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甘肃西和“乞巧·巧娘娘”民俗试论

李稚田

2013年7月，应邀到甘肃陇南市西和县做“乞巧·巧娘娘民俗活动”田野考察，对我国民俗传统节日“七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先说一点题外话。近些年，由于国家各级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重视，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的民俗活动在各地都很兴旺，尤其春节、上元、端午、中秋，节日的气氛十分浓烈。清明一节，由于牵涉到千家万户对自己逝去亲人的悼念活动，千差百异，各行其是；其余四节，或是庙会，或是观灯，或是龙舟，或是赏月，都可以形成大规模的集体活动。一起过节，是民俗活动的重要形态，如果没有群众基础，人鲜参与，是不能称之为“俗”的。

但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却有些令人担忧。譬如我所在的特大都市，年年春节东西南北四城都会安排庙会、高跷会、小车会，耍龙舞狮、中幡掼跤，一个接一个地表演着，看的人也不少，但几年看下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乏味、单调。为何总有“年味越来越淡”的议论？我觉得，关键就是在于这些民俗活动，变得越来越有“形”无“意”，只剩下“民俗”的“壳”，而其中的“意”越来越淡薄，甚至看了都不知其所云者何。所以，传承民俗，或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比“形”更为重要。

在西和考察“乞巧”民俗活动，我第一个收获就是它形神兼备，而且可以说其“意”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它的“形”，使我们看到一个仍然生活于百姓中，仍然深深地扎根于民间的，兼具社会、伦理、婚姻、家庭、理想等多方面价值的文化活动。

这番话说下来，似是题外，其实仍在题中。

任何一种民俗事象，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能够发生，能够流传，以致成为一项文化遗产流传下来，是一定会有它的历史逻辑存在于其中的。研究民俗的人都知道中国古籍中记载过的“产翁”制度[1]，今人看起来感觉十分奇怪，甚至无法解释这种民俗制度所以产生的依据，但它仍然是有内在的历史逻辑的。马克思的学生拉法格曾著文分析过在非洲原始部落中同样出现过的“产翁”习俗，指出它原是人类婚姻史上从母系氏族制度进化到父系氏族制度的社会心理的遗存[2]，圆满地解决了这个民俗现象所蕴含的历史逻辑问题。

“乞巧·巧娘娘民俗活动”也是应该有它产生于古、流传至今的历史逻辑的。

我曾仿照当年顾颉刚先生研究孟姜女传说的历史排序做法，把中国有关婚姻爱情的四个著名传说按史料的年代次序进行了排列。排列的结果则是：

第一个，牛郎织女故事。首见史料为《诗经》（《唐风·绸缪》《小雅·大东》《豳风·七月流火》），跟进资料为《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但只有天上星辰“牛郎”与“织女”似有夫妻关系的意味，其最终成形为今天的牛女故事文献见于南北朝。

第二个，孟姜女故事。首见史料为《左传》，但其时的故事主体为杞梁妻哭夫倒杞城，经学者考证与今故事内容相同的记载首见于唐代敦煌文献《琱玉集》。流传中人物与时空的转换来源于北齐大规模修长城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

第三，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梁山伯实有其人，《梁书》上有传，但与祝英台毫无干系。只是宋代以后民间文学中梁祝传说频出。当代浙江民间文学刊物《山海经》曾搜集到一则传说，解释并不相干的梁祝二人怎样发生关联。

第四，白蛇许仙传说。最早见于北宋《太平广记》记载五代时西湖蛇精吃人的民间传说，到明人冯梦龙《警世通言》中才形成今日所见的完整故事[3]。

粗粗一看，这四个传说的历史排列并没有什么深意，但我学习顾颉刚先生的治学思路，分析了它们所含历史逻辑，而这种历史逻辑是由一个可以确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集体意识所决定的，因此，这四个传说表现了中国封建时代的一部完整的婚姻史：

牛女传说——奴隶社会末期至封建社会初期，获得相对人身自由的农民有权利组织家庭之前夜对“男耕女织”、“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之自然经济的向往与憧憬。

孟姜女传说——封建社会初期，上层建筑中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婚姻制度的规定与约束：男女授受不亲与“女子之体不得再就见丈夫”，“出嫁从夫”、“从一而终”的三从四德。与牛女传说相似的“董永七仙女”故事则是封建“因果报应”思想的体现，也应属于此时代。

梁祝传说——封建社会中期伦理观念稳固之后，女子对“读书”权利（女子无才便是德）和“自主择偶”权利（在家从父）的追求，却也只能以“易装”、“托辞”的方式进行。前一权利勉强获得，后一权利索求失败。

