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孙佩苍是我去世七十一年的祖父，寻找他的历史痕迹始于2007年，那年我已经六十一岁。

小时对祖父的印象极模糊。每年奶奶过生日和春节，我们去她住的中关村三叔家，除饱食一顿美餐和压岁钱，最深的印象就是挂在房间里的两幅油画，一幅是一位金发碧眼悠闲自在的美貌贵妇，吸引我的是她左臂那薄如蝉翼的袖口，每把脸贴上去看，只是斑斑涂抹的白颜料，远去再看那白纱袖子又栩栩如生，于是我就凑上去再离开，反复数次体味视觉变换的神奇。

另一幅很大的油画挂在叔叔的书房，血腥恐怖，五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将一位粗壮半裸的男人压在地上，被匕首刺入的眼睛竟飞溅出鲜血。叔叔说这是参孙割头发的《圣经》故事（即后来所知道的《参孙和大莉拉》）。

奶奶房间的一角堆放着像小型集装箱似的东西，用厚厚的毯子盖上，每当我走近，她总要过来把我撵走。妈妈告诉我这是奶奶的画，不可以碰的。

奶奶生活很优裕，她在解放后不久把一批西洋美术印刷品卖给了中央美院，得了两万元（新币）。父母讲，这些印刷品，包括房间里的画，都是爷爷在国外收藏的。

 

我想知道爷爷是干什么的，父母说他是个教授，解放前就死了。

上高中后，我当了团支部书记，想了解爷爷的情况，父母说他死得很早，和我没任何关系，对我没影响，知道得越少越好。

他们讳莫如深的做法还是有效的。我在历次填写的家庭情况中从不写祖父而毫不生怯，潜台词是：“我出生前他就死了呀，连他长什么样都不晓得嘛……”

2012年去父亲生前单位办我与爷爷的亲属证明时，发现他档案的履历表没有写上爷爷。工作人员对我说：你父亲填写的所有履历表都没有你爷爷，不能办理。见我疑惑便一页页翻给我看，真的没有。失望之余我请求再看看后面，终于这位好心人找出了几份揭发材料，里面写着父亲的爸爸是“伪参政员孙佩苍”。父亲不在履历表中写上爷爷，应当是有意回避，但他想抹掉这个社会关系的企图是徒劳的，这些揭发材料令他难以逃脱干系，加之他在大学期间（抗战时期）加入了国民党，一直被定为“内部控制使用”。我却以此依据办妥了亲属证明，这“因祸得福”的结果令我啼笑皆非。

祖父肯定有“历史问题”，我想知又不敢知，这把头埋入沙中的鸵鸟式行为却也带给自己安宁。

后来还是得知爷爷曾留学法国学习美术，搜集了一些画。奶奶曾和他在国外生活了几年。家里的相册中有一张奶奶在国外一个广场的照片（现在知道是巴黎和平广场），她宽大帽檐上落着几只鸽子，但是没有爷爷的（解放后就被销毁了，“文革”时这张也烧了）。

“文革”开始后，被聂元梓的造反派列入“北大百丑图”的三叔（技术物理系教授）被抄家数次，红卫兵见到那蒙着毡布的高堆厉声喝问时，三婶紧忙说这是老太太的，你们不能动。革命小将质问奶奶什么出身，老太太平静回答“小业主”，抄家者搞不清“小业主”属于哪一类而怏怏离去。可毕竟这一大堆醒目的、屡次被造反派质疑的东西对奶奶是沉重的政治包袱，等到1969年秋三叔全家在林彪的一号令颁布后搬迁至陕西汉中时，实出无奈，只得破“财”免灾，以捐献名义送给了中央美术学院。

在美国的堂妹告诉我，1969年秋的一天，在中关村北大宿舍家里，她看见窗外驶来一辆大卡车，还是小学生的她怕得很，对母亲说：妈妈，又来抄家了。妈妈告诉她别怕，这回不是。

堂妹见到一位上年纪的长者，一进来就对奶奶说：“孙夫人，姚先生，您好。”后来三婶告诉她此人是吴作人，和奶奶在法国就认识。

由于三叔已被发配汉中，在家的婶婶任由来人将这一堆东西全部搬走，未作任何清点。除了这些画（包括几十个画框），还有祖父的笔记信札书籍等，装满一卡车。

11月下旬美院三位人士（这次没有吴作人先生）去看望搬到我家的奶奶，送交了美院的感谢信和清单，上写有八十件（套）。（见附录4）

这份清单是美院取走美术品后单方面制作的，后来三叔看到清单摇头不已，他多年整理这批美术品，不时还有美术界人士来赏析部分名画，油画国画及其作者他非常清楚，他发现不少美术品未登记在清单中。但既然都已交，不再为此担忧恐惧，也就作罢。

现在六十岁以上者还会记得1969年时期的恐惧。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发出“清理阶级队伍”的最高指示。4月1日召开的九大确定林彪为接班人。

简单列举那以后被迫害致死的党、政、军、文化等各界人士即可明了：

1969年3月17日，电影艺术家舒绣文；

1969年4月23日，电影艺术家郑君里；

1969年6月3日，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

1969年6月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

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1969年11月13日，厦门大学校长王亚男；

1969年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1969年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

