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勾结”美国案发经过

由上述可知，张东荪从1949年初到1950年春与美国外交官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密切的，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主动建立起来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诱发了张东荪后来的所谓“叛国”案。戴书因为没有全面占有上述美国方面的外交文件，对张东荪案的资料线索主要来自《北京公安史志》上刊发的一篇文章，因而分析说明都显得有些简单化。

这篇文章提供的史料当然是有价值的，这是因为，该文作者朱振才供职于北京市公安局，确实看到了张案的部分资料。该文提供的主要有如下四则信息。

一是说1949年初公安部门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时，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

二是说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举报，说张东荪有电台一部，正谋求和美国通报。

三是说1950年张东荪屈从于司徒雷登的压力，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派人送到香港，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四是说1950年9月又发现张东荪出卖情报的第二件线索，即张东荪为付梓出版数十万字的反动手稿给某人的一封信，信中对其反动观点大加赞赏，并对美国大加吹捧。

戴书详细讨论了朱文提供的这四则信息，认为第一条应该属于向壁虚造，是把第三条加到1949年初王的供词上去了；说第二条是误会，电台是老三张宗颖的法国老板1949年底离开北平时留下的，与张东荪完全无关；说第三条涉及中国出兵日期，张并无情报来源，财经预算等只属于“文人议政、亲朋间交流时局信息的范围”，不属于国家机密；说第四条不成立，因张这时并未写过书稿，且这种信更和情报无涉。

可以肯定，这篇文章确有颇多问题，但戴书的解释也不深入和周全。以下特尝试依据可见史料梳理一下张案最初发现之经过。

中共进城后虽然不承认美国在华外交机构的地位，但是，在中共建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坚持留在南京不随国民党政府南迁，中共中央也接受斯大林的劝告尽量不去刺激美国。为了尽可能分化美、蒋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甚至通过南京市委外事处负责人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了几次接触，以试探美国抛弃蒋介石国民党的可能性。因此，中共一度也没有对其占领下的各大城市中的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采取封闭或驱逐的措施。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一直到1950年初中苏两国签订互助条约，美国驻华外交人员都可以自由活动，张东荪等人与美国外交人员相互来往，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那些与美国一些机构存在着经济上或文化上密切联系的学校、教会中的工作人员，这段时间更是经常进出于美国领馆，办理各种相关事务。像张东荪所在的燕京大学，因为本来就是美国基督教会资助下的学校，它里面的工作人员和一些教授，就与柯乐博等领馆人员频繁往来，柯乐博等也经常应邀前往燕京大学去参加活动。即使1950年初美国政府决定撤退驻华外交机构，驻北平新闻处图书馆关闭前，还将大批书籍杂志捐给了燕京大学图书馆。

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注意到，除了张东荪以外，各种人士与美国外交人员不定期的会面与往还，在1949年以后一年多时间里是一直存在的。民主党派中人也包括在内。比如，司徒雷登在1949年2月下旬就曾专门托北上的陈铭枢带过话给中共方面；6月中旬他还在上海与准备北上的罗隆基等进行过会晤，罗隆基7月到北平后也马上会晤过柯乐博。在美国领馆撤离中国大陆之前，我们还可以在美国驻北平和天津的总领事，以及在司徒大使的电文中，看到罗隆基与美国外交官谈话，或透过他的朋友传达信息的情况。其他民盟人士或著名民主人士这段时间通过中间人与美国外交官接触的记录，也不难在美国政府保留的外交文件中看到。事实上，中共相关部门对这种情况也确实一直没有加以干涉或劝阻。

当然，由于中共1949年进城后对继续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政府在政治上事实上采取了明显戒备的态度，因此，多数过去与美国外交官经常来往的民主人士，这时也大都小心地减少了这种直接的往来。中共中央在表面上不干预这类接触的同时，也很明显地对热衷于保持与美国外交人员来往的民主人士抱以警惕和反感。除了中共中央坚信自己的革命和新政权与美国根本对立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1948年底中共进入关内之前，东北的苏联友人就提醒过中共，美国外交人员多半都在从事秘密的情报工作。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1948年11月中旬被中共沈阳军事管制机关强行封闭，弄出一个“华德事件”来，就是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提醒和建议的结果。而中共沈阳军管机构随后在苏联安全部门的指导下，迅速破获了一个受到沈阳美领馆人员暗中扶植的专门用于刺探苏联和外蒙情况的秘密情报组织，就更进一步坐实了苏联人警告的可信性。

