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焦虑

在开始对病态人格作更深入地讨论之前，我们必须重提第一章里留下的一个话题，即着手解释我所提到的“焦虑”的准确含义。这样做是相当必要的，因为我曾说过，焦虑是病态人格的动力来源，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得与之打交道。

前面我曾把焦虑与恐惧等同起来使用，这样就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焦虑和恐惧都是对危险境况所作出的情绪反应，也都有可能伴随各种生理的感觉，比如颤抖、出冷汗、剧烈的心跳等。这些生理变化有时会非常强烈，以至于会因突发的、强烈的恐惧而导致死亡。不过，焦虑与恐惧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

如果一个母亲因为自己的孩子长了很少的一些丘疹或患上了轻微的感冒，就害怕其会死去，这种反应就是焦虑；但是如果子女的确患了严重的疾病，母亲因此而感到害怕，这种反应就该被称为恐惧。假如有人一旦站在高处就会感觉到害怕，或者每当他必须与人讨论某个他知道得相当清楚的话题的时候就会感到害怕，这种反应就是焦虑；而假如一个人是因在风雨交加之时在深山中迷了路而感到害怕，这种反应就是恐惧。至此，我们能够作出一个简单且明确的区分：恐惧是一个人对自己不得不面对的危险作出的恰如其分的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危险作出的某种不相称的反应，甚至是对想象中的危险的反应。

但是这种区分有一点缺陷，那就是，只有根据存在于某种特殊文化中的一般常识，才能够判断一种反应恰当与否。但即便根据这一常识可以判断某种态度是毫无根据的，病态人格所有者仍能毫无困难地为自己的行为找出一种“合理的”依据。事实上，假如我们告诉他们，其害怕遭到某些疯狂暴虐的精神错乱的人的攻击，是出于一种病态的焦虑，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他们会举出自己的恐惧是立足于现实的证据，还会列举出这种事情实际发生的种种例子。同理，假如有谁认为原始土著的某种恐惧是对事实存在的危险的不恰当反应，这些原始土著也会执拗地坚持己见。例如，假如在某个部落中食用某种动物是一种禁忌，而生活在此部落中的某个土著因为某种偶然的原因食用了这种遭受禁忌的食物，那么他必定会被吓得半死。我们作为旁观者和局外人，会把这种恐惧称作是不恰当的反应，认为它是一种毫无缘由的迷信；然而一旦你知道了这种与禁忌食物相关的信念的内涵，你就会意识到，这种情境对于那个土著来说，代表着一种真实的危险，它意味着狩猎或捕鱼的地方将被污染，整个部落所有人将会罹患一场大病。

然而，这种原始土著身上的焦虑，跟那种处于我们文化中的病态人格所有者身上的病态焦虑相比，仍有不同之处——与前者不同，病态焦虑的内容与共同奉行的信念毫无关联。但是不管是何种焦虑，一旦我们理解了其内在意义，那种觉得它是不恰当反应的看法就立刻会被打消。例如，一方面，存在这样一些人，死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根本不能驱散的恐惧；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痛苦，他们对于死又带有一种隐秘的渴望。他们对于死的各种恐惧，与对于死的期望和思考两者相叠加，就会产生出某种危险迫近的强烈感觉。假如了解了产生恐惧的这些因素，那么我们就只能说他们对于死的这种焦虑是一种有着充分理由的反应。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人们站在悬崖的边缘，高楼的窗口旁边，或是站在大桥上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感到非常恐惧。从表面上看，这种恐惧是一种很不恰当的反应，但是事实上，这种处境却有可能唤起他们心中是活着还是跳下去这样的冲突，两种冲突激烈竞争便导致了他的焦虑。

由此我们可知，我们需要对焦虑的定义作一些修改。恐惧与焦虑两者皆是对面对危险做出的合理反应，但是在恐惧的情境下，危险是客观外在和显而易见的，而在焦虑的情境下，危险是主观内在和含而不露的。也就是说，焦虑强度的大小是与情境对人所具备的意义成正比的，而人们却大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焦虑。

