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张东荪案的暴露与坐实

有关张东荪案发的史料，笔者和戴晴掌握的程度相差不多，但戴书对资料的解读和引用，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失与不足。因此，以下的分析叙述当可提供有关这段史料的另外一种解读，并弥补戴书叙述说明之不足。

从1949年11月17日李克农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内容可知，至少在一个多月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时，中共中央对张东荪还比较重视，很少怀疑。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中共中央统战部1949年初就注意到张东荪情绪消极，得知张东荪三子张宗颖有美特嫌疑，以后安全部门也注意张东荪通过儿子与美国领事馆人员有来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却依旧看重张东荪在华北民盟中的地位和与中共的历史关系，接连赋予张东荪以很高的待遇。

已知到李克农与苏联大使谈话的1949年11月，张东荪的各种重要政治和社会头衔就已经达到十几个。他最重要的政府职务，是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大会主席团成员、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这些职务使他得以享有国家领导人的专车等各种特殊待遇，同时他还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委，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政治局委员，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发起人、常委，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新中国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以及燕京大学哲学系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中共中央对张东荪看法的改变，明显地是从1949年11月李克农与苏联大使谈话以后开始的。等到1950年3月底彭真报告上报以后，张东荪已经成为侦察对象，就连他自己也感觉到中共中央领导人明显地和他在保持距离，他很少有机会再和他们见面了。张东荪没有因彭真报告在政治上很快受到冲击，仅仅是因为从报告中还看不出张东荪本人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故毛泽东和刘少奇只是要求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进一步侦察取证，以弄清张东荪与美国人的关系究竟如何，特别是要确定张两个儿子问题的性质。

非常凑巧的是，就在彭真报告报送毛、刘后不久，美国驻华外交机构就全部撤离了中国大陆。张东荪除了趁柯乐博到燕京大学来，在自己家里见了柯一面外，从此就与美国人断了来往，再也没有可能见到美国人了。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公安局要想继续查证张东荪暗通美国的问题，自然会变得极端困难，甚至不大可能了。张东荪如果就此停止联系美国的努力，以后的事情究竟会如何发展，实难预计，但至少不会闹出所谓“叛国”案来。

美国驻华外交机构撤走不过两个月时间，就意外地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政府下令出兵朝鲜，并出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一下子就把中美关系推到了危险的战争边缘。就在中美两国已经全面开始敌对的严峻形势下，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张东荪竟主动寻找向美国传递信息的渠道，力图在此关键时刻发挥个人作用，这无异于自己撞到中共公安部门的枪口上去了。

张东荪从1912年起开始研究政治，三十多年来左右开弓，四面出击，特立独行，自认为有相当能力。抗战期间的经历也让他对这一点自信满满。当时，他曾周旋于国、共、伪三方之间，谋救国之途，一度还坐过日本人的监狱，但他也因此成为各方都极为看重的人物。尤其是北平被围时只身介入两军阵前参与谈判的经历，他不仅津津乐道，而且或多或少地相信自己真的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当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更让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他在政治关键时刻发挥重要历史作用的一种回报。也因此，他非常看重自己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系，燕京民盟支部成员就反映，他常常在众人面前说“毛主席对我说怎样怎样”，表现出一种骄傲态度。

再加上他内心深处对美国政治与实力充满敬畏，对中共新政权与美国对立充满担忧，这些都促使他想要代表明智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美走向冲突的危险时刻，再做出一番调解的工作。

一年来，他与美国外交人员频繁接触的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想要使美国当局了解中国的内情，生怕因中共全面倒向苏联，美国方面会简单地把中苏视同一体，当成敌人。如今美国出兵朝鲜，并封锁台湾海峡，刺激中国政府和舆论迅速做出激烈的反美宣示，双方间这种相互刺激对抗不断升温的情况，不能不让他十分焦虑。他不仅生怕两国真的打起来，更担心一旦战争扩大，蒋介石国民党会重回大陆，那时他和民主人士将会走投无路。因为急于想要让美国人了解中国人并不想与美国对立的种种情况，张东荪几乎是饥不择食地盲目寻找沟通美国的办法，而一向为他所熟悉和信任的商人王正伯，正好成了他可以求助的对象。

张东荪后来是这样解释他这次通过王正伯沟通美国政府的过程的：

他说，1949年王正伯被捕出来后便去天津成立了一个进出口公司，转去做买卖，好久没再露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王突然从天津来看张，说自己因为做禁运品出口买卖，又与美国人发生了关系。据王说，这回美国是决心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麦克阿瑟总部已经做了计划。他听了很紧张，觉得必须要预做一些准备。在他看来，无论是哪个国家和美国开战，最后注定都会是美国的胜利。如果中国卷到这一冲突中去，只会便利蒋介石。他于是急忙托王正伯到香港后转达他的看法给美国官方，一个重要的意见就是，如果美国打赢了，一定不要让蒋介石回来。他的分析很简单，因为蒋介石要是回来，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大家都有生命危险。而他相信，留在中国大陆的民主人士还是可以起作用的。而且，共产党一旦陷入危机，也一定会转回到现实主义的路线上来，那时民主人士就能够有所作为，中国也就能够实行中间路线了。为此，他还专门拿给王一份他勾画过的政协委员名单，告诉王说，其中那些他用笔勾出来的民主人士，将来都是可以共同做事情的。