1949年6月19日，中共中央突然公布了破获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消息。24日，毛泽东又亲自批准公开广播和发表《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30日，毛泽东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活动的意见，并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进行公开审判。结合毛泽东这一天公开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可知1949年6月下旬是中共中央对美政策明朗化的关键时期。而这一连串行动，又都发生在黄华与司徒雷登保持接触的过程中。表面上，毛泽东对司徒雷登释出善意，指示说如果司徒雷登想要来北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实际上，对照中共中央上述步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种外交接触和尝试其实丝毫也不曾减低或改变其高度怀疑美国在华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对新政权具有敌意和危险的看法。因此，这个时候，民主人士，包括张东荪，即使是他通过儿子与美国外交人员之间来往，固然不被禁止，但也注定会引起中共安全部门高度的警觉与不安。

张东荪会被列入怀疑对象，最初其实还不是他与美国驻北平总领事之间有所来往，而是因为他的儿子。

张东荪早年仅留学日本，从未在美国生活过。他虽然任职于有美国背景的燕京大学，并曾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却因不能讲英文，无法介入到燕京大学的各项事务中去。因此，他虽研究西方哲学，却几乎从来不穿西装，永远是一袭中式长袍，并以自己是纯粹的中国人而自豪。然而，张内心深处对美国及其政治文化，还是充满好感，甚至有崇敬之情的。除了他的哲学研究及其政治论述中充斥着来自美国或欧洲的思想资源外，他的几个儿子或在美国留学，或在美国机构中工作，都能反映出他对美国的情感和态度。也正因为如此，中共最早注意到的张家的可疑对象，并不是张东荪本人，而是他的儿子，首先是其小儿子张宗颖。

有关这一点，戴书依据的朱振才一文即提到过。早在中共进入北平之初，即1949年3月，民盟内部中共工作人员就得到讯息说，张宗颖有特务嫌疑。其密报称：“张的第三子张宗颖有美特嫌疑，现在开滦矿务司人事科做科长。”

不久之后，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举报，张东荪通过其三子张宗颖掌握有一部电台。

在中共刚进北平之际，城里各方势力混杂，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有人掌握有电台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特嫌加电台的举报还是引起了中共安全机构对张东荪家庭成员的关注。很快，张东荪和罗隆基与美国外交人员频繁接触的情况，就引起了中共安全部门的注意。

1949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负责国家安全的最主要领导人李克农与苏联大使进行了一次谈话，主要介绍中共对已知美国在华间谍的监控情况。他告诉苏联大使：“美国在中国的间谍，其基干部分是在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生活的中国华侨以及在外国留过学的中国人。”许多是借助各种贸易公司的掩护在开展活动，不少人过去就是附敌分子，参加过日伪政府，或在美国生活多年。从李克农的谈话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这时对于民主人士投靠美国政府的问题虽保持警惕，但怀疑的对象不多。他们的怀疑更多的还是透过对民主人士中与美国外交人员或海外机构来往及通信的情况，来做判断。因为罗隆基、张东荪与美国人接触较多，中共中央安全部门对二人的态度及动向自然会比较注意。但是，从李克农谈话中使用的语言来看，这时他们也还只是认为罗、张二人有被美国人吸收为间谍的危险而已。而比较二人的危险程度，基于当时所掌握的二人与美国外交人员往来的情报及历史上的情况，李克农甚至明确地把罗隆基排在张东荪的前面。他告诉苏联大使说：“进入联合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如罗隆基、张东荪之流也可能被美国人看作是招募间谍的补充来源。”

对张东荪及其儿子的侦监工作是由国家安全部门与地方公安多头依据各自掌握的线索分别进行的。与中央公安部门关注的侧重不同，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即侦讯处）对张东荪问题的关注，首先是从一个名叫王正伯（又名王志奇）的人身上发现疑点并展开侦监的。

进北平不久，市公安局二处就发现一个经营“建中公司”的经理王正伯形迹可疑，进而发现王与高层民主人士张东荪、张申府等来往密切。王正伯家住天津，每到北平来，通常会住在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家中。王同时也与张东荪关系密切，不仅曾与张东荪合作办过报纸，还在经济上给过张东荪、张申府以补助。鉴于深入侦查发现王有为美国前驻北平战略情报处工作过的经历，公安局二处一度以此为由，秘密拘捕过王。从王的口供中，他们得知了张东荪及其儿子的一些情况。由于案件没有侦结，公安局没有马上上报中共中央，故1949年年底李克农在对苏联大使谈话时还不大了解张东荪这方面的情况。直到1950年初，结合对张东荪三子张宗颖的取证与讯问，以及对张东荪大儿子张宗炳的外围侦察，北京市公安局二处才得出了初步的结论。