对恐惧与焦虑所作的此种区分，就是为了说明，采用劝说的方法说服病态人格所有者解除焦虑是毫无用处的。病态人格所有者的焦虑所涉及的并非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具体处境，而是他的内心所感受到的处境。因此，心理治疗的任务就是要努力地找出某些处境对于病态人格所有者所具有的确切意义。

我们已经说明了我们所谈到的焦虑的真实含义，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搞清楚焦虑所发挥的作用。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一般人很少能意识到焦虑在其日常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在通常情况下，他们至多能回忆起他在童年时期曾经有过的某些焦虑，曾经做过的一两次让他们感觉到焦虑的梦，或是曾经在正常的生活秩序之外，对某些特殊处境偶尔有过的担心和忧虑，比如，在即将同某位地位显赫的人物作重要交谈之前，或者在将要面临考试之前。

对于这一点，我们从病态人格所有者身上搜集到的资料绝不是一致的。部分病态人格所有者可以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深受焦虑之苦，而焦虑却有着变幻无穷的表现方式：它可以表现为某种弥漫性的焦虑，也可以附着在某种特定的处境或特定的活动上，比如置身于高楼大厦或其他公共场所，还可以表现为具体确切的内容，比如担心神经失常，担心患上癌症，担心自己不小心吞下了什么异物，等等。另外一些病态人格所有者偶尔能够意识到自己会焦虑，虽然他们有时知道是什么处境让自己产生了焦虑，有时并不知道，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并不认为这些外在条件有多重要。最后，还有一些这样的病态人格所有者，他们仅仅能够意识到自己存在一定程度的压抑感、自卑感和性生活紊乱，以及类似于这些问题的状况，但是却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曾经有过什么焦虑。然而更深一层的考察常常能够证明，他们最开始的陈述是不准确的；在对他们进行深入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发现，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隐藏着与第一种类型的病态人格所有者同样多的焦虑。精神分析能够协助这些人意识到他们以前隐藏起来的焦虑，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回忆起那些曾经让他们感觉到忧心忡忡的梦与处境。但即便如此，他们自己能够承认的焦虑也都被限制在正常限度内。这恰恰说明，我们有可能焦虑，而自己却对此毫不知情。

这种叙述方法无法揭示出焦虑的所有意义，它还只是一个更大、更广泛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感受过爱、愤怒、怀疑，所有这些感受都是转瞬即逝，以至于它们几乎来不及进入到我们的意识层面，就被我们抛之脑后。也许这些感受并不重要，但是在其后面，却同样可能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动力，而对某种感受的自觉程度，并不能够说明这种感受的程度与重要性。应用到焦虑上面，就表明我们不仅有焦虑，而且自己毫不知悉，甚至还有可能意识不到这些焦虑是决定我们生活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我们好像是在竭力摆脱焦虑或避免感到焦虑。这样做有很多种理由，其中最一般的理由是：强烈的焦虑是一种最为折磨人的心情。那些曾经有过强烈焦虑经历的人会告诉你说，他们情愿去死，也不愿再次经历这样的折磨。除此之外，焦虑心情中所包含的某些因素，对于个人来说也是根本无法容忍的，无能为力就是其中之一。一个人能够在面临巨大的外在危险时，依旧显得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然而在焦虑的状态里面，他却只会感觉到无能为力。低头承认自己是无能为力的，这对于那些将权力、地位、控制视为最高理想的人来说，是尤其无法忍受的。由于感觉自己的反应与自己的理想明显不相称，所以他们会尤其愤恨这种焦虑的感觉，因为它仿佛验证了自己的懦弱。

包含在焦虑里面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它非常明显的非理性。对于有些人来说，被非理性的因素控制是尤其不能够容忍的。这些人内心隐约地感受到有被自己身上非理性异己力量吞噬的危险，或者他们已经在生活中自觉地把自己训练得严格服从理智的驱使，因此，他们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一点非理性因素的存在。这里面除了包含各种个人动机之外，还与文化的因素有关，因为我们的文化总是强调理性的思维与理智的行为，而将所有看似非理性的东西视为低级的。