关于张东荪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相信美国肯定会打赢，中共到时候非转变政策不可的这种心理，在他的学生叶笃义当年的揭发和后来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叶笃义在1957年曾交代说：战争爆发后不久，罗隆基、张东荪、周鲸文等曾在刘王立明家开会，研究时局，“罗隆基从马歇尔辞国务卿重任国防部长这件事推测，美国有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周鲸文则推测美国有占领东北的可能，张东荪就说他要劝毛主席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叶晚年亦再度讲述过这方面的情况。他写道：朝鲜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后，即1950年8月，他有一次见到梁漱溟，梁告诉他说：“东荪先生准备面见毛主席，在外交上有所进言。”叶听说后很紧张，马上跑到张东荪那里问张是怎么回事。张回答说：“我现在还不准备去见他（指毛泽东——引者），等到[北朝鲜]打一个时期打不下去的时候，我才去说。”因为只有到那时，中共高层才听得进劝。叶说，张东荪当时所谓的“进言”，就是建议中共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叶笃义听了吃惊不小，当场劝阻，并且告诉张说：“那是绝对不能谈的。”

张东荪这段时间与王正伯见面有六七次，他总是想知道和王正伯联系的美国人到底有没有官方背景，他希望他的意见能够传达到美国的国务院官员那里去。王始终也没有告诉他意见传达给了什么人，只说保证会传达到。为了换取从事贸易的王正伯的热心，他还特意把政府财政收入预算份额情况和折算的小米斤数告诉给了王，并分析说：“在国家预算收入总数中工商税占百分之三十几，你们商业还有前途，农业税占百了分之四十几，可见国营企业还不行。”

张东荪对王也并非毫无怀疑与戒备，也并非不知道这些尚未公开的政府数据属于国家机密。就在张通过王想要传达信息给美国人的时候，有一天竟意外听说王又因欠款被法院收押了。王写信给张申府，请张申府和张东荪设法将他保出来。张东荪正是因为有上述把柄握在王手里，“担心王（指王正伯——引者）会以自己叫他转达意见而要挟，所以不能不援助他”，便马上叫儿子张宗炳出面做保人，把王保了出来。

实际上，纵使是书呆子气十足的张东荪，早在1949年时就知道，和美国人接触，尤其是向美国人传递消息，在新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此，他并非心安理得，自信“无须隐瞒”，而是一直尽量避免直接和柯乐博见面，每每通过他的大儿子张宗炳传递信息。偶尔见面，或者是和其他民盟人士一起，或者是在燕京大学的公开场合。个别情况下单独见面，也多是在城里张宗炳的家里。柯乐博有急事来找他，也都特别小心翼翼，比如借着燕京大学有活动的名义顺道而来，或把汽车停到远处，一个人悄悄进到张东荪家里。

进入到1950年，张东荪就更加慎重了。4月柯乐博撤离时，张东荪破天荒主动要求柯乐博到燕大自己家来过一次。柯乐博也是借着参加燕大校长陆志韦举办的话别会过来的。而张要当面见柯乐博的目的，除了表示惜别外，也是要柯乐博告诉海外的美国办事人员，以后再不要由香港给他寄杂志了。由此也不难看出，张东荪在这方面不是完全不知道深浅。

1950年11月初，中央政府几次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张东荪知道对美战争不可避免，再向美国传送消息即成犯罪，故11月3日晚，即在次日公布各党派宣言拥护抗美援朝前夕，他急忙把王约来，劝王赶快离开。这之后，王一家也真的搬到香港去了，将近半年时间再没有来找过张东荪。

1951年五六月间，王正伯又出乎意外地出现在张东荪面前了。他告诉张说，他这次是为了接洽钨矿出口的事情回来的。但同时他又告诉张，美国很想结束朝鲜战争，问张对此有什么看法。半年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成功地打退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完全没有出现张东荪早先认定必然会出现的那种危机局面。因此，国内反美情绪不降反升。在这种情况下，张东荪对王正伯的到来，不能不异常不安。他只是敷衍了王正伯两句，说只要条件能谈拢，战争打不到中国来就好，然后马上就劝王正伯赶快离开中国大陆。很明显，张东荪不敢再与王有往来，他非常害怕被王的美国关系背景所拖累，以至暴露了他们之间过去的谈话内容。让张东荪一度感到安心的是，王此后也的确再没有来找过张了。

