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悲情不是中国富豪的宿命

没有想到，《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的1.3万字长文引起那么大反响。我一直相信“文章本天成”。假如一篇文章有影响，那不是作者的功劳，只是他碰巧在一个恰当的时点触动了社会心理。在这种心理如滔滔江河般奔涌而出前，她似乎只是被寄存在时空角落的一件普通物品，被作者集体遗忘。又或许，她像是一年年越结越厚的冰山，作者们习以为常，不曾想过去钻探。

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之后

“我们需要的书，应该是一把能够劈开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天才小说家卡夫卡如是说。

我远无利斧之功，只是个恪守中道的读书人。我也没想到《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发出时，刚好出现了徐明离世、郭广昌失联这样的突发事件。而在互联网舆论场中，不相关的一旦变成相关，就会风助火燃，欲休不得。其实，我只是认真说出所思所想，一吐为快，浇心中块垒，和徐明、郭广昌这样的个案毫无关联。

既然已经无法置身世外桃源，索性就把这方面的思考和盘托出。可能浅陋，也可能偏颇，但我之所写，句句都是心里话，不虚饰，不造作。王阳明说，此心光明，夫复何言！

我想我说清楚了，但好像又没有说清楚。我批评富豪的错，但我并不愿意他们的企业受到影响，因为这些企业同样是中国经济的脊梁。拿郭广昌来说，从我们有限的来往看，他是一个相信中国未来的企业家，复星对外投资的目的也是希望将国际品牌的中国业务部分做大，因为中国将是未来全球最大市场。他到底有没有问题、有多少问题，我相信法律的裁决。

可能朋友们会问：你到底是什么态度啊？

我想到2008年采访柳传志（注：文章为《雨打风吹，依然此柳——柳传志的价值与启示》）时他说的两段话：

我是个企业家，企业家要实实在在说话。我不是说现在的政策、市场环境都好得不得了，不用改了。要改！比如说，我认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不是把先富的兄弟“拉低”，而是要让穷的兄弟挣更多的钱，帮助更多的农村人口解决就业问题，变成城镇人口，进而拉动消费，形成正向循环。还有激励机制的问题，如果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没有好的激励机制的话，对企业发展是不利的。而现在社会上过于关注他们的收入，高一些，网上就骂，而不去考虑他们的责任和管理的资产的价值。

（历史上企业家）政策风险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法律，比如税法、海关法、外汇政策等，是在不断地演变、完善。（对同样的行为）人的眼光、角度、好恶的不同就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即使我们极其小心地、战战兢兢地处理各种敏感问题，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你不放，不断从工作中找出各种上纲上线的毛病，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只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那次见面，我和柳传志深入交谈。柳传志说他的底线是：坚决不做邪恶的事，坚决不官商勾结，坚决诚信。所以创业之初，他就下决心不走“一靠批文，二靠拿平价外汇，三靠走私”的路子，到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大为兴旺、“炒地诱惑”袭来，他又坚持“不赚不长本事的钱”。柳传志和联想走的是正道——一条让人无畏无愧地走的康庄大道。

柳传志还对我说，不久前在一次企业家的聚会上，几位民企领袖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一名官员提对《劳动合同法》的意见，语气中颇有微词和嘲讽。他前面已经发过言，最后又主动要求再发言。他先是平衡两边的立场：“《劳动合同法》的立意是好的，方向是对的，同时也希望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听取企业的意见。”等到官员离场而去，他脸色一沉：“大家有意见就好好提，但你不要觉得自己就怎么怎么了不起。你别不把政府和官员当回事。要是以后还这么开会，我先表态，我不参加。”全场肃然，继而称是。

今天回想7年前的情景和文章，如果中国的富豪能够早点像柳传志所说的，“你不要觉得自己就怎么怎么了不起”，可能我就不需要写反思录了。

20世纪40年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提到，美国商业社会的特征，不仅由大公司的组织形式、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决定，还将由第三点因素决定，那就是：大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我们的社会信仰和希望。

回望中国改革开放37年，有很多中国企业家的名字进入了“实现了我们的社会信仰和希望”的名单中，柳传志是其中之一。

不要那么悲情，我的民企朋友们！如果你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努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信仰和希望，你会走在行使庄严权利的道路上。

据统计，“2014胡润百富榜”前100位中国富豪中，有2015年“两会”代表、委员36人（全国人大代表15人，全国政协委员21人）；2015年10月新出炉的“2015胡润百富榜”，中国十大富豪（因第十名并列，实际为11人）中，4个是全国人大代表，5个是全国政协委员。“两不是”的马云，在2013年10月31日参加总理座谈会时说：“民营企业家希望得到政府更多的信任。”李克强总理当场表态：“今天把你请来座谈，就代表着我们的信任。对民营企业家，政府不仅信任，还要依靠！”

