一切有着真实特征的可恶敌人，野蛮的、功利主义的、物欲横流的中产阶级；他憎恶平等和平庸，相信想像力、直觉和传统价值优于一切形式的科学计算、理性和分析。他所编织的神话是如此强大，竟能以此把他那些五花八门的追随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在“至关重要的几十年里”影响了英国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但是，只有当这种全面的心理自我改造行为——狄斯累利的许多传记作家把它视为玩世不恭的诡计多端之举——货真价实时，它才能赢得胜算和传播信仰。伯林则坚持认为，狄斯累利确实把自己视为那些公爵和男爵们的同侪，他领导着他们，反对曼彻斯特的制造商和边沁主义者；他本人也完全被自己的虚构所虏获。伯林领悟到了狄斯累利的幻觉中最隐秘的动机：他追求成为一个大人物，他要取得一种认同，使他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站稳脚根有所作为。因此和他的大多数传记作者相比，伯林对狄斯累利有着更深入、更完整、更令人信服的理解。伯林洞察到一个人生命的最深处，洞察到了他的自我意识——他是谁，他来自何方，他属于何处——由此解释了一个具体而又奇特和令人困惑的事例。不仅如此，他还从这个事例中概括出一种富有成果的见解，它有助于解释今天的社会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因为从狄斯累利身上，伯林看到了一个早期极富天资与辩才者后来变得日见平凡的范例：完全放弃自身本质的“异化的”人——科学革命和日益集权的工业制度所造成的社会解体和传统纽带松弛的一个牺牲品，他的一生，是一个漫长且往往十分痛苦的寻求认同的过程。

和狄斯累利不同，马克思很少提到自己的犹太人出身，这不免让人怀疑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压抑这种出身。伯林的看法是，马克思的中心思想虽然深刻而有创见，他却没有对民族主义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完全低估了它作为一股独立力量的重要作用，这很可能是因为他本人不公开承认自己的出身造成的困境，也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困境。根据这种观点，他和狄斯累利一样，也竭力让自己认同于一个从出身上说他并非其中一员的社会群体。他选择了受剥削的无产阶级这个普遍阶层，他们完全摆脱了给他本人打上烙印的那些恶名。他所谈论的、与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无产阶级，和狄斯累利的贵族阶层一样，是一种虚构，一个抽象范畴或理想。正如伯林所说，他们并不是真实的劳动者，不是矿工和工厂里的工人，即有血有肉的人，效忠于自己的民族，被传统和地方意识的千万条纽带联系在一起。倒不如说，他们是全人类、有时是马克思本人受伤害的感情的承载者。因此，马克思的言论经常对和他一样的人很有号召力，那些漂泊无根、被社会所疏远的都市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世界中的野蛮和不公的强烈反感，总是伴随着一种尊严受到伤害和极欲寻求认同的感情。正如伯林谨慎地指出的，马克思至少有一些信条部分地来自对深层心理需要的反应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使这些信条失去效力。不过这也有助于解释那些换了基础便会证明为不恰当的理论，为什么无法实践当初对它们所提出的要求。马克思和狄斯累利的信条和生平与这样一些人是一样的：他们不接受自己的出身，因此也不接受他们自己，无论他们属于什么人。他们最初提出的许多思想，并不是作为客观分析和描述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安抚性的神话，俾使受压迫受侮辱的灵魂，也包括作者本人的灵魂，能够重新振作起精神。

当伯林从这两位既眼光锐利又自障其目的大师级神话制造者转向摩西·赫斯时，他离开了这个紧张而又丰富多彩、被神经质地歪曲了的世界，开始讨论一个更为冷静和轻松的人物，他对事物的看法也许不那么深入透彻，却有着更多的平衡和比例感。