可是，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张东荪就听说王正伯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而这一次不同以往，据说王是因为特务嫌疑被捕的，故一进去就再没能出来。王正伯被捕的消息着实让张东荪承受了不小的精神压力。

在此之前，即这一年6月间，政协召开全国委员会。那个时候的张东荪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动辄就发牢骚。比如说：“民盟工作现在无法展开，民主党派的领袖讲话，像严景耀（燕京大学教授——引者）讲马列主义一样，只能按字按句的说，总怕说错越出范围。”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总像不是一家人，罗瑞卿在政协会上报告镇压反革命的那些话实在应该拿到街上去讲才对。因为“大家全参加了政协，通过了共同纲领，镇压反革命是共同纲领的实施，我们讨论的应该是如何执行的方法”，而不应该弄些大道理来让各民主党派领袖表态拥护。说：梁漱溟“多轻闲呀，没有民盟的包袱，我写信给他说：‘悔未从公之后’。当年我和他一起脱离了民盟，现在省下多少麻烦！”说：“当年我拉章伯钧。……现在是革命初期，总有人想拼命往上爬，让他们爬好了……现在我要是爬在章伯钧头上，那还了得？我一切都是让，罗努生（即罗隆基）就要硬吵，何必呢？”说：“北平解放以前像我这样的人，国民党是不大愿意动我的。那时，我拼命团结左派，要是中间路线，我何必去团结他们？现在大家倒说我这，说我那，这怎能叫人不寒心？”说：“思想问题，狗屁！……民主个人主义谁没有？不过程度不同而已。Only difference in degree not in quality, not in nature。”

不仅如此，做过燕京大学代理校务主任、总务主任和音乐系主任的美国传教士范天祥这时被迫离开北京，举家回国。张东荪与范向无来往，只因听邻居传说他们收拾了数十箱行李准备带回美国去，马上就冒着风险让身边的友人悄悄在深夜去到范家，“拉下所有百页窗帘，轻声谈话”，转达他关于应该小心提防的一些劝告。

然而，到了1951年国庆节前后，即知道了王正伯被捕的消息后，张东荪再没有那么多牢骚了。张太太刘拙如压抑了几天后，终于当着张东荪助教吴允曾的面哭了起来，说：“东荪受姓王的连累了。”“姓王的是跑进出口的，不知什么时候摔到他们手里了。”张东荪也很紧张，却又不便自己出去询问情况，因此特别委托寄居在他家多年的蓝公武的弟媳，到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的蓝公武处打探消息。

张东荪自1949年以来是从来不屑于去做公开附和共产党的言论的。这一方面是他想要坚持自己原来的自由主义立场，另一方面是他坚信中共这一套肯定行不通，终究得变，自己不变，到时候才有资格站出来讲话。张的这种心态，一直到王正伯这次被捕前，都没有多少改变。戴书也谈到了这一情况，并引述了叶笃义的一段回忆。叶讲到，这一年7月1日前后，因为知道这次是“党的三十周年大庆，大家都在报上发表一些回忆庆祝的文章。解放后张东荪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这样的）文章，我劝他在这个机会写一篇。他还是不写，他说他要保持他‘沉默的自由’。我再三相劝，他才勉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四句七言打油诗来搪塞”。

但王正伯被捕后，孙东荪坚持不住了，他很清楚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后果。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其实与其他民主人士并无不同，一样拥护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他破天荒地发表了一篇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文。

文章宣称：“我早承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分析及其预测。”他过去之所以对有些事情看不惯，主要是“平素染深了唯心的想法”，并不是思想上不接受新事物，说“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改革无不是百分之百的诚心诚意赞成”的。何况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蒸蒸日上，面貌一新。“一个新文明已经在中国土地上生了根，我们知识分子要面对这个事实。”过去一直在探索的知识分子，“今天应该明白中国已经有了出路，不必再找了。共产党已经替中国找着了出路，好像治病的药方一样，中国不但已经得到了药方，并且在这个短短的二年中服了下去，已经大大见效了。今后只有再继续服这剂药，使中国由病愈而强壮。这就是大家所高呼的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人应该在他的领导下继续前进”。

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张东荪再怎么表态，也都无助于改变北京市公安局二处调查侦讯的结论了。虽然，安全部门并没有找到张被美国吸收为特务的证据，也没有找到张受美国指示搜集中国情报的事实，但是，在对美战争的背景下，张东荪把政协委员名单按照他的政治倾向分析画钩后交给王正伯，尤其将并未公布的政府预算收入来源分类比例和具体数字透露给王正伯，以提供给美国人，这些都足以被新政权认定为是向敌国美国透露国家机密了。据此，彭真再度将市公安局二处所报张东荪案的情况上报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提议应将张逮捕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