中国富豪十大错应当反思，但中国富豪中有牢狱之灾的，按比例来说其实很低，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渲染“富豪都在去监狱路上”的悲情。这与事实不符，也误读了广大民企富豪们。

悲情不是中国富豪的宿命，开启中国经济新的以创新为灵魂的大场面，才是你的责任和使命。

“政商二分”只能假设，中国“双经济人”体制的现实

如果说悲情不是中国富豪的宿命，那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建立起一种新政商关系，使政商之间既良性互动，又各归其位，使我们的每个官员和每个商人都能活出尊严、活出价值，轻装上阵、大步向前，彼此尊重又和而不同，而不是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中纠结到死，一阵是共谋共荣，一阵是一损俱损，一阵是形同兄弟，一阵是各怀鬼胎，走到最后，贪钱再多的官员也难找安枕，财富再多的富豪也心有余悸。

在我看来，中国要真正建立新政商关系，从宏观思维上必须跳出非此即彼、政商二分的分析框架。

所谓政商二分，就是在政商间确立一个清晰的分界，“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能体现这一点的著名格言就是：“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哈耶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老威廉·皮特）。而被引用最多的章程是1215年《大宪章》在国王和贵族间划定的原则，最通俗的说法就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从学术上我也认同上述原则。但25年媒体工作的经验，使我越来越觉得，“政商二分”是基于对“完美环境”的假定而来。按照这种假设，政府只负责制订公平的游戏规则，当好裁判，是谓“政府善治”；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不断创新，提高管理水平与核心能力，是谓“企业良治”；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社会成员和中介服务组织，自主负责，有效协调，是谓“社会自治”。三治兴，则国家兴。

然而，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完全实现上述假设。按照这种非此即彼的政商关系框架，我们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甚至会有无望之感。

首先，从历史上看，在封建专制、集权的大一统背景下，商人没有真正独立的地位，只能依靠和攀附政治权力，从而换取权力认可的生存空间和营商自由（freedom of entrepreneurial entry）。乾隆年间的大盐商江春说过一句话：“奴才纵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在这样的制度下，你挣得再多，最终也可能不是自己的。

其次，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管制模式，各种权力习惯于对微观主体的自主经营进行“关怀”、“指导”和命令式干预。

最后，至今没有完全建立起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新机制，“双轨制”（double-track system）事实上依然存在。比如，今天不少央企和国企的一个盈利模式就是从银行贷到廉价资金，再高息贷出去。这就是“信用双轨制”。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型，从管制经济向自由经济转型，从权力经济、人治经济向法治经济转型，一方面激发了无限创造力，同时也结构性地产生了“权力搅买卖”、“权力干预市场”的牟利空间，滋生出种种腐败。

中国富豪的生产速度罕有其匹，但相当部分富豪做的都是和权力相关的暴利生意。无穷的审批造就无数的利益，本应简单透明廉价的公共服务变成了“设租”和“钓鱼”。20世纪90年代我在珠三角跑过很多民企，官员隐性参股民企，几乎是一种通行规则。吕不韦曾说：“劳作立身，其利十倍；珠玉无价，其利百倍；谋国之利，万世不竭。”在他看来，做政治生意才是大生意，最好的生意。当然他自己最后也死在权力纷争里头。

权力无限制介入，必然导致价格歧视、信息歧视（获得信息速度不等），导致某些行业的行政性垄断，也导致类似“走私”、“假冒伪劣”等问题。我们的市场，还很不完善。企业是为创造利润而生。它们既然眼前放着批文、指标、关系、特殊优惠这些机会，为什么不抓呢？

权力过大导致腐败。这句话谁都知道。但情况究竟有多严重，其实只有当事者清楚。有一个台湾企业老板说：“我根本不找中间人。那样麻烦！我就问清楚大领导住在哪里，直接去。”不少官员，口袋一瘪，就能想出N种生财办法。权力经纪人、权力“白手套”就是这么出来的。前年我在广州坐飞机，晚点好几个钟头，刚好碰到一个下海官员，做房地产，说刚去北京“公关”，真算开眼。“我们到他那个楼道，右边从一楼到顶楼全是他的，里面堆满了文物字画古董，不少是各地特权部门从文博部门那里拿来的。他说他就干三件事：提拔人，‘捞人’，搞批文。”

