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自由市场经济
若要把繁荣推向极致，自由市场经济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二者缺一不可

Fifteenth Principle Free-market Economics
The highest level of prosperity occurs when there is a free market economy and minimum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s.

建国者们对创建一种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可能性非常着迷，这种结构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但经济的情况又会怎样呢？有适用于市场的自然法吗？

关于这个主题的一部五卷本的大书恰逢其时地发表了，它们都给出了各自的答案。它于1776年问世，书名叫《国富论》，作者是一个名叫亚当·斯密的苏格兰的大学教授。

这部皇皇巨著非常难读，但它却成了重商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教条的分水岭。像一只伸进手套的手一样，它融入了建国者们的思考与经验。托马斯·杰斐逊曾经写道：“就政治经济学而论，我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截至目前写得最好的一本书。”（伯格：《托马斯·杰斐逊的著作》）

亚当·斯密的自由企业经济首次在美国尝试

欧洲的其他作家，比如法国的重农学派，都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但在世界的每个地方，这些原则都没有被任何一个具有一定规模与重要性的国家所实践。因此，美国就成了开先河者，首次着手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建立在自然法与由亚当·斯密描述的自由市场概念的基础之上。除了其他方面，这个模式需要以下条件：

1．专业化生产让每个人或企业人士去做他们做得最好的。

2．商品的交易发生在一种自由市场的环境中，无需政府在产品、价格或工资方面进行干涉。

3．自由市场根据供求关系满足人们的需要，不存在政府的强制垄断。

4．在供求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竞争来确定价格。

5．利润被看作价值，通过这种方式，产品的生产与服务是值得的。

6．竞争被看作手段，通过它，质量得以改善，产量得以提高，成本得以下降。

经济自由的四条法则

繁荣也依赖于受法律保护的健康激励的某种氛围。把它缩减到最简单的准则，就得到了经济自由的四条法则，如果人民想达到最大限度的富有，国家就必须去维护这四条法则。它们是：

1．尝试的自由。

2．购买的自由。

3．出售的自由。

4．破产的自由。

大约在1905年，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工业国家。用只有5%的地球陆地面积与仅仅6%的世界人口，美国人生产了几乎超过世界总量一半的衣服、食品、房屋、运输系统、通讯设施，甚至奢侈品。这是对亚当·斯密的一种伟大的赞颂。

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开国之父们同意亚当·斯密的说法，对经济繁荣最大的威胁是政府对私人企业与大众购买的经济事务进行任意干涉。从历史上看，这通常涉及价格管制、固定工资、控制生产、主宰分配、准许垄断，或者对某些产品进行补贴。

然而，却存在着四个当属政府合理职责的领域，它们涉及政府需要去阻止的监管责任：

1．市场中强行购买或出售产品的非法力量。

2．谎报被售、被买商品质量、产地或所有权的欺诈行为。

3．消除竞争的垄断，并导致贸易的限制。

4．由恶习——色情、淫秽、毒品、酒精、卖淫或赌博的商业性炒作所引起的文化标准与社会道德的堕落。

建国者们对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看法，也许可以通过诸如华盛顿那样的情绪得到集中表现：

“让有力的措施被采纳吧；不要限制物品的价格，因为我相信，那是与事物的本性相矛盾的，它本身是行不通的，但要去惩罚投机者、垄断者、敲诈者，尤其要通过重税来削弱其所得。要促进公有与私有经济；给生产商等以鼓励。”（菲茨帕特里克：《乔治·华盛顿的著作》）

1900年以后，亚当·斯密在混乱中迷失了

尽管在事实上，自由市场经济的成果正在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富裕的工业国家，但在20世纪之初，可以看出有许多杰出与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正在对这种制度失去信任。这些人中，包括富有的实业家、跨国银行金融机构的头子、学术界的领袖与一些在新闻界颇具创新精神的人。同样狂热的不安也在欧洲相似的圈子里翻滚涌动。

事实上，和所有体制一样，自由市场经济也需要某些调整与微调，但这些领导人却准备把整个体制往水里推。当时的问题包括一些大规模的罢工，强大的信托基金的发展，繁荣-萧条周期的神秘再现与新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在这种民粹主义运动中，某些农业与劳工组织要求政府参与财富的重新分配。

大多数这样的问题都是由每个人都要求“一种新的体制”而引起的或加重的。如果不是完全征用主要的行业与自然资源的话，这种新的体制也会涉及广泛的政府管制。在欧洲，某些富有家族的联盟已经控制了它们各自的政府，并且正在制造一种金融的杀戮。美国一些富有的家族渴望这个富人的政府垄断它们那些跨大西洋的表亲。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亚当·斯密与自由市场经济失去了人们的青睐。我们已经讨论过大学院校社会主义协会的兴起，该协会作为这个时代的先锋，在许多大学校园被人们所宣传。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产业的政府所有权、农场工人的补贴，以及一整套类似的观念弥漫在这个国家。这极大地促进了对市场各方面都具有管制权的强大中央集权政府观念的发展。

