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

缸瓦寨之战，双方都投入了精锐主力，此役被日方战史称为“缸瓦寨的激斗”，而清军方面仅低调提及。日军统帅部在公报中大肆渲染缸瓦寨战斗中日军的英勇“战绩”。12月30日，明治天皇亲自下达了“赦语”予以表彰。多年来，日本参谋本部所编八卷本《日清战史》开辟出专门的章节盛赞缸瓦寨战斗，认为这是日军的奇迹。尽管这一系列的战史编印背景是原第3师团长桂太郎第一次组阁期间，多少有些迎合时政的粉饰成分，但该战确实拯救了海城的日军。

据日方统计，日军共投入步兵4个大队及1个小队，骑兵1个中队及1个半小队，炮兵5个中队，工兵1个中队及1个小队，“战斗人员总数是4537名”，实际参战3960人，山炮30门。据战后日方审问清军俘虏获悉的情报：清军大致投入宋庆部14营约7000人，铭军总兵刘盛休部10营4000人位于石桥子，连同附近的嵩武军总兵刘世俊部8营3000人、大同军总兵蒋希夷部8营等，共18000人左右。这与日军单方面获取的情报出入很大：宋庆部毅军10营，铭军总兵刘盛休部11营3哨，总计9200人、山野炮67门。实际参战的清军约为5000人，火炮5门，兵力略多于日军，但火炮在数量上居绝对劣势。事实证明，清军对自身实力的了解尚不及日军的情报所获。

双方战斗序列

清军方面：

总指挥：四川提督、帮办东征军务宋庆

缸瓦寨守军：铭字军统领刘盛休（11营3哨）

援军：毅字左军总兵宋得胜（5营）

日军方面：

分析此战双方的有利与不利条件，从天时地利看，清军居于绝对有利的地位。第一，清军在本土实行完全的村落防御，据守有利的地物迎击来敌，致使日军在阵前连连受挫；日军则在一片开阔地上发起进攻，既缺少地形之利，又无地物可供隐蔽，而且遍地积雪，极不方便大部队运动。第二，清军集中兵力实行正面防御，没有被敌包抄后路及侧翼之虑，不必分散兵力；日军只能对清军设防的正面强攻，且时刻顾虑清军攻其侧翼或进行夹击，以致兵力无法集中于一点使用。第三，遍地积雪方便了清军观察来敌的动静，日军在雪地上无遮无掩，清军可随时射击看见的目标；处于明处的日军观察隐蔽的清军则甚难。第四，时近黄昏，清军位于西，日军位于东，清军视日军极易，日军则因被夕阳照射迷眼而无法瞄准射击，甚至无法洞悉清军的行动。第五，清军以逸待劳，而日军在雪地里急行军了16公里，主力更是奔波了28公里，喘息未定即投入战斗，早已疲惫不堪。既然双方条件相距较大，日军的态势极为不利，清军完全可以打赢这一仗，为何败阵了呢？究其因由，主要有以下几个点：

其一，清军统兵将领不善于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存在浓厚的单纯防御思想，不知因势利导，转守为攻。首先，宋庆令铭军巩固缸瓦寨阵地后收复海城的初衷是好的，但未考虑到当时入侵海城的日军已陷入孤境的情况，日军兵械、粮草不济，尚未修筑防御工事，难以据城防守，加之严寒，冻伤的士兵极多，平均每天患病者达129人，战斗力减弱。如果宋庆能及时集中全力反攻，或可一举收复海城，可惜他按兵不动，坐失良机，反被日军看出破绽，趁其立足未稳之际，先发制人。日军孤注一掷地向宋庆部发起反击，颇带有几分赌博的色彩，其目的是以破釜沉舟之势，先击退一部，打破合围，争取时间加强防御工事，固守待援。再者，铭军阵地局促，分散于互不支援的缸瓦寨、马圈子、祥水泡子三个村庄，于官屯仅派出少量骑兵，而近在咫尺的下夹河却根本未曾设防。因此，日军得以顺利地占领下夹河村，并以此作为发起进攻的据点。不仅如此，大迫部队进攻受挫呈现动摇之状，蛰伏待援几乎两小时，这段时间是清军主动出击的绝好机会，且大有取胜的希望。可是，清军却没有动静，错失了这一宝贵时机。不久，日军预备队紧急投入作战，清军欲获得胜利就更困难了。最为可悲的是，清军并未及时总结、吸取此战的教训，以致同样的悲剧还将在海城周围的战斗中重复上演。

其二，清军将领谋略不足、调度无方，战术上的失误导致胜机丧失。当时就有人为缸瓦寨之败惋惜哀叹：“惜调度未得法，否则全胜。”还有人直接指出：日军“分兵先犯马圈子，宋庆不能乘机夹击，而株守缸瓦寨，坐待其击败我马圈子兵以全力攻缸瓦寨大营，于是大营不能守”。再如不设预备队、不敢实行最令敌人畏惧的侧击，未能采取包抄下夹河村的战术等，都说明了清军将领的调度无方，而调度无方正是谋略不足的具体表现。当时，日军几乎倾巢出动，海城势必空虚，如果此时身为主将的宋庆哪怕能抽调数营以奇兵实行突袭，大胆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即使不能占领海城，必可打乱敌人的部署，使其不得不回军救援。这样，不仅缸瓦寨之围可解，而且还可趁日军撤退时从后袭击，并预先大胆在半路设伏兵，全胜则无疑矣。宋庆却无此胆识，只有被动挨打的份。故时人评之曰：“宋庆武人，能战，无调度，非大将材。”这一针见血的评语还是客观公允的。