中国政府反腐力度很大。看历届领导的讲话，对贪腐的危害看的是很清楚的。朱镕基当年打击走私时说：“这次我到汕头海关视察，了解到搞走私的‘大飞’装5个发动机，时速可达50节，我们的船追不上，我说，你用穿甲弹呀，再不行就调驱逐舰去开炮嘛！咱们几百万解放军还干不了这个事情啊！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不仅对走私恨之入骨，对身边的问题也一针见血，比如15年前他说：“北京出租车司机每天要向公司交150元钱的车份儿。照这样下来，公司两三年就可以把买车子的钱收回来了，但司机还要继续交下去。出租汽车公司还老是给他们摊派，叫他们装这个装那个，卖给他的东西又贵得要命。而且，所有这些交给出租汽车公司的钱只打一张‘白条子’，这意味着出租汽车公司根本不交税。说得难听一点，出租汽车公司那帮人简直就是‘把头’，是上海在新中国成立前戴墨镜、穿香云纱的那种人。偷税、漏税，这里面有多少钱呀！”（朱镕基《朱镕基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如果这样去观察和思考，你会觉得政商关系的清洁，其难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你会觉得：这样的环境，怎么可能产生企业家？但事实上，中国经济是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奇迹，中国出现了很多企业家，而且他们身上发展出远比西方企业家更丰富的企业家才能。

我的看法是，中国过去37年的经济发展，是因为有两个“经济人”在一起发力：一个是企业，一个是政府（政府是进行GDP增长考核的特殊企业）。这种“1+1大于2”的发展合力，比起他们的一些“特惠合谋”造成的资源扭曲和福利伤害，要大得多。用“政商二分”的框架很难理解“双经济人”体制的合理性。

曼瑟·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中提出了“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的概念。这种政府与市场是一体的：市场繁荣，政府日子好过；市场萧条，政府难挨。所以政府有十足动力利用权力保护或推进市场繁荣。

从我的观察来看，除了保护产权以激发动力，除了推动法治建设以保证交易的可预期，中国的“双经济人”体制在三个方面强力支持了经济发展。

一是创造了经济发展的自由空间，让创业者、企业家有了用武之地。当年国家无力包揽就业安置，集体企业组织就业的容量也有限，于是个体经济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有限度地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地位：“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随后，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1997年举行的中共“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也随之做了相应修正。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是“私营者，必谋私损人”、“为富者，多为富不仁”等。在这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创业者、企业家抓住了机遇，创造了价值。

二是给官员提供了更好地实现自我的空间。我多年来和很多官员接触过，无论是地方官还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工作的职业精英，大量官员的激励来自于开拓创新所带来的成就感，例如创造了世界最先进的系统，基础设施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等等。听他们讲话，我经常觉得有一种“士大夫”的情怀向我袭来。现在大家提到招商引资就皱眉，且不说国外也在招商引资（我到芝加哥的一个城市，听他们有滋有味讲如何把Cosco和宜家吸引到这里），如果没有地方官员的竞争性努力，中国经济绝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体量和活力。

三是从硬件（如道路）到软件（如经济立法）到人力资本方面，做了大量的投资，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未来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在我看来，正是在“双经济人”的体制下，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性演化过程中，在与外部世界相融合的开放条件下，中国基本完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方向是，逐步建立一套可信赖、可持久的规则，鼓励财富的创造，让创造性的知识自由流动，尊重和保护创造者的权利，推动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吸引更多的人才去生产他人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这种在制度方面逐渐呈现出来的变化，就是“中国奇迹”的根源，亦是对中国其他一切现代化建设的最有力支撑。

相比起官商勾结、权力寻租，中国的“双经济人”体制是一个我们理解历史的更大图景。中国官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的贡献，不应该被否定，更不应该因为他们存在的某些问题，就对他们“污名化”（stigmatization），遮蔽他们的其余特征。久而久之，这种“标签”会成为官员群体的对应物，甚至使他们丧失职业荣誉感。

中国的“双经济人”体制正在面临历史性的改革。改革是一种超越，而不是完全否定过去。中国经济靠要素驱动已经没有出路了，必须靠创新驱动。换言之，就算官员今天还能拿出廉价要素给富豪，富豪靠过去那三板斧能创造出市场价值吗？而移动互联网上的“双创一代”，靠用户而生，不是靠权力和关系而生，就算你给他权力，能带来点击吗？

因此，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内在地提出了变革“双经济人”体制的新要求。这是中国有可能建立起新政商关系的最重要理由。中国经济的新飞跃，不再靠权力，而是靠创新，靠知识，靠聪明才智，靠满足新需求。此时对于创业者和官员来说，他们的角色、定位和关系，自然会变得更清洁、更清新。

