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的朋友王石，以及善与大意的代价

宝万之争已演变为2015年中国的超级财经事件，而“秦朔朋友圈”一直失语，很不寻常。

不少朋友让我发表意见，说现在写王石阅读量很容易达到“100000+”。也有几个朋友劝我不要写，至少现在不要写。他们说宝万之争不是简单事件，很可能旷日持久，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贸然动用个人影响力“站队”，未必是理性选择。“况且你和王石那么熟，难保客观性。不写，大不了读者说你漏题；写，说不定读者读出你夹杂私谊。何必呢？”

我选择了沉默。虽然我知道，万科一些管理层也希望我写点什么。

当然我也在做准备。我找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的优秀校友、新华信托前任董事长赵暖，希望他帮我从专业角度做中立性分析。赵暖在“上财”的校友微信群里组织了讨论，并亲自指导东方新华智库的高级研究员做研究，为“秦朔朋友圈”撰写报告。

我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可是，还是不打算写。

12月20号中午，我和吴晓波等朋友一起吃饭，晚上在万达索菲特酒店聚会。席间我说“准备等‘宝万之争’尘埃落定后再写”。吴晓波说，什么都定了，还有什么价值呢？

冥冥之中，我在万达索菲特写王石的这一天，王石也在酒店里。可是，为了保证写作的纯粹性，我没有和王石联系。

这好像是“秦朔朋友圈”上线后，我第一次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也没有查什么资料，就动笔了。不过也许是好事，因为全是真实的记忆和真切的心意。无论我说什么，相信王石都能理解。

凡有王石《道路与梦想》这本书的人，可以翻到最后，看看我写的《跋：这个人和这个时代》。那本书是2005年初，王石到《第一财经日报》我的办公室，我动员他写的。我参与了编辑，把书推荐给“蓝狮子”和中信出版社。书成后，王石希望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写序，也是我打电话给其仁老师约的。

20世纪90年代入行做新闻，我在房地产方面最早接触的企业家是广州珠江实业的辜学海、深圳万科的王石和香港中海的孙文杰。现在想想是多么幸运的事！与辜学海只是采访关系，与孙文杰去中国建筑总公司当总经理后只见过一次，与王石则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他是对我的商业价值观有正面影响的榜样和老师，是能够一起畅谈政经大事和家国情怀的朋友，更是我的兄长，感觉像家人一样。

前几年每次在上海见面，一般晚饭后他和在广州的王太通电话，都会说“我和秦朔在一起”。我没见过王太，只听王石说过她喜欢《南风窗》。王太在美国不幸遭遇车祸，在广州动了几次手术，王石非常操心。他和我一起坐车，看我不系安全带，就会立即让我扣上，因为王太就是没有系安全带才出事的。

自打早年万科股改、王石放弃股权后，他就注定此生上不了富豪榜。但是，曾是中国首富的碧桂园杨国强，见到王石也是喊王大哥，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尊重。那是好几年前的一个大年初一，杨国强通过我约王石吃饭，探讨管理和用人问题。下午，王石就去四川登山了。王石，不是通过个人财富，而是通过万科这个中国新兴企业的杰出样板，通过他的思想、对现代价值观的坚持，在中国房地产业赢得了“他说第二，无人称首”的大哥大地位。

2013年9月，我参加联合国的一个可持续发展论坛，事先和王石联系，刚好他在纽约。他约我到中央公园附近的文华酒店餐叙，外面一窗灯火，桌上几碟西餐。这是他去哈佛读书后我们第一次相见。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田朴珺。她用流利的英文点菜，讲她在纽约电影学院背古典英文的莎士比亚作品的艰难。而最触动我的一件事，是她说到学校报到时，因为在北京处理公司紧急事务迟了两天，接待她的美国人撇着嘴说：“知道这些中国人想什么。”意思是中国学生都想留在美国，所以总会耍些手段。田朴珺怒了。她为这事找律师，1000美元一小时，写了律师函，要对方道歉，甚至想起诉学校。事情最后以田朴珺的胜利告终。

我是从不问企业家个人隐私的媒体人，哪怕再熟，也不问。但那天晚上要离开时，田朴珺去洗手间补妆，我忍不住用手搂住王石，问了一句：“是不是很幸福？”他回答：“当然。”

等我们下了电梯，因为方向不同要各走各路时。王石说：“也没什么事，送送你吧。”我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附近的火车站，他们陪我在寒风中走了几十条街。期间田朴珺说：“你们合个影吧！”她就给我们拍了几张。