白蛇许仙传说——生理上的“一见钟情”，封建伦理下也可偶然出现（《西厢记》《牡丹亭》，甚至《红楼梦》），但心理的“一见钟情”却需要一个新兴的经济条件做基础：许仙不读书、不考学，只做一个生药铺主管；白蛇不求丈夫读书科举、仕途发达，只愿夫妻和睦，永相厮守。这一传说表现的不是封建婚姻与爱情，而是属于未来的婚姻与爱情。

四大传说很清晰地描绘出中国封建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的路进图：

这既是社会发展中爱情婚姻家庭的进化过程，也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中伦理意识的进化过程。这个次序颠倒不得，也错乱不得。

我过去对四大传说中的牛女故事只认识到这里，但甘肃西和“乞巧·巧娘娘民俗”给了我新的启示。

按照结构主义的思路，四大传说故事依然属于表层的显现，虽然我将它们排列后得到一个路进图的解释，但对每一传说（孟姜女传说除外，因我做过相当的结构研究）为何能够承担以及怎样承担它在路进图中所要表达的功能，还缺乏深入。两天的考察虽然短，但“乞巧·巧娘娘民俗”的大略基本清楚，而尤其宝贵的是丰富记录资料的提供，以及活态的展现。这里先说其一：

2013年7月2日，在西和长道镇观看“乞巧·巧娘娘民俗”民俗表演活动，得到一份“唱词”资料，共提供了14段唱词，分别是1.《迎巧接巧》，2.《迎巧一》，3.《迎巧二》，4.《迎巧三》，5.《七绣》，6.《十二个月》，7.《十二个月》，8.《转饭》，9.《跳麻姐姐》，10.《手襻搭桥》，11.《送巧一》，12.《送巧二》，13.《送巧三》，14.《送巧四》。按当地同志提供的说明，这14段唱词不是“乞巧·巧娘娘民俗”活动的全部内容，但已经具有相当的概括性，可以代表活动的全部。

总体而言，“乞巧·巧娘娘民俗”的唱词属于民间文学“仪式歌”。仪式歌是民间举行各种仪式礼俗活动中吟诵或歌唱的歌谣。它依附于一定祀典、礼仪和习俗，并随着这些祀典、礼仪和习俗的变革而发生变化。再细分，这4段歌词大体又分为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以“接”、“迎”、“敬”、“送”的礼神过程表现的对巧娘娘的礼拜，为1、3、5、8、9、10、11、12、13、14，用拟人的方法叙述了巧娘娘前来、路途、离去的全过程具有仪式的庄严性。参与活动的妇女也通过吟唱进入拜神程序，十分虔诚。

第二部分内容，参加活动的妇女向巧娘娘诉求祈盼，希望得到巧娘娘的帮助，其实只是妇女对自身价值观的期盼性表达。如2中希望巧娘娘“给我教针教线来”。4中希望巧娘娘“教茶饭”、“教文章”、“教绣花鞋”、“教绣梅花”、“教巧手”，6中对每年十二个月份收获的期望，有“鱼儿”、“桃杏”、“杨柳”、“麦子”、“葡萄”、“西瓜”、“春荞”、“（棉）线”、“柿子”、“年画”的表达，7中希望能有类如孙悟空、观音、诸葛亮、赵云、焦赞、孟良、八仙、姜太公、牛郎织女、刘海、许仙那样的人或神灵的庇护。透过这一部分内容，我们当然可以从中摘出本民俗活动的价值观念。

其实第二部分内容还应该有一层含义，在社会生活中，妇女为什么对这些内容有所祈求期盼？实际是社会对妇女在社会生活中人生角色和人生价值的一个定位、一个要求。没有这个反制，乞巧歌中妇女的祈盼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挖掘到了这一层价值，才算真正懂得一项民俗活动为何能出现，为何能为社会所允许和支持，为何能够流传。这大约也是学者们认为“乞巧·巧娘娘民俗”的主题不在于“牛郎织女”或坊间制造的“情人节”，而应该在于“女儿节”的依据。

我是同意“女儿节”的意见的，我更进一步认为“七月初七”其实就是中国版的“妇女节”。现行每年3月8日的妇女节，来自国际，并由政府从上而下以法规规定并推动执行，所以它缺乏中国老百姓的认同基础，一般只在机关、单位和都市里流行，广大乡间基本上没有影响。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如何通过节日这一文化抓手传播提升妇女地位、发挥妇女在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的作用的问题，需要顶层的研究与设计，也需要民俗与文化工作者更深入的思考。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大约还可以延伸出三个副命题：