“双经济人”体制的下一步，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如果这样看待我们走过的道路和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悲情还会是中国富豪的宿命吗？

当然，这种可能还是有的。但那一定是老富豪、不思变革的传统富豪。而未来，不在他们那里。

呼吁新政商关系

在我看来，新政商关系和旧政商关系的区别如下。

在旧政商关系下，“寻租富豪+特惠政策环境+设租官员”的模式虽然也能带来GDP增长，但不可持续，同时会给社会带来严重“负外部性”。

新政商关系是“创新企业家+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清廉有为新官员”的模式。在这种政商关系下，官员主要致力于营造公平环境、做好公共服务，企业则在市场上努力创新，不断创造消费者剩余。

在旧政商关系时代的“双经济人”体制下，政府这个“经济人”往往会异化，一些官员更异化为“抽成”的“经纪人”，变为“生意人”，政经不分，政商不分。在新政商关系时代，官员将抽身让位，让市场更充分地发挥作用，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而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保驾护航、拾遗补缺、维护公正的职能：第一，在“先于市场”方面，保护产权，力行法治，崇尚规则与契约精神，简政放权。政府之作用，就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二，在市场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依法强化市场监督，维护消费者权益。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指的是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某个企业可以为所欲为。第三，在市场失灵的那些方面以及涉及重大民生问题的领域（如物价、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进行纠偏。

我希望中国早日进入新政商关系时代。和传统的“双经济人”体制相比，新政商时代的官员身上的铜臭味会减少，干预属性、管制色彩会减弱，而公共属性、服务属性、书卷气、健康气息会增强。

今天的官员没有以前自由了。这是历史的进步。2000年，我在美国当访问学者，攻读MPA（公共管理硕士）。我的一位老师是洛杉矶伯班克市的消防局局长，他每次和我们吃饭都固定在一两个餐馆。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他回答说，他们的消费卡是限定场所的，消费的每张单据都要入库，最后体现在预算支出里，向市民公开。“八项规定”后，中国的官员一开始也不习惯，但到今天，喜欢大吃大喝的官员少多了。

在新政商关系下，我希望中国富豪能按照企业家的标准，重塑自己的形象和企业的气质。富豪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有不良联想，责任主要不在“仇富文化”，而在自身过错。

我希望中国富豪向企业家方向进行自我超越，而不是走官商勾结、套利型的老路。希望你们不要当tenderpreneur（窃贼），而要当entrepre-neur（企业家）。

“Tenderpreneur”是南非《星报》（The Star）造的一个词。它指政治上的“关系通”（politically well-connected）和善于利用政府招标体系（gov-ernment tendering system）致富的人。

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布莱德·恩齐曼迪两年多前曾呼吁，政府的招标裁决过程应该透明，要推动entrepreneur挫败tenderpreneur，后者只是窃贼。所窃为何？公共权力。官员将公共资源输送给特定人群（包括自己的利益代表），令其财产增加、权力扩张，而国民福祉受损，这就是所谓“窃盗统治”（Kleptocracy）。

“窃盗统治”是窃贼型富豪的乐园，但却是公共的灾难。“窃盗统治”和腐败类似于一道不可见的随机性税收，增加交易成本，让真正的企业家失去长期投资信心。

按照魏德曼的研究，世上没有“好的腐败”（good corruption），只有“坏的腐败”（bad corruption）和“更坏的腐败”（worse corruption）之别。“坏的腐败”是“发展性腐败”（developmental corruption），虽然官员将公共权力转给关系密切者，但国家经济还有足够资源和条件向前发展，生金蛋的鹅并未被杀死，腐败仍可控；而“更坏的腐败”是所谓“退化性腐败”（degenerative corruption），“窃盗统治”贪得无厌，人民毫无机会发展，腐败所得流出一国后，再不回来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资本。

魏德曼曾说，他对中国的反腐败之战更有信心，“原因并不是这场战役能大幅减少腐败现象，而是因为它成功防止中国腐败问题严重恶化”，也就是防止走向“退化性腐败”。魏德曼也指出，如果腐败不加以控制，它会拖累经济增长率，尤其是在总体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

腐败将窒息中国活力，置中国未来于死地。所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坚定不移地反腐败，永不停步，从而将中国经济引入创业者经济、企业家经济、法治化经济，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中国新经济需要新型企业家，而不是旧富豪

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内生性地提出了变革“双经济人”体制的要求，这是中国有可能建立起新政商关系的最重要理由。