1950年春，张东荪已经属于国家领导人一级。故此案调查结果得出后，除按系统上报公安部并报至李克农外，亦经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于1950年3月31日正式上报给了毛泽东和刘少奇。

报告关于张东荪案性质的认定是：“张东荪及其两子与美帝有勾结”。已侦知线索如下：

“张与其子张宗炳介绍王正伯加入前美帝驻平战略情报处，王领得Robert I. Eschrach发给之情报工作证明。”

“北平解放之初，张与其子张宗颖以七十块美金收买报务员何振家，用电台与美方联络，曾供给美帝关于我们对美帝愿否通商的情报。”

“张与美帝领馆柯乐伯（博）关系极为密切，解放后因不便再去美帝领馆，以其子张宗炳保持与柯乐伯（博）频繁联系。”

“张宗炳是张东荪的长子，美国留学生，回国后任职于中美合作社，在西安一带，从事谍报活动。”“日降后，在美帝驻平战略情报处担任情报翻译及搜集情报等工作。”“解放后，彼经常代表乃父与柯乐伯（博）联络。”

“张宗颖是张东荪的三子，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前曾任职于美帝红十字会、美帝新闻处，并受美帝情报局在华重要份子杜乐文之领导，搜集经济性之情报。”“解放之初，张（宗颖）亲自装置电台、指挥报务员何振家与美方联络。”

从彭真报告的行文可以看出，北京市公安局这时没有将王正伯定性为美国间谍，只说明王在解放前曾经张东荪及张大儿子介绍给美国前驻北平战略情报处，美国人给过他一张工作证明。因为王这时没有继续从事情报工作的证据，公安局没有给王定罪，王只受到几天讯问后就被释放了。

从彭真报告的行文语气可以看出，北京市公安局及彭真对王正伯的交代与说法毫不怀疑，对王声称是张东荪和其大儿子介绍王加入美方战略情报处工作也深信不疑。反过来，报告怀疑张东荪及其两个儿子的问题要比王正伯严重得多，甚至认定张的两个儿子都从事过替美国搜集情报的工作。说张宗炳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即在西安一带参加了“中美合作社”，从事过“谍报活动”，日降后更进入“美帝驻平战略情报处担任情报翻译及搜集情报等工作”。说张宗颖解放前曾就职美国在华机构，从事“搜集经济性之情报”的工作，还亲自装置电台，指挥报务员与美方联络，送出过中共愿与美国通商的情报。

北京市委这时的报告显然还没有发现张东荪有间谍行为或出卖情报的嫌疑，只是肯定张通过大儿子张宗炳，与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保持着“频繁联系”。

报告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电台问题。从报告中提到的情况可以看出，公安局曾专门向张东荪和张宗颖追问过电台的情况，也找到了他们使用的报务员何振家，并且肯定地认为张宗颖曾用电台与美方联络过，至少送出过一次情报。但公安局并没有因此就认定张东荪或张宗颖解放后仍旧通过这部电台继续向美国人输送情报。不仅如此，张东荪还一口咬定，当初架设这部电台，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崔月犁在解放前提议的。

这时担任彭真秘书的崔月犁也回忆过这一情况。他说，有一次他们正在打台球，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突然问他：“老崔，张东荪有个电台，他说是你让他安的。”崔当时答复说：“你去调查好了，调查是，就是我[叫]安的；调查不是，就不是我[叫]安的。”崔月犁的回忆显示，张东荪儿子掌握有电台一事被发现后，张确实告诉调查人员说，这部电台的架设有中共地下党的背景。因此，才有罗瑞卿向崔月犁求证电台来源的情况发生。从崔晚年回忆所述大致可以看出，崔的答复是含糊其辞的。尽管他晚年解释说，他并不知道张东荪架有一部电台，但这样的解释毕竟是事情过去几十年之后的一种说法，未必准确。因为无论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从情理的角度，张东荪都没有理由，也没有可能无中生有地把架设这部电台的事情硬赖到有崔月犁这种身份的中共干部头上去。恰恰相反，考虑到抗战前后张东荪与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关系，地下党提议张利用其中立身份，架设一部电台，也是合情合理的。且结合公安局和有关各方在张东荪案发后再没有就这部电台问题进行追查和揭批，张东荪本人也再没有就这部电台问题交代坦白和解释的情况，也可以推断，这部电台架设的原因还在1949年就已经搞清楚了。当然，这肯定不是戴书中所说那样，是张宗颖的法国老板离开北平时交张保存的，张从来没有使用过。否则的话，这种事情非在后来的运动中和揭批张东荪的斗争中被揪出来穷追猛打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