说这些，不是要炫耀什么。如果是自炫之人，不会有什么企业家和我做朋友。交情不是一天两天，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建立的。

说这些，是希望大家不要再拿王石的个人隐私作谈资。我希望王石好好的，王太好好的，小田好好的。人家的事自有道理，自有解决之道。我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大哥受这样的语言伤害。

在文华酒店餐叙后，我在《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了《对话王石》一文（文字整理者是第一财经在纽约的实习生袁艺铭），其中有王石这样一段话：

未来就在我们身上，企业家不要去抱怨，不要用移民的办法应对社会的不确定。企业家精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冒险。如果我们都移民出去，企业家的作用也就消失了。滔滔江水是一股一股的溪流汇集而成的，中国的未来应该是民主、公平、正义、光明的，我们就像涓涓流水那样，要从自己、从自己的企业做起。如果自己不这样做，总是指望上面去改，那是没有希望的。

因为电脑上不了网，我是用手机搜索到这篇文章。当我抄下这段文字时，我泪流满面。

万科会不会失去王石，我不知道。我希望的是，中国不要失去他。

关于“宝万之争”的客观专业分析，“秦朔朋友圈”发表的《腻味了“万宝”的八卦，该听听400位金融行家的理性判断》已经给大家提供了。这篇8000字的报告我看了三遍，它对得起读者朋友。

我想跳出“宝万之争”，谈谈王石和万科对房地产和中国商业的价值与意义。

房地产的重要性和跟我们每个人的关联性不用再说。它是中国积累财富最大、最快的行业，是绝大多数地方政府数一数二的财源，是和政府关联度最高、受政策影响最大、审批环节最多的行业。它有太多传奇辉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太多福祉，但也有太多哀伤心痛、太多腐败糜烂。我经常觉得奇怪：一个这么大的超级行业，你去搜索一下那些整天吹大话的房地产富豪们历年说的话，有几句和我们学过的MBA、EMBA的知识相关？都是政策、土地、“面包面粉”一类，似乎这个行业不需要现代管理，不需要核心竞争力，不需要企业文化，就是土地、资金和审批！房地产是生命的栖息地、工作的活动场、创造与承载财富的空间载体，本应充满对生命的敬重，但在我们的大量建筑空间里，有多少对生命的不敬和马虎！似乎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延续而是为了重建。

我不掩饰对王石和万科的偏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满足了我作为一个读书人内心深处对商业中的真善美和文明的向往。不是说万科无可挑剔，也不是说样样都无懈可击，而是说，王石和万科在这样的历史场域里，在这么漫长的时间考验中，始终坚持了一些最基本的商业伦理和理性逻辑，始终走在阳光道路上。看看和000002（万科深圳上市代码）同时期上市的那些房地产公司，有几个能走到今天？

1997年前后，有一次我跟王石聊起君安证券。他说：“在股市里赚人家的钱，赚得再多，都不是我想要的。我盖房子，赚钱再少也有个东西。人们可以住在里面生活，就像一块碑。将来人家可以说，哦，那是王石他们做的。”王石对股市的运作不感兴趣，也许与1994年春天著名的“君万之争”有关（君安证券代表万科部分股东向万科管理层提出“改革倡议”，包括优化万科的产业结构、改组董事会等，类似西方的“委托书争购”，后以和解告终）。但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问题。王石和万科相信，就整个行业而言，房地产当然有靠权钱交易获利、靠机会主义获利、靠捂地后的资产重估获利的那一面，谁都不能说自己百分之百纯洁。但是，不靠这些，靠扎扎实实做企业，也一定可以成功。从长远看，也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真正成功，持久成功。万科这样一做就是30年。

多年前，王石曾经跟我讲过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早期万科和金田等公司竞争的时候，万科从政府那里拿不到好地，或者拿到同样的地要比人家贵很多。压力促使万科只能在规划、物业管理上下功夫。逐渐地，产品做好了，品牌叫响了，每个平方比附近的项目可以多卖1000块钱。另一个例子，深圳市前副市长、主管城市建设多年的王炬被抓，地产界人心惶惶，有不少被叫去谈话，有的逃之夭夭。有人问王石：“你没事？”王石说：“我做了十几年，就敢说这句话：我没有行过贿。”