包含在焦虑之中的最后一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同非理性这一点相关联。经由自身的非理性性质，焦虑含蓄地告诫我们，我们身上已经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此，这最后一种因素事实上是一种警报，它要求我们彻彻底底地检查自己。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会自觉地、有意识地将它视为一种警报，而是不管我们最终承认与否，它事实上都存在。我们中间任何人都不会喜欢这种警报，甚至可以说，我们最为反感的就是意识到我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一些态度。无论如何，一个人越是感到自己正无能为力地陷入恐惧和防御机制的所编织的纷乱复杂的罗网之中，就越会紧紧抱住自己的妄想不放手，坚信自己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正确的和完美无缺的，也就越容易本能地拒绝任何暗示，哪怕这种暗示是间接的、含蓄的；此时的我们可能拒绝承认自己身上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也不认为有必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主要存在四种逃避焦虑的方式，这就是：

（1）把焦虑合理化；

（2）否认焦虑；

（3）麻醉自己；

（4）回避所有可能导致焦虑的思想、情感、冲动与处境。

第一种方式，将焦虑合理化，是逃避责任的最好解释，它的实质是将焦虑转化为一种适当的恐惧。假如我们忽视了这种转变的心理意义，或许会认为这种转变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过分焦虑的母亲实质上只是在关心自己的子女罢了，不管她是承认自己焦虑，还是将自己的焦虑解释成一种正常的恐惧，情况都是这样的。然而，我们可以再做一种实验：我们可以对这位母亲说，她的反应是一种焦虑而并非一种合理的恐惧。我们能够暗示她，她的这种焦虑和事实上存在的危险是非常不相称的，在这种焦虑里面含有种种个人因素。那么，作为对这种告诫的反应，她会再一次反驳这种暗示，并竭力证明是我们错了：难道玛丽不是在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患过这种传染病吗？难道约尼不是因为爬树摔折过腿吗？近来不是有一个人用糖果来诱拐孩子吗？难道她这种行为的出发点不是对孩子的爱与责任心吗？

无论何时，我们都可以肯定，只要一个人如此激烈地为自己的非理性态度辩护，那么这种他竭力维护的东西，对他来说必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样一位母亲，不但不会因为自己这种情绪而感觉到无能为力，反而会觉得自己绝对可以积极主动地在此种情境下做些什么；她不但不会承认自己的软弱，反而还会为自己的崇高准则感到骄傲；她不但不会觉得自己的态度中含有各种非理性因素，反而还会认为自己的态度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她不但不会接受采纳改变自己某些态度的告诫，反而还会继续将自己的责任转移到外部的世界里，并借此不去面对自己的真正动机。很显然，她不得不为这些一时的利益付出代价，那就是她永远也不能够消除自己内心的焦虑；更为重要的是，她的子女也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然而她却完全意识不到这一点。而说到底，她也并不希望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幻想，那就是，认为自己可以既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又可以得到只能由这种改变所带来的好处。

对于认为焦虑是一种正当恐惧的所有倾向来说，这一原理都是再正确不过的，而无论这些倾向是害怕分娩，害怕疾病，害怕自己饮食失当，害怕天灾人祸的降临，害怕自己会穷困潦倒。

逃避焦虑的第二种方式，是彻底否认焦虑的存在。事实上，在此种情况之下，除了否认它，即把它彻底排除在意识之外，我们并不能够真正地摆脱焦虑。这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迹象，都是伴随着恐惧或焦虑而产生的生理现象，如战栗、流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频、呕吐、腹泻等；在精神方面，表现出来的则是烦躁不安、莫名其妙的冲动，或者有麻木呆滞的感觉。当我们感到恐惧并且意识到自己害怕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上述这些感觉和生理现象，而这些感觉与生理现象也有可能是确实存在并且受到压抑的焦虑的唯一表现。其实，处于这种情形中的个人会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情形，比如，他在某些时候总是忍不住要频繁地去小便；他在火车上总是感觉要眩晕呕吐；有时候他会夜间盗汗等。而所有这些情形，一般情况下都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原因。