约翰·张伯伦描述了亚当·斯密究竟怎么了

大约到了20世纪20年代，揭露国父们真相的工作正全力地展开。废弃宪法被公开地讨论。亚当·斯密的思想被认为是过时的老古董。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约翰·张伯伦正好是通过学院道路成长起来的。他对那个时代的学术氛围做了描述：

“在20世纪20年代，当我把经济学作为历史专业背景的一个相同组成部分来兼修的时候，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还没有开始他那把对‘伟大之书’的阅读恢复成大学课程的活动。所以，我们从未读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过，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它的说法。教授们对它的态度很谦逊；我们被告知，它是旧时‘狗咬狗’型商人的圣经。

“在门肯时代，商人被认为是公正学问的天敌。作为学生，我们把他们看成伪君子。他们谈论竞争，为了赞美它，他们呼唤亚当·斯密的名字。然后，他们投主张高税收的共和党的票。不知何故，亚当·斯密作为那个曾经让商业文明合法化的人，受到了各方面的指责。在当时，我们是很不合乎逻辑的，我们在利用我们商人的父亲为我们支付大学学费，资助我们去欧洲旅游，我们却对自身的伪善全然无知。”（《国富论入门》，“家藏版”2卷本，纽约新罗谢尔，阿灵顿之家出版社）

亚当·斯密出局，卡尔·马克思进场

约翰·张伯伦最终认识到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领袖们究竟在干什么。他们对建国者们以及自由市场经济不以为然，却杜撰出一个真空，然后，用一种全新的公式往里面塞。他们呼唤的新经济的万能灵药是建国者们曾经警告过的剧毒。张伯伦对发生的事情做了描述：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被普遍认为是把新（集体主义）时代从旧的、顽强的个人主义时代划分出来的分水岭。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我们拥有过那个共和国（相互制衡，有限政府，自由与财产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1933年之后，我们开始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并采取干涉主义来控制产业。可实际上，旧美国的内在精神还是在20年代被掏空了。大学院校不再教我们这些遗产中任何重要的东西。你必须是一名研究生，才能读到《联邦党人文集》，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关于政府的专题论文，赫伯特·斯宾塞写的任何东西，或《国富论》。我们成了无知的一代人。

“大萧条拉开了我们受教育的序幕。但我们读的第一本经济学的‘伟大之书’是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没有能力来反驳它。关于‘计划’的谈论弥漫在空气中。我们根据国家蓝图、国家投资董事会与‘政府投资’的需要，读乔治·苏尔（George Soule）与斯图亚特·切斯（Stuart Chase）。凯恩斯仍属于未来的事，但他的体系已经在被慢慢地搭建起来。亚当·斯密仍然是一个遭嘲笑的语词。”（同上，P. Ⅴ-Ⅵ）

亚当·斯密的重新发现

我自己所受的教育有点类似于约翰·张伯伦。我比他小不到10岁。我们都属于迷失一代的美国人，这一代人必须勤于思考，去重新发现我们的遗产。大约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建国者们被打入了工业化前的过去。一些教授以轻蔑的口吻来谈论他们称之为“建国者信以为神话”的那些东西。认为建国者们全都已经过时了。

建国者们的传统价值观随着被忽视许久的许诺重新开始呈现。约翰·张伯伦描述了他对亚当·斯密的重新发现：

“通过我们生活中经历的错误，通过阅读创造了美国联邦制度的关于自由的所有文献，我们必须下功夫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欣赏亚当·斯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教育类似于亚当·斯密本人的教育，在七年战争的末期与美国革命爆发之间，它持续的时间超过12年之久。要是我们在当初的大学经济学课程中被强迫阅读并消化《国富论》的话，我们肯定就不会遇到这么多麻烦了。

“尽管缺乏清晰的价值理论，亚当·斯密的书确实是一切重要经济理论的开端。由于简洁与令人信服的推理，对于经济学系的学生来说，它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出发点，就把经济学看成是更广泛的人类选择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言，它比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整整早了150年。通过一种对人类命运全神贯注的方式，亚当·斯密回到了他的研究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研究完全有可能让我们这个务实的时代信服。”（《国富论入门》, P.VI）

当这本书付印之际，美国正全力以赴，努力找回一些从建国者们的金库中丢失的珠宝。人们对亚当·斯密的兴趣变得愈来愈大。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与正在老去的一代人比，这就会给下一代人带来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

不管怎么说，一种对建国者们理念真正的回归，同样会涉及去完成某件从来就没有做过的事情，不管是在建国者们的时代，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没有做过的事情。这就是沿着建国者们的预想，但从来就未能去开启的那些路线，必须进行的一种真正的币制改革。

政府的责任从未彻底兑现

在制宪会议上，建国者们决定，他们会使美元完全独立于美国人民的任何权力或权力的组合之外。所以，他们赋予人民的代表——国会——以发行与控制货币的专属权，禁止任何人，甚至各州去干涉它。国会不仅要负责货币发行，而且还要想办法让它的购买力保持不变。换句话说，货币的“价值”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涉及国际金融时也要保持稳定、可靠。因此，他们在宪法中规定，国会将拥有“铸造货币，调整外国货币价值……”的权力。（第一条，第八款，第五条款）