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把赫斯描绘成马克思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先驱，他的重要性因那位大师而变得黯然失色。伯林在这篇文章中则确信，赫斯的主张应当被严肃看待，作为一个社会思想家，他自有其价值，他预见未来的天才，比他的同代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革命家更胜一筹。摩西·赫斯，伯林把他称为“德国共产主义之父”，是直观的道德意识和身边的生活经验战胜学说和教条的一个最值得纪念的事例。赫斯是个有着强烈道德意识和心地诚实的人，他被剥削和不公正的景象所激怒，受到普遍的人类进步的抽象计划的吸引，但是他逐渐认识到，一个人要想凭借不考虑具体而独特事物的理性主义普遍原则，竭力摆脱和否定自己的真实出身，是既不可能也很不足取的，因为这种出身是和他的民族的历史记忆、习俗、语言和传统联系在一起的。赫斯身上有一种简单的直观意识和人情味，一种赤子般新鲜的感受力，有时它与那种对远离生活经验的抽象教条的神经质的陶醉形成鲜明对比，这种陶醉正是马克思的理性建构中更压抑的一面所具有的特点。马克思和狄斯累利都不由自主地改造现实，使它适合自己的创造性意志，而赫斯却喜欢简单地观察事物的本来面目。伯林在一段很有启发性的旁注中说，要是马克思在童年时受到过和赫斯（据他本人说，是来自他的祖父，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一样的宗教教育，而不是吸收了伏尔泰和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教条，他的生活和世界观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与马克思不同，晚年的赫斯没有低估民族主义这个基本的、独立的历史力量的重要作用。他否定了世界主义，因为它压制不同群体的天然差别，而且他像赫尔德一样相信，人类分化为不同的种族和民族而形成的这种天然差别，不但不是一个可以改正的错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消除，反而是多样性的创造活动取之不竭的源泉。他同样坚定地谴责黑格尔对主导的“历史性”（historic）民族和默默无闻缺乏活力的民族的划分——前者因为其“优越性”，有权侵略和同化其他民族。根据一种高度抽象而模式化的历史观，历史是一个必然走向理性而和谐的新世界秩序的过程，在这种秩序中，人道的共产主义原理将会消灭贪婪自私的财产制度。犹太人在完成自己作为一个伦理民族的历史使命之后，会消失得无可辨认。而赫斯，被一种难以改变的现实感、一种对事实的直观而“坚实的”领悟力所促动，接受了基本上是赫尔德的观点：犹太人不仅仅由宗教纽带联系在一起，他们和其他所有民族一样，也构成一个民族，为了获得充分而确定的认同感，他们也需要一个自己的国家。所以他是犹太人复国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赫斯终其一生，始终相信平等和正义是固有的价值，而他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也是建立在道德前提上：只有通过那些相信善的内在道德价值的人们的自觉行动，才能使这些善得到保障。在他看来，有些十分普遍的人类价值是恒久而普遍正确的：人类自然感情的自由表达，属于并认同于一个有着历史连续性的共同体。假如能够用合理的论证说服人们相信这些价值，他们就会相应地变通自己的习惯做法。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嘲笑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对于他们以及那些受黑格尔历史主义影响的人来说，历史过程遵循着一成不变的、可以发现的客观模式：凡是看到了这些模式的人，就会使自己认同并支持那个“历史”价值，或在某个具体阶段注定会取得胜利的群体。不这样采取行动，执意对抗事物内在不变的性质，是不理性的，而且无异于自取灭亡。赫斯拒绝相信整个世界正在为他所钟爱的价值而战这种令人十分惬意的教条。他不相信阶级斗争、天翻地覆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或以暴力方式剥夺财产不可避免。正如伯林所指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献身于其中的革命改变了整个民族的生活，但是以暴力手段剥夺有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和共产主义政党本身，并不能保障社会公正、个人自由、经济平等和社会和谐。凡是在接近于实现这些价值的地方，往往都是自觉追求自己认为有内在价值的目标的人们所取得的成就；这些目标的实现仅仅取决于他们自身的个人努力，而不是取决于和人无关的无情的历史力量。赫斯也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心价值必然与一些最神圣的传统价值——对家乡的爱，对个人和集体的历史、民族记忆和各种符号的深厚感情等等——发生冲突。如伯林所说，赫斯保留着一种新鲜的观察力，因此他无法做到“激烈反抗自己的天性”。“他幸亏有自己的尚未被个人自负或教条所玷污的道德观”。伯林在这篇文章中提供了对一个人的异常敏锐的解释：他以抽象学说和理性主义改造方案的名义，压抑他对自身和自己身份的最深挚感情，直到真理一点一点地变得十分强大，使他再也无法故意限制这种感情，它终于伴随着一种强大的解放意识彻底爆发出来。

八

人的尊严和认同，在一个熟悉的世界里寻找家园感——这些主题再次出现在使人深受启发的论述民族主义的文章中。伯林在这里讨论了它所采取的典型形式，以及它的一些主要来源，触及到了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和预言中一个最令人不解的特点，即它未能对民族主义在塑造现代世界上的重要作用做出正确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