然而，我们同样也有可能自觉地否认焦虑，或者有意识地试图战胜焦虑。普通人也可能会这样做，举一个最熟悉的例子，士兵们常常能战胜恐惧，表现得英勇无畏。

同样，病态人格所有者也可以自觉地战胜焦虑。例如，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她在青春期之前，一直饱受焦虑的折磨，总是担心自己会遇到强盗。后来她开始有意识地忽略这种焦虑，自己一个人睡在阁楼上，或者独自一人在无人居住的空宅中行走。在对她进行精神分析时，她所讲述的第一个梦，就显示出了这一态度的各种变化方式。在那个梦中包含了相当可怕的情境，但每一次她都能够勇敢地面对。其中有一个情景就是她在夜里听到花园里有脚步声，于是走到门外，站在阳台上喝问：“是谁在那里？”她成功地消除了自己对强盗的恐惧，然而那些激起她焦虑的内在因素却并未得到丝毫改变，所以那些仍然存在的焦虑所带来的其他后果也并未得到消除。她依然孤僻内向，羞怯胆小，始终感觉自己不讨人喜欢，也没人需要她，因此一直都不能安下心来做任何有建设性的工作。

其实病态人格所有者很少能像这个女孩那样有意识地作出决定，这一过程一般都是自动进行的。然而，病态人格所有者区别于普通人的一点是这种决定所带来的结果，而不是这一决定的自觉程度。病态人格所有者竭尽全力所能得到的全部结果，只不过是消除了焦虑的某种特殊表现形式，正如那个女孩成功地消除了她对强盗的恐惧一样。我并没有打算低估这一结果，因为它不仅可能具备实用的价值，还有可能在增加自尊心方面具有心理的价值。但是由于这些结果常常被高估，因此我有必要指出它的消极的一面：事实上，在这样一个结果中，不但人格的基本动力结构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而且一旦这个人失去了内在紊乱的显著征象，他也就失去了消除这些紊乱的鲜活动力。

这种不顾一切地克制焦虑的做法，往往会在很多病态人格所有者身上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并不容易被正确地认识到。例如，很多病态人格所有者常常会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表现出强烈的攻击倾向，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他们在对对手表达自己的敌意，可实际上这大多是他怕自己会受到攻击而不顾一切地想要战胜自己的怯懦的表现。尽管有时危险确实存在，但病态人格所有者却常常会过分夸大自己的感受；同时，焦虑也会促使他去战胜自己的怯懦。假如我们不明白这一点，就有可能会把这种不顾一切的莽撞，错认为是真正的攻击倾向。

缓和焦虑的第三种方式是麻醉自己。这一点可以通过酒精和药物有意识地做到，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方式，而且这些方式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其中一种方式是由于害怕孤独而投身于社会活动之中，而不论这种恐惧是被自觉地意识到，还是仅仅只是一种隐约的不安，都无法改变。还有一种麻醉自己的方式是拼命地工作，这一点能够从带有强迫性质的工作，和一到节假日就变得焦躁不安中看出来。同样，对睡眠的极度渴求也能达到这一目的，尽管这种过多的睡眠往往无法并不能消除更多的疲劳。最后，性行为也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来缓解焦虑。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焦虑能够导致强迫性手淫，然而却没有能够认识到，它同样能够导致所有形式的性关系。那些将性行为当成消除焦虑的主要手段的人，假如没有机会获得性满足，哪怕只是片刻没有得到满足，就会变得郁郁寡欢或急躁易怒。

第四种逃避焦虑的方式是最彻底的，那就是避免所有可能导致焦虑的处境、思想和感受。它可能是一种自觉的过程，就像那些害怕潜水或登山的人不会去从事这些活动一样。更准确地说，一个人能自觉焦虑的存在并且有意识地避免它。然而，他们也可能只是隐约地意识到甚至是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患有焦虑症，并且正在逃避它。例如，他们可能是完全无意识地在那些同焦虑相关的事情上拖延时间，迟迟下不了决心、作不出决定；或者，他们可以假装自己原本就讨厌那些其实很感兴趣的事情。如此一来，一个害怕在晚会上受到冷落的姑娘，就能使自己相信她原本就讨厌这种社交活动，也就不用去参加了。

