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编者前言(2)
小说《痛苦的中国人》是汉德克在写作《缓慢的归乡》期间就酝酿而成的，那就是要“写人的故事”。小说描写的是古典语言学家洛泽的故事。故事发生的确切地点是作者生活的萨尔茨堡。这个故事被称为“凶杀故事”，却与传统的凶杀故事毫不相干。小说虽然在结构上分为三章和一个尾声，但整个叙事却打破了一切现成的规则，既没有相互关联的情节主线，也没有主人公性格发展的踪迹可循，而是一如既往地采用了断片式的叙事手段，象征性地勾画出主人公的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矛盾。
安德烈亚斯·洛泽是小说的主人公，同时也是叙述者“我”。小说断片式的叙事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外在情节表现与内心世界感知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从外在情节上看，小说第一部分写的是洛泽离家索居。他是个业余考古学者，专门研究古代门槛遗迹。对他来说，“周围的一切都处在飘忽不定的状态”。他趋向于身不由己而不守法的暴力行为，因此自愿要求离职。到了第二部分，洛泽变成了案犯：在定期去玩杜洛克牌的途中，他在僧侣山上逮住了一个喷涂万字符的人，用石头砸死了他，并将死者推入山崖里，之后依然去玩他的牌，而且与牌友们久久地谈论起“门槛”这个始终引导小说叙事的象征意象。他独自回到家里后，情不自禁地“渴望一个肉体”，渴望一种“爱的当下”。在第三部分里，洛泽丝毫也不觉得自己的凶杀行为就是“罪责”，而将其看成是“使命”。他要为这种行为找到一个证人。在与一个素不相识的美女经历了融为一体的一夜情后，这个案犯/叙述者“成为这个世界中心的主人”，并最终选择儿子作为他的故事的证人：“我的故事就叫做门槛故事。”然而，透过这个叙事表层，读者更多感受到的是洛泽内心世界摇摆在“门槛”内外的感知空间，外在瞬间自然而然地成为内心感知的映像。这里所描写的凶杀行为、性爱结合、儿子充当故事的证人等情节无不象征着洛泽内心深处经历的地狱与拯救的冲突。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喧嚣残酷的外在与空虚无助的内心相互交织，他竭力要从这种纠结的矛盾状态中解脱出来，实现自我平衡，“我的位置就是中间状态”作为贯穿整个叙述的象征，横亘在主人公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门槛”构成了叙事的核心，而这种叙事同时也成为叙事者试图克服内心矛盾的手段。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小说的题目：作为一个出现在洛泽梦境中充满神秘的陌生人，“痛苦的中国人”一再呈现为主人公竭力克服内心痛苦的隐喻。洛泽的叙事就是要对“我这个痛苦的中国人”说声“再见”。小说结尾描绘了一幅外在与内在和谐的图像：“这条中世纪的运河流淌着……宁静、狡黠、静默、庄严、徐缓且宽容。”这或许就是《痛苦的中国人》叙事的内涵所在。
《痛苦的中国人》在叙事上充满挑战，为多视角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是一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引发诸多争论的作品。
而三篇观察和游记则标志着汉德克一个新的创作时期，也体现了这位作家面对欧洲剧烈的政治动荡所表现出的无所畏惧的正义良知。1991年7月底，也就是在南斯拉夫解体后不久，汉德克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影响广泛的观察檄文，题为《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一个逝去的现实：追忆斯洛文尼亚》，一时在文坛和政坛上激起了千层浪。汉德克因此也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猛烈攻击，有人甚至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撰文呼吁把汉德克送到精神病医院去。在这篇观察中，汉德克怀着近乎挽歌式的深情描写了他与南斯拉夫的内在关系，特别是其解体在他心灵深处所留下的震撼。在作者眼里，作为第九王国的斯洛文尼亚是逝去的南斯拉夫的象征；“那里的一切事物都能让我感觉到真实的存在”，能够让他“找到家的感觉”，因为“无论是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还是南斯拉夫联盟中的斯洛文尼亚”都是作者心中独一无二的“第九王国”，是“童话般真实的东西”，是一个逝去的“历史图像”。所以，汉德克最终不无惋惜地在文中发问道：“难道那个最终好像躲过了人们称为‘历史厄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南斯拉夫，如今却要遭受这样特殊的厄运吗？”在作者笔下，现实以令人不解的存在是对历史“绝妙的戏讽”。
从此以后，汉德克更加关注发生在昔日南斯拉夫这片土地上的一切。1995年底，他决定赴塞尔维亚旅行，之后发表了引起轰动和争议的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第二年夏天，他又前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雷布雷尼察，并撰写了对他来说大有雪上加霜之势的《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在这两篇游记中，作者从切身体验和感受出发，以独特的视角，向读者描述了南斯拉夫解体后一幅与众不同的现实画面，把批判和嘲讽的矛头直接指向西方主流媒体先入为主、无视事实的报道。读者在这里可以看到，汉德克亲临其境目睹的真实存在与西方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令读者掩卷之后一再发问和深思。汉德克为什么要冒着如此风险，逆潮流而行，亲身去经历一个动乱的现实，并给予针锋相对的描述呢？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在文中所说的：南斯拉夫解体后几年的内战促使他要“去塞尔维亚看看”，要弄清和还原事实的真相，因为在他看来，西方关于塞尔维亚的媒体报道和看法铺天盖地，“非常有意思”，甚至“让人难以置信”；他也越来越“觉得这些消息只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人为的视角”，一定要深入到这个“镜子的背后去探个究竟”，游记也自然而然成为他表达心声的叙述形式。汉德克借此要发问的就是“在那里真的发生了什么？”（汉德克），要挑战的就是被主流媒体所扭曲的现实。伴随着调侃与嘲讽的文字游戏，游记夹叙夹议的字里行间中真切地流露出了作者对战争的痛恨，对正义的期盼，对遭受战乱灾难的民众的同情，以及对是非不分颠倒黑白的媒体舆论的憎恶。在经历了深入实地的“耳闻目睹”之后，作者深深地感受到那些千篇一律的媒体报道的“讲话方式是一种几乎完全由事先已经绷紧的狗链子牵制授意的”，它们所描绘的无非是些肆意歪曲的图像，因为那些“倒卖现实或者转嫁现实的食客”在有意制造一个蛊惑人心的现实。两篇游记自始至终“关注的是些绝对完整现实的东西”；作者敞开心扉，无所顾忌，旨在从人道和正义出发，让“那些无声的事物”说话，彻底“澄清”一个“没有正义的国家”的真相，“要使所有乱作一团的现实形式让人感受到某些像关联一样的东西”。作者在这里一再追问道：“谁知道，在那里，身临其境几乎始终只是（远）看的身临其境？谁知道，在那里，人们面对纯粹的网络和在线浏览只是占有知识，而没有那种实实在在的，只有通过学习，观察和再学习才可以获取的知识？”
可以说，在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问题上，汉德克的三篇观察和游记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政治宣言，展现在其中的政治思考值得读者深思，也值得读者尊敬。从这三篇作品不难看出，作者借以挑战的是西方主流媒体的虚伪，抨击的是西方人道和正义的假象，捍卫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精神”和向往（汉德克）。这三篇作品是作者用真爱实施的“叙事祈祷”，用深情变成文字的梦想之国，正如他所说的：挑战是“写作的一部分，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挑战出某些东西让人看看”；“要是我不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话，那我的人生中就缺少某些决定性的东西。”（汉德克）
我们选编出版汉德克的作品，意在能够不断地给读者带来另一番阅读的感受和愉悦，并从中有所受益。但由于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韩瑞祥
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