1.“乞巧·巧娘娘民俗”是一项“箭垛式”民俗文化活动，各项可以有相关性的祈盼追求，都可以移借到这项活动之中，所以唱词可以唱牛女，也可以唱八仙，活动可以编手襻，也可以炸供果，风格可以欢快，也可以悲怆。表象的民俗活动相当丰富多彩，发展的空间与生命力很强。“箭垛式”民俗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2.因为“乞巧·巧娘娘民俗”活动是推进社会安定、繁荣发展的正能量，所以在主体上能够得到社会以及男性世界的支持，而且少女们也能以参加这项活动为光彩。

3.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进行的的民俗调研结果来看，今天仍然可以继续传承，本民俗的核心价值没有太大变化，所以仍然被社会重视并发展。这个命题也会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统民俗活动的继承、开发等一系列问题。

在考察过程中，自己被“乞巧·巧娘娘民俗”活动深深打动，不由自主思考了以上诸问题，更感慨于甘肃省文联、陇南市以及西和、礼县方方面面所提供的学习机会和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所以我在参观乞巧博物馆时于留言簿上写下了十个字：民俗价值观，百姓中国梦。

不知别人如何看，但这是我内心的感触：任何一项民俗活动，所以发生，总有它的价值观念，正像本文开头说的那些有形无意的民俗活动，让人乏味；也像“产翁”民俗，发生有它发生的理由，消失也有它消失的理由，价值观是我们把握各项民俗活动以及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钥匙。而中国老百姓所以喜爱一项民俗活动、传承一项民俗活动、坚持一项民俗活动，也是因为这里面寄托了一种祈求、一种期盼，这难道不是中国老百姓对自己所求所梦的一种表述吗？

本文之末，还有一个重要想法：2013年7月在甘肃陇南西和的考察，不仅获得了最直观的感性知识，还得到了一套极为珍贵的“乞巧·巧娘娘民俗”的资料六种：

1.《西和乞巧歌》线装两函，赵子贤编著，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前有刘锡诚先生、柯扬先生序。

2.《西和乞巧风俗志》，雷海峰、王钊主编，内部资料。

3.《仇池乞巧民俗录》，杨克栋整理，内部资料。

4.《西和乞巧·中国女儿节》，中国陇南，画册，内部资料。

5.《民俗歌舞剧·乞巧情》节目单。

6.大型新编民俗秦剧《七月七》节目单。

这些都是极为精美、宝贵的资料，可以看出搜集者、整理者、研究者、编写者的良苦用心和深厚功力。我顿时觉得，甘肃、陇南以及西和“乞巧·巧娘娘民俗”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完全可以媲美于中国现代民间文化研究史上的两个高峰而堪称第三个代表作。这两个高峰，一是20世纪20年代钟敬文先生参与并大力推动的两广“歌仙刘三妹”歌谣与传说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二是差不多同时代顾颉刚先生主持的孟姜女传说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而第一项刘三妹工作，走的道路是：学者关注，组织搜集，在学术界中造成很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组织各方力量将它搬上舞台后再搬上银幕，在动听的山歌中，“刘三姐”的名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想，《刘三姐》所走的从“非遗”（只是那时还没有这个概念——著者）到“艺术明珠”的路程，完全是甘肃西和“乞巧·巧娘娘民俗”活动可以借鉴的。同时，“乞巧·巧娘娘民俗”活动的地利、人和、天时三大条件已完全具备，又有这样坚实的生活基础和大家为此已经付出劳动而获得丰硕成果做前提，“巧娘娘”自然该是一个新的“刘三姐”吧？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直到清末及20世纪初，贵州威宁一带的仡佬族仍保留产翁习俗。据报告，法国南部与西班牙北部比利牛斯山区一带古代的伊比利亚人及其后裔巴斯克人，也曾以产翁习俗著称于世。此外法国的科西嘉人，非洲西海岸马达加斯加岛的一些居民，南非的卡菲尔人，印度的阿萨姆人及部分坎纳拉人，加里曼丹岛的达雅克人，南美洲亚马孙河和奥里诺科河流域的印第安人，以及火地岛的印第安人中，均有过产翁习俗的记录。

[2]参见保尔·拉法格《文论集》。

[3]参见拙文《中国四大民间传说》，载于《百科知识》1983年第四期。另：民间传说不存在作者版权问题，因此见于记载的时间只能说明此时已有此种说法而无法准确表明它的成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