其三，从双方的力量对比看，日军除在炮兵方面占优势外，其他方面并不比清军强。1889年，日本颁布《野战教范》，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炮兵的战斗原则和部队的训练要项，书中着重写了“炮兵是战场的主要兵种，是战斗的骨干”，进一步提高了炮兵的地位。炮兵的射击方法也从原来的目视射击法改为了德意志式的夹叉射击法，使其在甲午战争中占据一定优势。而清军最大的问题是不谙步炮协同作战，炮兵阵地总是分散在“第一线步兵阵地内或其间隙”，因此火炮成为显著的目标，在战斗的初期阶段，屡次被日军炮兵破坏。清军指挥官中也有个别卓有远见的将领在战争实践中总结了教训，并提出改进意见。如早在成欢与日军开战时，有经验的聂士成就曾多次指出：“前次失利，皆由我炮未聚一处，各营顾已失机。倭炮不拘多寡，用则一处齐发。”可是以牺牲换取的宝贵建议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清军前敌将领仍旧我行我素。该战中，清军炮兵的表现固然非常出色，但终因使用不当，被日军快炮“照准丛击”，所带5门火炮被击毁4门，丧失战斗能力。

缸瓦寨战斗期间，日军骑兵第3大队行进线路简图（1894年12月19日）

其四，尽管大多数清军官兵在战斗中表现得相当勇敢顽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缺乏必要的教育和训练，不能坚持到底。其战斗意志同日军相比，也相形见绌。日军的进攻，往往是靠坚强的战斗意志而取胜的。以日军进攻马圈子为例：日军进至距村400米处时，因伤亡严重，士气沮丧，队形大乱，已经无法再进了，但在此关键时刻，日军指挥官秉着“与其这样白白延误时间而使士气沮丧，莫如一拥而上”的想法，发起了冲锋。日本在甲午战后制定的军事条令《步兵操典》规定，以步枪刺刀实行冲锋，须在距敌150米内，在400米的距离上冲锋，是绝对不允许的。显然，这就是一场战斗意志的较量，日军前线指挥官审时度势，打破陈规，随机应变提前冲锋，终以绝对的气势压倒了清军，靠必胜的信念赢得了胜利。反观清军，尽管在前期作战略有斩获，但在新一轮攻势面前尚不及交锋就全身撤退了，才取得的战果显得苍白无力，其作战意志可见一斑。

日军不仅步兵战力剽悍持久，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骑兵也无一刻松懈，一直在左翼侦察。谷冈大尉的一个中队为防止南路清军对缸瓦寨进行增援，曾长驱挺进到塔山附近警戒。缸瓦寨之战打响后，警戒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清军的整个右侧。清军尽管同样在战场外围派了骑兵，但畏敌如虎，在日军进攻马圈子时，甚至未配合当面的守军对日军毫无防备的侧翼发起突袭，竟然直接奔走。此举让危难中的日军化险为夷，从容进攻，导致战局易手，无力回天。

“白发将军”、毅军统帅宋庆（1820—1902年），字祝三，山东蓬莱人，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平定陕甘回乱、甲午战争、庚子之变等，获赐“毅勇巴图鲁”“格洪额巴图鲁”勇号，累官至湖南提督，加封太子少保

其五，清军互相之间缺乏足够的配合与支援。首先，早在19日上午11点，宋庆就传令副将蒋希夷率大同希字军8营从大石桥驻地北上驰援缸瓦寨，但该军在中途得报缸瓦寨守军已败退至田庄台，遂向西转进，与毅军、铭军会合。事实上，两地相距不过20公里，大半天行程仍未赶赴，可见其进援并不积极。随后，该部在营口尚未接敌就先行逃走，却“毫无愧耻”地捏造出血战的谣言。1895年4月4日，奉锦山海道善联向盛京将军裕禄参劾提督蒋希夷及所部营官蒋广隆等“藉端浮冒，继则闻警先逃，最后以克扣酿变”。由于蒋希夷屡犯军律，裕禄请旨将其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处腰斩极刑。再者，宋庆派毅字左军总兵宋得胜部约1000人增援缸瓦寨，仅从毅军投入四分之一的参战兵力来看，人数确实不多，即便连同缸瓦寨、马圈子的刘部铭军，才不过5000人，并不比当面日军占多大优势。尽管宋得胜身先士卒、“出力真打”，以致中弹负伤，1000名援军也拼尽全力战斗，伤亡达200人，仍无法改变大局。正如以朝鲜总理交涉通商的身份协助总理前敌营务处的袁世凯在战后第二天的电报中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昨仗本甚好，因宋得胜受伤，且兵力太单，故暂败来台（指田庄台）。”作为守军的铭军统领刘盛休在九连城和反攻金州两役的作战表现虽受淮系首脑李鸿章的严厉训斥，至今仍受史家倍加责难，但在缸瓦寨也曾奋力一战想一雪前耻。最后一小时投入战斗的日军预备队第19联队第2大队参战人员共367名，伤亡仍达117人，可见缸瓦寨的铭军始终毫不松懈，战斗到最后。苦战一天侥幸突出重围后，刘盛休得知宋庆所调援军才1000人，认为宋庆保存实力，见死不救，甚至借“脚伤复发”未随宋庆赴田庄台，而是向李鸿章请假，愤而去职。12月22日，李鸿章爽快地准假，并撤其统领职务，另委姜桂题接统铭军。至此，行伍出身的刘盛休结束了33年的戎马生涯，归隐故里，晚年与妻妾子孙其乐融融，安享天伦，并不遗余力地潜心研究历史、书法，如此22年，得以善终。宋庆为什么不全力救援刘盛休，暂不可考，可能是刘盛休没在鸭绿江防战中积极出援，导致宋庆耿耿于怀，借此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