一旦我们更深一层地进入到这种逃避倾向自觉发挥作用的地方，便能接触到一种抑制状态。这种状态会让人无法去做、去感受、去思考某些事情，以避免可能由此引发的焦虑。这个时候，自觉意识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焦虑，也完全没有能力来自觉解除这种抑制状态。抑制状态常常会以最奇特的形式在癔病型功能丧失中表现出来，比如，癔病型失明、癔病型失语或癔病型肢体瘫痪等。在性领域中，性冷淡与阳痿是这种抑制状态的代表，尽管这些性抑制状态的结构可能十分复杂。而在精神领域中，抑制作用通常表现为无法集中注意力、不能形成或表达自己的意见、不愿意同他人接触等。

我们可以花费时间将各种各样的抑制状态一一列举出来，以便读者能对抑制状态的各种形式、种类、发生频率有一个全面印象，这种做法或许很有价值，但我宁愿将这个工作留给读者，让大家自己去观察。因为抑制作用在今天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了，而且，假如它得以充分地发展的话，很容易就能被辨认出来。不过，虽说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简单了解一下抑制作用存在的前提条件，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抑制作用，由此便会低估它的发生频率。

阻止我们认识到抑制作用的第一个可能：我们一定要先认识到自己有做某件事情的愿望，然后才能认识到自己其实在事实上并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能力。例如，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我们有某个方面的野心，然后才能够意识到在那个方面我们有哪些抑制。有人可能会问，我们难道不是能够在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的愿望是什么吗？事实上，真实情况的确不是这样。又比如说，我们设想有这样一个人，他正在聆听别人宣读一篇论文，对于这篇论文他有自己的批评意见。在这个时候，一种细微的抑制作用会让这个人羞于或怯于去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而另一种比较强烈的抑制作用则会让他无法去很好地理顺自己的思想，其结果就是在他形成自己的批评意见的时候，讨论会已经结束了，甚至或者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同样，有时抑制作用甚至也可以强大到根本不让你形成任何批评意见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假定他事实上并不同意他人的意见，他也会倾向于毫无批评判与选择性地接受他人所说的一切，或者甚至还会非常赞赏这种意见。换句话说，假如一种抑制作用已经足够强大，以致于能够阻碍我们的愿望与冲动的地步，那么，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

假如抑制作用在个人的生活中行使着非比寻常的重要职能，以至于让人坚持认为这已经是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那么此时，让我们无法意识到抑制作用存在的第二种可能就出现了。举例来说，假如一个人身上存在某种与所有竞争性工作相关的巨大焦虑，以致他在每尝试过一种工作后，就会感到疲惫不堪，那么这个人很可能会坚持认为是自己不够强壮，所以才会无法胜任任何工作的。这种信念保护了他，但是假如他承认自己身上有一种抑制作用，他就不得不重新回到工作中去，从而把自己再次推到可怕的焦虑之中。

最后，我们回到文化的因素上来看第三种可能。假如个人的抑制状态同文化所赞同的抑制形式相符合，也与现存的意识形态相符合，那么，个人就有可能完全无法意识到这些抑制作用的存在。一个具有严重抑制倾向而不敢接近女人的人，因为习惯于从女性神圣这一为公众普遍接受的观念去审视自己的行为，所以根本无法意识到自己身上所具有的抑制状态。而在“谦虚是一种美德”这种教条约束下，人们很容易形成那种不敢表达自己需求的抑制倾向。我们或许不敢对政治、宗教中占有统治地位的约束和规定有任何批判性的想法，但又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身上存在这种抑制作用，自然也就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着同受惩罚、挨批判和遭孤立相关的焦虑。但是为了能够正确地判断此种情形，我们自然要详细地搞清楚各种个人的因素。缺乏批判思想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抑制作用，也可能是因为存在一般的思想懒惰、愚昧，或是与占统治地位的教条全然一致的信念。