1970年3月25日，大将徐海东；

……

“捐献”这些美术品，而且把与孙佩苍关联的所有物品一锅端送走，就是为了保命。

我们把美院给的清单抄件给哥哥的朋友、现居住在台湾的画家庞均看，他对此惊叹、感慨不已。

真没想到祖父竟搜集了如此丰厚的美术品，遗憾的是，我只看过奶奶家挂的那几幅。

七十年代初，父母认为当年的捐献是在形势逼迫下的违心行为，希望中央美术学院归还这些美术品，于是我和哥哥孙铁开始同美院联系。美院有关人说这些美术品都没有任何艺术价值，是“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应该彻底破掉的，你们怎可要回。见我们催得紧了便玩儿起捉迷藏。比如，一位当时的副院长（此君已故，恕不提及姓名）说今天忙，约第二天上午十点谈。我们有意提前二十分钟赶到，却见这位领导正朝大门外走，见到我们就说要去开会，我们责问为何言而无信，此先生恼羞成怒，警告我们再纠缠就动用工人民兵小分队（“文革”中一种群众专政组织）收拾我们。

妹夫楼爱军领我去前三门部长楼见江丰先生，他父亲楼世夷是江先生的老友。江丰得知我们为此事来，很不高兴，呵斥妹夫为何多管闲事。郁闷的我憋不住说了一句“我们是冲着相信共产党才来的”。这话令他一怔，随即让我进门入座。江先生耐着性子听完我的申诉，变得和蔼，表示问问美院实情。之后杳无音信。

“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依据北京市委落实“文革”被抄物资归还的政策，父亲和两位叔叔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归还这批美术品的请求。

对于“文革”期间迫于政治压力的“捐献”属于被查抄物品并无争议，可申诉后遇到方方面面的阻力，有关方面以各种理由或根本不提理由就予以拒绝，一直拖延不办。

父亲是民盟的一般成员，他给民盟的上级打了报告，希望给这批画落实政策。遇到困难要依靠组织，这曾是长期浸润在大陆政治生活中的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他的组织是民盟，他笃信这个组织会为他讲话。正所谓希望大失望也大，当他的要求被驳回并遭斥责后，第二天嘴就歪了，那是轻度中风的征兆。让父亲受到沉重打击的还不光是画的归属，因为这件事还可以由他的两个兄弟通过他们的渠道接着要，让他伤心的是他的孤独无助，他自认唯一可以帮他的民盟，就这么草草打发了他。

三叔所在的北京大学同文化部和中央美术学院交涉也无结果，不过交涉过程的若干记录，成为后来要求中央美术学院返还至今扣留的其他二十余幅名画的证据之一。

此案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和文化部引发不同意见。赞同归还方认为应落实政策，反对方（文化部）的理由是：中国近代史上艺术品大量流失国外，这批美术品实属罕见的西画东渐“逆流”，仅此一份，应属国家，理由就是“国家需要”。记得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是被我们认为比较开明的一位作家。

甭管是你的他的，只要国家需要就不能还给你。我们觉得荒谬，而文化部（包括中央美术学院）认为理所当然。

随着拨乱反正形势的发展，经数年周折，在尊敬的习仲勋先生的批示下，这批画终于在1986年得以落实政策。

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归还藏品现场，一件件美术品包括油画、国画、铜器、石膏像、瓷雕梦幻般地展现在我眼前。

我终于亲眼见到祖父的收藏，这些收藏丰富而精美，其中不乏中外著名画家如徐悲鸿、吴作人、任伯年、虚谷、亨利·卢梭、苏里科夫、迪亚兹的作品。但是，这次落实中央首长指示的归还存在许多问题。

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七十年代曾经举办过一次画展，其中一幅标有“库尔贝《女人像》孙佩昌捐赠”。我们不仅看了这次画展，而且指出“孙佩昌”其名有误，应该是“孙佩苍”，其间还发生了冲突。

归还现场我问一位陈列馆的人：“为什么没有库尔贝的画？”对方紧闭嘴唇，紧张、尴尬不已，我继续追问：“你们不是展出过吗？”那位先生紧忙离我远去。

父亲和两位叔叔对我说：“还有许多遗留问题，让我们解决，你们下一代不要参与，做好本职工作吧。”

我后来才知道，当日三叔同现场的美院负责人签署了遗留问题备忘录。

我从父辈那里也曾断断续续听到一些爷爷的事。

祖父还有一批美术藏品，在成都办藏画展时因他突然去世而不知去向。

祖父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和徐悲鸿是挚友。

孙佩苍是那个时代很有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

他是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和第二届参政员，东北大学教授。

曾担任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校长。

其死因可能不是胃病而是被暗杀。

……

因只是口述，除了见到的那些画，其余说法显得半虚半实。唯对他早逝未能谋面感到遗憾，又自我安慰：要是当年没死，依孙佩苍的“历史问题”和东北人的直脾气，怕是活不过肃反、反右和“文革”，那更是灾难。

在我对离世父母等长辈的思念里，几乎不包括祖父，因为与他时空相隔甚远，没有音容形象，没有他的一片纸，一个字。

让我立志寻找孙佩苍，并越来越激情投入的，是一本书：《蒋碧微回忆录》。