万科的存在证明，房地产尽管有灰黑阴暗的一面，但总的来说，依然是一个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行业。因为消费者是理性的，政策也是逐步规范的。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那些拥有不少优良土地资源、上市圈得大笔资金的国企，或因被套惠州淡水，或因多元化乱投资作怪，早都烟消云散，而万科始终在发展。这不仅来自它的专业能力，也来自它始终坚持规范经营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气质和力量。在其他一些行业，这种力量也许很平常，但在房地产行业，只要你去计算一下有多少官员栽倒在土地批租、项目审核、规划报建、工程建设、配套服务、金融支持、税费减免、鉴证落户等“腐败的高危地区”，只要你随便问一个发展商经过了多少曲曲折折才从此岸游到彼岸，你就知道，坚持规范经营并不容易。

王石姓王，他的大哥气质也让他像个王。而万科，姓善。

善者长，善者久。但善者也要付出代价。纯粹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它的效率不够高。万科不像有的开发商，没有证照也敢施工，下违规通知书照样我行我素。凡事术规范，那你的时间成本就高。你是职业经理人体制，职业经理人是“风险中性者”，不会冒进，不会像其他房产企业那样严控成本，那你的生产成本就高。你不会通过“台底交易”拿地，那你的土地成本也高。这样，外界就会有一种印象：万科好是好，但是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率。他们认为如果机制更靠近民企，可能发展得更好。多年以来，想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的民企有多家，他们的想法就是：“万科的牌子，加我的机制和土地成本优势，会有更大成功。”

但事实不是这么简单。债市的眼睛是雪亮的，万科资金成本很低。某个民企，在某个阶段某个市场可以胜过万科，但长周期、长距离竞赛，出问题的可能性比万科高很多。

拿些万科的股权不难，改组万科董事会、管理层不难，改组后优化业绩也不难（君安证券当年的不少建议万科后来都采纳了）。难的是，你能不能坚持万科精神、万科规范。如果不能，成功可能是短期的。善是万科的灵魂，善就是走正道。如果你有杂念，只是想赚钱，结果很可能是拿了今天的万科，失了明天的万科。

对整个中国商业来说，这是关键，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平衡商业绩效和商业之善。

因为善，王石放弃了股权，这是今天困境的根源。但是，如果不放弃，不是职业经理人体制，王石控股的万科能走到今天？

因为善，他们也相信善，王石、郁亮们没有走“控制权回报”之路。他们的薪水很高，但他们没有任何私相授受的关联生意，没有“外快”。他们没有制度性地去保证自己的控制权。

因为善，他们也得到了善报。王石相信，没有谁会去打他的主意，万科不会主动对他说“拜拜”。

在我看来，这都是善的代价，善的拖累。如果相信“人性恶”，如果相信“产权，至少是投票权，才是自我保护之源”，如果早作打算，以王石的地位和郁亮的财技，他们今天不会这样被动。

让王石、郁亮走开，万科的未来会更好吗？中国的商界会更好吗？如果最后的结局是这样，对于万科这个在行业里对社会具有最高的“正外部性”，在善良商道、阳光商道之路上走得最透明、最无畏、最健康的公司，是一个公平的选择吗？如果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又将如何理解命运，以及命运的捉弄？

看着资本浪潮忽高忽低飞翔的2015年，我相信一定会给它一个这样的标记：2015是中国经济金融化、资产证券化、要素自由化、融资直接化、并购普遍化、投资国际化的里程碑。它不是十多年前“德隆式整合”的资本回归，不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那种发行垃圾债券、进行行业并购的中国版本，而是一系列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金融力量崛起、资本话语崛起、财富大爆炸。我们要重构整个商业，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我们要改写传统格局，无论是不是昔日的老大。

我在最近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希望中国进入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代替“富豪机会主义”的“好人赚钱时代”。我还有一个希望，中国进入用“好的资本”代替“投机资本”、“套利资本”，从而驱动中国创新转型的“良心资本时代”、“善良资本年代”。可能有人说，资本哪有标签！你去看看巴菲特，看看立足中国的高瓴资本，你就会明白：金融自有王道，投资自有王道。高瓴资本的创始人张磊先生曾对我说过：“要相信美好的东西，纯粹的东西，扎扎实实专业研究的东西。要投资于价值，投资于未来，投资于人才。真正的投资家同样需要企业家精神，他们只是碰巧成为了投资家。”