中国经济这一新的超越的大背景，可以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中的一段讲话来注解。他说：“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趋势明显。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源泉。”

新兴中国正在崛起。中国有13.7亿人口的市场，而美国、日本、欧元区加起来才7.8亿人口。这么大的市场，需求是无限的，缺的只是创意和创业、创新的决心与韧性。与房地产、重化工相关的旧经济正在调整，与健康医疗、信息科技、文化娱乐、教育旅游等相关的新经济刚刚开始。

高盛在《“新常态”下的“新中国”经济投资》中提出，持有“新兴中国”，交易“传统中国”。高盛挑出了671家中国企业作为“新兴中国”的样本，涉及卫星光缆、电子商务、教育服务、新能源等30个领域。在这些领域，不再按照传统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工业增加值等数据来衡量其价值。一组由高盛追踪的20只“新兴中国股”在2015年上半年取得了23%的收益，创了2010年来的新高。

类似的是，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的中国指数（MSCIChinaIndex）中，非必选消费品、医疗保健和IT板块作为新经济代表，2015年第三季度营收分别同比增长22%、15%和20%，而能源、材料和工业板块作为“旧经济”代表，营收分别同比下降了32%、1%和16%。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表示，从具体行业数据来看，新旧行业的发展鸿沟正在加大，传统过剩产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发展压力，而新兴产业却以超预期的速度在飞速发展。比如，以高铁、核电为代表的中国高端装备不仅在巴西、泰国等发展中国家落地，更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展开越来越密集的合作。中国的无人机、机器人等高精技术发展迅猛，“中国制造”变为“中国智造”的新浪潮正在掀起。

人类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上的前进速度，使得基于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智能互联，把整个世界带向全新旅程。也许几年后，我们再也找不到“非智能化”的物体了。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深度融合，将创造全新的消费体验，极大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华为公司提出，未来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就是跨学科融合创造无限可能，全连接网络驱动新工业革命，产业升级构建新商业文明，数字青年引领世界未来。中国增长的新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资本的结合，而是无限计算力与创意的结合。

在这样的时间点，传统富豪的思维、商业模式、经营惯性必须彻底转变。今天最流行的组织原则是赋能，如何赋予员工创造的可能性、分享的可能性更为重要。

天使投资人戴维·罗斯说：“任何为了在20世纪取得成功而诞生的公司，都注定在21世纪毁灭。”兴起于21世纪的这种根本性的、山呼海啸的力量，以人为本、随需立供、灵活响应的力量，必将催生适合这个时代的新富豪，而他们知识致富、创造力致富的速度可能很快，也更加清洁。

旧时代正在瓦解之中，旧富豪如果不觉醒，也会被淘汰。

用企业家精神共启新时代

德鲁克指出，任何有勇气面对决策的人，都能够通过学习成为一名企业家，并表现出企业家精神。

在他看来，德国教育家洪堡就是教育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代表。在医疗领域，很多案例也能体现出企业家精神。18世纪末，现代医院首度在爱丁堡和维也纳出现。19世纪，各类社区医院在美国出现。20世纪初，大型专业化医疗中心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了医疗保健中心和专业化治疗中心。所有这些，都和开创者与创新者相关。中国的官员能不能也从企业家精神中得到营养，以更加积极有为的态度投入到新时代的征程？在打虎灭蝇、严肃风纪、回归纯洁性之后，我们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激励他们？

中国富豪，不要让悲情束缚你的心灵。人类是永不安宁的生物，并一直在努力改进环境，参与冒险和竞赛，充满激情、活力地投身行动。尼尔·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中指出，人类只有在活动和努力中才能充分实现自我。人的努力是社会和文明的基础，是人类幸福的基础。他认为罗马的覆灭是由于国民滋生“阴柔气”，即丧失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所造成的。弗格森说，为了获得幸福，人们必须有所作为，而不是无所事事。人们积极行动，一个民族才会向前发展、富有进取心、创造力和勤劳；反之，民族将衰落以致灭亡。

2015年亚洲博鳌论坛期间，我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有过交流。他预言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他说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创新，现代价值观是“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一价值观点燃了草根经济活力，从而支撑起广泛的自主创新活动。

中国大转型所提出的变革要求，与处于哪种所有制无关。但是，与你的价值观与人生态度有关。

新黄金时代正在开启，但“江山代有才人出”。你不换思维，没有人有时间和耐心帮你换。

最后，我想引用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与中国富豪们以及所有人共勉：

如果我们祈愿结束辛劳，或者祈愿求得安逸，那我们就误解了人类的天性。（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