所有货币应该用贵重的金属来“铸造”。纸“币”应该用金或银来“承诺支付”，其本身不是法定货币。除非按照金或银的方式，严格禁止各州允许用纸币去支付债务。（第一条，第十款）华盛顿说：

“我们应该避免……我们的货币贬值；但我在想，这一目标应该是有答案的，通过规定所有用于支付的货币都应该用金或银来铸造，尽可能地让它成为国际贸易的共同媒介。”（菲茨帕特里克：《乔治·华盛顿的著作》）

出了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建国者们的伟大观念在其中从未充分执行的领域。当宪法颁布的时候，建国者们刚从一场毁灭性的经济萧条中走出来，面临着欧洲与美国经济利益的压力，延续至今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已经得到实施。比如：

货币的发行移交给了银行家的一个私人财团，这些银行家创建了一个被称为美国银行的私有制银行。（类似的安排以美联储的名义存在至今）

托马斯·杰斐逊愤怒的抗议穿越整整两个世纪，依然能被人听到：“如果美国人民让银行来控制他们货币的发行，首先通过通货膨胀，然后通过通货紧缩，那些围绕它们得以壮大起来的银行与企业就会剥夺人民的所有财产，直到他们的孩子回过神来，在他们父辈曾经占有的大陆上无家可归。发行货币的权力应该从银行家的手里拿走，然后重新交给人民与属于他们的国会。”（奥利弗·库欣·顿尼尔：《金钱的故事》，第二版，波士顿，论坛出版公司，1946年，P84）

比例制银行

该银行被允许发行的纸币或贷款量大于它资产量的三四倍。这被称为“比例制银行”，因为该银行只拥有一部分需要用纸币或它所发放的贷款来支撑的资产。

杰斐逊再次抗议道：“银行自己在做资本（资产）生意，它四分之三的资产都是虚构的……”（福特：《托马斯·杰斐逊的著作》）

杰斐逊看到，银行通过贷出虚构的纸币（它后面并没有资产）来使经济泡沫化。这会使经济“繁荣”起来。然后，金融家诱使借款人进入一种危险状态，他们也许会需要一次“破产”，并且取消财产的赎买权，为此，银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提供。

当一个悬而未决的“破产”初见端倪时，杰斐逊哀叹道：

“这种虚构的资本……既然要消失，就会落在某人身上；它（银行）肯定会接纳那些前来拥有财产的人，并且极有可能是那些不够谨慎的人，这些人没有意识到即将来临的灾难，一直在为合同苦恼，因陷入债务而感到痛苦，他们现在必须牺牲掉数倍于债务的资产价值。我们真的一直在播种痛苦的种子，现在正在收获痛苦的果实。”（同上）

令人奇怪的是，这个“繁荣-萧条”的灾难模式一直都在重复，200多年来，一直没有找到去纠正它的理由。一个健康的货币改革计划仍然在期盼着一次听证会的召开。

一种债务的经济，而非财富的经济

那些控制美国金融的金融家建立了一种债务经济，而非财富经济。杰斐逊用下面的话来表达他的抗议：

“当时，我们在为我们国家的债务提供资金，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公共债务就是公共福利’的说法，代表公共债务的股票是流动资本的一种创造，它体现了资本对商业、制造业与农业具有一种造血功能。这个悖论很是适应那些梦中信徒的心理。”（伯格：《托马斯·杰斐逊的著作》）

杰斐逊、杰克逊、林肯全都试图让货币计划发生改变，以便国会将发行自己的货币，银行被要求根据现有的资产进行贷款，而不是仅仅使用建立在它们一部分资产基础上的虚构的货币。换句话说，它们想消除“繁荣-萧条”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想法几乎被大家接受之时，《伦敦时报》发表了一篇疯狂的社论。该社论这样说道：

“如果这种有害的金融政策，起源于战争后期（南北战争）的那个北美共和国，它就会僵化成一种死板的东西，接下来，政府就会在没有成本的情况下提供它自己的货币。它会支付它的债务，并且还清债务。它会拥有所有用于其商贸的必需的钱。它将变得富有，开创世界文明政府的历史先河。所有国家的聪明人与财富都会流向北美地区。这种政府必须被摧毁，否则，它会毁灭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君主政体。”（格特鲁德·玛格丽特·库根：《金钱的创造者》，加利福尼亚，霍桑市，欧姆尼出版公司，1974年，P217）

一个紧迫的时机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沿着这条道路走到某个地方，美国的领导人曾经有过一次机会，给5000年的飞跃增添更具爆发力的势头。它将是建立在建国者们已理解、但从未落实的那些原则基础上的一次不朽的币制改革。正如杰斐逊在他生活的时代对后人说的：

“就金融机构而论，我们做得太过火了，它们驱逐了贵重金属，代之以更加波动与不稳定的介质……这些机构从有益的改进与工作中撤走资金，滋养懒惰……（这些机构）是邪恶的，与补救相比，更容易遭到谴责。”（伯格：《托马斯·杰斐逊的著作》）

在另一个场合，杰斐逊哀叹道：

“我们完全身负重担，被捆住了手脚，并且……银行是如此稳固地骑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到它所引导的地方去。”（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