这三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都能阻止我们发现事实上存在的抑制作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连那些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医生也常常感觉很难发现这些抑制倾向。但是，即使我们能够发现所有的抑制作用，也仍然可能低估抑制作用的发生频率。为此，我们不得不将所有那些反应全都考虑在内，尽管这些反应还不能称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抑制作用，但却都在日臻成熟。我们内心的状态或许仍旧可以让我们去做某些事，然而同这些事情有关的焦虑，却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的行动。

首先，当我们去做某种让我们感到焦虑的事情时，会产生紧张感、疲劳感或衰竭感。比如，我的一位患者正在逐渐摆脱不敢行走在大街上的恐惧，但对此仍然有一定的焦虑，而当她在星期天上街时就会变得精疲力竭。但是，我们能够从她可以完全胜任繁重的家务劳动却没有一点疲劳感这一事实看出，她的这种疲惫感并非是体质衰弱所造成的，罪魁祸首是与户外行走相关的焦虑。这种焦虑已经减少到使其能够上街行走，但还没有削减到使她不再感到衰弱。其实，通常情况下很多归咎于工作过度的机体障碍，都是由于与该种工作相关的焦虑，或是与同事之间关系相关的焦虑引起的，而并非是由于工作强度本身所造成的。

其次，同某种活动有关的焦虑，会损害那种活动的功能。举例来说，假如存在某种与发号施令有关的焦虑，那么，这些命令就会以某种饱含歉意且毫无威力的方式发布出来；而同骑马相关的焦虑则会使人根本无法驾驭马匹。每个人对焦虑的自觉程度都各不相同，有的人能够意识到是自己身上存在的某种焦虑致使自己无法圆满地完成某项使命，而有的人只是隐约地感觉到他无法将某件事情做好。

再次，同某种活动相关的焦虑，会破坏这种活动带来的欢乐。这种情形不适用于轻微的焦虑，与之相反，轻微的焦虑还可能会产生额外的热情。怀着轻微的担忧来乘坐高速旋转的过山车，可能会让这种活动变得更刺激、更让人兴奋；然而，如果对此怀着强烈的焦虑，这项活动就将变成一种难熬的酷刑。同性关系有关的强烈焦虑会使性行为变得毫无乐趣，而倘若某人不能够意识到这种焦虑，他就会觉得性关系本来就是毫无意义的。

也许这样说会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因为在前面我曾经讲过，厌恶感能够被用作免除焦虑的手段，而现在我又说厌恶感可能是焦虑的后果。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错；厌恶感既是防止焦虑的手段，又是焦虑产生的后果。这只是分析心理现象时一个非常小的例子，它可以说明理解心理现象是何等困难。心理现象常常是错综复杂，彼此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除非能下定决心对这些交织在一起的相互作用进行考察，否则就不可能在心理学知识上取得任何进步。

讨论我们可以如何保护自己免受焦虑干扰这个问题，其目的并不是要对所有可能的防御机制都给予详尽细致的揭示；实际上，我们很快就能了解到一些阻止焦虑产生更为彻底的途径。我现在的主要意图是证明下列主张：我们实际的焦虑或许比我们能意识到的要多很多，或者换个说法，现实中存在着很多我们根本意识不到的焦虑，而我们要指出这些焦虑的共同之处。

简单来说，焦虑能隐藏在生理上的不适感后面，如隐藏在心动过速与疲劳感后面，也能隐藏在很多貌似正当合理的恐惧后面；它也可以成为驱使我们借酒浇愁、寻欢作乐的潜在动力；我们会经常发现，它是导致我们无力去做或无力享受某些事情的原因；我们还能够发现，它是隐藏在各种各样抑制作用背后的内在动因。

受到某些后面将要讨论的原因的影响，我们的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个人产生了大量的焦虑。因此，每一个人事实上都给自己建造起了我所提到过的这种或那种防御机制。一个人病态程度越高，其人格越受到这些防御机制的渗透与影响，无法去做或没有想到去做的事情就会越多，哪怕从他的生命活力、精神状态与教育背景来看，我们全然有理由去期待他做这些事情。一个人的病态人格程度越深，他就越可能具有各种抑制倾向，而且这些抑制倾向也会越微妙与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