我希望，企业家一端的“好人赚钱”和投资端的“良心资本”，双方能够良性互动，实现“共生主义”，共同开创大场面，帮助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优化的历史超越。这个过程不是放弃商业利润原则，而是要抛弃机会主义的商业原则、唯利是图的商业原则、尔虞我诈的商业原则、不计社会成本的商业原则。

已经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说过，中国经济比较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更有效的演进途径。他说中世纪的欧洲之所以能发展出世界贸易和非人格化的交易规则，与他们发展起来“保护个人产权、公正的司法和有效的执行这三样东西”，从而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代价大大降低这样一套制度体系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好人赚钱时代”还是“良心资本时代”，都需要政府、社会、公民等各方面的努力。我们不是中国经济复兴的旁观者，而是其中的一分子。

最后，让我给出我对“宝万之争”各方的直接评论和建议。

给王石、郁亮：今天的“宝万之争”，虽然总体是善的代价所致，但也是大意的代价。善，也不应该大意。多年以来，房地产公司的日子太好过了，赚钱太容易了。没有多少房地产商不赚钱。万科是不是也因此失去了马化腾式的惊悚（担心被某个新技术颠覆），马明哲式的在伤痛后继续奋起的韧性，任正非式的被美国市场驱逐、只能走向亚非拉欧的顽强？惶者生存，惊悚者生存，万科是不是有点像“温水青蛙”？万科今天的一些困难，固然是善的代价，但是，有没有企业家精神遗失的原因？至于那些制度性、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是不是也因为没有人敢挑战王石而被遮蔽？比如，冯仑兄讲其他人的故事，都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唯独在王石面前总是“学习万科好榜样”。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如果说错了，请冯仑兄原谅。）王石不是神，他也一定有误区和盲点，我们一些朋友私下也说过，但我们有没有提醒过他？我们今天叹息，甚至我这样比较不坚强的人还要落泪。我们早干什么去了？王石他自己也不需要成为神！

给姚振华：我与姚先生素昧平生。但我一向尊重华南理工大学走出的企业家群体，相信姚先生是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我与潮汕富豪也打过交道，对他们顽强拼搏的精神我很钦佩。当年在黄光裕办公室看到“商者无域”的横幅和一只鹰的形象，这大概就是潮汕商人的气质。但当我第一次去汕头，这个城市今天的面貌比我家乡河南的省会郑州要差很多很多。从我粗浅的理解看，封闭性（只用自己人）、投机性（赚钱至上）、保守性（学习新知识迟钝）是潮汕商人亟待超越的障碍，而政商关系的清洁化则是潮汕商人上台阶的关键。希望姚先生成为新时代潮汕企业家的代表，而不是以成为首富为念。

给万科股东：我建议王石出任万科董事会终身荣誉主席，设立一项特别公益基金，让王石先生彻底离开经营，而专注于对中国商业文明更有价值的公益实践和知识普及，从万科的王石真正走向社会的王石、中国的王石。对于王石的薪酬待遇由董事会根据他的独特贡献给予特别安排，决不能“人走茶凉”。建议郁亮出任万科董事会主席。他从1999年万科的20多亿销售额领导公司做到今天的2200亿，没有非分之想，是一名优秀企业家。他已经50岁了，完全具备了从更宏观的角度领导万科的德与才，他对于制度的钻研和财务的精通也有利于万科新的飞跃。建议万科在内部选拔70后乃至75后的优秀年轻人担任万科总裁（或者执行总裁，简短过渡），用更新、更强、更有激情的精神领导万科优化自身的生命力，创造一个活性化的新万科。

我是个中庸主义者。中庸的精神是“共生主义”，而不是排他主义、共死主义。我不愿意看到非此即彼、不共戴天的“宝万之争”。和谐共生，超越创新，是我的愿望。

如果说“宝万之争”是年度商业贺岁片，那是我看得最难受、落泪最多的一部大片。但是此刻，我想到陀恩妥耶夫斯基所说的那句话：“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王石应该为中国继续做更大的事业，更新的事情。痛苦之后，他生命中的新时代可能刚刚开始。

我乐见王石的新时代，郁亮的新时代，万科的新时代，姚振华的新时代。基于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的共生主义，是理想的选择。而我全部的努力，就是为了让中国商业文明和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话语空间，高高飘扬。共生主义的中国商界，才让我们骄傲，让我们自豪。

王石仍然是一座金矿，我相信他的不屈不挠，也相信从他的生命土壤里，必定能涌出新的希望与力量。今天，在他困难的时刻，让我们安静一些，为他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